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时局”学术研讨会综述摘 要：<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制度模式、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较量。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国际关系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造成了重大冲击。如何正确认识疫情给世界秩序、大国博弈以及全球治理带来的改变,如何准确把握和应对后疫情时期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重大问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制度模式、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较量。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国际关系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造成了重大冲击。如何正确认识疫情给世界秩序、大国博弈以及全球治理带来的改变，如何准确把握和应对后疫情时期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2021年3月26日，由南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的“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时局”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市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众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世界地缘政治、国际经济关系、全球治理格局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只有充分认清关键变量因素，作出科学研判和积极应对，才能真正实现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历史与时代的问题始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与会专家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大冲击与国际时局大变化、大调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形势之下，要想客观冷静、科学正确地研判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性质特点和规律趋势，就要首先准确把握好我们当前所处时代的特征。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王伟光指出，我们观察今天的国际时局，既要看到疫情给国际时局带来的新变化，又要看到国际时局的本来面貌和实质，既不能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看不清大势，又不能由于看不到疫情带来的新变化而识不清变数。要善于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方法分析国际形势，从“不变”中看到“大变”，从“大变”中看到“不变”。因此，我们首先要充分认清当前仍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时代的性质、矛盾、主线以及总的趋势规律没有改变。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国际斗争、“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社升资降”的总趋势等都没有改变。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到，在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下，全球局势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调整与变迁，科技创新、全球化浪潮、中美战略关系调整等变量因素都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秩序与国际格局。特别是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起到了历史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使大变局的变量增加、变数增益，世界格局将迅速迎来新一轮的大调整、大改组、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机遇与挑战。总之，只有充分理清当今时代“不变”之中涌动着“大变”和“大变”之中又蕴含着“不变”这一辩证关系，才能真正认清今天国际时局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和变化主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民卿研究员表示，时代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科学准确把握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是分析现实、判断形势、制定政策、推进实践、创新理论的重要前提。从后疫情时期看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离不开对时代问题的研究。研究时代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现象性的描述上，而是要以唯物史观视阈下的时代观作为科学准确把握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的根本标准和基本遵循，用一种哲学的深度来把握世界变局的大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在关联，用一种全球的视野来看待历史现实性与未来贯通性的内在关联。比如，要看到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加速演进和未来趋向，善于在国情中研究时代、在时代中把握国情，通过研究历史、关注当今，进而更好地面向未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世界性事件。与会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蔓延，引发了世界政治形势、经济贸易、产业布局、供应链条等多方面变化，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世界秩序的改变与转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洪源研究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严重的健康危机，疫情的防控救治、物资的调集分配、疫苗的研制接种等众多问题的积累和连锁反应，加剧了一些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动荡，加速了西方社会的撕裂和失衡，也促使人们对以往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集中反思，如多元、分权的治理是否适宜危机的应对处理，个人的自由人权与公共卫生安全该如何平衡，“城邦国家”的城墙是否在悄然复兴，等等。疫情下不同国家表现迥异，这导致制度比较、国情比较不可避免，意识形态和国际影响力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如此种种都加剧了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转变，正如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所指出的，这场疫情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潘金娥研究员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良好表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新态势。中国抗击疫情的成效和经济恢复的水平在全世界独树一帜、显而易见，不仅迅速有效地控制住了本国疫情，还向世界提供援助。越南调动各方力量投入疫情应对，在积极管控疫情的基础上努力恢复经济，2020年成为16个新兴经济体中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老挝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感染扩散，并积极投入病例救治，治愈率达到百分之百，无死亡病例。朝鲜也充分发挥了预防为主的医学理念和家庭责任医生的特色制度，至今保持零感染。古巴的感染和死亡病例虽高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远低于南美地区其他国家。而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管控不力、疫情肆虐，人民苦不堪言、经济下滑倒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高低优劣更加明显，“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也更加明显。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形势，把握好这个机遇，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谷，走向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部主任刘志明研究员认为，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把世界带入了动荡变革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威胁，一些国家民族主义上升、民粹主义兴起。印度人民党利用疫情危机制造民族冲突、挑起反穆斯林浪潮，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政客们也给有色人种和移民贴上“病毒”标签，制定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一些极端民粹主义组织甚至利用疫情危机传播恐惧思想和阴谋论。面临防控压力和经济衰退，还有一些国家区域主义抬头、保护主义盛行，特别在医药领域尤为突出，比如限制进出口，提高关税，停止或减少货运，或在其所在地区选择短链生产和供应，既不完全封闭，也不拥抱经济全球化等。这些都给后疫情时期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从突然发生到演变为全球公共危机，可以说是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一种折射。与会专家们认为，疫情的全球流行，客观上触发了各个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再思考，各国应对疫情的举措也对国际格局、国际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等产生重大影响，极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的重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恩远研究员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演进，特别是加速了大国关系的重塑。从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到对华全面遏制打压，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从战略合作转向恶性竞争，国内外政界、理论界不少人都提出了“新冷战”的观点。旧冷战形成两极格局的特征首先是相互对立遏制，但没有发生大的武力冲突；其次是集团之间的对抗竞争；最后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依据此标准衡量“新冷战”的提法，我们认为该提法还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我们一直说中俄之间“背靠背”“结伴而不结盟”，中俄两国在此次疫情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相互提供医疗支援、共同抗击政治病毒，展现了两国高水平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美之间摩擦升级、冲突加剧、对抗明显，美国政府借助疫情向中国“甩锅”推责，甚至蛮横干涉中国内政，但也不敢挑起大国战端。可以说，中、俄、美三家仍然是对当前国际局势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国，而且中、俄、美之间各自都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采取“北联俄，西抗美，维持战略均衡”的方针。天津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靳方华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始终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非战争态势下的全球危机，中美原本有机会相互接近与合作，这也是中国的希望和意愿，然而在美国极右翼势力的推动下两国关系却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新冠肺炎疫情集中凸显了中美两个大国的冲突与对比。在疫情发生初期，美国政府没有高度重视，面对公众糊弄敷衍、面对管控犹豫不决，病毒检测效率低下，医药物资严重缺乏，各部门协调管理一团混乱，对民众提高防护意识、参与防控措施也缺乏有效的宣传引导，致使疫情迅速扩散泛滥，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双双居高不下。疫情防控不力加剧了民众不满和社会矛盾，同时也使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在这场疫情中，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皆备受冲击，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迹象。中国则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从疫情防控救治到疫苗研发生产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并在本国疫情基本控制后积极向各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分享防控诊疗经验，为世界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关键防线、争取了宝贵的应对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大国关系的重塑，也加深了大国之间的博弈与较量，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东升西降”与“中进美退”局势的提前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徐世澄研究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一年多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跟拉丁美洲的关系应该说走得更近了。自从2020年2月第一例病例在巴西出现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拉美各国迅速蔓延，拉美疫情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在短时间内不断攀升，成为仅次于欧洲的全世界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衰退加速、贫困人口锐增等问题更令拉美的困境雪上加霜。一直把拉美当作自己势力范围的美国却因国内疫情失控、种族冲突加剧、政治局势混乱等备受困扰、无暇他顾。无论是疫情救治还是经济恢复，拉美国家都已指望不上美国。这一情形促使拉美国家更愿意向中国靠拢，乐于接受中国捐赠医疗物资、供应新冠疫苗，乐于同中国开展疫情应对、经济贸易等各方面合作。这些都非常有利于中国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和巩固。后疫情时期，面对世界诸多新旧问题和挑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应走向何方？与会专家们认为，倡导文明共生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应对疫情危机的“中国之治”，都会为推动变革和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欧阳向英研究员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都是一次大考，考验着地球的生态环境力，考验着国家的危机应对力，也检验着政府的决策执行力。后疫情时期，全球性的危机与风险依然存在，各国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仍旧很多，着眼构建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就需要建立基于全球视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探索有效的国际协作方式，积极构建应对全球公共危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大国应放弃霸权主义和对抗思维，做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其次，各国应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加强友好合作，互通有无，单凭一国的力量很难解决所有问题；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各国、各阶级、各种族之间的不平等，进入后疫情时期应加强对边缘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扶助。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哲学上的升华是构建价值共同体，先做到利益上互利共赢、安全上公道正义，才能从价值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转化和升华。应当积极打造以共生观念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并以此为雏形和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运用于全球治理的实践之中。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凤义教授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遭遇的一场重大的公共安全危机，不仅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国家的安全稳定造成了威胁，也考验着各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中国的应对举措和防控管理展示出了十分优越的治理效能。比如高效统一的决策体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科学调动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建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反应机制和应急保障机制；再比如广泛而强大的动员力和执行力，调集各方力量、派遣人民军队，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举全国之力支援疫区、抗击疫情，形成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的抗疫防线。随着后疫情时期的来临，面对如何尽快提振和恢复世界经济、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联防联控机制、如何有效应对新的全球性危机等诸多问题，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所表现出的“中国之治”具有十分重大的世界意义。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纪亚光教授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人类社会从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发展到更深层次的政治和文化方面，从而面临着不同文明该如何相遇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美两国对疫情不同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世界大变局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都令人对当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感到困惑。在此形势下，中国应当作怎样的考虑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强调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进入后疫情时期，面对世界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和种种矛盾问题的此起彼伏，应该说文明共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是解决全球问题的理性选择。对于中国来讲，我们需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发展经济，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当我们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方面都处于领先状态时，就能对人类光明前景的构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注：公众号在推送本文时省略了原文中的相关注释和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张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暨当代国际形势研究”（18@ZH013）的阶段性成果；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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