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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洪：中国当代马哲研究四大重镇和“七小虎”风格和实力对比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于1917年，最早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由李大钊领衔。但是由于革命、战争和动荡的原因，在1949年之前，中国虽然出现了瞿秋白、沈志远、李达、王亚南、艾思奇等理论素养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学院化和体制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被学院化和体制化应该开始于50年代苏联专家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依托大学哲学系，而不再是党内的某些领袖人物或者某个政治机构了。60多年来，中国的各大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在1978年之前，主要有三个中心：一个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个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个是人民大学哲学系。北大马哲学科继承了李大钊的传统，在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武大马哲学科由李达先生领衔，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独树一帜；而人大马哲学科则由艾思奇先生担纲，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和改造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在1978年之后，北大和武大哲学系研究的重心发生转移，这两大哲学系都将自己发展的重心转向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以及其他哲学二级学科上，相对于1978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队伍在缩小，地位有明显的下降，在这两所学校的哲学系里，甚至有人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学养差的人做的事情。所以，1978年之后，原有的马哲研究的三大中心有两个中心已经陨落。人民大学独特的政治背景使她不可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传播，1978年之后，马哲在人大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还得到了加强，人大马哲在全国的地位得到了凸显。当然，北大马哲和武大马哲的陨落，并不等于人大马哲学科可以在中国独步天下，因为就在北大马哲和武大马哲陨落的同时，近三十多年来，另外有三所大学的马哲学科又相继崛起，它们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都开创了各自的风格和传统，都有各自重要的代表人物，都形成了实力强大的研究队伍，都拥有自己良好的学科梯队，都在当代中国马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三个马哲学科分别是吉林大学哲学系马哲学科、复旦大学哲学系马哲学科和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哲学科，它们和人民大学马哲学科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大重镇。估计在2020年之前四大重镇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格局不会改变。
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哲学科作为老牌的马哲研究重镇，在2010年8月拥有18名教师，形成了五代同堂的局面，在每个时代出生的人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30年代生人中有陈先达、夏甄陶二位先生，40年代生人中有安启念、郭湛二位先生，50年代生人中有段忠桥、马俊峰、王南湜三位先生，60年代生人中有郝立新、张文喜、张立波三位先生，70年代出生的人中罗骞、臧峰宇和常晋芳也已崭露头角，可以说今日之人大马哲学科是人才济济。大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教科书依然是中国高校和各类重要考试的指定教材。另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苏联俄罗斯哲学、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马克思哲学的政治哲学维度、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问题和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学研究等七个方面形成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在中国当代马哲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影响。人大马哲人已经意识到教科书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仅仅停留在人大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辉煌上睡大觉将错过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但是，尽管有了新的变化、新的思路和新的领域，就目前来看这些人大马哲人的思想和观点还是比较正统的，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契合多于分歧，所以，我们有理由将他们看成是当代中国马哲研究的正统派。
吉林大学哲学系马哲学科初创于1958年，在1978年之前属于潜伏和奠基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虽然它的地位不如北大马哲学科、武大马哲学科和人大马哲学科那样显赫，但是自己的研究风格、教学风格和写作风格已具雏形，而且在全国也开始产生自己的影响。1978年之后，特别是1983年之后，以高清海、张维久、艾福成、刘福森、杨魁森以及高先生诸位高徒为主体的吉大马哲学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哲学观变革、哲学思维方式反思、类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元哲学理论研究等领域取得了极为骄人的成绩，这些成绩不仅震撼了中国的马哲界，在中国马哲界甚至整个哲学界都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而且也赢得了苏联（包括后来的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学界的重视，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和哲学观变革的先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代表。吉大马哲学科强调思辨哲学的传统、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文本与体验的相互对话和清晰透彻的表述风格，主张以清晰透彻的语言把自己有切身体验的对来自于哲学史和现实的问题的思索的进程如其所是的表达出来，而且这种思考始终表持着本体性和终极性，对吉大人来说，问题本身可能是思辨的和深刻的，但是表述一定要清晰透彻，如果人们不懂得他们在说什么，那不是因为说得不清楚，而是因为问题本身是晦涩的。吉大马哲学科不靠翻译见长，而靠执着的本体追寻、精深的思辨、强烈的前提批判意识和清晰的表达立身，是目前中国最具哲学原创性的马哲学科。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高清海哲学文存》及其续编、《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哲学通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和《拯救实践》等。吉大马哲学科自1958年初创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以刘丹岩、高清海、孙正聿和贺来（尽管贺来和孙正聿同为高先生的弟子，但是二人在年龄上差距23岁，在年龄上算为两代人也不为过）为代表的四代学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传统和风格，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还将继续产生影响。在2010年8月，吉大马哲学科拥有18名教师，形成了四世同堂的局面。30年代出生的高清海先生已经在2004年10月逝世，但是其影响还继续存在。40年代生人中的代表人物有艾福成、刘福森、杨魁森、高文新和学术带头人孙正聿五位先生，50年代生人中有孙利天、张盾和邴正三位先生，60年代生人中代表人物只有贺来一人，70年代生人中韩志伟、王福生、白刚、陈彪和王庆丰等人已在哲学界崭露头角。从总体看，代表人物的数量和人大马哲学科旗鼓相当，但是结构不如人大合理，这有可能会对吉大马哲学科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当初徐长福、邹诗鹏、马天俊、田海平、张以明诸君能够留在吉大任教，那么吉大马哲学科今日的人才规模和质量将更为壮观。从总体风格和特色来看，吉大马哲学科可以被称为改革派和本土派。
复旦大学哲学系马哲学科的正式建立始于1956年，和吉林大学马哲学科的建立几乎是同时，但是，复旦马哲学科的历史底蕴要比吉大马哲学科深得多，其正式建系时的起点也要比吉大马哲学科高得多，这一点毋庸置疑。复旦大学1905年建校以来，屡任校长都极为强调人文教育特别是哲学教育，聘请了当时中国许多一流的哲学家和哲学翻译家到复旦任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陈望道、李登辉、马相伯、严复、邵力子等人。这些名家的存在使复旦在没有建立哲学系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重镇之一（另外三家是北大、清华和武大）。1956年复旦正式建立哲学系，陈望道时任校长，对哲学系的筹建给予巨大的关注和支持，他一方面调胡曲园、陈珪如、全增嘏、王蘧常、严北溟等名家到哲学系任教，另一方面也支持周谷城、周予同、苏步青、刘大杰、蔡尚思、谈家桢、谷超豪、蒋学模等人到哲学系客窜教学。复旦哲学学子一开始就是在这一批大师的熏陶下成长的，其起点之高非同寻常。尽管1956年复旦建立哲学系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但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除了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和某些局部观点的突破之外，在80年代到来之前并没有做出什么让人影响深刻的工作，所以，复旦马哲学科在80年代之前在国内并没有取得重要的位置。80年代之后，复旦马哲学科以自身的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为依托，以上海对外开放的近代传统为背景，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深入对话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从实践诠释学的角度重构马克思哲学，将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与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度对话，重新反思费尔巴哈哲学、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做出区别，这五项工作尤其引人瞩目。当然这些工作与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些工作有很强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复旦马哲学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国内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的。其中，他们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起步比中国社科院晚一些，但是，其基本倾向却是比较开放的，较少意识形态的痕迹，对于当代中国马哲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复旦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中国是起步最早、最为系统、成就最为显赫的，从2007年起，每年一度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好评，已经成为中国学界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向的最为重要的窗口。总之，复旦马哲学科在80年代之后，虽然不像人大马哲学科那样由于教科书体系的权威地位和观念的正统得到政府的高度认同，也不像吉大马哲学科那样由于在教科书体系改革、哲学观变革和辩证法研究方面锐意进取而得到思想界的高度认同，但是，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的、客观的和深入的研究，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开拓性研究以及建立在这些研究和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基础上的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释，一方面对于破除苏联教科书的教条主义和非哲学倾向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在重塑马克思的哲学家形象和提升中国马哲界的整体哲学素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还大大开阔了中国哲学界的眼界，为中国哲学界参与国际哲学界的有效对话打下了基础。由于复旦马哲学科很强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并且与国际哲学界建立了很广泛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海派，以隐喻它的开放视野。在2010年8月，复旦马哲学科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哲史学科点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第一个学科点包括8名教授在内的11名教师，第二个学科点包括4名教授在内的6名教师，总共有12名教授，17名教师。从年龄结构来看，也同样形成了五世同堂的局面。30年代生人中余源培先生还健在，40年代生人中代表人物有俞吾金、陈学明和孙承叔，50年代生人中代表人物有吴晓明、王德峰、冯平，60年代生人中代表人物有邹诗鹏、汪行福、王金林和王凤才，70年代生人中吴猛比较突出，其总体人才规模和代表人物的数量、质量与人大马哲学科和吉大马哲学科难分伯仲。
尽管南京大学建立哲学系的时间比较早，但是由于南京在1949年之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里遭到政治的扼杀，后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南京大学哲学系遭受重创，所以，南京大学马哲学科的学术根基明显不如人大马哲学科和复旦马哲学科,甚至和吉大马哲学科相比也有一定差距，但是它的发展却是异常迅猛的。早在60年代，刘林元教授的《唯物辩证法与社会调查》一文就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70年代，胡福明教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80年代，孙伯鍨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的理论贡献开始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同。在孙伯鍨教授的带领下，南京大学马哲学科开始摆脱早期过于重实践而轻视对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过于偏重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而轻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错误倾向，逐渐形成了一种实践与文本并重、中国与西方互动的研究模式，在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科学问题和文化思潮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良性发展。在这种新的学风的影响下，随着张一兵在90年代中后期的强势崛起，南京大学马哲学科终于在90年中后期确立了自己在国内马哲界的重要地位。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张一兵先生是一位具有大将之风的学术领袖，他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注重学术梯队建设，大力挖掘和扶持有潜力的后辈学人，使所在学科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其他哲学系至少需要两代人才能够完成的人才建设目标，同时也形成了更加明确的南大马哲学科传统，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梯队，使南大马哲学科有了今日可以和以上三所学校的马哲学科媲美的资本。从表面看来，南大马哲学科与复旦马哲学科比较相似，比如它们都很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比较重视翻译外文文献，但实际上，二者的风格有本质的差别。复旦马哲学科有很浓重的形而上学的关怀，很强调理论本身的完善性，所以他们对经验的问题和当代中国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太多热情，而且他们的研究较少涉及经济层面，另外，他们对日本和韩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是很关注。但是，南大马哲学科却对形而上学保持一种拒斥态度，他们更强调理论的实践品格，所以他们强调从政治经济学中去理解马克思，强调马克思的《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文献中才能真正理解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时也往往比较强调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流派，对人文主义流派往往持批评态度。他们对那些具有经济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思潮比较感兴趣，在对中国问题发表意见时也往往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意味，力图通过这种批判来引导中国社会在实践层面走向良性发展。因为日本和韩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具有科学主义和实践性格，所以，南大马哲学科对这两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总之，南大马哲学科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格，一种对形而上学倾向的明确拒斥，对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批判意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实践派和政治左派。在目前中国学界普遍走向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大背景下，这种品格和勇气显得难能可贵。2010年8月南大马哲学科有15名教师，形成了四世同堂的局面。40年代生人中代表人物有刘林元、姚润皋、侯惠勤和姚顺良四位先生，50年代生人中代表人物是学术带头人张一兵先生，60年代生人中代表人物有胡大平、唐正东、王恒和刘怀玉四人，70年代生人中张亮和尚庆飞比较突出。相较于人大、吉大和复旦马哲学科来说，南大马哲学科就目前来看其人才规模和梯队要稍逊一筹，但是，考虑到张一兵先生目前在南京大学的行政地位和他在过去十五年间在人才建设方面的出色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南大马哲学科在人才建设方面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四所学校的马哲学科各有特色，它们代表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种最主要的风格和潮流，它们各有优劣，很难简单地在它们之间排座次。但如果一定要按照哲学思辨性和原创性的高低来对它们进行评比的话，我个人认为，吉大马哲学科应排在第一位，复旦马哲学科第二，南大马哲学科第三，人大马哲学科第四。当然，如果换一种评判标准，又将有别的顺序。另外，在当下，北大马哲学科、武大马哲学科、北师大马哲学科、中大马哲学科、南开大学马哲学科、苏州大学马哲学科和黑龙江大学马哲学科也具有较强的实力，它们应该属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二集团。
平心而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对于1978年之前有了质的飞跃，在中国诸多人文学术领域中也是进步最快、范式转换最为频繁、理论争论最为热烈和国际交流与对话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即使在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它也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外引起关注，并且随着中华学术著作外译工作的推进，一些用中文写作的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著将在未来的十年内被更多的国外学者所了解，甚至是研究。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会以不通中文为恨。我们正在创造一个理论的新时代，历史会记住这个时代。在正式进入本文的主题之前，以上的几句“闲话”算是我对那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过和正在做出贡献的前辈们所表达的敬意。当然，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许多学者还缺乏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对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缺乏应有的回应能力，还没有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还没有将马克思哲学充分地熔铸到新的中国文化的建构中，等等。这些方面的局限使得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世界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还不具有领先和经典的地位。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还需继续努力。
首先需要介绍的是北京大学马哲学科，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属于北京大学的，也不仅是因为它拥有辉煌的历史，而是因为它在当下拥有很强的学术实力，在某些具体领域甚至还处于国内的前沿地位。关于其辉煌的历史我们在这里需要简要提示一下。北大马哲学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研究的发源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李大钊、陈独秀在中国率先成立马克思研究会，最早开出唯物史观课程，最早写成较为系统的介绍马克思哲学的文章。50年代苏联专家到中国来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一起成为三个主要的阵地。80年初，黄楠森教授、施德福教授等开拓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经过不懈的努力，先后主编或参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卷本、三卷本、八卷本、新一卷本等，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使中国的马哲史研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列宁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北大马哲学科较早地出版了《<哲学笔记>注释》和《<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等专著和教材，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可以说，北大马哲学科是中国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镇。除此之外，北大马哲人在研究马哲史的过程中，一直很关注国际国内新发表、新发现的文献材料，特别是通过对国际考证版提供的诸如马克思克早年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等文献、《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晚年《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的解读，这一方面使他们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处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前沿，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马克思文本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马哲史研究在90年代中期出现了瓶颈，一度失去了方向和动力，陷入到极为沉寂的状态。在经过几年的沉寂和彷徨之后，以1999年聂锦芳教授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以及2000年5月5日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为标志，北大马哲学科开启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与国外的马克思学、MEGA2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等事件相结合，在中国马哲界的声音是与日俱增，2006年，王东教授和鲁克俭教授先后喊出了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的口号，这标志着北大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中国马哲界得到了承认。总之，北大马哲学科目前在国内马哲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文本学研究上，在这方面，它处于国内的领先地位，而且它的一些研究成果还得到了国外专家的认同和赞誉。截止到2010年9月，北大马哲学科人才规模如下：年近九旬的黄楠森教授还健在，1937年出生的赵家祥教授还时有论著发表，40年代出生的王东教授依然活跃，50年代出生的丰子义教授正值盛年，60年代出生的聂锦芳、杨学功和仰海峰声誉日隆，特别是聂锦芳先生在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扎实工作享誉海内外，尤其令人尊重。只可惜，北大马哲学科的总体人才规模的数量不够（加上已退休的黄楠森教授和赵家祥教授，总共才10人），梯队也不是很合理（除了60年代的代表人物比较多以外，其他几个年代的代表人物分别只有一人，而且70年代出生的人中没有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数量不够（总共只有7人），和那四大重镇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只好屈居第二梯队。
武汉大学马哲学科也拥有辉煌的历史，是1978年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传播的三大重镇之一。要想了解武汉大学马哲学科的特点首先必须从李达说起。李达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三位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17年受十月革命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书，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1926年 6月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第一部联系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深受革命人民的欢迎，重版达14次。1928～1930年，他发表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专著，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著作。其中《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剖析中国社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论断。1932～1937年，他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翻译了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其中《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作为大学讲义印行，1937年5月正式出版，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了全面系统而有独创性的阐述，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发表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胡适思想批判》、《唯物辩证法大纲》等大量论著，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有研究者认为，“他（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三部论著是我国三个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除了革命家兼哲学家的毛泽东之外，在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中无人能高出李达者。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见许全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泰斗》）。总之，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系统化和大众化方面作出了经典意义的贡献，开创了武汉大学马哲学科三个重要的传统：一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二是注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是注意引介和评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1978年之后，在陶德麟教授的努力培育下，这三个传统被武大马哲人继承了下来：对于第一个传统，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多地只是停留在方法论层面，甚至只是口号，并没有出现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那样的成功范例；对于第二个传统，雍涛先生和萧诗美先生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面较有建树，对于辩证逻辑的思考大大深化；对于第三个传统，何萍先生的卢森堡和第二国际研究，汪信砚先生对西方认识论和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陈立新教授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以及从存在论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读，李佃来副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这些方面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是，却呈现出各自作战的分散状况，并没有大致一致的方向和风格，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毋庸讳言，1978年之后，武大马哲学科在全国的学术影响相对于李达时期有明显的下降，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比较空泛，必须要有新的成功范例才有说服力）、卢森堡和第二国际研究两个方面居于国内领先地位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达到一流的程度。最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形成引领中国马哲研究的新方向和风格，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更是限制了它在学术界的影响。所以，武大马哲人面临着如何选择一个或两个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以及如何整合自己的研究力量的问题，否则，武大马哲学科有从第二梯队中跌落出去的危险。依托于它的辉煌历史，如果在以上两个方面狠下功夫，它完全有能力重新返回第一梯队，作为同城友好单位的同行，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后一个结果，而不是前一个结果。截止到2010年9月，武大马哲学科的人才规模如下：30年代出生的陶德麟先生还健在而且还很活跃，50年代出生的何萍教授、萧诗美教授和姜锡润教授正值盛年，60年代出生的汪信砚、陈立新和赵凯荣已经或正在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70年代出生的李佃来比较突出，总共有11位教师，教授有7位。
北师大马哲学科建立于1979年，它并不像以上两个学校的马哲学科那样拥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但是发展却很迅速。中国的高校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现过四次兴办哲学系的热潮，第一次是在1914—1926年之间，第二次是在1956—1962年之间，第三次是在1977—1981年之间，第四次是在2000年前后。北师大马哲学科属于在第三次兴办哲学系的热潮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之一。在建系前后，正逢中国理论界进行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认识论的讨论，以齐振海为代表的第一代北师大马哲人深深地介入了这两次重要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并且成立了认识论教研室，这一方面初步打开了北师大马哲学科在理论界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为北师大马哲学科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发展方向，直到今天，认识论研究仍然是北师大马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发展方向。就在认识论讨论深入开展的过程中，价值和评价问题映入了中国理论界的眼帘，大约从1985年开始，价值论的讨论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齐振海先生继续介入这场讨论。与此同时，他的两位后辈学者袁贵仁和韩震也介入了此次讨论，特别是袁贵仁先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并以这些论文为基础，在1991年出版了《价值学引论》，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价值观研究》和《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等著作，主持成立了北师大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编写了《价值与文化》丛书，这些事件不仅奠定了袁贵仁先生个人在马哲界的学术地位，而且也使北师大马哲学科成为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一个重镇。韩震先生虽然学科方向是西方哲学，但是，他广泛地介入了马哲界的学术讨论，他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在马哲界产生了深远的印象，是90年代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所以，我们也可以将韩震先生及其学生群体所做的历史哲学研究纳入到北师大马哲学科的范围来考察。如果这种做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北师大马哲学科在历史哲学方向应该在中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总之，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袁贵仁教授和韩震教授在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两个方向上的崛起，北师大马哲学科迅速地确立起它在全国马哲界的学术地位，而此时距离它建立哲学系仅仅只有15年左右的时间，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又一个超常规发展的典型案例。2000年，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耕先生加盟北师大，接着，在2004年，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曙光先生也接踵而至，北师大马哲学科的实力得到进一步跃升。杨耕教授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方面颇有建树，这刚好可以和韩震先生的研究衔接起来。张曙光教授在生存哲学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哲学反思方面均有建树，前者可以与袁贵仁先生的价值哲学和人学研究相衔接，后者可以和韩震先生的历史哲学研究相融合。所以，二位先生的加盟，不仅为北师大马哲学科增加了生存哲学、马克思哲学体系反思等新的学科生长点，而且也强化了原有的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研究，使北师大马哲学科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虽然它现在还不具有挑战四大重镇的实力，但是，在第二梯队中应该和北大马哲学科一样处于相对的优势地位。截止到2010年9月，如果我们把齐振海先生和韩震先生计算在内，北师大马哲学科总共拥有11名教师，其中教授8人。代表人物分别是：20年代出生的齐振海先生，50年代出生的袁贵仁、韩震、杨耕和张曙光四位先生，60年代出生的吴向东先生和70年代出生的沈湘平先生。
一提到中山大学马哲学科，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罗克汀先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到目前为止大致已经经历了六代人的发展：第一代人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和陈望道为代表，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已经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播种者；第二代人以瞿秋白、艾思奇、罗克汀和沈志远为代表，他们在30年代、40年代成名，在对日本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的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体系化和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第三代人以高清海、萧前、黄楠森、胡曲园、陶德麟和陈先达等人为代表，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就已成名，经过文革的洗礼后，在80年代成为中国马哲界的领军人物；第四代人是目前正在活跃、正在把握话语权的一代，以孙正聿、孙利天、俞吾金、吴晓明、张一兵、袁贵仁、段忠桥、李德顺、王南湜、张曙光、衣俊卿、王东、欧阳康、何萍、何中华（这一代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汪信砚、任平等人为代表，他们在80年代出道，90年代中期之前成名，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从第三代学者手中接过了话语权，目前他们正在扮演着中国马哲界的领军人物的角色；第五代人以徐长福、贺来、邹诗鹏、马天俊、聂锦芳、杨学功、仰海峰、刘森林、刘怀玉、胡大平、唐正东、张亮（这一代学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汪行福、王金林、张文喜、张立波、王晓升等人为代表，他们在90年代中期出道，90年代末、21世纪初成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要么独占鳌头，要么成一家之言，他们是当下极具创新意识和活力的一代；第六代人是指目前已经成为哲学教师，但是还没有成名、没有被完全承认的正在努力的一代学者，他们出生在70年代之后，1985年之前，其中有的人已经出道，如张以明、韩志伟、王福生、白刚、陈彪、谢永康、沈湘平、王国有、李佃来、林近平、吴猛、夏莹等人，但是大多数人还处在学术积淀之中，这一代人情况比较复杂，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究竟谁能够成为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可能还要等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罗克汀先生就属于第二代马哲学人中最年轻的一位。罗先生从1941年就开始发表讨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1946年出版了《自然哲学讲话》和《新哲学教程》，1948年又出版了《自然哲学概论》，而此时他不到30岁。1953年罗先生到中山大学工作，中大的马哲学科开始起步。罗先生做学问强调史论结合，这种传统影响了后来的中大马哲学科。1960年，中大复建哲学系之后，很快就被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事件所干扰，所以，在改革开放前，中大马哲学科也和其他地方的马哲学科类似，没有出什么成果。但是，罗克汀先生开创的传统却并没有完全中断，政治环境一旦好转，中大马哲人就开始了自己的理论探索。以叶汝贤教授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大马哲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唯物史观发展史、唯物史观与现时代三个方面的研究在80年代就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成为中国马哲研究的一个重要据点。叶先生为中大马哲学科营造了一个比较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的加盟，以1999年成立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为标志，在学术平台的搭建上又上了一个台阶。此后，随着王晓升教授、徐长福教授等人的加盟，中大马哲学科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况。但好景不长，叶汝贤先生2009年逝世，徐俊忠和王晓生也先后离开了中山大学，现在中大马哲学科只剩下了7名教师，实力有明显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叶先生的逝世可能会给中大马哲学科造成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中大马哲人能否从这一事件中尽快走出来，重新确立稳定的权力框架和学科方向，这将决定今后十年中大马哲学科能否继续居于国内前列。尽管如此，当下中大马哲学科由于徐长福、刘森林、旷三平、李尚德、谭群玉、黄椰婴、林育川等人的存在，还是具有相当的实力。徐长福先生是中国第五代马哲学人中最有创造力、最具有哲学家气质的一位，他完全具有开创一个学派的潜质，他的《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和《拯救实践》两书必将成为中国21世纪哲学的经典，他是一个注定了要被写进哲学史的人物，所以，他在哪里工作，那里的马哲学科就没有理由被人忽视。刘森林先生也是中国第五代马哲学人中较有优秀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发展哲学、辩证法和实践哲学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旷三平先生延续了叶汝贤先生开创的唯物史观与现时代的主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李尚德先生的苏联俄罗斯哲学研究，谭群玉和黄椰婴两位女士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史方面的研究也达到一定的水平。中大马哲学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研究者的人数过少，70后新生代只有林育川一人，这将制约它的未来发展。如何尽快补充三四位有实力的第六代学人是它目前发展的当务之急。
南开大学的哲学系虽然建立较早，但是，它的马哲学科却是从陈晏清教授1962年被分配到南开任教以后才逐渐开始的。在1977年之前，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建树。陈晏清先生的学术影响是从1979年出版《“四人帮”哲学批判》开始的。此后陈先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在90年代初期确立了自己在哲学界的地位。陈先生并不像第三代学人那样在五六十年代已经成名，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成为马哲界的领军人物，他在学界的权威地位大概是在1994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副主编时才确立起来的，这明显要晚于第三代学人。但是，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又比第四代学人略早，而且他在年龄上比第四代学人普遍要年长十岁左右，他的弟子王南湜是第四代学人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将他归为第三代学人或第四代学人均不适合，陈先生应该属于第三代学人和第四代学人之间的一位独特人物，具有非典型性特征。在陈先生的大力努力下，南开马哲学科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迅速发展，阎孟伟、王南湜、李淑梅三位先生在90年代迅速崛起，南开马哲学科在社会哲学方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另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也得到了加强。1994年，南开哲学系被原国家教委评定为全国七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从此，南开的马哲学科进入到一个新的快车道。一方面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学子到南开哲学系来求学，发掘和挽留了其中的佼佼者在哲学系任教，另一方面一些著名高校的优秀博士毕业生纷纷加盟南开哲学，南开马哲学科的人才规模在不断壮大。2006年8月，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南开大学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的展开标志着南开马哲学科的研究方向由社会哲学进展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此次会议也将国内马哲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尽管2010年年初王南湜先生的调任对南开马哲学科的伤害是较大的，但是，截止到2010年9月，南开马哲学科还是保有了9名教师的规模：1938年出生的陈晏清先生老当益壮，依然笔耕不辍；50年代出生的阎孟伟和李淑梅先生正值盛年，佳作不断；60年代出生的王新生教授已确立其学术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方面风头正健；第六代学人中，谢永康的阿多尔诺研究和夏莹的鲍德里亚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总之，目前南开马哲学科在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局部的研究点上也有一定的特色.
一提到苏州大学马哲学科，人们自然会想到任平的名字，因为正是任平使苏州大学马哲学科为马哲界所知晓，也正是由于有了任平，苏州大学才出现了一个具有较强实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所以，我们可以把1983年任平先生开始在苏州大学任教的日子看成是苏州大学马哲学科建立的起点。毫无疑问，这是国内十一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据点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正因为它的年轻，它在史料的掌握、文献的积累、哲学史的消化方面存在着不小的缺陷，它的论的冲动过于强大，以至于有时压制了史的考证。尽管如此，它在论的方面确实在20多年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正是因为这些成绩使我们明知它有缺陷还不得不肯定它的地位。任平先生到目前为止在理论的探索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3—1992年，主要从事发展哲学和现代化理论研究，同时也关注认识论问题；1992—2003年，由对广义认识论的研究进展到交往实践理论，提出了交往实践观，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2003年之后，在深化交往实践观研究的过程中，自觉地意识到解释学问题的重要性，开始研究解释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学和出场路径的问题，这一话题在2007年的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的形成。任平先生在这三个方面的成就在全国马哲界都产生了影响，以他为核心的苏州大学马哲学科也自然将这三个方面作为自己学科发展的重点。除此之外，在2003年之后，随着一批马哲新人的加盟，苏州大学马哲学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增长点，这里边特别突出的有两个：一个是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理论的个案研究，这个方面明显地受到了南京大学马哲学科的影响；另一个是对文化哲学和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这方面有黑龙江大学马哲学科的痕迹。当然，这第一个新的生长点完全可以看作是发展哲学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深化，第二个新的生长点也可以看作是交往实践理论的一种拓展。所以，这两个新的生长点的出现在苏大并没有被看作是很突兀的事情，并没有背离苏大的传统，反而是锦上添花。2007年，任平先生虽然在行政事务上离开了苏大，先后到苏州科技学院和徐州师范大学工作，但是，他的根还是在苏州大学，他对苏州大学的影响还将继续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他看成是苏大马哲人。截止到2010年9月，苏州大学马哲学科总共有12名教师，其中比较活跃的有40年代出生的王金福教授，50年代出生的任平教授、朱炳元教授和杨思基教授，60年代出生的陈忠教授，70年代出生车玉玲教授和庄友刚副教授等人，其人才规模在“七小虎”中应该是比较突出的。
黑龙江大学马哲学科创建于1958年，他的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张奎良先生。张先生和叶汝贤先生、陈晏清先生一样都属于中国马哲界第三代学人和第四代学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他们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际传承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张先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之后，就来到了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工作，到今年刚好是50周年整。张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张先生在80年代之前并没有发表代表性的论著，但是，一进入80年代，积淀多年的张先生便佳作不断。张先生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工作，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和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成绩卓著，是公认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之一。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哲学历程》、《张奎良集》、《跨世纪的哲学回响》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张先生除了自己个人的学术成就之外，还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方面成绩显著。今天黑龙江大学马哲学科的大多数中青年专家要么直接是张先生的学生，要么深深受益于张先生的扶持和教诲，都和张先生之间有深厚的感情，他在黑大哲学系的地位可想而知。张先生开创了黑大马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传统，黑大马哲学科还有另外几个传统，而这些传统和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衣俊卿教授。衣俊卿先生是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毕业的博士，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践派有很深入的了解，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很深，所以，衣先生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目光延伸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文化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样，由于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研究使衣先生走向了实践哲学研究，由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使衣先生走向了对中国特色的文化哲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构建。总之，在张先生和衣先生两代黑大马哲学科领袖的带领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六个理论方向成为黑大马哲学科的主要发展方向，其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哲学三个点在国内处于重要地位。尽管2007年衣俊卿先生在行政事务上离开了黑龙江大学，甚至在2010年年初还离开了黑龙江省，到北京出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但是，他的根还是在黑龙江大学，我们在进行学术清理的时候还是应该把他算作黑龙江大学马哲学科的一员。截止到2010年9月，黑龙江大学马哲学科有13名教师，代表人物如下：1937年出生的张奎良教授，50年代出生的衣俊卿教授、丁立群教授、何颖教授、康渝生教授和李楠明教授，60年代出生的马天俊教授和陈树林教授，70年代出生的王国有教授和隽鸿飞教授等人，其人才规模和梯队在“七小虎”中目前应该是最好的。
总之，在这“七小虎”中，黑龙江大学马哲学科、北京大学马哲学科、北师大马哲学科和苏州大学马哲学科目前是相对比较强势的，它们正在向第一梯队靠拢，实力和影响都在不断接近第一梯队；武汉大学马哲学科、中山大学马哲学科和南开大学马哲学科他们要么是因为学科发展方向不明确（或不具有发展潜力），要么是因为人才规模太小、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目前在“七小虎”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至于今后会有什么变化，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七小虎”中处于强势的四所学校在未来的十年内还会继续处于强势，我们无法预测的是处于弱势的三所学校会有什么变化。它们既可能由第二梯队的弱势地位上升到第二梯队的强势地位；又可能革新图强，迅速发展，冲进第一梯队；还可能从第二梯队跌落出去，失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要据点的资格。其中最没有确定性的就是中山大学马哲学科，因为它能不能将目前的优秀人才留住，能不能迅速补强第六代学人，这完全是未知数。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中，除了上述的“四大重镇”和“七小虎”外，还有三所学校的马哲学科也具有一定的实力，具有自己的特色，它们很有希望在未来的十年内冲进第二梯队。这三个学科分别是清华大学马哲学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哲学科和华中科技大学马哲学科。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而且仅在我的学生和朋友间传递。如有异议，请别太在意，因为对于学界的功过是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杆秤。
2010年9月29日
识于喻家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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