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丰台镇的三条街

一、东安街

我出生在丰台镇的东安街7号院。据《丰台地名志》介绍：东安街位于丰台大桥西北侧，南起正阳大街。该街1896年成街，原来常过骆驼队，俗称骆驼道。是当时穿过铁道的道口，1954年定名东安街，1959年铺设沥青路面。应该是丰台镇最早的沥青路。我家的院落是朝西的院门，在一条丁字路口的中央，正对着一条几百米长的东西向马路，这里是丰台镇的中心，可以说，我家就在丰台的长安街上。

这条马路两边是丰台区委区政府几个主要部门的办公大院，有区政府、区财政局、区武装部、区农林局、物资局等。那都是50年代盖起的平房院落，灰色的或红色的瓦片，铺满倾斜的屋顶。路的两边是高大的白杨树，路的尽头是丰台医院，那是一栋四层的白色小楼，是丰台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医院。

我父亲50年代始，便在区农林局工作，因此，我家住的院落也是区政府的宿舍，院里的住户都是在附近上班。此院分前后两个院子，我家在靠北排房中间的一间。

1962年1月9日的中午，我的母亲挻着临产的大肚子，自己拎着一个洗脸盆，从家出发，步行到了丰台医院，将我生了下来。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母亲明显营养不足，也没有奶水，但那时期，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奶粉。母亲用白面熬成稀粥喂我，她管这叫“糊糊”。后来，上小学时，每当老师用手指着我的头，喊道：你这里装得是满脑袋的浆糊呀? 我便吓得出一身冷汗，老师怎么知道我是吃“糊糊”长大的。

在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也就是四岁时，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因此，我的记忆被强迫赋予了时代的烙印。

不知从啥时开始，家家墙上都挂起了毛泽东的画像，桌上摆放着毛泽东的陶瓷塑像，人人胸前都戴有毛泽东像章。毛泽东一下子变得无处不在，但好像他老人家好像又并不容易见到，因此我总羡慕院中有见过毛泽东的大人，我后来才理解了那就是对神的崇拜。

后来，家里的桌子也成了供桌，又开始流行摆上芒果，尽管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芒果的滋味，也没有见过芒果。我记得我家前院有一家会自制芒果，引来许多人围观，我至今仍清楚记得这个芒果的制作流程，首先是用火熬制白蜡，然后倒灌在石膏模子，放在注满凉水的大铁盆里冷却，成型后取出。最后，再喷上黄色和红色，放进玻璃罩内。

在丰台大桥的北端下桥处，有一拐角，是停车场，东侧有一影背墙，我记得当时的文化馆的画家，在搭的木架上用油彩画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是《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中的那把红色的油纸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致多年以后，我在云南采访民间手工做纸伞的时候，总是想起这把伞的模样。这张画当时几乎家家都有，我懵懵懂懂的记得“安源”、“延安”、“天安门”、“长安街”这些革命的地名，怎么和我家“东安街”都有“安”字。

那时丰台只有一路公共汽车，是丰台开往广安门的40路，道路还是碎石路，那时管坐车叫进城，或者是叫去北京，北京的概念就是二环以里的皇城。公交车是红色的大鼻子头的那种，车里的地面铺着木条。始发站开车前，全体乘客要向毛泽东像鞠躬，唱《东方红》。记得一次母亲领我乘车时，一车全是大人就我一个小孩，大人们叫我起头唱歌，并吓唬我，要不不让我走。

记得那时几乎每天都有游行的队伍从这条街上经过，引起人们聚集，那些兴奋的人手擎红旗，敲罗打鼓，如同过年一样。偶尔有戴高帽的人游街，像小丑一般，现在看来，还真的跟演戏一样，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姐姐那时正上初中，而我又还没有上学，她便有时也带着我走在红卫兵的游行队伍里玩儿。那时最响亮的一句口号便是“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但我有一次在姐姐的队伍中，给喊成了“打倒刘少奇，保卫邓小平！”，给弄混了，吓得姐姐连忙悟住了我的嘴。好在队伍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看我是一个小孩，并没有纠斗我一番，但他们也被吓了一跳，并没有人发笑。

一天，更热烈的游行场面开始了，我和姐姐在路边看热闹，只见每个游行队伍的前面都有一个人手持写满毛笔字的大红纸向刚刚成立的区革命委员会走来，那张红纸叫“喜报”，游行说是“献礼”。但接着便不对劲了，有一些人从外面冲进游行队伍去抢，甚至去扯那队伍前面的“喜报”，游行队伍混乱了起来。这时，路两旁区委大院的房顶上，出现了许多人，他们是支持和反对区委会的两派,他们用铁丝钩子翘起房上的瓦片，分别朝对方的游行队伍扔了下来，人群大乱，四散而逃，有人捂着流血的脑袋跑进了医院。姐姐不管我受伤没受伤，也带着我跑进了医院，可能她觉得医院是最安全的。但我不相信她那会儿就知道红十字是中立的，在战时是受保护的概念。这种玩命的逃窜，在我长大之后，又曾经历了一次，但小时这次我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

夜深人静后，姐姐才带我回到了家。母亲狠狠地揍了姐姐一顿，姐姐这会，可真的流血了，鼻子流血了。我只记得，母亲喊着一句话：你不要命了，我们高家还要留着后代呢！

过了几天，我从睡梦中惊醒，只见几个父亲单位的同志，在我家翻着东西，并将父亲带走了。后来才知道这叫“抄家”，而父亲的罪行是支持“武斗”。其实我父亲是“保皇派”，只是当时“造反派”赢得了胜利，以致“文革”后期，市长林乎家还为我父亲平了反，但最终是什么派也没落好。

那时，母亲还带着我去看过正关在“小黑屋”的父亲，给父亲带点吃的，当然也带点外面“鼓舞人心”的消息。母亲文化并不高，也没有什么政治信仰，但她一直跟随着父亲的政治路线，当她得知在厂子里报名参加的派别是父亲那一派的对立面时，便马上改了过来，她还在夜里给父亲那一派的人写快板书（顺口溜），抄在大字报上。现在想起来，那时父亲和母亲虽不能说是很相爱，但确实像是“一家人”。对于后来他们在50来岁时离了婚，我一直想不明白，“文革”如果再长一点，他们是不是更加像同一战壕的“家人”了。

当然，我的记忆里也有温馨的画面，比如前面说的制作芒果的那家，还养着几只兔子，那是我儿童王国里动物世界的标志，那眼睛就像是从夜空中挖下来的星星，攥在手里，可以照亮手心。

姐姐有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东安街的最南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里居住，院中有一个汉白玉的鱼缸，红色的金鱼在里面游动。记得院子总是被浓密的树影所笼罩，显得十分幽暗，就像她家是“不太好”的出身一样，讳莫如深。

姐姐也养过蚕，一次，姐姐带我去五里店乡下采桑叶，看见树上盘着一条蛇，吓得我们抱着脑袋就跑。蛇的恐怖印象就是这样留下的。

还有下雪了，弄一脸盆，用木棍支起，撒几粒米，木棍用绳栓住，绳头在屋里，麻雀来觅食，就拉绳子。夏天的雨后，用笤帚扑蜻蜓；晚上去路灯下的砖缝里挖金刚，还有粘知了；捉老鼠，那时人们天生是动物的天敌，人人是猎手，显示着巨大的自信。

记忆中似乎都是单纯的。其实，家家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张，我只记得，每次母亲只带回一个苹果或梨，都让我先吃，然后让姐姐吃我吃剩下的苹果核或梨核。

我两岁多就上了幼儿园，开始在丰台火车站斜对面的永善胡同，后来在我家北面相隔几条胡同的陈家胡同。母亲那时在玉器厂负责跑外（外联），经常进城，我在幼儿园里，经常是最后一个被接走，甚至有时住在那里。后来，姐姐上五六年级时，在早晨上学时，顺道把我送到幼儿园，下午放学再接我。母亲有时也把我放到在呼家楼住的舅舅家，他家条件好，但每星期接我时，母亲还是怀疑舅妈不舍得给我吃肉，回来就给我吃大肉块子，等我回到舅舅家，我消化不了，就全吐出来了。以致我到现在也不吃猪肉，总觉得有“肉味”。

我记得，一年夏天，我在路边玩，一人骑自行车撞倒了我，似乎车轱辘从我后背碾过，路人叫来了父亲，父亲看我站起来没有事，就把人放走了，但他观察了好几天，见我确实没有异样，才不再提这事。

那时，所有的概念都是来自口传的生活经验，如：牙掉了要把牙往房顶上扔，才好长新牙；不能吃耳屎，吃了就会变聋子；吃剩下的中药渣滓要倒在路上，家里的病人才会好。但这些如今都是没有意义的了。

我记得，院中有个叫小红的高个姑娘，性格随和，她经常和我一块玩，可见我那时就喜欢高个的姑娘。一次，我在她家的花盆里，捡了一个纸叠的飞机，母亲知道了，还批判我不能随便拿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理解，可能我那时是没有把小红当外人吧。后来小红家搬走了，我还让姐姐带我去她的家玩过，但再后来，就没了联系。

二、正阳大街

如果说东安街是丰台的长安街的话，那正阳大街就是丰台的王府井。正阳大街曾是丰台区最繁华的一条大街，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全区重要的商业网点几乎都分布在这条街上。

丰台镇被几条铁路从中穿过，分成南北两块，一座大桥是连接的通道，因此有了“桥北”、“桥南”的称谓，显然，桥南是丰台的“郊区”。

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山之南、水之北称之为阳，在铁路北侧的这条街，因此叫做正阳大街。正阳大街最初分南街、中街两段，1953年才开始称正阳大街。正阳大街东西走向，东起丰台东大街、西至丰西路，全长1.3公里左右。

由于街南面是铁路，所以铺面门脸儿大都在街北侧。就像我依稀记得西单十字路口七十年代的商铺建筑一样，我也可以记得正阳大街的商铺，甚至可以从西往东依次数出。

我刚上小学的那个时候，可能是实在闲的，要不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也许是现在叫的自闭症，反正很长一段时间，我没事就一人从西往东，一家一家逛，找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把一下午时间耗尽。

从西边数路北第一家应是家自行车修理店，那时自行车使用量非常大，因此要修的自行车堆积如山，有的被高高吊起。

接着是新华书店，可以说这是我留步最多的地方。书店应是这条大街仅存不多的老建筑，有的说是民国的妓院。书店两侧是高高的书架，中间是一圈玻璃柜台。靠北的尽头是像佛龛一样，在昏暗的紫红绒布前，摆着巨大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读者选书都要请服务员取，由于我总是在这里看书，服务员都认识我了，有时知道我也不买，还是给我拿。我每次买小人书时，总是和母亲说是买最后一本，其实，我的小人书收藏根本和我的同学没法比，主要是他家的条件比我家强多了。我清楚地记得，我看上了一张新出的雷锋水粉宣传画，我就让母亲掏钱，说是送给班里。母亲认可我学雷锋，但我也是真喜欢，有购买欲。可见我那时就有为公家自费买文物的传统了。排队购书，在我的记忆里只有是买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但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又在书店门口排队，是购买再版的《安娜卡列宁娜》，我清楚记得那个绿色封面竖排版的《安娜卡列宁娜》，里面的纸是发黑的草纸，但我可是当黄书看的。我买的第一本诗歌理论书，就是在这里买的何其芳那本《关于写诗和读诗》。

土产商店。经营农具、种子、农药、五金、日用品等，过年时也卖鞭炮，后来还卖礼花了。

理发馆。老式的皮座椅，下面的生铁的转盘有镂空的雕饰，老师傅在牛皮条上来回滑动着刀子，修脸的老者嘴上抹着厚厚的皂沫，我一直在哪理发到上班时节。

回民小吃店。里面的炸糕、糖耳朵我记忆最浓。上初中时我在哪里学商，负责摘菜刷碗。

接着是一条胡同，口内往北路西是丰台大菜市场，就像北京西单，东四、朝内等地的最大菜市场一样，这是丰台最具代表性的菜市场。我在丰台副食公司工作时，记住了那里有位卖豆腐的美女，外号叫“豆腐西施”。

胡同口东是新盖的丰春楼饭庄。当时是丰台最好的饭馆。

食品店。点心匣子是带红色包装纸的那种。

水果店。我在丰台副食公司工作时，给那里画过柜台上的装饰广告画。

茶叶店。粉色的纸和白色的纸两层包装，茶叶装在方木箱中，流行的是花茶。

钟表眼镜门市部。是一不大的门脸，老师傅眼睛上带着一个黑圈的放大镜。

大仁堂，是丰台少有的老字号，药柜上写满中药名，柜台上的铜称和铜臼子发着光亮。屋里的大柱子下有一圈座位，供患者休息。

羊肉站。经营牛羊肉和水产品。

洗染店。有大染缸染布。

丰台百货公司。是当时丰台地区最大的百货商场，我在这里认识得飞鹿暖壶、菊花袜子、灯塔肥皂、北海洗衣粉、红灯收音机、鹦鹉影响，，，我在这里买的第一盘崔健《一无所有》的磁带。

中国人民银行丰台营业部。1984年后改称工商银行储蓄所。

丰台邮电局。旁边还有一间电报房负责接发电报，从小窗户口可以望见里面的发电报机。我在这里买过《诗刊》、《当代》、《大众电影》。我也经常在这翻阅各种杂志，服务员也是总问我买不买？

副食店。有大酱缸、醋缸、油桶、白酒坛子那种，可以零卖的，我见到有老人打二两白酒，坐在窗台上，就着蒜瓣、水果糖，甚至是锈钉子，就把酒给喝了。

粮店。在大木箱上有一个铁皮的漏斗。

修鞋铺。也可照人脚形定制皮鞋。

照相馆。照相机是大木箱，覆盖黑布，手按气门，手工上色。我在那里买了许多周恩来的照片、中外电影明星的小照片装了一相册。

小医院。后面有个老水塔式的建筑，那是日军占领丰台期间由日本人修建的，属于火车站的一个管理部门。

理发馆。

丰泉浴池。澡池巨大，人工修脚、搓澡。许多人在那泡一下午。浴池北面有兴隆胡同，据说这条胡同里原有一家1958年吃大锅饭时的食堂，所以也称大食堂胡同。

除去上面说的胡同外，还有善安里胡同、义顺胡同（因义顺货栈得名）、第一胡同（因车站第一转运站得名）、永善胡同（日伪时期此地设有宪兵队和派出所）、李家胡同、校书里胡同（原名晋阳胡同、“文革”期间曾改名学书胡同）、同盛胡同（因同盛茶馆得名）、长庚胡同，这些都是和正阳大街直接相通的胡同。

至于在正阳大街附近消失的胡同就更多了，像西安胡同、南孔庄子（因孔姓庄园得名）、福顺后街、福兴胡同（源自富兴庄）、兴隆中街、平安胡同、陈家胡同（因铁路一陈姓工人最早在此盖房得名）、杨家园子（因杨姓人家的菜园得名）、电报局街（因三间电报房得名）、海顺胡同（因赌博场所海顺宝局得名）等。

正阳旅馆。是丰台最早的饭店。

往东还有小饭馆、自行车修理门市部、菜站……

正阳大街的南侧因为靠近铁路，地窄，商店较少较小，从西往东依次有：

废品收购站。家家都有的卖。

黑白铁修理店。手工打制烟筒、炉子、大盆。

古董收购铺。我从老家的老爷处拿回了个景泰蓝的铜墨盒，拿到那里去问价？在路上过铁路时掉在石头上，磕掉一块瓷，店员说，如不摔坏，可以卖5块钱，那东西现还在我家。

酱菜店。全是黑乎乎的。

文具店。我买过金鱼牌蜡笔。

自行车店。专营自行车及配件。

宣传橱窗。这是挂宣传挂图的地方，都是新华社发行的专题照片，很有时效。那时，我也经常到北边的文化馆看杂志和报纸。

丰台火车站。这是正阳大街的尽头，也是丰台最著名的景观和代表。从1895年建站开始算，这个车站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风雨雨，几经改造，走到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2008年在丰台火车站发现了四根锈迹斑斑的钢轨，经专家考证是1887年英国产的，是中国自建的最早的唐芦铁路上用的一段。这四根铁轨后来被北京铁路博物馆收藏，成为迄今国内收藏的最早的中国铁路钢轨。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和铁路有关的部门、行业遍布丰台镇，包括服务于铁路的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保温段、建筑段等，属于配套服务的铁路医院、铁路工人俱乐部、铁路浴池、铁路中学、铁路小学、铁路公寓、宿舍等。

每当丰台机务段的汽笛拉响，整个丰台镇都听得真真儿的，我也就该起床上学了，我虽然不是铁路子弟，但我也经常到那里看内部电影，洗澡。

我经常穿越铁路线，到桥北玩。火车站有行李托运处，货场，售票处和候车室在一半圆大厅中，绿皮车是我永远绿色的记忆。

 三、向阳东街

1969年，我家搬到了桥南的向阳东街9号院。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父亲拉着三轮，驮着一家简单的家具，吃力地翻越那剧陡的丰台大桥。尽管我那时才7岁，我也抱怨为什么要离开繁华的桥北、父亲说：桥南可以给姐姐单独一间房。

说起丰台大桥也曾经是丰台的地标性建筑，它现在已经消失了，被西南四环穿越而过。

听老辈人讲，最初沟通南北交通的没有桥，只有一个平交的道口，位于正阳大街的西段，后来由于铁路线越来越多，火车通过越来越频繁，火车和行人及其他车辆互相干扰，容易出交通事故，所以就架了一座木桥。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进驻了丰台，大概出于军事的需要，没过多长时间就把木头桥拆了，在原地修建了水泥桥。解放后此桥又几经修葺，人们一直都称它为丰台大桥。因为大桥离正阳大街太近，如果引桥直接往北下来引桥太陡，所以往西拐了一下，使引桥平缓一些。

每当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燃放烟火的时候，胡同里的孩子、大人就会结伴跑到大桥上去“看放花的”。

1969年夏，我上小学了，记得当时左右邻居一大群孩子在街道居委会一大屋子里集合，被带到丰台第六小学校。学校里帖着“复课闹革命”的标语，高年级的同学在军训，每天在学校门口，对着毛主席的塑像，念上一段语录，这叫“早请示”、“晚汇报”。

而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刚刚从被批斗的队伍中重新安排工作(也叫“解放”)的女教师，人长得白白胖胖，据说是国民党电台的广播员，还真像，但比电影里的“女特务”，还要差点。

小学一年级的语文第一课，便是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书上有黑线描绘的毛主席像，我用红蜡笔将毛主席像添画上了红脸蛋红领章红五星。被班主任看见了，她让我写检查，并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而我却不尊敬他老人家。其实我那是 “非常热爱”的表现呀。这正好为她提供了刚刚“解放”的表现机会，这算不算也是受“迫害”，反正后来这一情节被我写到了高考的作文里。

在我上了小学后，好玩热闹的游行已不多了，记得只有几次是卫星上天类的喜迅游行。而另一种好玩的事是上着上着课，一拉警报铃声，我们便往校边上的“防空壕”里跑，人挨人地蹲在里边。后来，学校里又修了防空洞，但也没使上。课余时，我们点着扫帚在漆黑的洞里行走，如同到了珍宝岛，苏修变得很抽象了。

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大兴县大白楼村参观王国福的“长工屋”，王国福的名言是：“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他还说：“等台湾人民住上了楼房，我再搬出长工屋”。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台湾人民早就住上楼房了。

学校如果还有好玩的事，便是期末考试，叫“开卷考试”，我们几个同学一组，到农村去量粪堆，然后用“上底＋下底×高÷2的算式，算出梯形的面积。

如果对着所谓后来“伤痕文学”的小说看，所谓的政治文化正确，便是我记忆中，邻居中有比我的大的年青人，被警察带走，因为他们在屋里偷听木质唱片的外国民歌，传阅《红岩》、《青春之歌》，当然也包括《曼娜回忆录》一类手抄书，这叫“黄歌”、“黄书”。我记忆最深的一个高年级的女流氓（也叫“圈子”），外号叫“猫”。现在才知道，这个外号很性感。

在小学三年级时，我放学总不爱回家，扒着高年级美术组的教室窗户往里看，美术老师是一位老先生，也是“下放”到我们这个校区的国画家，叫冯广溥。他以为我喜欢画画，便让我进去，并送我一支狼毫笔，那时可能六、七毛钱一杆，我不舍得用，交给父亲，父亲一看这支叫“小白云”的狼毫笔，似乎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对我说：你开始学画画吧。

我四年级时，我家搬到向阳东街6号，是临街的一间半平房独院院，后来，房管所尽管给父亲重分了桥北的楼房，但父亲考虑我当时小学有美术老师冯广溥，二是桥南离丰台少年宫近的原因，就在原住地附近又换了一处平房。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仅仅为了满足我的一个爱好，竞放弃住楼房的机会，要知道那时楼房还很稀罕，这是啥样的价值观呀。

父亲还为我买了许多画画的辅导书，他也不懂绘画，就照着书给我念，有时我听着听着就打起了磕睡，父亲就让我站着听。他有时侯带我骑自行车到外面写生，一次到南苑画荷花后，又到一位叫金声的老师家拜师。那时父亲经常为我结交画画的人，并与他们成为朋友，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我家住在丰台少年宫旁边，那“少年之家”也真成了我的“家”，少年宫的美术组也吸收了我，我记得我画了一张创作画就是《数数大楼有多高》，灵感来自另一张儿童画《我和轱辘比高低》都是歌颂祖国建设的题材。我画的大楼就是王府井新建的北京饭店，我觉得那就是北京最高的大楼。那也是父亲带我先去北京饭店现场画的写生，回来再一间一间放大画的。

有一次我们美术小组在农村画水彩写生，村里的队长找到老师，说我画的房子是地主家，建议我们去画贫下中农的家。

后来少年宫有位年轻漂亮的美术教师当了我们的美术小组的班主任，她可真是把少年宫当成了家，因为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也被拴在一起画画，一同过年。

节假日，她领着我们去四处写生。甚至有一年，几乎整个假期我们白吃白住在八大处的一个军营里，那时我们及我们的家长都对丁老师很感动，甚至有的同学高考决策，恋爱选择都听取她的指导。但后来我才理解她一心扑在工作上，无私奉献的背后，有一个大的原因，便是她和丈夫感情一直不和，以致分居，而她的孩子又被建筑工地的吊车给砸死了。忘我的工作或许是她的一种解脱。而且她有一种终生与学生相依的“使命”。多年来，她保留着一拨又一拔学生的信件、贺卡、作业、照片，甚至考勤薄等物。就在最近她还自费为我们每人打印了一份少年宫学习生活纪念册，光环依然在继续放大。

父亲那时在云岗上班，一星期回来一次。有时他骑车带着我到单位值班，走卢沟桥、朱家坟、长辛店，一直到云岗。在我眼中，那漫漫的路十分遥远，路两旁尽是红砖灰砖盖的平房，路边的荒草落满灰尘，阳光灰白的刺眼。

正是那时，父亲带着我到了云岗西边的橝柘寺、戒台寺游玩，那时寺里住着军人，十分幽静。

父亲让我每天写篇大字，我总是贪玩，一到周六才急忙补写一周的大字，有时父亲的自行车的轱辘撞响我家院门时，我才急忙铺上纸墨，开写。父亲看了半天，才发现我临的大字，原是专挑字贴里笔划少的字多写了几篇。

但在我印象中，父亲年青时在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有一阵还抄录过许多中草药方，也算是有文化的人。父亲在生活中十分朴素，且干活十分有劲，他不但为家里打过烟筒，修个自行车、钉个鞋掌也是经常的事。我家的小房也是他一手盖起来的，有时他半夜领着我到造甲村的工厂淘电石灰，一车一车地拉回家，和礁子灰捣在一起，砸成礁子砖坯。我现在想起来，就已觉得累的不行了。

母亲那会也生活的十分辛劳，她在单位也是勤奋工作一生。她在丰台玉器厂工负责“跑外”，联系业务，也算是因为有点文化吧。后来单位又怀疑她有经济问题，办班学习，最后也不了了之，又到车间里去从事磨玉工作，那都是纯手工艺的活。

那会并不知道玉石的金贵，有许多玛瑙、翡翠一类的残件被我玩来玩去，弄丢了。

我穿的衣服、鞋全是母亲亲手做的。为了省钱，她经常买些布头做衣服，有时布料紧张得只好在领子里或兜盖里的地方，藏得全是接缝。

一到冬天下雪时，母亲最关心的是我的棉鞋鞋底让雪给弄湿了。因此，我到单位找母亲前，我便将干炉灰洒在棉鞋边上，但到屋里一会儿，鞋上的炉灰就渗出湿印来了，还是引来母亲一顿臭骂。

那时我中午到单位找母亲吃饭，母亲用饭盒在车间的大炉子上烤出饭来，也没有什么菜，印象最深的是雪里红和红豆米饭，在炉子上冒着热气。

临退休时，出口贸易已不景气，玉器厂已开始走下坡路，母亲改在工厂门卫工作，她一生最大的入党愿望也没有实现。这也成了我日后总讥讽她“政治先进”的笑柄。

姐姐那会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南苑小学工作，也是一星期回来一次。尽管家庭生活总是充满吵闹，但一到周未，全家人能聚齐，我可以翻翻爸爸、姐姐的包，也成了我一种期盼的习惯。

姐姐的校园也十分安静，成为姐姐的一方世界。那时她有几位十分要好的女朋友，长得很漂亮，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姐姐很早就入了党。但有一次看京剧《龙江颂》奋斗洪水一节时，姐姐说舞台上的洪水是蓝布绸弄的是假的，引来学校老师的批评，母亲为此唠叨了很长时间。

1976年1月8日早晨，广播里传来了周总理去逝的哀乐。在学校，老师和同学扒都在课桌上哭，我注意到班里一个最调皮的男同学傻傻地看着我们，他或许比我们坚强？

当时，找一张周总理的照片很难。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洗印了一些周总理的照片，我天天去磨，最终他送了我一套。我又让父亲从单位找到所有刊登周总理照片的报纸，我自己又通过亲戚找到《河北日报》、《山西日报》刊发的周总理照片，剪贴了一大本。大人们都很惊讶我的收藏能力，这或许便是我日后喜欢收藏、归整档案习性最初形成的经历吧。

紧接着那年4月4日晚，父亲带着我骑车从丰台赶到天安门广场，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帮着父亲抄录纪念碑上的诗，有的诗句是通过前面的人一个一个向后传播记录的。因此，一首诗抄完的时候，也基本背下来了。以致后来母亲将我们抄录的诗本上交单位后，我又按记忆偷偷重录了一份。

当我和父亲转到纪念碑南边，有人在高声朗诵着一段话：“……邓小平重新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江青想当女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指名道姓的政治反动口号，给我的震惊如同对所有正确的新闻报导一瞬间的全面颠覆。当我和父亲在深夜离开广场时，只见一队队警察正在小松树林蹲着集合。父亲紧紧拽了我一下，便蹬上自行车，奔回丰台。一路上，我很兴奋，父亲却话很少，因为他比我更明白事态的严重性。

后来我和阿坚成了好朋友，他曾是“四五”运动中上小灰楼谈判的代表之一，每当我们谈起“四五”时，我比同桌在坐的其它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就像当年的兴奋一样。而且每当我撰写个人诗歌写作经历时，“四五”在天安门广场抄诗，成了我诗歌写作的最早源头之一。

当70年代临近终结的时候，我已习以为常地见到了西单民主墙，见到了《今天》，见到了北岛的名字。从此，这都成了影响我诗歌与认知的一种符号。

1980年，我参加了高考。似乎所有童年的记忆，包括少年宫美术组闲暇的时光都被高考粉碎了。至今我还是认为高考是人生选择的一种恐怖和无情的压力，至今我在单位里的一举一动，似乎还在和它发生某种虚伪的关系。

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内，姐姐从单位考上了北师大。父亲也考取了成人自学考试，一门一门考试，后来12门全部合格，获大专学历。而我也把画画全扔了，一门心思地想考个大学上。

但我根本和丰台区重点中学十二中的水平没法比，父亲托了关系，把我转到看丹中学的高考班补习。

那时我们明明知道高考招生的比例很低，但每个人都揣着似乎有一种什么奇迹会降临的意识，备战高考。

但就是在那么紧张的时节，我的青春期也刚刚开始萌动。那时我暗恋着班里的二位女孩。

一个长得又白又眼大的女孩，小时打过乒乓球。她的母亲是附近的小学老师，一看是有家教的孩子，再加上在班里学习成绩也很出众，人显得更加清高了。班里的男孩子几乎都知道自己没戏，因此没有什么人和她说话。

我有一次弄来一套数学题，还偷偷放在她课桌里，帮她复习用。有几次晚自习下课后，我总是成心骑车绕远走，以希望能在她回家的路上巧遇她，好送她回家。但一次也没有遇见过她，原来她一直是放学后到她妈妈的学校去找妈妈一同回的家。

那时放学后，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在乡村的旷野中，看着空阔的天上高高挂起的月亮，看着路两旁高高耸立的白杨树树影，便用她的名字，做起藏头诗了，这是我最早的诗，也是最早的情诗。

虽然，总是期盼着能送她回家，但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却让我轻易放过了。一天，放学后，她似乎和我小声说，你送我回家吧，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加上她说话的声又小，我便追问了一句：什么？她可能由于不好意思或是高傲，便没有重复第二遍，只是说：没有什么。踏车走了。

而另一个女孩子非常开朗，善解人意。她是铁路工人的孩子，喜欢文学。我们是同桌，有时我俩低着头在课桌下小声聊天，竟能聊一节课，那些紧张的同学对我们十分惊讶。

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次她从教室窗外经过，猛然看见我正好抬头，她满脸通红，低下了头，这就是小鹿狂野似的本能反应吧。

但最终高考的压力太大了，我还是不敢将这份朦胧情感付之行动。高考一结束，全班同学全部作鸟兽散了，失去了联系。

那位教师的女孩成了班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而那位铁路工人的女孩也始终没有考上大学，我匆匆忙忙地上了一个中专，如同逃离战场一样，逃跑了。

1982年我从北京第二商业学校毕业后，又回到丰台，在丰台副食公司工作，负责画广告画。在我单位的门口的书摊上，我见到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1989年，我已到PICC上班，在前门地铁里，我偶遇了那位铁路工人的女孩。我们才又开始联系上了。那时，我正闹离婚，而她找了一个大款，似乎管得她也不严。我们有时经常约着一块去看节目，虽然我没敢给她买过内衣，但我给她买过泳衣，说明也已心照不宣了。就像这个没有人能知道结局会是如何一样，她也很快就不明不白地从我面前逃远了。

2006年，正因为丁蓉老师派我去到少年宫旧址拍照，我才有机会又回到了我的旧居地。尽管丰台已经大变了，四环路挑直了铁路大桥。高楼林立，商场也建了不少。但有意思的是我在丰台的旧居所在地的一条小街几乎一点都没有变，被高楼所包围，似乎在一直等着我的探望。同学说是留着给我挂故居牌子呢。

其实，这套房在1987年我离婚时，给了前妻。但她也没住，三千块钱卖给了同事，因为临街，同事改成了早点铺。据说现在拆迁要上千万。

我带着大女儿走在丰台的街上，总感觉看见我一些同龄的人面熟，女儿说这是我的幻觉。其实，真有可能，因为那时都住平房，方圆一里的居民区，四下被我们走遍、玩遍，乡里乡亲得几乎全认识。

我刚一走进我家曾居住过的向阳街街口，见路边一腿有毛病的人在修拉客的三轮车。我便感到似曾相识，便对女儿说：这人我认识。果然他也认出了我，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还叫出了我的名字，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只记得他比我大二岁，在男厕所里教我学过坏，并让我拦着小学女同学摔跤，好用身子压人家。因此，那时我就明白了“瞎狠瘸毒”的意思。

他告诉了我一些邻居的情况，老人大多都去逝了。他说起老曹家、老边家、老马家、老海家的事、其时在我小时也是这样称呼的，而且这些姓都是家中的男人姓。他还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女同学因为婚姻不顺自杀了，留下一对双胞胎，年岁比我大女儿还大。

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家休着，似乎对此并不觉什么。他对我女儿说，身体好最重要。这都是我小时听老人们这么说的话。

我分别到我小时的居住地看了，老房依旧存在，只是院门有点改变，胡同的格局几乎没变，就连我家盖的小房还在，那墙里的砖还有我小时帮父亲脱的呢。

另一个院子的那棵大杨树也在，我记得小时有一次从香山回来，院里小朋友问我：香山有多高，我就指着这杨树说，有十个这棵树高。

平房就是有标志性，小时同学的相约玩的地点都会说：“北边大沟”、“大枣树”、“井台”、“大灰房”、“老门楼”、“老杨树墩子”等等，串门从不会走错，因为全凭形象符号的记忆。

走在这条老街上，许多人都是熟脸，我没想过多地相认，我又不是锦衣还乡，也不要吐故纳新。我不想过分打扰他们的清静、我更愿保持这种陌生的感觉。女儿问我:认识你的人怎么一直没搬走呀!

街上人很少,几乎没什么车,像一小块安静的六、七十年代的片场，与外世隔绝。女儿要买城里的那一种冰棍，在这里的小卖部都没有的卖。

不管时间多长，但一般不可改变的是道路和房屋的格局，水井的位置。但这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街上两处公共厕所，是我小时上过的，依然还屹立在那里，成为我心里描绘旧时地图的坐标。

给我感觉最大的是，不论街道还是住房，在我眼里几乎都小了一号，因为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永远定格在了四十年前的少年目光的印记，如今我的视觉放大了，故才有了这种差距。

我还由此写了同样感受的诗：

回忆肯定是在另外的空间打开

如同旧居在高楼的背后

独处一角 非常另类

似乎是一直在等我的归来

我深知我没有资格

能让它因为我而留住

它早晚都会消失

包括记忆

那小小的院门 想象不出

如何曾让我们几个小伙伴蹲坐

房子似乎太小了 深陷了许多

记忆永远停留在当时的视觉比例

我的角度不由自主地拔高

我家更早的旧居在现在的立交桥下

连地基都成了桥下的车道

生活有时真的像一本书

翻过一页 完全从新开始

小学仅存的教室已变成了废旧的库房

已容不下我身子的课桌 落满灰尘

开水房变成了厕所

当我指出当年厕所的位置时

现在的校长深深地点了点头

只有主席台依旧在操场的北边

两边的树上挂着灰色的高音喇叭

当时有个传看《曼娜回忆录》的高年级学生

曾在台前低下了头

在中学的教室屋外我发现

二棵又高又大的树并且不知它的名字

我怎么对它一点记忆都没有

形象的记忆只是滴水的水龙头和漆黑的通道

在我最后上过的看丹中学已经面目全非

高楼和大理石贴面的校门十分耀眼

简单的灰砖教室被墙堵死

外面有一台废弃的磁卡电话机

少年宫里空无一人

当年的画室被刚刚粉饰一新

昔日的花坛只留下一个圆圈的印迹

笑声在上空飘如同一口深井

我所的的目光变得格外紧张

铁路线的沿伸没有透视

老街上的陌生是时间的停滯

女儿问我：这里属于北京吗

其实，我对那个时期的少年记忆似乎全是情景再现式的，根本没有线性的意义，更别说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思辨了。它给我的情调全是城乡结合部那种不伦不类的街景一样，情节全是单纯的物质性的。

时光也是如此从我身边一点一点地逃远了的。如果说回忆我的七十年代，我觉得那是一种不成形的边沿状态，似乎一切都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内容。当然了，即使将来再回首我的一生时，似乎也可以这样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