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在京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戎珊 摄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一经出场就迅速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通过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实施路径、主要特色和时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许多有意义的成果。虽然研究呈现迅速发展的良好趋势，但由于这一重大命题出场的时间较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学界更多地关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研究，且还存在研究领域单一、话语构建不足等问题。未来应突破学科研究界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强化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问题意识，推动法治治理不断发展和完善，增强对外传播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术研究取得新的发展。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理论；文献综述；研究展望2020年11月16至17日，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一经出场，便立即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展开了热烈探讨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阐释、研究和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成果。为了回顾与总结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状况，继续推动对这一理论成果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本文试图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实施路径和时代价值等方面的研究状况加以梳理评价，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目前，学界主要从“人民中心说”“法治建设说”“国家治理说”“战略布局说”“法治强国说”等维度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力量源泉，显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有不少学者主要聚焦“人民中心”，从不同角度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探讨。如有学者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角度，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的人民中心意蕴进行了解读，即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中国法治道路建设的内在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创新的发展动力，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旨趣。［1］另一方面，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也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理念的践行逻辑，因此，“以人民为中心”还表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心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意，对于全面提升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化水平具有重大指导价值。［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达到了新的高度，涌现出了法治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法治建设”的根本问题。如有学者从法治建设思想发展的角度，对习近平关于法治建设的思想流变进行了梳理，并以“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讨论为基点，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建设思维、法治建设方式和法治建设话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突出了“法治建设现代化”的全新理念，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法治建设的战略地位、全局意义和发展思路。［3］也有学者从“法治建设”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的角度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研究，指出这一科学理论是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指路明灯。［4］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指南，显现着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是21世纪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理论。［5］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为鲜明的价值理念，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法善治的必由之路。因此，有不少学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阐释。如有学者基于法哲学的研究视角，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深化法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6］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的实践指南，即通过构建全面系统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完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一体建设。［7］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总结国家治理经验基础上做出的历史性经验总结，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指引，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法治化宏伟蓝图的科学规划，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契合，即全面依法治国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8］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战略布局意蕴也是学界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不少学者从“战略布局”角度探讨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内涵。如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史，站在未来中国发展战略高度，围绕全面依法治国所提出的新思想和新战略。［9］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科学民主立法实践发展的经验总结，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切实提高立法质量的系统工程和整体谋划，具体包括：完善宪法监督体制机制；推进立法体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等。［10］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内涵的核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即法治体系、法治道路和法治改革的战略布局等。［11］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统筹国内法治发展和涉外法治建设，多次发表过建设法治强国的相关论述。围绕这一相关重要论述，学界不少学者基于“法治强国”的角度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如有学者通过分析习近平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解读，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建设法治强国的思想指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形成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具体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2］也有学者认为，建设法治强国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13］还有学者基于体系化思维的分析模式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研究，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治强国建设的思想体系和顶层设计，对贯彻实施法治方针、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加强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系统建设发挥着重要价值。［14］从“人民中心说”“法治建设说”“国家治理说”“战略布局说”到“法治强国说”，不仅深刻地展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为新时代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指导，还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其中，“人民中心说”关注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宗旨和逻辑归宿；“法治建设说”关注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发展道路和价值方向，更突显的是法治、政治和建设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说”是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连接，显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战略布局说”则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相统一的视角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解读；“法治强国说”立足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对中国法治建设走向强国之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可见，从不同视野解构出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虽然显现着不同的研究模式和诠释视野，但其理论内涵所遵循的内在逻辑都显现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科学思维。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而生成的理论创造，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法治思想，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5］，而其内核就是要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法，并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实践要求加以创新。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只有结合这一命题提出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实践逻辑和时代逻辑，才能准确把握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因此，学界有不少专家学者都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聚焦于这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任何理论生成都有其内在的理论本源和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根源和认识方法，是推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实践转化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渊源，也是满足新时代人民法治建设及其现代化的原动力和科学指南。［16］也有学者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逻辑归宿，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极致展现，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法治理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善治保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保驾护航。［17］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历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在中国法治建设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是对人类法治社会建设和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18］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法哲学思想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法治文明建设实践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绿色法治、依法治国的中国元素，有效回应了生态文明和依法治国这些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19］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社会法治文化中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文化，结合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显现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的文化博采，还是有效回应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如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华优秀文化中法治思想的辩证统一，具体体现为：“以民为本”与“司法为民”相统一；“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等。［20］还有学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表达的视角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的理论渊源进行了剖析与思考，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对儒家“德治”、法家“法治”和道家“不逆道而行，不违背民心”“遵循自然规律”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1］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也是对西方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的有益借鉴。［22］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有其自身的实践演展逻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方向，也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把钥匙，体现着以深化依法治国的实践逻辑为工作布局和规格标准，张弛有度地运筹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23］因此，有不少学者从实践逻辑的视角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如有学者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的实践逻辑进行了研究，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指导和思想保障。其中，坚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根本保障，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的实践内涵，法治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演展的逻辑前提。［24］也有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改革实践的视角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进行了分析，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和发展是基于司法权改革、司法职权配置、司法权运行、公正司法执行、司法公信力保障、司法监督落实等方面的法治改革，是加快推进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长期基本遵循与行动指南。［25］也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从实践逻辑来看，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四个方面法治实践的全面统一。［26］新时代焕发新气象、开启新征程、呼吁新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是新时代孕育发展的新成果，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证。如有学者通过分析习近平关于法治改革的决策文本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的实践逻辑进行了研判，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是基于他对中国依法治国进行了大量调研，对依法治国形势作出了一些新判断之后而生成的科学理论。［27］也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于世界和中国的大变革时代，呈现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时代逻辑，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逻辑起点，全面深化改革是逻辑动力，坚持党的领导是逻辑保证。［28］还有学者立足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指出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发展新图景，这些时代图景给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带来新动能和新增量。［29］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治理出现新课题，法治建设步入新阶段，全球竞争面临新形势四者的辩证统一。［30］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研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首要任务，只有对生成逻辑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厘清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价值。首先，学术界当前研究虽然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是缺乏认识维度、历史维度和国际视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基于国内外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历史总结，它不仅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对西方法治思想的博采众长，若可以充分全面地研究其生成逻辑，也能增强其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其次，当前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研究仍不足，特别是对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研究不足，缺乏理论创新的历史脉络性研究。因此，未来研究中要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国际视野等研究，以进一步推动这一科学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重要推动力。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路径的研究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的，显示着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的实践要求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有学者认为法治中国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公平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等中国梦的核心要素相辅相成，共同编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31］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把国家治理界定为依法治理，是对苏东剧变曲折经历的总结及当代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经验的吸纳，是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的产物。其中，满足人民期待是基础，实现国家治理方式方法的法治化和现代化创新是关键，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32］也有学者基于对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中所用的“关键”一词的分析，指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施工路线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是国家法治治理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其次则是立足人民利益来完善立法体制；再次则是全面落实依法执政；最后，则是解决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33］还有学者以习近平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为研究文本，对法治中国的科学路径进行了研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指南。［34］（二）中观层面：建立权威、高效、统一的法治体制机制有学者认为全面依法治国是建立权威、高效、统一的法治体制机制的动力保障，具体体现为：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着力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35］还有学者认为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主导作用，完善立法制度尤其是立法体制和发挥立法解释和授权决定，不仅是建立权威、高效、统一的法治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还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实践探索。［36］也有学者认为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机制体制建设的关键，是完成党和人民赋予光荣使命的致胜法宝。［37］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根本保障、主要原则、主体力量、政治前提、关键环节、鲜明品格、内在要求和内在诉求八个方面，阐述了法治建设、依宪治国、人民力量、党的领导、管党治党、改革创新、法治监督、法治文化是构建权威、高效、统一的法治体制机制。［38］首先，大学生治理法治化建设。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素养培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未来，加强大学生法治思想教育是深化新时代法治教育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建设法治中国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学者基于习近平法治治理理念的内容和当前大学法治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学治理法治化格局的着力点，即以法治明确行政和学术权力的适用范围，以行政确权模式代替学校行政弱权模式；以健全教育程序法律法规全方位提高大学法治的监管和问责能力；以法治化应对信息化、智能化等带来的新风险的能力等。［39］其次，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如有学者指出坚持健全网络法律体系与适应网络社会发展相统一、坚持深化网络法治实践与凝聚法治意识共识相统一、坚持改进网络监管模式与形成齐抓共管格局相统一、坚持拓展法治宣传路径与弘扬核心价值观念相统一等，是新时代网络法治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40］再次，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基于依法治国视域，从切实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对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新要求新使命出发，提出了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具体措施，如：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管理行为、坚持综合施策、做好法律与政策衔接等。［41］最后，网络法治建设。依法治网管网，守护网络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新形势下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基于习近平关于依法治网的重要讲话内容，提出网络法治建设需要从树立法治思维、推进网络立法、加强网络执法、鼓励网络监督、构筑国际网络新秩序等维度加以把握。［42］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法治建设需要以互联网发展规律为基，来推动互联网法治建设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进而推进网络空间的全面法治化，以维护网络安全和国家根本利益。［43］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理应内化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美好生活的顶层设计中，然后落实于具体实践。首先，在宏观层面，应加强对数字智能技术的利用，从而把握当前国内外的法治现状，以此来确定科学的实践理念和思维方式，并在国家各类法律的实施中增强审查监督机制，以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正落实。其次，在中观层面，应增强学科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研究，集合各学科专家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教育与理论，以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最后，在微观层面，不仅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大众化教育，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播给大众，还要落实到教育和宣传的各个层面，力图使个人实现思想外化于行，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系统和行动指南，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当前，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法学理论创新和政治学理论发展等维度对这一科学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研究，从政治价值、生态价值、司法体制改革、世界法治建设的中国范本价值等维度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价值进行探讨。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价值的探讨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其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理论指南，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考量、根本遵循、推进方略、动力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悉心思考和深入研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宏伟战略，是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理论系统。［44］也有学者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阐释，即法治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性；法治道路内涵的论述；党法关系的创新等。［45］有学者高度认同这一点，并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46］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具体法治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还为推进中国依法治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47］因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其二，法学理论创新价值。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不仅显现着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还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坚持并发展了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主要体现为两个明确，即明确了宪法法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宪法法律在治国、治党与规范权力运行方面的总体思路，并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与理论支撑，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48］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现了依宪执政的多角度全方位理论思考，是较为系统完整的依宪执政思想，对法学本质的要求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开拓了法学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是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伟大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49］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密切关联和有机统一，包涵着非常丰富的国际法内容，主要体现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和理念，是中国国际法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指引，也是推动现代国际法创新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50］其三，政治学理论发展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政府理论对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1］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法治政府战略的总指引，有助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有助于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稳定持久，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2］还有学者指出，法治政府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回应了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立场、建设路径、重点任务和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还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政府建设立场，具体体现为：以法治政府建设引领法治社会形成；以制度执行力检验法治政府建设成效；以智慧法治建设提升政府效能。［53］学者们在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价值的同时，还探讨了其实践价值。第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价值。首先具有国家治理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对建设法治国家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现实问题的科学回答和实践指导。有学者基于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通过对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挑战的分析，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直面国家治理挑战的战略思想，也是新时代中国法治国家自信的体现。［54］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推进“一国两制”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依法治澳”理念，是指引澳门特区解决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的实践指引。［55］除此之外，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边疆治理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推进法治新疆建设的基本遵循。［56］其次具有法治国家建设价值。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强调了宪法法律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宪法法律在治国、治党与规范权力运行方面的总体思路，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与理论支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57］最后还具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和明确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指南。［58］也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对释放社会活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重要价值，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支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后盾和实现方式，是提升党的领导科学化的保障机制。［59］第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价值。首先体现为“运动式”环境治理法治转型价值。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环境治理转型提供了法治化路径，是解决“运动式”环境治理模式弊端的有效治理思想，即解决治理主体及其责任分配、公民权利保护和公平正义、法治监督体系建设等。［60］其次体现为生态文明建设价值。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和法治保障，是新时代生态法治建设的思想源泉和行动指南。［61］最后还体现为“美丽中国”建设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新时代生态法治观，是以绿色执政引领中国“强起来”的深邃政治智慧，显现着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特性，不仅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环境的新期待，还对“美丽中国”建设起着导向作用。［62］第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体制改革价值。“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主导作用；完善立法制度尤其是立法体制；发挥立法解释和授权决定。［63］在国防和军队法治体制改革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性地提出了国防和军队法治建设一体推进、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战略构想，明确了依法治军、建设法治军队的战略目标，以加快提升国防和军队法治化水平。［64］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体制改革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法治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不仅明确了新时代中国法治体制改革的总体布局，还厘清了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的改革思路，为推动司法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65］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习近平司法制度改革思想具体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强调顶层设计；坚持依法进行、于法有据；坚持稳步推进、试点先行；坚持分清矛盾主次、牵住“牛鼻子”等。［66］第四，世界法治建设的中国范本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若干重大实践问题的全面系统回答，显现着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和世界性特征，是新时代人类治理文明的“中国智慧”结晶，对于推动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长期的理论指导。［67］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折射着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的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制度、法治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场域下所遵循的特殊性规律，为世界各国法治道路建设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法治经验和法治智慧。［68］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契合了世界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回答了人类社会治理实践的新要求，还深刻诠释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法治建设道路、制度、实践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结晶，更是推进全球人类治理文明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69］ 除此之外，习近平法治思想还有深刻的民族团结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如保障民族团结价值。有学者指出，“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不仅体现了法律本身的功能与价值，彰显了法治的特性与优势，还回应了社会转型对法治的呼唤，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民族工作领域的体现，有助于健全民族工作法律体系，有助于建立高效的民族法治实施和监督体系，有助于大力推进全民普法和守法、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等。［70］又如，法治文化生成价值。有学者从文化与实践的应然性、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实然性、文化与精神生产的统一性三个层面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法治文化创新进行了研究，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治与德治互动融合的法治文化创新，是法治实践的直观体现和现实反映，是法治与德治价值目标的同向同行、实践过程的互动互通，不仅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着法治文化的实化作用，还有助于国家治理生态建构的淳化。［71］总体来看，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对个人层面的研究更是不足。就今后研究的着力点而言，还应朝着两方面努力：一方面，聚焦国际大局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人文关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将其提升到全人类的高度，从全球气候、安全、经济、网络等视角来阐释宏伟价值，以彰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价值。另一方面，聚焦国内大局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文关怀，突出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人民的幸福追求，以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心的逻辑归宿。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都通过解读习近平关于法治的重要讲话或者相关文件来阐述其人民性，但缺乏通过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来获取人民对法治建设的评估，因此这方面研究应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未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文献梳理可知，学界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这些战果不仅是正确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还是进一步推进学界研究的理论借鉴和文献参考，必将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启迪。但与此同时，目前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还存在着研究领域单一、话语构建不足等问题，还有可供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的研究空间。（一）突破学科研究界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之后，中国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的崭新征程，因此不断深化非传统法学研究，形成不同学科视域下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有助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首先，应不断强化网络法治研究，牢牢掌握互联网法治主导权。未来推进网络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在于准确判断网络法治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分析和厘清其所依赖的网络资源，加快构建网络治理的法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优化网络治理法治化结构，完善网络治理法治实施、法治监督和法治保障体系。其次，应不断强化基层法治研究，确保基层法治有效落实。其中，农村的基层法治研究最为关键，特别是部分空心化农村地区，一些不法分子正披着合法的外衣向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进行药品、食品、宗教等输入，所以需要及时进行治理，以维护农村地区人民的生活安全。最后，应不断加强智能法治研究，预防科技风险发生。智能时代的到来，亟待法治的跟进，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漏洞进行经济、信息和文化等方面的犯罪活动，因此为了确保国家的长久安全稳定，未来还应有预见性地强化医疗、金融、教育、军事等领域的智能法治研究，防止智能技术不足带来的风险发生。（二）强化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问题意识，推动法治治理不断发展和完善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智慧结晶，不仅需要进行理论诠释和大众化，还应强化与其落地实践相关的国家法治现代化研究，以期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国家建成。首先，应加强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研究。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亟待国家法治现代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研究，以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其次，应强化国家法治现代化协同治理研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国家不仅要需要党和政府发挥主体的引领作用，还需要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积极协同。再次，应完善国家法治现代化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全面落实不仅需要宣传和教育，还需全面落实于实践层面，特别是建立完善的国家法治现代化的监督制约机制，如建立不同部门合理的考评机制、监察机制等，以预防和监督国家法治现代化战略的有效落实。最后，应强化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实证研究。针对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各领域进行实证研究，集合国家法治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国家法治治理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增强对外传播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首先，应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传播。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用法律的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因此，这就需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翻译成不同文字向全世界传播，不仅使国人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立法治意识，同时也力争为世界走向法治化贡献中国智慧。其次，应建立完善的对外传播渠道，强化法治舆情应对机制。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对外传播渠道，还需要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播公关小组，以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播的各阶段各地区的正面舆论引导，以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对外传播话语。最后，应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世界各国法治的共同发展。世界各国法治理念的生成与各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对外传播，还可以有效提升中国法治的世界话语权，为促进全世界共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1］李林.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战略［J］.法学杂志，2016(5)：1-16.［2］韩锐.习近平法治反腐思想探析［J］.理论探索，2017(6)：10-14.［3］褚国建.改革、治理与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初探［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6)：52-58.［4］石云霞.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2)：29-35.［5］刘小妹.习近平法治道路思想探析［J］.法学杂志，2016(5)：40-49.［6］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3）：5-37.［7］王然.习近平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思想论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7(3)：26-33.［8］陈洪玲.国家治理视域下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论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7(7)：26-32.［9］李林.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创新发展［J］.法学研究，2016(2)：3-22.［10］冯玉军.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习近平立法思想述论［J］.法学杂志，2016（5）：27-39.［11］杨小军，姚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内涵与特征［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6-25+2.［12］武宇红.习近平法治思维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J］.湖湘论坛，2017（5）：17-21.［13］曾明.法治政府的目标体系及建构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3-79.［14］宋美桦，张荣华.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系化发展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8(6)：180-187.［15］徐祥民.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体认读［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4)：56-65.［16］公丕祥.习近平立法思想论要［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6)：3-13.［17］李林.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保障［J］.人民论坛，2017(34)：3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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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天浩，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
文章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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