科学与公众

原创 2016-07-22 史晓雷 科学家

撰文 |史晓雷

科学与公众产生关系其实是很晚的事情，说最早也要到19世纪上半叶，或者说大科学家法拉第的时代。从那时起，科学与公众、科学家与公众才产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紧密。

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科学与公众

近代科学的标志，一般以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为标志。此后，特别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奠定了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即依靠系统的实验以及数学逻辑探究自然的方式。到了19世纪上半叶，科学家开始与公众接触。在此之前，科学与公众发生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在东西方均如此。

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

沈括写的《梦溪笔谈》

最早的科学形态，产生于两河流域，但是当时是些什么人在做科学，并不清楚，尽管有许多写在泥板书上的楔形文字留了下来。后来到了古希腊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明确的科学研究者，当然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叫“自然哲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自然的本源发生了兴趣、产生了思考，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形成了最早的较为朴素的科学知识。所谓朴素，说白了就是现在看起来很小儿科的东西，但在当时很了不起。比如古希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泰勒斯，他认为万物源于水。现在看来，这有些不着调，比如石头、空气就跟水没什么关系。不过，就整个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而言，泰勒斯的话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他首先用自然的东西去解释自然，而不再诉诸于什么神灵鬼怪。这是很大的进步。当然，古希腊出现了许多类似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家，最著名的恐怕是亚里士多德了，有人说近代科学是在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各种学说基础上确立的，这反而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在古代的影响非常大。古希腊的这些自然哲学家，大多数是自由的有钱人，就是说他们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善于思考的人；还有的创立相应的学派，有的学派其实就是一个秘密的宗教团体。如果说那时的科学与公众产生关系的话，也是很微弱、松散的，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小团体中传道、授业、解惑。到了公元5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一直持续到了文艺复兴，这段时期科学事业一直受到宗教活动的压制，完全不成气候，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也无从谈起。

近代科学的发端，得益于欧洲众多科学团体的创立，当然那时科学仍未与公众发生关系，可以说是在科学家（当时仍叫“自然哲学家”）小圈子内的分享、交流。于1603年在意大利建立的猞猁学院是最早的科学团体，这个学院的徽标上有猞猁图案，因为猞猁目光敏锐、善于洞察，学院的会员大概取其意以研究自然。伽利略就是该学院的会员。在17世纪，最著名的科学社团有1662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及1666年成立的法兰西科学院，并且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成为会员们学术交流的平台。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

再来看东方，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发展了卓越的实用技术，尽管在天文、数学领域也有拿得出手的科学成果，但总体而言属于发育早、进展缓慢、道路异常曲折的状态（比如宋元时期水平较高的数学，到了明清反而衰落）。而且我国古代在探索自然上有成就者一般依附于封建官僚体制，比如被李约瑟评价很高的沈括，晚年写就的《梦溪笔谈》，类似于现在的高级官员退休后写的回忆录。底层的知识分子则极少对自然现象产生兴趣，因为他们还要为仕途奔波，皓首穷经于古代圣贤的浩瀚典籍。康熙算是古代皇帝中科学素质较高的一位，但他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自娱自乐而已，与同时期慷慨资助成立法兰西科学院的路易十四相比，判若云泥。在我国，科学与公众真正产生关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下文再说。

科学与公众产生关系

1799年，英国皇家研究院（注意与前面提到的皇家科学院有区别）成立。这是近代科学与公众产生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皇家研究院有“研究”之名，但其创立之初的重心是普及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特别是与公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机械发明、装备设施等。该学院的成立与美国科学家汤普森有关，他在热学上有重要贡献，后来到了英国被封为伦福德伯爵，因此也叫伦福德。

法拉第演讲

成就皇家研究院的一位科学家，叫戴维。我们都知道化学元素周期表，现在知道的元素不到120种，可是戴维一人就发现了7种！真不愧是元素发现史上的巨匠，不过这还不是戴维最大的功劳，他最大的功劳是发现了法拉第。有人说法拉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这并非溢美之词。戴维发现法拉第以及后来法拉第在电磁领域，特别是对科普事业的影响，是19世纪上半叶科学与公众关系的一个缩影。

1801年，戴维开始在皇家研究院作公开演讲，他口才极好，又善于展示新的化学实验，结果场场爆满。后来戴维时常会在皇家研究院作类似演讲。1812年，当时在一家书籍装订店作店员的法拉第得到一张演讲的入场券。他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因为家境不好，13岁便出来做装订工，得知皇家研究院的演讲很精彩，但一直没机会去。这下机会来了，他不仅认真听了，还做了翔实的笔记。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法拉第连续听了戴维的多场演讲后，很希望跟戴维学习，便把装订好的笔记送给了戴维。戴维看完他的笔记，深受感动，并认为他是个好苗子，结果让他做了自己的助手。从此，法拉第迈出了自己科学事业的第一步，直到后来在电磁学领域立下了赫赫功勋。

而且法拉第继承了戴维面向公众演讲的事业，此传统便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伦敦圣诞讲座。从1827年开始到1860年，法拉第在皇家研究院做了19次（年）圣诞讲座。其中最著名的是1848年和1860年演讲的《蜡烛的化学史》。该演讲后来被整理出版，中文书名是《蜡烛的故事》，这本书是科学家向公众普及科学的杰出典范，尤其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在法拉第之后，又有知名科学家丁铎尔担当圣诞讲座的演讲人。

英国科学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一直保持了好的传统，20世纪以来的道金斯、近些年在媒体上活跃的考克斯等，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科学与公众的新型关系

二战以来，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新的转向。这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公众认识到科学与人类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是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科普，或者说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以缓解科学和公众在新时期面临的紧张关系。

二战中核武器的使用，使对日作战较早结束，整体上减少了攻占日本本土会造成的巨大伤亡。但是使用原子弹的结果，还是让民众对这种新式武器产生了恐惧，因为核武器的杀伤力太大了。尽管后来由于大国间政治力量的平衡，使得核战争暂时避免，但蘑菇云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公众的心头。20世纪60年代，以卡逊《寂寞的春天》为代表的环保运动兴起，进而使公众担心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其实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仍需要依赖科技，但是无形中，公众对科技产生了疏远。

到了1985年，哈雷彗星光临地球。美国科学促进会在这一年启动了一项意义长远的科学教育计划——“2061计划”，因为在2061年哈雷彗星将再次光临地球，该计划旨在为美国有机会能看到2061年哈雷彗星回归的少年提供坚实的科学素质。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全球以及地方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由这些科学知识塑造起来的年轻人。

比美国稍早，英国皇家学会在1982年出台了一份有关科学教育的报告。到了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公布了一份《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该报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明社会对科学与公众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该报告的核心理念是，当今社会如果公众要参与公共决策或者个人事务，必须更好、更多地理解科学。该报告涉及了许多方面，包括学校的科学教育、大众传媒、科学共同体、公共活动及工业等。到了2000年，英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政府应对“疯牛病”问题的不当，引发了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为此英国上议院发布了一份《科学与社会》的报告，及时调整了英国公众理解科学的政策。

最后回到我国，我国有与西方任何国家不同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曾发动了大规模的科普运动，尽管在形式、方法上有商榷之处，但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效果。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走了弯路，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众多的“神功大师”“特异功能”，群众性的科普工作遭到挫折。2002年，我国《科普法》颁布，科普事业也迎来了春天。同时，中国科协牵头对全国公众的科学素质展开了调查。到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达到6.2%，不过与美国等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为“十三五”期间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提供了保障措施。回想起100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提出的“德赛”二先生，100年后“赛先生”才算长出了令人欣慰的枝蔓，真可谓：道路漫漫、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