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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提出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期间发生了无数革命，包括巴黎公社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古巴革命、越南革命等；出现了社会形态的内在新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生了帝国主义；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形态，产生了苏联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等。每一次革命的背后，每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都会伴随着“两个决不会”的争论。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特别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一论述之后，马上就讲，“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段论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一、“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不是即兴式的论断，而是一个有着历史发展过程的成熟论断
有人说，关于“两个决不会”，马克思就是在1859年讲过这么一次，之前和之后都没有更多论述，因此这是一个带有即兴性质的论断。这种看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
1.“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初步确立阶段（1848年之前）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有了“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基本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可以说，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等这些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是决定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能否出现的关键因素。离开了工业状况等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形态就不会产生。要理解社会形态发展史，就要了解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在马克思1847年10月写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著中，这一理念更加清晰。他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这个阶段的“两个决不会”思想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相一致的。
2.“两个决不会”原理的成熟阶段（1848—1859年）
这个阶段“两个决不会”思想是与1848年革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特别是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稳定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把握1859年提出的“两个决不会”，一定要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光中去思考。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新的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超乎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关于这一点，1895年恩格斯回忆道：“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5—10月）所写的那篇《时评》，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的扩展能力有多强呢？
霍布斯鲍姆这位被称为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写出了史诗巨著“年代四部曲”，其中之一就是《资本的年代（1848—1875)》。他在书中描述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书中的第二篇标题就是“发展”，其中的第二章标题则是“大繁荣”。我们可以跟着霍布斯鲍姆的描述回顾那个资本大发展大繁荣的年代。对这个时代，霍布斯鲍姆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概括：第一，185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例如，英国的出口从未比1850年后的7年间增长得更快。英国棉布出口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之前的几十年。1850—1860年，大约增长一倍，出口额增长了大约13亿码，而从1820—1850年30年间也只是增长了大约11亿码，10年的增长量超过以前30年。第二，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例如股份公司的大量涌现。1825—1850年，在普鲁士出现了67家股份公司，拥有的资本总额是4500万塔勒，而1851—1857年短短6年间，就建立了115家股份公司，拥有的资本总额是1.145亿塔勒。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巴黎信用动员银行的资本利润率一度高达50%。第三，对于产业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多，欧洲几乎看不到失业。仅1851年的伦敦，建筑业便雇用超过66000人。第四，资本主义开始用工业博览会来庆祝自己的胜利，炫耀其经济成就和工业发展。1851年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在伦敦召开，有1.4万家厂商参展。1855年巴黎博览会则有2.4万家，1862年伦敦博览会上有2.9万家，1867年巴黎博览会有5万家。恩格斯说：“英国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炼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第五，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已经出现。霍布斯鲍姆说：“海因德曼（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这两方面皆不是代表人物）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这段时期，他很恰当地把1847—1857年这10年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哥伦布、达·伽马、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征服时代相比拟……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已加在旧经济世界之上，并与其融为一体。”全新的世界经济，包括新的经济规则、新的资本运作方式、世界性市场销售的产生等。第六，政治进入了冬眠时期。“在英国，宪章主义销声匿迹……琼斯是宪章主义领袖群众最坚忍不拔者，但即便是他，在1850年后也放弃了重振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企图。”无独有偶，路透社资深记者加布里埃尔在2017年出版的《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一书中也说：“实际上，资本已经在全欧洲加冕。”英国国教会宣布工业为新的信仰，英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在这个时期法国、德国的工业、农业都有很大的提升。
可以说，进入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欧洲大陆真正确立起来，封建制度被全方位地替代，新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很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关于新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提到过很多。第一，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和发展。马克思在1856年6月就指出：“动产信用公司的章程规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不能否认，把股份公司的形式运用于工业，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第二，新的制度的出现推动了诸如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力有极大提高。马克思在1856年11月7日写的《法国的经济危机》一文中指出：“总的说来，特许修建的铁路总共长达5584英里，其中已经建成和通车的只有2884英里。因此，目前正在修建或即将动工的还有2700英里。但是还不止于此。政府正在修建比利牛斯山区的几条线路，并且已经下令修建土鲁斯至贝云、阿仁至塔布、蒙德马松至特拉贝斯坦的新线路——这些线路全长超过900英里。实际上，法国正在修建的铁路甚至比它已经拥有的还要多。”在资本主义这种相对和平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马克思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3.“两个决不会”原理的继续发展阶段（1859年之后）
1859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发展了这一原理。发展这一原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使资本主义的扩张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从1859年到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除了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之外，大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出现，相对而言，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程度是比较高的。生产能力有了大幅度跃升，关键是其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种适应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治理模式开始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经济集中的规模越来越大。1880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精炼石油的90%—95%，1893年，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联合组织”控制了当地90%的煤炭产量。这些垄断企业的出现使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都有根本性的改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泰勒制的出现。1881年美国钢铁业采取这一管理制度。泰勒在《科学管理》一书中说过：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企业的利润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泰勒制科学管理的特点是从每一个工人抓起，从每一件工具、每一道工序抓起，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出最佳的工位设置、最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最适合的劳动工具。这些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
第二，资本主义出现了周期性危机，同时其克服危机的能力也在提高。恩格斯在1892年曾经指出：“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适应这种危机，并且用各种手段去缓解危机、克服危机，甚至不惜用战争去转嫁危机。这种克服危机的能力尽管是暂时的，但表明资本主义有其存在的空间。新空间的出现带来的是新的危机，因为资本主义有它的阿基里斯之踵，这就是生产必须无限扩大。恩格斯指出：“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没有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充分发展，没有资产阶级的成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恩格斯在1874—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关于因为俄国既没有城市资产阶级，也没有城市无产阶级，所以比西欧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容易得多的荒谬观点，并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恩格斯认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第二，“两个决不会”是就客观规律而言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谈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两个决不会”就有可能使社会主义变成遥不可及的幻象。1875年11月，恩格斯在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德的信中说：“如果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革命，但同时需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夺取领导权。
二、“两个决不会”具有丰富的含义
“两个决不会”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需要我们深入正确地把握。
1.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第一，一个社会形态只要其生产关系还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个社会形态的灭亡就不会立即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论断，马克思在1850年年底写成的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长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这段话有三层含义：普遍繁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很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及时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状况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180多年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力还能够以几何级数不断增长，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还能够担负下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革命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要与其生产力发展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导致其生产力只能以越来越少的算术级数增长，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将终结，无产阶级革命就会爆发。
第二，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指的是所有该社会形态国家的整体的生产力状况，不是仅仅指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或者几个国家的生产力，也不是指这个社会形态中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生产力。全部生产力包括两个方面：该社会形态的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的生产力，一个社会形态可能包括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国家和民族，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可能还会包括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邦国、领地、诸侯国、采邑地等；一个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所有生产力的状况以及发展程度都包括在内。例如奴隶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指奴隶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国家综合的生产力状况，封建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国家综合的生产力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国家综合的生产力状况。
第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有时候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更长的过程。因此，前一个社会形态的衰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就产生了奴隶制，欧洲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开始比较普遍地建立奴隶制度，这一社会形态在世界上产生、发展的历史长达5000年。封建社会形态，中国在春秋战国就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在欧洲大陆普遍确立是在中世纪，整个发展史也长达1500年左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开始建立起来了，而法国则是100年后即在1789年大革命后才摧毁了封建制度，德国是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逐步消除了封建制度“奥吉亚斯牛圈”，也就是说，封建制度的衰落是经历了近200年的历史过程的。在这200年中，封建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生产力总体上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只是到了1848年革命之后，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才开始高于封建社会形态；又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资本主义生产力数倍于封建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封建社会形态就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必须高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
2.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第一，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是以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不了封建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的确立是以奴隶制社会形态数千年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在奴隶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确立是以封建社会形态数百年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也包括以国家治理方式和文化成就为基础；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不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数百年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也包括以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文化成就为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不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一定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自身数百年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难以实现。
第二，只要是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与这种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就会产生。这里讲的“物质存在条件”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力，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GDP。物质存在条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工商业发展的状况，GDP发展的总量，市场交易规模，农业发展的情况，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管理经济事务的政府规模、大小以及作用状况，交通顺畅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物流状况，等等。物质存在条件是综合性的条件，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条件。
3.“两个决不会”是与“两个必然”、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两个决不会”原理不是孤零零存在的，而是与很多其他原理和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两个必然”、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联系尤为密切。
第一，离开了“两个必然”，就没有“两个决不会”。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从长期发展的历史趋势看，马克思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使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到处都呈现出惊人的矛盾。减少人类劳动的技术变成工人贫困的源泉，经济的进步带来社会道德的大幅度退化。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政治制度的发展使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力缩小了，而不是扩大了。
第二，理解“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内涵一定要放到社会形态的演进中来看待。马克思是在社会形态更替的意义上来谈论“两个决不会”的，而不是在国家或者民族的范畴内进行的。所以，在讲了“两个决不会”后，马克思明确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也就是说，“两个决不会”是社会形态演变上的“决不会”，不是就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而言的，决不能离开社会形态来谈论“两个决不会”。离开了社会形态，“两个决不会”就是无源之水，就只是抽象意义上的论断。我们看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几个社会形态的演进，恰恰证明了“两个决不会”的正确性。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其社会形态内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限，最终就被古代的社会形态代替了；同样，古代的社会形态在其范围内使生产力的发展到了自身的限度，最终被封建社会形态代替了；封建社会形态在其范围内使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极限，最终被资本主义代替了。有的人不讲“五形态论”，或者否认“五形态论”，根本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2012年北京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的著作，在开篇的自序中作者就说“五形态论”是斯大林构造的范式陷阱。她说：“由于传统的解释模式存在着明显弊端，有太多范式陷阱，尤其是斯大林的依次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建立以后，阶级斗争模式下的社会进化理论遮蔽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矛盾，这种规律化的归纳方式，把所有国家民族一律都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即便不符合的也要削足适履硬往上套。”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什么臆造的范式陷阱，更不是什么斯大林的臆造，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思想的巨大原创性贡献。
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遵循“两个决不会”，就必然会推导出“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的限度是在社会形态之内的。离开了五种社会形态，“两个决不会”就是空论。只有在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两个决不会”。坚持“两个决不会”原理，就一定要捍卫“五形态论”。对于“五形态论”，日本共产党前委员长、现任干部学院院长的不破哲三在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还活着》一书中用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五形态论”的正确性。他说：“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马克思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划分为原始的共同体社会、古代的奴隶制社会、中世·近世的封建社会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日本历史的认识，一般情况下大体上也按类似方式进行时代划分。在继原始共同体社会之后的古代社会，日本因为没有产生如同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奴隶制社会的条件，而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成为一个让各地共同体完全隶属于中央政权的古代国家。”“继古代社会之后，历经一系列的革命，日本典型的封建制社会应运而生。之后，众所周知，以明治维新为转机，日本踏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不破哲三先生的看法是有客观依据的。
三、“两个决不会”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两个决不会”这一基本原理是经受了150多年各种历史事件、各种历史变革检验的，其真理的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更加显现出来。
1.正确理解和把握“两个决不会”就可以理解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伯恩施坦在进入20世纪之初就认为，随着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有了极大的适应能力，经济危机已经可以防止甚至根本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趋于尖锐而是趋于缓和；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他还认为，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而阶级专政则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他的基本结论就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在100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应当归结为创造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变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所以，他对以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充满着敌意。他在1924年发表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一文中说：“第八讲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变种》，它说明布尔什维克党的学说及其从马克思武库里搬来的口号是一种非常粗暴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人们认识意志力量在历史上的界限，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学说却别有用心地无视这种界限，陷入了对暴力的无限创造力的迷信，这在实践中就成了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伯恩施坦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迷信化了，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也就必然导致其结论谬误。
十月革命发生后不久，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就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否定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其存在的依据。而其理由就是片面理解“两个决不会”，把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看作进行社会革命最重要的基础。考茨基强调：只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也即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会成为可能。他还说：“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还不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就必须继续存在，否则，生产过程将告中断，从而引起普遍的贫困，这种贫困是现代无产者所十分害怕的，因为它会成为普遍失业。”这就把“两个决不会”原理绝对化了，在考茨基看来，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完全瓜熟蒂落的结果，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等待资本主义完全成熟，自己自动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是在议会中争取席位，不用组织起来夺取政权。考茨基把“两个决不会”原理绝对化后，就提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里不可能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权。他说：“在一个在经济上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会具有这种成熟性。”不仅如此，考茨基还把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比喻为“早产儿”，认为这个“早产儿”是活不长久的。他一再说，布尔什维克所宣扬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的试验而已。“他们认为，这是使社会主义诞生的最无痛苦的方法，是使社会主义‘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最无痛苦的方法。如果还想继续用比喻来说明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普列汉诺夫也持类似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转向了孟什维克主义，成为孟什维克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对十月革命一直持反对态度。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就认定俄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指责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活不成的”。无论是考茨基，还是普列汉诺夫，其说法都是没有道理的，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是“顺产”，是“足月的自然分娩”。
十月革命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原理。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一方面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及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已经为俄国十月革命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社会矛盾出现尖锐化，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抓住各种矛盾，带领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十月革命是顺应人民要求的革命，人民不愿意被统治下去了。列宁说：“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 1917年，人民再也不愿意被统治下去了，他们要求的是和平，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为人民赢得真正的和平。首先，广大工人要求和平，要求工作。1917年1月22日，为纪念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等地的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3月初，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人的3万多人开始大罢工，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3月10日，彼得堡爆发25万工人总罢工，要求和平和面包。列宁在3月7日写的《远方来信》中说，这次革命中建立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居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正在努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其次，广大农民要求和平，要求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农业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到1917年初，约有40%的农村劳动力被征调入伍，大批马匹和牲畜被征用，农业产量锐减。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反对政府征兵，并且开始夺取地主的粮财。可以说，在1917年的俄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基层都在要求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谁能实现这一任务？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2.正确理解和把握“两个决不会”就可以懂得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什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经历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在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后，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中国在1956年搞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应当“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者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人认为，我们的生产力不发达，搞社会主义没有基础，孕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不够，可以先搞一段资本主义、待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再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种主张，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二种发展道路，并且旗帜鲜明地对上述主张作过严厉批评。他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李维汉的报告《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时指出了几种错误观点：“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他在1953年6月15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的讲话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在1954年9月7日审阅修改排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时指出：“大家知道，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有一些人就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他们说：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何必还要宪法呢？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毛泽东还对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相关的所谓“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说法作过明确批评。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他认为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会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他在1953年10月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了、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他在1953年12月强调：“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违反“两个决不会”原理，而是历史的必然。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国营经济是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到1949年年底，人民政府接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58家，使国营工业的产值在1949年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47％，到1952年，这一比重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份额，1949年到1952年由23％增加到60％。到1949年年底，人民政府没收了属于官僚资本的金融企业2400家，银行基本上由国家经营。第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五计划”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是：为实现工业化奠定基础，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前提。第三，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到会代表1211人。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它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其他根本制度。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和宪法的公布施行，开创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全新阶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这一制度从政治上保证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著名学者范若愚和江流在《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中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要使客观的历史趋势能够在较少反复、较少曲折的情况下尽快变为现实，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主动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紧密结合的结果。”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规律使然，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3.正确理解和把握“两个决不会”，可以更好地让我们保持战略定力
对于“两个决不会”，我们党始终十分重视。在2000年，江泽民同志就两次谈到“两个决不会”，一次是2000年5月14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引用完这段话后，江泽民同志指出：“但是，列宁突破了这个论断，提出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他是从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谈“两个决不会”的，是从与时俱进的角度谈这个问题的。另一次是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运用“两个决不会”原理，江泽民同志指出两点：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更没有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
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2011年5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时，就强调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谈到学习哪些经典著作时，习近平同志提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他说，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深入阐释，科学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法则。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特别谈到过“两个决不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还要说到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学懂了这一认识和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能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压舱石，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保持强大战略定力的来源之一就是准确掌握“两个决不会”的原理。
“两个决不会”之所以能够使我们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原因在于：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无论历史多么曲折，生产力等物质条件的生长都会使社会主义成长壮大，即使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的历史变化，也改变不了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为基础的，是具有无限生机活力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力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就越强大。第二，社会形态越向前演进，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代替前一个社会形态的时间就越短。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形态是加速度演进的，奴隶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经历了4000年以上的历史，封建社会代替奴隶制社会经历了3000年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时间将会更短。第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其物质存在条件越来越雄厚。中国不仅GDP总量在2020年达到101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且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不仅有雄厚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电力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等，而且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这些物质存在条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基础保障。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3]王伟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红旗文稿》2019年第9期。
[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年》，张晓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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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辛向阳（19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北京 100732）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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