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共成长 | 听！老放映员讲述放电影的那些陈年旧事
“向前、向前、向前......”伴着激昂的军乐声，银幕上出现了光芒四射的八一五角星，人们睁大眼睛，完全沉浸到那激动人心、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去了……这是小时候村里放电影的情景。往往是两场电影放完了，人们带着满足，说笑议论着四散而去。
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与电影相伴一生的老人，从看电影到放电影再到看电影，几十年来，他是电影事业发展最好的见证人，他就是十二师五一农场退休干部杨世芳。
少年时代最美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杨世芳十来岁，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座简易的露天电影院，农场放映队经常在那里放电影，一个晚上通常放两部片子，票价三角钱。
“我是个电影迷，每当中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晚上放电影的海报时，特别是战斗故事片，就别提有多高兴了。”杨世芳说，凑够了电影票钱就盼着天黑，挨到吃过晚饭就往电影院跑。
在杨世芳的记忆里，进入电影院，里面人头攒动。简单的场地中央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架着周身插了几条黑导线的放映机，一侧的唱片机欢快地旋转着，随着唱针在黑色唱片上徐徐滑动，前方的喇叭里传出轻快悦耳的音乐声。大人们争先恐后将自带的凳子放在观影最佳位置，像杨世芳一样大的孩子大多都找个土块坐在最前面。
他还清楚地记得上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部片子的盛况：农场周边的人都来了，用人山人海形容毫不夸张。来晚的人买上票，也挤不进电影院。好多人就爬上电影院的围墙骑在墙上看，几栋居民的房顶上也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院墙外不断传来房主嘶声力竭地喊叫声：“你们快下来，房顶都要踩塌了！”可人们都沉迷在电影里，谁还顾得了这些。
“电影陪伴我走过了童年和少年，那种乐趣终生难忘。没想到，我参加工作几年后也成了一名专职放映员，一干就是24个年头。”杨世芳说。
从看电影到放电影
杨世芳放电影。
杨世芳到放映队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放映的电影较少，尽管如此，但每到一处，职工都是携儿带女前来观看，享受这唯一的文化生活。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电影行业的春天来了。人们对电影的热爱和需求达到了空前狂热。“为了满足人们的电影文化需求，农场又给放映队购置了一套35毫米放映机。”杨世芳告诉记者。
记得有一年夏天，本来夜很短，在场部放完上下集《红楼梦》后已是深夜，我们又接到领导指示，赶往几十公里外的水库放映。结果放到天大亮，银幕上已什么都看不见了，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片子没有放……
“冬天，为了解决职工文化生活，我们在室外栽上两个木杆，挂上银幕，将放映机架在室内从窗口射出去。隆冬的夜晚十分寒冷，人们穿着大衣、戴着皮帽，站在雪地里跺着脚，还痴迷地看电影。”杨世芳说，“观众对电影的痴迷，让我很感动。当时，放映员很受人尊敬。时间长了，观众都能总结出哪位放映员技术好，会对他产生信任感。”
从放电影再到看电影
改革开放后，放映队从机关分离出来，以新建的露天电影院为经济实体，实行了单独核算。从1983年开始电视逐步进入社会家庭，打破了电影一统天下的局面。
对独立核算的放映队来说，要增加票房收入就得上映好片子，可好片子只能串片加场，需要派车到乌鲁木齐市的某个影院守候，分几次将上家放完的片子串回来，串片一定要计算好时间。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衔接不上，满电影院的观众都会不满地喊叫……”杨世芳说。
杨世芳所领导的电影放映队曾多次被评为先进放映队，杨世芳本人还被自治区文化厅授予“全疆电影放映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电视等多种文化形式不断冲击下，城市电影院的经营也处于最低迷的困难时期，农村电影队则走向萧条和瘫痪。1995年，杨世芳所在的放映队也完全瘫痪了。
“悲伤归悲伤，但我能想得通，因为这完全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杨世芳说。
随后十年，杨世芳再也没有看过电影，可后来影视行业的发展变化让他对电影发展又燃起了新希望。
2005年，杨世芳去深圳，在游玩世界之窗时，有一个观看海底世界的立体电影，观众随着镜头进入海底深处，好像也跟着在美丽的珊瑚和各种鱼群中游曳，让人领略了身临其境、惊心动魄的视觉感受。毫无疑问，这都是电影凤凰涅槃般重生后的发展延伸。逐渐，看电影又成为青年人、学生儿童以及家庭成员节假日文化享受的选择之一。
电影院里多套放映厅、多部影片的滚动放映和网购售票，获得了良好的票房收入。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一年电影票房收入近600亿元，由此支持了国家电影事业的快速发展。
说到这些，杨世芳格外兴奋，他说：“电影的发展变化让我感到惊讶和欣慰，作为昔日影视舞台上的王者又重振雄风、霸气回归。衷心祝愿我曾经为之奉献了青春年华的电影事业再现辉煌，为丰富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续写新的篇章！”（何长涓 刘哲）
来源：胡杨网
编辑 / 陈颖 责编 / 蒋龙珍 审核 / 钟新 侯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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