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党史，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学史明理”。明什么理？我的体会，就是要明白三个道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加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坚定“四个自信”。“学史崇德”，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在100年的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总书记讲学党史要发挥这四个方面的作用。我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出发，是怎样出发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象，这些，大概可以为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四句话带来一些启发。我讲四点：一、100年前建党，它不是一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愿望，而是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选择。二、参加建党，包括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入党的那群人，他们的组成特点和精神气象。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层不成熟、不稳定，为什么不成熟、不稳定？四、毛泽东为什么脱颖而出？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这四个问题结合起来就叫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群体。一、把握大势：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一大前各地早期组织的成员，现在明确的是58位。参加一大，到底有多少代表，有12人之说，有13人之说，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表述方法是，先列出12位代表的名字，再加一句：“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这样讲，是叙述性的，很客观。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掌握了大势以后的结果。当时的大势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五四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可以从介绍过来的各种理论思潮中选择一种来救中国；二是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新的救国道路；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萧条，再加上巴黎和会无视中国对山东主权的诉求，使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非常失望，甚至反感。为什么说58个人的选择，算是把握了大势？真理从来是先由少数人掌握，在实践中比较，逐步得到大家认同的。这是个规律。实际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不只这58个人。不在58个人当中的一些人，也应该视为建党群体。比如说蔡和森，他最早提出党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蔡和森在法国的一个会议上就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年8月，他写信给毛泽东，再次表达了这个主张。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准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还曾经想过，我们党叫什么，我们既然奉行社会主义，就叫“社会共产党”吧。所以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也不在58个人的名单当中，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里面也没有他。但是他的地位跟58个人是不相上下的。再比如说，恽代英也不在58个人里面，他在1920年夏天就组建了一个“波社”，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四川当时比较闭塞，吴玉章、杨闇公（杨尚昆哥哥）不知道当时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而且还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说明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和他们的组织结构。他们直接和共产国际联系，后来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且参加了共产国际。于是，他们立刻把中国青年共产党解散，然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他是属于58个人里面的，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早期组织，受李大钊委派到苏俄，结果还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科长。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言，谈到中国国内共产党组织的建设，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他参加大会的时间是1921年6月，我们党是1921年7月23号才开会成立。他的发言已收入《张太雷文集》，讲的内容水平很高。总体上说，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主义，是个大趋势。一大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可叫建党群体，一大以后到大革命失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可叫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两拨人，可统称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什么特点？有三大特点，这三个特点注定了我们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精神气象。58个第一批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一色的知识分子，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念，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被知识分子接受，知识分子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再去发动工人和农民。而且知识分子要创立一个党，它代表谁？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作出了很大的创造性，它代表的，除了工人阶级，还有农民等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中华民族利益。1、选择信仰，是经过各种理论思潮的比较，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我们来看毛泽东选择共产党，或者他确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1921年元旦，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20多个人，毛泽东让大家讨论新民学会的走向，说我们要选择信仰，选择什么，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总结说：摆在我们面前五种选择，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的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觉得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我们可以采用。而且，他还认为，其他的方法、途径、主义，有的是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做不到。毛泽东当时还告诉大家，把新民学会的宗旨，改成“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还写信跟蔡和森谈到：我们选择共产主义不是说放着很好的路不走，偏要走这条路，而是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变计”。意思是只能走这条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建党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可以说，这代人是对马克思主义行不行、社会主义好不好、共产党能不能干成，有没有未来，是反复思考才作出选择的。多数人都有发自内心的信念，对初心使命有恒心，能坚持。有人统计，58个人当中，后来被开除或脱离党组织，叛变投敌的，就8个人。2、他们大多有文化艺术气质，而且很方便把自己的革命意志、政治信念，转化成一种文化自信，表达出来，鼓舞人。这是一般的政党很少有的特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信仰转化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或途径有很多。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都是文化大家、宣传家。陈独秀是研究文字学的，他在研究“小学”这个问题上造诣比较深。李大钊学法律出身，他的诗歌写得好，写了大量旧体诗，五四运动以后还写新体诗，留下8首新诗。其他写诗词、散文的很多，像瞿秋白他是作家、翻译家，印章刻得很好。这种文化气质对他的信念有什么影响作用？举个瞿秋白的例子，他是第一个翻译国际歌的，他牺牲的时候，敌人把他押到山坡上，他专门找到一个地方，说：“此地甚好。”还说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过去忙于革命，很少大休息，现在我可以大休息了，然后从容面对刽子手。这种信念，这种境界，这种精神气象，我觉得就是这代共产党人的文化气质带来的对政治信念的自信。那种崇高感，是在死亡面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和淡定，背后是信念的坚定。所以，毛泽东说，方志敏、瞿秋白“以身殉志，不亦伟乎”。陈毅，早期写过小说，后来写诗。在梅岭被围的时候，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今天要断头了，你怎么想？创业很难，身经百战，死了很多人，我要死了。虽然要死了，但是我要到泉台（相传是阴间和阳间的结合部）那个地方，把比我先死的部下们召集起来，在地狱里面也要造阎罗王的反，要革命。他通过诗歌把自己信念和理想传达出来。毛泽东不用说了，他一生都是诗人，越是逆境、危急的时候，他的诗情越张扬，写的诗越好。长征当中写的诗都是经典之作。周恩来，虽然写的诗不是很多，可不能小看周恩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年轻的时候是写新诗的，也有一些旧体诗，比如我们熟悉的“大江歌罢掉头东”等，五四前后他写新诗，中央文献研究室还出版了周恩来青年时期的诗选，有很长的新诗。甚至到晚年，上世纪60年代，他还跟他的侄辈说，我年龄大了，早晚有退休的一天，退下来以后我就写长篇小说，而且题目都想好了。他说巴金写过一部小说叫《家》，很有名，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叫《房》，就写他们那个周氏家族。周恩来荡漾在内心深处的文化气息，弥漫着共产党人的牢固信念和深刻的理性思维。这就可以理解早期共产党人，确实是被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所以说，到关键时候，到曲折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灰心丧气的。知识分子出身，有理论，有信仰，但终归要和实践结合，和工农结合，才能成熟，才能奋斗到底，才有未来。因此，一路前行，就会出现大浪淘沙的情况。第一种人，是主流。他们经受了考验，走到新中国，或者在征途当中倒下去了，牺牲了，这是主流。第二种，一部分脱党，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是5.8万党员，后来大革命失败以后只剩下1万多人，其中不少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其他人到哪去了？脱党了。但好多人脱党而不反党，思想理论上甚至包括信念上，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做进步的事情和工作，包括一些著名作家，理论家。比如李达、郭沫若、茅盾，他们依然在宣传先进的文化。第三部分人是走向反面的，从“红船”出发，但是半途当中跳船了，跳了以后还要拿斧头去凿共产党这艘船，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这些人。这是极少数。除个别的外，大多处于中等家境。一般来说，他们有往上走的冲动和能力，经过奋斗，都会有比较好的前途。但他们的冲动和能力，改变了方向，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谋个人的出路，而是为改变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初心使命是明确的。而且，选择了共产主义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待家庭的概念、对待财产的概念。比如说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他的毕业证都印好了，但他没有去要。至今张太雷的毕业证还放在天津大学，作为他们的镇馆之宝。那个时代北洋大学读法律的毕业生出来以后，找工作或者说未来的前途，那是不得了的，他不要了。彭湃是大家庭出身，当时有种说法，乌鸦都飞不过彭家的田产，乌鸦在天上飞，要跨越彭家的田地，中间都要休息一下，这是个比喻。但是他把田契烧了。这说明，他们不是为谋个人的出路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一般都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有高远的追求，胸怀境界不一般。比如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到同学家里作客，那位同学当着他的面，把仆人叫来说：我今天来客人了，你到街上去买几斤肉，作了仔细交待。毛泽东此后就不跟这个同学来往了，他觉得怎么能斤斤计较做这些事呢？他想的是：社会、国家、民族、人民、世界。新民学会的宗旨，开始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后来毛泽东改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由此，我们就能体会毛泽东为什么在延安时期能够写出“老三篇”，提出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种道德感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别人，为了集体能够付出自己。第二个是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纽带。什么叫同志关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瞿秋白，1920年以记者身份到苏联，写了两本书，《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在苏联时，看到这个国家物质紧张，到处饥荒，他有一块金表，就把金表捐献给了苏维埃政府。在苏俄采访的时候不能没有手表，苏维埃政府又回赠了他一个钢制作的怀表。瞿秋白就带着这个怀表工作。1931年，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从苏联回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让他到鄂豫皖当省委书记，临走的时候，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去看他，就把这块怀表送给沈泽民，理由是：你到苏区可能要指挥打仗，需要怀表。沈泽民带着怀表到了鄂豫皖，他指挥红二十五军打了几仗，其中一仗跟军事干部徐海东等人发生矛盾，意见不一致，最后按照沈泽民的意见干，结果证明沈泽民那个策划是错误的，打了败仗。后来他主动找到徐海东承认错误。临走的时候，一看徐海东手表没有了，就问：你手表呢？徐海东说不小心摔坏了。沈泽民说我身体不好，要休养一段时间，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没有手表，就把怀表送给徐海东。徐海东带着这个怀表在鄂豫皖战斗，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直到抗战。1939年，徐海东在一一五师当旅长，中央让他到苏北新四军去，任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临走的时候，他去见彭德怀，把这块怀表送给彭德怀，当做纪念。还说，这个怀表是沈泽民送给我的，沈泽民说是瞿秋白送给他的。而当时沈泽民已经病逝了。彭德怀用这个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1946年，新疆放出来一批共产党人，128人回到了延安。彭德怀听说其中有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想到这个怀表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就找到杨之华，把这个怀表完璧归赵。怀表最后是物归原主了，但最早的主人瞿秋白已经牺牲了。现在这个怀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这就是同志关系。哪怕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争论，没关系，但感情牢固。而且当时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把最珍贵的和最需要的东西给对方。这就是那代人的感情，他们对财产的概念。这可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很好的题目。（三）年轻人，充满朝气，使党充满活力，一开始就有强大的生命力。100年前建党的那批人，除了极个别属于当时的80后，基本上都是90后，主体是95后，还有00后。参加一大的，就有19岁的学生。100年前就是这些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大多也是年轻人。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个年轻的政党。年轻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几乎很难复制，因为那一代人，基本上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洗礼。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干大事的。从年龄结构来看，大革命失败前，除了陈独秀外，在中央领导工作的，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所以陈独秀当时在党内的外号叫“老头子”。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央领导层工作的，仍然是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工作，当一把手。瞿秋白那时28岁。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29岁。博古24岁时被推为党的总负责人。还有，任弼时进入中央政治局时23岁，24岁便任政治局常委。邓小平25岁到广西领导起义，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也就29岁。在根据地指挥打仗的红军的军长、师长，也大多是20多岁的人，像萧华，还不到20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开创闹得那么红火的局面，红军的发展也进入高潮，主持中央工作的人24岁，多年轻！年轻人想问题比较乐观，往前看，着眼未来，遇到大事敢干、敢承担，敢于发表意见。敢想敢干，充满活力，充满激情，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很重要的政治优势。但也存在问题，比如说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为什么对毛泽东搞的那套正确的东西看不进去，一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就受排挤。首先是思想路线不一样，毛泽东实事求是，那些人就觉得他们有理论。他们理论确实比毛泽东要多，跟共产国际接触更多，所以想在领导岗位上一试身手，觉得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能做到的，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来一拨人就把毛泽东挤一边了。前后来了三拨人，临时中央搬过来后，干脆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1945年在延安有一个回忆，很真诚地说他当一把手的心态。他说：在上海中央被破坏以后，由老的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自己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的事情，相反，我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到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大家还是让我当一把手，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说：请别的同志来当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那就是我。我们党100年，一路走来，确实很曲折，很艰辛，领导层也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今天，9100多万党员，这么大一个党，从制度到理论非常成熟，特别是形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格外珍惜，真正做到“两个维护”。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年轻人领导，带有不成熟的特点是必然的，他们有争吵，有探索。在中央领导层的选择上，不行了，就换一个人上来，变动很频繁。所以邓小平后来讲：“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没有形成有能力的党中央。”不成熟，没有能力，这是邓小平对早期中央领导层的一个评价。为什么这么说？第一，组织上不独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或认可。这就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隔了一层，而有的领导人偏偏照搬苏联革命道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说，中国革命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指的就是组织上不独立的情况。第二，理论上不成熟。当时，全党还没有形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还没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一些中国化的做法受到批判的原因。第三，能力上不适应。中央领导层不稳定。在弱小时期，敌人强大，意外事情很多，危机很多。领导层恰恰是在危机中出现。在危机中，能看到一个领导层到底有没有能力、成不成熟，这是很重要的。第四，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确实没有把名誉地位看得很重，这是那代人的胸怀。1927年7月以前，陈独秀是名副其实的党内一把手，但是陈独秀离开岗位以后，一直到1943年，严格来说，这16年的时间里面，除了六大选了一个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了，我们党没有形成经过严格组织程序任命的正式的主席或总书记。在实际工作中，担负一把手的职位的人，他们没有总书记、主席这样的名分，他们有时候用的是总负责，有的连总负责这个名义都没有，比如说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他没当过一把手，也没有搞过总负责，但很长一段时间，中央的实际工作是他一直主持在做。包括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层，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名义上的排名，并不是第一个，只是几个常委中的一个。他干了八年实际上是一把手的工作，并没有主席或总书记的名义。一直到1943年，中央才正式开会确认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所以早期领导人没有把个人的名誉地位看得很重，邓小平晚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超过了赵世炎和周恩来。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父亲陈独秀，可惜牺牲得太早。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就在他们领导下，并不在乎地位，就是干革命。我们比较一下毛泽东之前的五位一把手，会发现，他们都难以指挥打仗。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他们理论水平高，政策水平也不低，但是军事领导不擅长。革命战争年代，党要生存，需要革命家，需要政治家，需要理论家，但也需要好的军事统帅。军事统帅如果不能在中央领导层，是有问题的。毛泽东为什么被选择？首先因为他是好的军事统帅，天才军事家。遵义会议复出，因为军事上需要他。当时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后，到陕北初期，党内有同志就称呼他“毛大帅”。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问题，共产国际支持了毛泽东作为政治上的一把手。毛泽东从军事领袖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政治领袖。从军事、政治、理论，毛泽东完成了被历史选择为领袖的过程。这当中，理论上的成熟很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毛泽东在军事上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在哲学上发表《矛盾论》《实践论》等，在政治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在文化上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经济上发表《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这样一来，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代表作一写出来，全党就醒悟了，接受了思想上的洗礼。当然，人们会从心里觉得，只有毛泽东才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是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反复说的。比如吴玉章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毛泽东在这之前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简介：陈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文章来源：《世纪风采》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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