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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文章】姜辉、林建华：当代中国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及其演进逻辑
当代中国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及其演进逻辑
摘要：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的把握是一个重大课题。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不断变化、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又是分阶段演进、阶梯式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中，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及阶段划分理论，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历史任务进行主动探索、作出科学判断，在历史发展关键时期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等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对于自觉遵循当代中国发展规律及演进逻辑，发挥历史能动性和把握历史主动性，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以推动阶段性飞跃，推进中国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历史方位；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
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的把握，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走来的。当代中国的一切成就、一切发展、一切进步，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深刻把握中和英勇顽强的艰苦奋斗中创造的。1921—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宏阔历程的刻度。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研判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阶段。无论是党的纲领目标任务的确定，还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建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发展阶段的认知之上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这个“一定的历史范围”，就是一定的历史方位、一定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先后作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正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等战略判断和重大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大势、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史主动的必然结果，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及其发展阶段的判断
世界上每一事物的存在、发展和嬗变都具有其特定目的和现实的运动过程，都从属于更大的、更长的过程，是更大过程、更长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存在，处于经常变化的矛盾运动之中，且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总体而言，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替代和接续推进。从广泛意义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范畴，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第一”阶段。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不断发展、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分阶段发展、阶梯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统一论者，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必然经历若干历史阶段。”[2]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个国家的走法和路径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就具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特点。发展的这种阶段性意蕴及特征，既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并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也是世界历史发展和时代特征变迁在一个国家内的具体反映。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这种发展及每一阶段的演变，都是在承继前一阶段积累下来的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同时也都是后一阶段发展“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3]这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生活在19世纪的英、法、德诸国。这里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早发生和资本主义制度最早确立的地方，也是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最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社会弊端最充分暴露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和前途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未来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是什么？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弊端与各种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4]的命题，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的论断。关于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基础和条件，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6]这既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历史地看，“两个不可避免”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而言的，“两个决不会”则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况而言的。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彼此割裂的，而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付出了毕生心血，却没有体验到未来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胜利喜悦更没有在未来社会新的实践中获得真切体悟。但是，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实际的工人运动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中，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图景进行了科学预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共同体”(Gemeinschaft)或“联合体”(Assoziation)等概念，指称一种扬弃了阶级对立的、美好的未来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这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和理想境界所作出的最为确当的概括与阐释。这也同时决定了实现这一目的的运动不可能是线性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只能是各个阶段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社会发展的曲折复杂性与前进必然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依据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成熟程度不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存在某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力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这三个“之后”，实际上是马克思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转变的条件，且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
本质决定特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实际上决定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即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是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是社会全体成员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共产主义觉悟的社会，是在生活资料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是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了的社会。从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性、原则性预见，到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明确的阶段划分，由未来社会的一般规定性到各阶段的具体规定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实现理论、发展理论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到共产主义，二是共产主义自身如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要经历一个“长久阵痛”时期。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0]在这个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进而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开展新社会建设。这个社会发展过渡时期的方向和前途，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马克思指出：“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1]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它在经济方面所带的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价交换的原则依然存在；依据这一原则，人们按照劳动这同一尺度进行计量和分配，即用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亦即按劳分配。但是，这种看似“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在阶级权利。”[12]其原因在于，“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3]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人与人之间在劳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仍然会存在着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所带着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不可避免的局限。而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和不可避免的局限，要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时才能真正克服和彻底消除。究其原因就在于，任何“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
列宁主要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国。从世界范围来看，此时的资本主义正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步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具有不同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此时的俄国既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是各种矛盾集中而尖锐的国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具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革命胜利的实践经历和丰富经验。此后，他们又进行了执掌政权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且积累了丰富经验。“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15]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这个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16]《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在马克思所进行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研究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内容和任务。在列宁看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它们在科学的意义上有着明显差别。具体而言，“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17]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创造“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18]经过各方面努力，等到这些条件具备时，“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19]
十月革命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并把它比喻为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探、人迹罕至的高山，而不是行走在宽广、笔直、平坦的涅瓦大街。列宁还多次指出，在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我国困难”相反，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20]这种“困难”，主要源于它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状况、错综复杂的国内情况、异常严峻的国际环境和更加艰巨的建设任务。1919年12月，在有了两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之后，列宁在《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中指出：“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21]在这个报告中，列宁还使用了“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22]的提法。1921年，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23]在这里，列宁把“战时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或特殊阶段，除此之外，社会主义一般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实行产品交换的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总的来说，列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由这些不同阶段所构成的一个多级的发展过程，并把这种发展过程生动地比喻为由许多环节组成的链条。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从比较不发达到比较发达、从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很长的历史进程。列宁的认知，是帝国主义时代和社会主义初步实践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且与他们一样都指向未来社会的原则建构，体现未来社会的内在逻辑。后来，理论界既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成熟程度不同的同一社会形态，同时又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我们今天也常常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相提并论，一同作为对未来社会的概括和描述，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含义和旨归，是需要根据特定的背景和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和应用的。
帝国主义时代提出了崭新的时代课题。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第二国际“理论家”却抱着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不放，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教条化和绝对化，把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简单化，用固定的社会“五形态”理论来硬套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实。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列宁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4]1918年，列宁指出：“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如果你们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那你们是正确的”。[25]在这里，列宁所指涉的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在短期内或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同步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在一定时期内同样也存在着不同步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不意昧着就建成了社会主义；建成了社会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就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愿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客观存在的，并具体地表现为社会宏观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过渡、由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阶段性演进，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阶梯式前进的过程。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特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大的阶段中还会呈现出小的阶段。忽视了这种阶段性特征，往往会导致因循守旧或急躁冒进的做法和倾向。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发展的分析，既要注重其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也要注重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结合。静态分析即横向分析，就是通过截取社会样貌的横断面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发展状况，主要是揭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动态分析即纵向分析，就是通过揭示社会的不断嬗变，即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阶段性演进来认识社会的发展，主要考察社会结构是怎样通过其内部的矛盾运动而发展变化的。只有认识和把握了社会结构、社会诸要素的关系及其构成方式的变化规律，才能真正理解社会发展内蕴的动力和活力，才能真正洞悉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实质及其演进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的总体认识和科学预测，为分析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时空坐标）和阶段性发展（历史进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自觉探索
中国人民创造了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根据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出现的新变化，“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26]“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27]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真实写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两大时代命题、两大历史任务。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前赴后继，各种运动雨后春笋般接连而起，各种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是都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历史课题、完成历史任务。习近平指出：“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28]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是指导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把目光投射向中国和中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以“为人类求解放”为己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崭新的科学思想理论，与近代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高度契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共同催生了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崭新的革命政党组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深深懂得，认清中国国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9]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近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一性质、这一实际，与封建社会不同，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因而它呈现的社会矛盾和提出的革命要求也就不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道路与前途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就是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的统治秩序，为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开辟道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胜利局面的出现，要求中国共产党实现以“破”为主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向以“立”为核心的新的理论转变，从而实现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这样的双重逻辑的耦合。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0]这就是说，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更为复杂，且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期。这样一个过渡期，“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其性质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第三种形式”。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31]在这一历史时期和这一过渡形式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它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积极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摆在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的实践进程。起初的设想是先建设、后改造，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初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中，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新思路，以改造促建设，立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到1956年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且深刻的社会变革。邓小平后来总结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32]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往往需要经过长期、反复和激烈的斗争，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形成以后，又通常都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是这样，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样。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33]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34]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虽然经历了颇多曲折，但取得了创造性理论成果和历史性实践成就，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列宁曾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5]这是唯物史观的观点。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36]这就是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后一个时期的创新发展准备了条件、积累了经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实践探索的坚持和继续、改革和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7]这既是一个历史结论，也是一个科学命题。这是由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并与党对基本国情的判断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基本国情决定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彻底终结。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数千年剥削制度历史的彻底终结。这两次革命的胜利，使我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这就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分析新的基本国情，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党的八大指出，由于“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38]这一判断，既指出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指出了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的现实，还明确了党和全国人民需要完成的主要历史任务。同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39]在此基础上，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即：第一步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判断从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对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认知和判断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先后组织研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40]毛泽东还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41]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个“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42]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发生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革命性的质变。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毛泽东所说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虽然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已接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蕴；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实际上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的更高的阶段。毛泽东还指出，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后一阶段即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也曾预言：“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43]“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44]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乃至未来的共产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复杂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认识是自觉探索的结果。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同时也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再思考、再认识、再判断。1980年，在谈到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45]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使用了“初级的阶段”的提法，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46]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不发达”。[47]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48]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集中思考了我国社会主义“比较不完善”“不发达”等初级阶段的特征。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明确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9]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50]同时，党的十三大还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具体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51]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正确认识中国基本国情得出的必然结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认识出发，党的十三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一基本路线的内容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被视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面对苏联东欧动荡形成的险象及其对我国社会政治局面带来的影响，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有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我们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其中，发展战略的“三部曲”，就是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三步走”的经济建设战略部署或现代化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90年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由此，温饱、小康、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念兹在兹的关键词。
现代化是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诉求和实现路径，而不是西方特有的，更不是西方独有的。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艰辛探索，离不开中国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现实国情。“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52]早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也曾发起过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并出版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哪一个方式：是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些方式的步骤怎样？[5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懂得，中国要实现的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可以效仿的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中输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60年代、我国确立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在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后，对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有了新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先后使用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法，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邓小平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急于求成，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54]2018年最新修订、正在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然载明，要“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55]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挫折、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一种政治结论和政治宣示。他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相辅相成的。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56]
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之际，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如何实现其中的第三步目标作出进一步规划和细化，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翻，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和工作部署。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坚持了这一发展战略和工作部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在开题、破题、解题中逐步深化、不断升华。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进入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从党的十三大起，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词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和国家事业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判断都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两个维度、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两条轴线对我国基本国情所作的战略判断、科学判断。正确认识这一基本国情，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既是我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根本动因；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也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作出了新的更具体的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具体实际中最大的实际。其实，正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真正认清和把握中国实际并不容易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真正认清和把握中国实际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发展阶段的关系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既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57]马克思阐释的人的发展的时空观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它同样可以用于说明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域和空间域。这就要求，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分析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以及时空的统一性特征。
研判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旨在厘清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要向哪里去，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和大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全新的政治判断，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都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就奋斗目标而论，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都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此，正确认识基本国情以及两个新的历史方位，对于我们提高站位、开阔视野，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奋斗目标决定历史任务特别是主要任务。主要任务就是我们迫切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的问题。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具有浓厚的问题意识，问题思维，就长于分析主要矛盾、善于解决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8]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对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同时间段的主题的这些表述，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根本依据则都是对基本国情的分析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其关键词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是我们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的中国逻辑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在新时代，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回答事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前提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技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自己独特的现实意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是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发展阶段的基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结论及其基本路线的坚持和继承、丰富和推进。党的十三大以来，“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对基本国情一以贯之的认知和遵循。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都坚持了这一基本国情的判断，认为这是我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总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衔接的逻辑链条和有机统一体。党的十八大指出，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我国的国际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我国的国际地位。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种转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大局，决定党和国家工作的部署和安排。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它要求我们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着力解决各区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的问题，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的发展不足的问题，从而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的“牛鼻子”。
奋斗目标的阶段性实现和及时调整，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生着量变，也促进质变或部分质变，接近或跨越社会所处阶段规定的那个“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和丰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的，并载入党章。邓小平曾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59]这是一种政治宣示。党的十七大修改党章时，党的奋斗目标添加了“和谐”。党的十九大修改党章时，党的奋斗目标添加了“美丽”，同时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表述。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相联系，党的十九大标示出2020年、2035年、21世纪中叶三个时间节点，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个阶段性具体目标。这一新的战略安排，把原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表述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提前了15年，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一种提速，更是一种提质。关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总体目标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实力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实力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的总体目标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60]由此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讫点是明晰的，就是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1]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整个奋斗历程。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样呈现出阶梯式发展的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千钧之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62]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判断，为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实践要求提供了时代坐标。由此观之，新发展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阶段。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中理解、诠释新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此而论，新发展阶段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义更加凸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更加凸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中，包括它自身，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其内涵和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都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有着特定的空间域的限定，即特指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而不是泛指任何国家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它也有着特定的时间域的限定，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同时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演进和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前后两个主要矛盾，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展的实际相适应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美好生活，这是人民需要从“窄”向“宽”的转变；落后与不平衡不充分，这是社会发展从“低”到“高”的转变；社会生产与高质量发展，这是社会状态由“量”到“质”的转变。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又具有不同的意蕴，更不是同步完成的。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63]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更为宏阔的视野中，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在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断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迈进。
新发展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阶段，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首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再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习近平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64]当前，新发展阶段是我们的立足点，新发展理念是我们的思想源，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的着力点，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的着眼点，因此在新发展阶段须聚焦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则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发展和更长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奋斗目标的，是以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显著特征的，是以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为大国担当的。由此，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同向同行的互动特征进一步得到体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但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初期所理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又不完全相同，而是具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世界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了几百年的情况下创造的一条新道路。从世界社会主义的维度来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月革命以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同时也使现代化由“单数”变为“复数”。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更高阶段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其核心内容。就此而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更高阶段，不是泛指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经历的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达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已经迈进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同时又克服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弊病和缺陷，是比较发达、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到那时，我国的基本国情将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的国际地位将由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大中等发达国家或最大发达国家。这一新态势，可以概括为“两变一不变”。到那时，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科技发展有很大进步，人民追求更全面发展、更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将由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东升西降”的态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将继续得到保持，同时“资强社弱”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吸引力将得到切实显现。邓小平指出：‘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65]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66]这既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同时也是判定和衡量什么是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我国能否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主要标准和依据。
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是一场不懈奋斗、持续推进的伟大征程。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其目标任务是明确的，就是要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行，更好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自身的优越性，更远方的奋斗目标依然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和大道。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基础上，在解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因此，即使其第一阶段，生产力水平也要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新发展阶段的建设，在生产力方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乃至更发达国家水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具备了迈进更高阶段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或者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建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即到2049年，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GDP在世界占有领先优势，人均GDP也将进入世界前列，实现了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将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社会主义在中国将从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变得更多具有一般性特征，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原理所彰显的辩证法。同时，中国将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展示另外一条现代化道路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且将同时向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展现它们的出路和未来，即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到那时，世界社会主义将在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制度、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发展之后，实现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遇曲折到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新发展。
越是接近完成量的积累之后的质的飞跃，越是接近实现我们的目标，越是要保持战略定力。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依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但它的发展水平更高，在更好、更充分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显著优势的同时，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曾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67]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论述，并不简单地是指自然时间概念，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凝滞不变，更不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会结束，其重点是在历史视野和历史进程中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
社会主义社会是本质同一性和模式多样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目的性和过程性、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当代中国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主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致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宏大逻辑。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是前进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我们在伟大实践中用的双脚丈量出来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无论是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研究新发展阶段，我们都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从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并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核心内容会主义更高阶段发展。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我国的历史方位的发展阶段所进行的合乎实际、合乎规律的科学研判、自觉求索、自主谋划。至于那时的更高阶段，是使用“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即谓“名非人造，必从其实”。历史方位、发展阶段决定目标任务以及实现目标任务的路径、举措，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前途。不知道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阶段，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此而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长视野和宽视域中，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尤其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这一重要论断所内蕴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识的深化，以及它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既包括它所具有的重要的中国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包括它所具有的重要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
社会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研判，是人们认识、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的主动和自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判断，维度不同、起点不同，在时间上有交叉、在内容上有重叠，但目标任务的规定和指向是相同的，三者是同向同行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有所调整，即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部署和工作安排也作出相应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改革开放取得的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连在一起，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开启，我国由此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在我们党聚焦总的目标任务，在战略步骤推进、阶段性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提出的，在我国人民生活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再到奔向现代化、共同富裕的不断历史性跨越中实现的。历史地看，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我们“两步走”、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样，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68]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历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正是我们党对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正确认识的重要成果。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5页。
[2]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页。
[15]《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
[16]《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196页。
[17]《列宁选集》第3卷，第195页。
[18]《列宁选集》第3卷，第202页。
[19]《列宁选集》第3卷，第203页。
[20]《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第91页。
[22]《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23]《列宁选集》第4卷，第501页。
[24]《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6页。
[25]《列宁选集》第3卷，第409页。
[26]《“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前言》，《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0页。
[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2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34]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24页。
[35]《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3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月)》第2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7、248页。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216页。
[40]《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41]《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页。
[42]《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4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2页。
[4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8页。
[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46]《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12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80-1181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8年，第476页。
[5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02页。
[53]参见《“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前言》，《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5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5-356页。
[5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1页。
[5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3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6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页。
[61]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现了一字之变，这是党的奋斗目标的质的飞跃。
[6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页。
[63]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6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302页。
[6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66]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6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
[68]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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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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