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与冷静 |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两本新著出版
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学院院长、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哲学、明清哲学、政治哲学、比较哲学；曾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分别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讲学并做研究；出版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等十余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获教育部、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多项。
吴根友教授
万百安(Bryan W.Van Norden)，国际著名中国哲学学者，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美国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教授，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 College）教授，武汉大学讲席教授；著有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New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等8部著作和50多篇具有重要影响的期刊论文。
万百安教授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总序
文|丛书主编
近四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出现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兴起与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出现，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新的科学技术与对自然与人自身富有广度与深度的认识视野；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痛苦与极其严重的环境破坏，而且使人类陷入尝试的焦虑与困惑之中。巨大的物质财富，就其绝对数量而言，可以让全世界70余亿人口过上小康式的生活，但当今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仍然有13亿之多，其中赤贫人口有8亿之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不断，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彼伏此起。造成这种诸多极不如人意的社会生活现状的原因，无疑是多元的，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要为此担负主要责任。想要解决这些极不如意的世界范围内的生活乱象，方法与途径也将是多元的，而从学术、文化加强沟通与理解，增进不同文化、文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信任，是其中重要的方法与途径。本套“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本着一种深远的学术济世宏愿，着眼于极其具体、细小的学术工作，希望能对全球时代人们的和平、幸福生活，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简要回顾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大约需要从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的时代算起。一方面，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况发回欧洲，引起了17世纪以后的欧洲对于中国文化的持续兴趣；另一方面，来华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学术、科学、思想文化成果，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少数有识之士的关注。清代康熙年间的“历法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股逆流，但此股逆流所反映出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却是真实而持久的。此一问题，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曾经长期存在过，但印度与中华文明都处在农业文明阶段，不涉及到文明之间的生死存亡之争的问题。因而在漫长的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逐渐解决了此问题。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欧洲文化，无论是其中的一神教的思想，还是一些科学的思维方式，对于古老而悠久的中国文化来说，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挑战。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中国哲学、文化与欧洲哲学、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视之为第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上的自主性，中国哲学与文化也保持着自己的精神主体地位。而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则是主动地让基督教文化向中国哲学、文化靠拢，在中国哲学、文化传统里寻找到有利于他们传教的文化因子，如坚持适应路线的传教领袖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1610）就努力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里寻找与上帝相一致的“帝”观念，以证明基督教的上帝与中国儒家传统有内在的一致性。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 -1754）、伏尔泰（Voltaire，1694 -1778）、魁奈（Fransois Quesnay，1694 - 1774）等人，则努力从中国哲学与文化里寻找“自然理性”之光，以对抗基督教的“天启之光”，将遥远的中国哲学与文化视为欧洲启蒙文化的同盟军。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接二连三的失败，近代中国人在政治上的自主性迅速丧失。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上的自信心也随之丧失。可以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丧权辱国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丧失自己文化自信心，在精神上不断被动和主动阉割自己的历史。哲学、文化的研究，就其主流形态而言，是一种甘当西方、甚至日本哲学、文化的小学生的历史。其中也有一些比较研究的成分，但其比较的结果，就其主要的面向说，都是对自己哲学、文化中专制的、落后的内容进行反思与检讨。只有少数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才努力地发掘中国哲学、文化的自身价值。早年的严复在思想上基本上属于革新派，他在1895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一文，深刻地反省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失败的原因，认为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政教方面，中国历代圣贤皆未能以自由立教。
新文化运动之初，还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曾发表过一篇有关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的文章，文中虽然泛用“东洋”与“西洋”二字，实际上即是讨论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陈独秀在该篇文章里一共从三个方面对中国与西方的哲学、文化做了比较，而在整体上都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评价中国哲学与文化精神的，如第一个方面，“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其最后的结论是：“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羞愧！”第二个方面，“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其结论是：“西洋民族，自古讫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而被中国传统儒家视之为文明象征的忠孝伦理与道德，在陈独秀看来，是一种半开化民族的“一贯之精神”，此精神有四大害处：一是“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二是“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三是“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四是“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而整个“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第三个方面，“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虚文为本位的结果是：“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以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
上述陈独秀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对中国文化全面的批评与否定，可以视之为激愤之词，在学术性上也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在当时中国处于列强环视，瓜分豆剖之际，可以激发国人深沉自省、洗心革面、奋发向上。今天，伴随着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中西文明的各自优劣之处。同时，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以殖民的方式对世界各国文化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武力侵略的方式对整个人类所制造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惨剧，也不应该加以掩盖。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在政治上是受屈辱的历史、在经济上是被侵略的历史，在文化上则新旧斗争、中西斗争最激烈的历史。一些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面前，努力地维护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自尊。他们所要维护的有些具体内容未必是正确的，但这种“民族精神自卫”的思维方式与情感倾向，从整体上看是可取的。几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步，20世纪20年代，一批信奉儒家思想的现代新儒家们也成长起来，其中，以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为标志，在中西印哲学与文化的比较方面，开始了系统的、哲学性的思考。梁氏从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三个方面[9]出发，对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异同、优劣、未来可能的走向进行分析，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他认为，“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者说是“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生产‘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经过西方近代文化发展阶段之后的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方向，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梁氏的具体论断与其结论，当然都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真正从比较哲学的形上学角度思考了人类几大哲学、文化系统的异同，并对三大文明系统的走向做出了自己的论断。由梁氏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思想表明，20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恰恰为保留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想启迪。而从维护全球文化的多元化，反对现代文化的同质化方面，亦为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在回顾20世纪中西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共产党人在学术与思想上所做出的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思想结晶的《新民主主义论》宏文，虽然不是专门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论著，但其中涉及的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大问题，特别是面对外来文化时，恰恰为当代中国的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在该文里，毛泽东说道：“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面对外来文化，毛泽东说道：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站在本民族文化的再造与创新的高度，触及到了中西比较哲学、文化研究的根本方向历史任务的大问题。当今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所从事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也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恰恰是为了中国当代哲学与文化创新而从事中西比较、中外比较，尽可能广泛地吸收世界上各民族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哲学与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实际上，在20世纪比较哲学与文化的领域里，可谓是名家辈出，荦荦大者有王国维、胡适、金岳霖、钱钟书、张岱年、侯外庐，以及整个现代新儒家群体他们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成果，扩大了中国人的思想视野与知识视野，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内涵，增强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自身活力与创新能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工作，一方面处在恢复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除一些学者个人凭借自己的学术兴趣、语言优势，继续从事比较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工作外，如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 -1976）与中国哲学，解释学与中国的解释学等研究成果，一些大型的丛书与杂志也在持续出版，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最典型的系列丛书有：乐黛云所开创并主持的比较文学研究丛刊与丛书，刘东主持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系列论文集等。而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当以许苏民的煌煌大著《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为典型代表。当代中国这些新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形态与具体成果表明，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比较哲学与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越广泛。但就笔者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比较系统、专门地介绍现代西方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同时又以此主题展开研究的丛书，目前似乎还未出现。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此套丛书一辑、二辑，及至于多辑的出版，将当代中国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由比较分散的状态，带向一个相对较为集中、专业的方向，进而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相对于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的主题而言，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只是一种学术助缘与手段。但在全球化的漫长过程中，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将是一个需要有众多学人长期进行耕耘的一个广阔的学术领域。近四百年来西方文化在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从整体上看要超过中国。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文化在其发韧期充满着一种对东方及其他非西方文化、文明的傲慢，而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领域里，有些结论也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与傲慢，像黑格尔（G.W.F.Hegel, 1770 - 1831）、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 -1920）等人对东方、中国哲学的一些贬低性的认识与评论，在西方与国际学术界，均产生了相当不好但非常有力的影响，即使是当代中国的有些学人，还深受这些观念的影响。但我们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现代西方学术中从事比较哲学与比较文明研究的成果，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 -1995）、斯宾格勒（O.A.G.Spengler，1880 -1936）、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 -1975）、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 - 1969）、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 - 1985）等人的研究成果，就需要我们系统地研究与翻译，而马克思（KarlMarx, 1818 - 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有关全球化的反思与论述，也是我们从事比较哲学研究者需要加以认真地研读的系列作品。
正在全面走向世界，并将为世界文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中国，需要有更加开放的胸怀，学习、吸纳西方哲学与文化，同时还应该放宽眼界，学习、吸纳全世界所有民族的优秀思想与文化。我们还应该对中东、非洲、南美洲的思想与文化传统有所研究与了解，未来的比较哲学与文化翻译与研究丛书中，也应该有这些地区、国家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应当是继承欧美现代化、现代文化的一切优良成果，摒弃其中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垄断等一切不好的内容，从人类一体化，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高度，来发展自己民族的现代化，来创新自己民族的现代文化，为造福世界做出中华民族的应有贡献。
我们希望有更多胸怀天下的学术青年，加入到比较哲学与文化的翻译和研究的领域之中，在现在及未来的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这将是一个有着勃勃生机，充满希望的学术领地；但也是一个充满艰辛劳作的学术领域，因为在这一领地里工作，要比其他领域付出更多的学术努力奋斗，更高的外语要求与大量的文献阅读，甚至还要深入异域文化地区进行实地了解，不止是做书斋里的学问。但通过比较哲学与文化的长期研究，我们也会不断地扩展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丰富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精神，让自己在精神上真正成为文化上有根的世界公民。这或许是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事业在造就新人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是为序！
丛书主编
2019年1月30日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第一辑书目
《回归哲学：一个多元文化哲学宣言》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
（美）万百安 著 吴万伟 译
《有德之家：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
（Families of Virtue: Confucian and Western Views on Childhood Development）
（美）柯爱莲 著 刘 旭 译
《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隐喻与精神理想》
（Effortless Action:Wu-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 ）
（美）森舸澜 著 史国强 译
《道德地理学：道德的多元可能性》
（The Geography of Morals: Varieties of Moral Possibility）
（美）欧文·弗拉纳甘 著 郑开胜 译
《自然道德：对多元相对论的辩护》
（Natural Moralities: ADefense of Pluralistic Relativism）
（美）黄百锐 著 吴万伟 译
《为什么要有道德：二程的道德哲学的当代启示》
（Why Be Moral:Learning from Neo-Confucian Cheng Brothers）
黄 勇 著 崔雅琴 译
《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信广来 著 吴 宁 译
《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
吴根友 著
《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
张世英 著
丛书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eries/47568
内容简介：宇宙这一“万有相通”的网络整体中的每一个交叉点（每一事、一物、一人），都既有其当前呈现的状态，又有其背后作无穷尽的联系为背景。用中国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秀”，后者叫做“隐”；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在场的东西”，后者叫做“不在场的东西”（海德格尔称前者为“显现”，后者为“隐蔽”）。是后者构成前者、形成前者、成就前者；后者是前者之源、之母。宇宙间的任何一事、一物、一人，皆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显”与“隐”的融合。
目 录
译者简介：史国强，山东莱州人，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出版的译著有：《赛珍珠》《格利弗游记》《彼得·潘》《简·方达回忆录》《灼痕》《暮光地带》《时光倒流》《塞林格传》《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为与无为：当现代科学遇上中国智慧》等。
内容简介：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无为”或“轻松自如”。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宗教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无为”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乃至此法所依据的“涉身现实主义”的原理——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
目 录
丛书总序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范 例
前 言
第一章 作为概念隐喻的“无为”
第二章 以德为安：《论语》的无为
第三章 自然：《老子》的无为
第四章 方术：《内业》的无为及墨家对无为的拒绝
第五章 养端：《孟子》的无为
第六章 虚：《庄子》的无为
第七章 直枸木：《荀子》的无为
结 论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已出书目
编辑：刘旭
校对：刘旭
───────
相关链接：
阅读·启蒙·智识
热烈与冷静：Reading-Godot
（长按二维码关注热烈与冷静）
投稿请邮件至：alchemist891205@gmail.com;
xiong_sjtu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