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ilies of Virtue: Confucian and Western Views on Childhood Development
[美]柯爱莲（Erin M.Cline）著 刘旭 译ISBN：978-7-5473-2075-4 定价：88.00元本书阐述了亲子关系在婴幼儿道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到当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依恋理论和循证理论的工作基础上，作者柯爱莲教授提出了一种加强家庭和儿童性格的有效方法，并呈现了早期儒家思想家是如何认为，我们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发展起来的一般性的道德情感构成了几乎所有美德的基础，而亲子关系正是这种成长的主要背景。她将这些观点与有关幼儿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展示了西方心理学如何加强和更新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本书还展示了儒家哲人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特别是在带薪育儿假、母乳喂养倡议、婚姻咨询和家庭治疗等领域的革新。
第一部分 早期儒家思想家对亲子关系、童年早期和道德培养有何看法？第二部分 与西方哲学史上的观点相比，早期儒学关于亲子关系、童年早期和道德培养的观点有何不同？第四章 女权主义与儒家视域中的父母、儿童与道德培养第三部分 为什么儒家关于亲子关系、儿童和道德培养之间关系的观点值得认真考虑，它们对我们理解这些领域有什么贡献？第五章 童年早期成长与父母、儿童和道德培养的循证方法
作者简介：柯爱莲（Erin M. Cline），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讲席教授，伯克利宗教、和平与全球事务中心（Berkley Center for Religion, Peace & World Affairs）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跨宗教研究与对话，教学领域为中国哲学、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目前为止已出版五本专著与发表多篇论文，其中包括The Analects: A Gui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Little Sprouts and the Dao of Parenting: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Art of Raising Mindful, Resilient, and Compassionate Kids（Norton, 2020）, A World on Fire: Sharing the Ignatian Spiritual Exercises with Other Religions（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8）,Confucius, Rawls, and the Sense of Justice（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等。
很高兴为我的书《家庭美德：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Families of Virtue: Confucian and
Western Views on Childhood Development）中文版写下这篇序言。我要对我这本书的译者刘旭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感谢他将我的作品翻译得如此信达雅，并且成为与我合作友善、慷慨襄助的合作者。我还要感谢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的慷慨推荐和鼓励，使本书的翻译成为可能。衷心希望当代中国的读者能通过本书更全面地领略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价值。我还希望，在我们寻求创建、维持和促进忠于古代儒家仁爱理想的社会时，它将激励读者重新思考对东亚文化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传统儒家仁义的价值观，及其对当今世界人民历久而弥新的价值，并且珍视所有父母和孩子对美好社会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柯爱莲
2022年3月11日
导 论
文 | 柯爱莲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婴儿与童年早期的亲子关系在道德培养中占据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点已在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六个月大的婴儿生动表达喜悦或愤怒的能力取决于其生命最初几周、几个月内对积极鼓励和回应他们的父母的依恋程度，在对照研究中同样揭示：那些在生命早期被家长积极支持与回应的儿童在学龄前展现出了更强的共情能力。尽管存在这些证据，哲学家们却在这些形成的时期鲜少关注家庭在道德培养中的地位。本书考察了一系列哲学家——从中国古代哲学家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与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再到当代关怀伦理学家(care ethicists)和依恋理论学家(attachment theorists)对该问题的论证——并且论证了理解亲子关系在早期道德发展中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的重要性——这不仅对当代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很重要，而且对我们通过制定公共政策以解决当代道德问题的努力同样重要。
历史地看，尽管很多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缺乏说服力，但是关于婴儿期与童年早期亲子关系特殊性质及其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的独特、有趣的理论与观点可以在最具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作品中找到，尤其是那些与儒家传统有关的哲学家们。他们认为，在婴儿期与童年早期开始培养的基本的道德情感是几乎所有美德的基础，而亲子关系正是早期道德培养的首要背景。他们描述了亲子关系是如何并且为什么是我们道德发展的基石，同时他们进一步主张，在家庭中儿童早期的（道德）成长并不仅仅是私人的或纯粹的伦理问题；其对于一个社会的质量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因此这值得政治哲学家与决策者的关注。
这些儒家观点与西方哲学史上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这在儒家思想家对亲子关系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给予持续关注中显而易见，这与亚里士多德和洛克等思想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虽然注意到家庭的重要性，但很少专门讨论这个话题，也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以及亲子关系在哪些方面对这种发展是重要的。儒家的观点与柏拉图（Plato,
428/427-348/347BC）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哲学家的观点形成了更强烈的对比，他们认为家长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早期儒学思想家的观点也突出了他们对儿童早期生命最初几年的关键性质的认可；尽管洛克承认儿童早期的道德教育很重要，同时家长的作用亦很关键，但他也并不认为婴儿期和童年早期（在道德教育中）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近年来，当代关怀伦理学家，如莎拉·鲁迪克（Sara Ruddick,1935-2011） 和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对亲子关系的伦理意义给予了持久的关注，但她们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早期儒学不同。除了将关注点集中于母亲的作用、经验和视角之外，关怀伦理学家认为，至少在某些方面的关怀要优先于其他方面的实践、美德和能力。我考察的早期儒学思想家关注作为道德教育和修养一部分的广泛的美德与其实践，并强调父母和兄弟姐妹在这个过程中的互补作用。早期儒学思想家还为我们对亲子关系的理解增加了一个新维度，他们认为产前和婴儿最早期的阶段对儿童早期性格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观点不仅与关怀伦理学家的关注点，而且与他们的一些观点也迥然不同。
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这些议题的著作值得我们关注不仅是因为它们对家庭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哲学见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对其所主张的一些观点是正确的。本书不仅将这些早期儒学的观点纳入与当代哲学家工作的对话，而且与社会科学中关于婴儿早期最好的实证工作展开对话。社会科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包括依恋理论家和人类生态学家的工作，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追踪从生命最初几周到成年期的支持性、回应性亲子关系影响的纵向研究——支持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发展古代儒家论点中与亲子关系相关的一些核心原则；本书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更新与充实了中国古代哲学，表明儒家思想家的许多观点在当代语境中是站得住脚的，并且是值得发展的。
除了在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扩展和加强对家庭与道德发展的讨论之外，这些源自早期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洞见可以应用于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和政策革新等工作。儒家思想家认为，胎儿期、婴儿期和童年早期是道德培养的独特且无可替代的时机，他们对这些阶段的具体作用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论述。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中国思想学者应该对这些论述感兴趣的原因有很多。了解儒家思想家如何看待这些早期发展阶段，可以加深我们对各种美德和道德能力如何培养的理解，帮助我们准确了解道德培养过程何时开始以及如何运作。此外，早期儒学的观点以及与亲子关系发展最初阶段独特性有关的经验性证据对家庭在一个社会中的适当作用共同提供了多种重要洞见，并对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以及我们对待家庭的社会实践和态度一些具体方式的建议，特别是围绕诸如强制带薪育儿假、母乳喂养和婚姻等问题。因为早期儒家对产前、婴儿期和童年早期道德培养与亲子关系的论述在许多关键领域与我们现在关于这些发展阶段的经验证据一致，它们是儒家哲学可以成为当代哲学家一种独特且宝贵的资源的证明，无论是在理论上（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还是在实践上（展示哲学工作对我们的社会如何做出真正的贡献）。
我之所以选择将重点放在儒家思想上有很多原因。正如我所表明的，早期儒家的思想资源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人类发展初期阶段道德培养的描述，但还没有人对儒家伦理[2]的这一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我认为，有大量的理由使得伦理学家、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和政策决策者对这些说法感兴趣。然而，在理解我（本书）目标的同时，读者不应忽视我作为哲学家的学科取向：与几乎所有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不同，他们认为研究其他文化的作品和传统非常重要，而哲学家们却迟迟没有认识到研究非西方哲学传统的重要性。[3]早期儒学关于亲子关系、童年早期和道德培养的观点清楚地说明了儒家哲学在某些方面为何对哲学家以及其他人是独特而宝贵的资源。然而，尽管我尤其关注童年早期，但却无意贬低其他发展阶段的重要性；事实上，尽管我重点关注童年早期，出于前面所述的一些原因，我将讨论与儿童道德发展后期以及成年期道德培养有关的文本依据。读者们应将此视为儒家思想家对关注我们整个发展过程的重视的提醒。尽管他们坚持认为，我们生命的最初几年在我们的道德发展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但儒家思想家同时认为，在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亲子关系和道德培养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澄清此点是非常重要的，即我的中心论点并非我们可以或者应该把早期儒学的观点不加批判地采用，全盘采纳这些古老的观点和做法。我认为，尽管早期儒家思想中的几个特征具有建设性价值，但其中一些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或修正。我在本书中的论点与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的讨论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些特点是当代伦理学的优秀资源，但还有许多其他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我不仅对描述和分析早期儒家的观点兴致盎然，而且对在当代具有建设性的议题中运用这些观点同样饶有兴趣。儒家思想对我们富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植根于另一种文化，所以具有突出那些我们自己未曾检验的文化预设的独特潜力。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向其他文化取经，包括支持和传播其他文化的哲学传统。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愈发浓厚，哲学家们一直在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哲学对我们理解哲学议题会有哪些独特的贡献？尽管它们相互关联，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分别解决：第一，与西方哲学相比，原生于中国哲学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之处？第二，中国哲学对当代哲学有何贡献？那么，问题是研究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建设性价值，而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描述性任务，或者是一个研究历史的问题——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哲学史。在我看来，理解中国哲学家的观点究竟有何不同，最好的办法并非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不同的思想家和传统之间寻找共同点，而是研究中国的个别思想家和每个思想家观点的各个方面。只有在做了这种细致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和欣赏由这些传统、思潮和时代中的一些共同点所构成的中国哲学。毕竟，如果另一种文化中的哲学家第一次遇到西方哲学，他们会问我们西方哲学有什么独特之处，尽管我们可能会强调西方哲学中一些广泛、明确，但在另一种文化的哲学传统中并不显而易见的主题，因此我们最好能够通过谈论具体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当与另一个哲学传统中的伦理观点相比较时，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的论述的某些特征可能是独特的，但（亚里士多德的）其他的（论述）可能并不（独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可能不同于康德伦理学的独特之处。因此，独特性问题最终只能通过选择某一个传统中的个别思想家和观点，并将其与另一个传统中的思想家与观点进行比较来回答，在此之后一些广泛的主题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出现。
然而，贡献的问题其实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可能成功地证明一种观点是独特的，但却无法证明这种观点做出了什么贡献。只要看一看西方哲学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有些观点确实与众不同，但无助于我们理清当代哲学中的任何重要的问题。某一种观点在许多不同方面可以显得与众不同，也可以做出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某一观点的）与众不同似乎是做出贡献的前提。如果一个观点是另一个观点的完全复制品，那么很难看出它是如何做出新奇的贡献的。但在文化和历史差异的背景下，不同传统的观点极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彼此不同。事实上，当大多数哲学家询问独特性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问一种观点是否在哲学意义上具有独特性：它的差异程度是否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给定的事物？当然，哲学家们对许多不同方面的贡献感兴趣。一种观点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感兴趣的事物。一种观点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推进积极的变化——这对那些对于反思与实践道德主张感兴趣的哲学家来说具有吸引力。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在本书中，我将论证早期中国对亲子关系、童年早期和道德培养的观点在这两个领域都可以做出贡献。
正如近年来人们对中国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一样，家庭问题同样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由于女权主义哲学家的工作。这种兴趣并不局限于哲学领域，在哲学界内，这种分析主要是由将妇女的经验和观点应用于哲学问题的努力推动的。例如，在科学领域，人们对家庭角色的兴趣部分源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脑发育最为迅速的阶段是生命的前三年，同时亲子关系是童年早期生命经历中最重要的部分。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这些生命早期阶段具有独特的潜力，是在各个领域进行干预以改善儿童生活的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这一认识引起了公共政策界的关注，给政策制定者以生命前三年为资助重点和以家庭内部早期经验为目标的儿童早期干预计划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在这本书中，我的目标是参与跨学科的工作，并首次将中国传统应用于这一系列问题上。
概述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涉及以下问题：早期中国哲学家对亲子关系、童年早期和道德培养有何看法？第一章介绍了道德培养、家庭以及创造和维持美好社会的任务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如最著名的早期儒学文本《论语》《孟子》和《荀子》所呈现的那样。我认为，这些文本不仅强调道德培养的核心地位、亲子关系的独特作用和孝道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家庭与美好社会之间明确而直接的关系。第一章为中国早期哲学的大多数专家所熟悉的观点提供了文本依据，但我对这些观点的讨论事实上对于这本著作的一个更宏大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早期儒学看待家庭、道德培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和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相比是不同的。我在第二章中讨论的观点对于研究早期中国哲学的大多数专家来说都是新颖的，因为尽管儒家经典文本中对孝道的强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讨论，但很少有人关注这些文本中关于童年早期道德培养的内容。我认为《论语》《孟子》和《荀子》都提供了长期被忽视的早期道德培养的洞见，尽管这一主题肯定不是这些作品的重点所在。随后，我考察了其他一些早期儒学的文本，这些材料更详细地说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儿童生命的最初几年是道德培养的独特时机。我认为，这些作品清楚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儿童生命的最初几年是道德培养的一个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机会，而亲子关系是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本书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以下问题：与西方哲学史上的观点相比，早期儒学关于亲子关系、童年早期和道德培养的观点有何不同？第三章和第四章将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的早期儒学观点与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家庭和道德培养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认为儒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在第三章中，我讨论了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卢梭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各个思想家的观点。第四章考察了女权主义伦理学家作品中关于亲子关系的讨论，尤其是莎拉·鲁迪克、内尔·诺丁斯和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的作品。在这两章中，我强调了本书第一部分概述的儒家的观点与西方哲学家观点的不同之处，其中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早期儒学思想家而言，我们在童年早期培养的普遍的道德情感是几乎所有美德的基础，家庭内部的早期经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质量，因此其不仅是伦理学的核心，对于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也一样。除了儒家思想家关于家庭的独特主张外，我认为儒家传统还带来了一套独特、犀利、有力的故事、轶事、方法和实践，以加强和鼓励对家庭及其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的道德理解。
然而，即使如我所说，儒家传统在这些问题上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什么儒家关于亲子关系、童年早期和道德培养之间关系的观点值得认真思考，它们能为我们理解这些领域做出什么贡献？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便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在第五章中，我认为有大量实证依据支持早期儒学关于亲子关系在人类道德发展中的作用、儿童早期生命最初几个月以及几年时间的独特重要性、修身的本质与可能性的主张，以及创建和维持美好社会的任务。我讨论了来自于依恋理论、人类生态理论和儿童早期干预计划的论据，并将它们与我所讨论的儒家观点联系起来。第六章认为，儒家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有益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亲子关系在美好社会中的作用，儒家哲学不仅可以为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提供重要而独特的资源，对决策者也一样。我概述了儒家观点可以加强和支持我们促进社会变革和政策改革的一些具体领域。
在实践层面，社会变革难以实现，因为它不仅涉及政策的改变，还涉及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我认为，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家的工作，在此可以提供相当大的帮助。我们需要公民重新考虑他们对一个儿童早期生命最初几年重要性的看法，并认识到在这些早期发展阶段，生动而切实的养育方式能够塑造一个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早期儒学文本中所讨论的各种故事、轶事、方法和实践可以对这一过程做出重要贡献。由于我们的观点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化的塑造，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资源，以实现不仅包括我们的公共政策，而且包括每个家庭的观点与实践的变革。我认为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担当一种新的、重要的、极其独特的资源，而本书便呈现了人文学的工作与科学工作如何以互补和相互促进的方式整合起来，以促进切实的社会变革。因此，本章不仅有助于从实践意义上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中国哲学，而且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哲学、人文学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
总括全书，我的目标不仅是描述和论证儒家思想可以在这些方面作为一种独特和有益的资源的观点，而且在我从事这项任务时，将自己置身于儒家传统并利用传统儒家资源。因此，这本书以其独特的方式代表了一个当代的、具有建设性的儒家对我所讨论的问题所持的观点。
“早期”中国与道德培养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简要谈谈我这本书中两个重要的术语问题。第一，我所使用的“早期儒学”,包括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之前）以及汉代相关的文本（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20年）。虽然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通常将汉代与中国历史上更早的时期分开，以及许多研究早期中国的学者不加批判地更重视，似乎也更喜欢早期文本而非汉代文本，但根据儒家标准，（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早期文本，我将提供证据证明，汉代文本中提出的儿童早期道德培养观念与我考察的更早期文本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连续性。我在这里的方法部分受到了儒家传统的启发：历史上，儒家一直将儒家传统的一部分所收集的大量资料视为连贯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儒家传统中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本汇集的不同时期，读者会注意到，我在本书中始终关注这两项任务。同时，考虑到本书的建设性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不同的早期儒学资源，并将其视为我们今天的建设性资源，因为它们共同带来了关于亲子关系和童年早期道德培养的丰富观点和方法（例如，关于孝道的辩护观点，关于产前培养的叙述，关于父母在温情养护和纪律之间取得平衡的启迪人心的故事）。
此外，我的目的之一是强调儒家思想家们在历史上很早就提出的观点直到最近才在西方哲学中提出的事实，这一事实突出了儒家哲学的一些真正鲜明的特征。虽然我会注意到我所讨论的文本的可能（写作）时间，但我不会在本书中讨论文本的关键问题，因为关于特定文本以及段落（写作）精确日期的争议与我本书的目标无关，即表明儒家传统中非常早期的文本表达了对亲子关系、童年早期和道德培养之间独特联系的理解，并论证这些观点在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建设性价值。这些文本（的写作时间）到底有多早以及究竟由谁撰写的问题绝不会影响我在这部作品中的论点，因为我的核心关切是在我所讨论的文本中发现的思想。
第二个术语是，我在这部作品中将要提到的儿童早期时期的“道德培养”，而不是儿童早期时期的“道德教育”，因为前者更准确地抓住了早期儒学关于婴儿期和童年早期观点的某些特征，即在这些早期阶段，人们不仅要明确地指导或教导孩子们关于美德的知识，而且要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真正开始发展和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和能力的过程。“道德培养”还强调了儒家关于婴儿期和儿童期道德发展的论述与儒家关于道德的自我培养（意思是“修身”）的论述之间的连续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儒家传统中对这一过程的讨论，包括父母在其子女发展的最早期的阶段的活动和方法，以及我们在努力自我提升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活动。
译者简介：刘旭，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耶鲁大学神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波士顿学院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at Boston College）访问学人；研究领域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较哲学、跨文明对话、尤其关注基督教哲学与儒学中的身心论、救赎论等问题，已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投身学术前，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三年多（2015年5月-2018年7月），辞职攻读博士之后，于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兼职编辑出版工作，参与策划出版了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文明对话论丛”“珞珈中国哲学文存”“香江哲学丛书”等。
译 后 记
文 | 刘 旭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当本书翻译落笔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在耶鲁的时光已过半年。坐在神学院图书馆科林斯柱撑起的希腊神庙式Day Mission阅读室里，让人总有置身于古典世界之感——希腊众神的世界，我这样的说法在神学院恐怕是异教徒的论调——尤其是每到整点时，神学院Marquand教堂悠长的钟声似乎能带人穿越时空回到中世纪，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奥卡姆等圣哲先贤仿佛就坐在某个角落等着我走过去和他们交谈。他们似乎想要告诉我，翻译的完成只是真正严肃的学术生命的预备（《弟茂德前书》19：6“为自己积蓄良好的根基，以备将来能享受那真正的生命”），而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献给漫漫学术长路并为此感到喜乐才是真实的、信仰式的学人生命。在集中翻译的三个月时间里，我通常都是独自一人坐在图书馆里揣摩译文，从早晨到夜晚，神学院方庭静谧的日与夜、窗外季节的流转、洒在Marquand教堂尖顶十字架上的阳光与月色，以及像是挂在树梢上的点点繁星都给了我面对孤独时的平静和一页接一页坚持下去的不竭动力。每当翻译疲劳之时，转头看向窗外的草坪、教堂和红砖白窗相映成趣的神学院方庭，以及方庭中两棵巨大的榆树从我2021年夏天刚来时的满树绿意到秋日换成彩妆，从大雪覆盖的冬季脱去旧衣到春天发出新芽，生命的生生不息让我赞叹天主的创生恩典与天地的造化。同时也让我对自己翻译的柯爱莲教授（Prof. Erin
Cline）的《家庭美德：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Families of Virtue: Confucian and Western
Views on Childhood Development）这本书有了不同于刚刚开始翻译时的新的认识，对于我成长于其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的孝道有了新的感受——孝不仅是对于父母的感恩与敬重，而且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恩与敬重。柯教授这本著作于2015年在世界知名学术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主题是中西方哲学关于儿童道德培养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柯教授认为，儿童的道德培养，尤其是生命最初几年（包括母亲怀孕期间）的道德培养不仅对儿童长大成人以及整个生命历程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并非仅仅关乎个体的幸福，而且与社会的繁荣、美好生活、国家政治的良好运行都息息相关；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相互支持，且细腻敏锐与回应积极的照护是儿童道德培养至关重要的环境，而其中，母亲的角色尤其关键，这并非说父亲的重要性不如母亲，只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来看，母亲在照护孩子的过程中通常承担得更多。据此，经过多个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的考察，如《诗经》《论语》《孟子》《荀子》《小戴礼记》《列女传》《春秋繁露》，乃至宋代的《朱子语类》等，并在系统比较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基础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涅卡、爱比克泰德、西塞罗、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直到当代女性主义以及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柯教授认为，早期儒家关于儿童道德培养的观念不仅在历史上是合理且丰富的，而且即使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也颇具有建设性——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补充西方哲学在此方面的缺失，而且能够用来促进西方文化与实践政策层面的变革，这一论点得到了她所引证的NFP计划成功实践的证明。柯教授本书在学科性质上属于伦理学，从研究进路与方法上来看是一本比较哲学著作，从内容上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归为目前正在国内方兴未艾的家哲学，若是再细分的话，可以说是儿童哲学；从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来看，本书是性别研究方面的一本代表作——因为女性视角是本书的核心切入点，她对在此之前的女性主义著作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反思。在此领域，国内目前还没有如此细致的研究著作，也还未看到该类研究兴起的迹象，但书中谈及的确实是任何文化传统都会碰到的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因此，将这样一本视角独特、材料夯实、论证严谨、且对当代人类文化颇具批判性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是价值巨大的。不得不提及的是，本书的写作在哲学书中并不属于艰涩难懂的那一类，恰恰相反，本书思路清晰、主题明确、语言流畅，而且因为研究主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原因，所以本书的影响将不限于学术界。关于本书几个核心术语的翻译，我需要向读者略作交代我的考虑。Moral cultivation，关于本术语，我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在考虑到底是道德培养还是道德修养，在全书翻译完毕后，我认为作者柯爱莲教授在书中绝大部分的意思是道德培养，即家长尤其是母亲对孩子德性与德行的培养。Moral self-cultivation，笔者对该词原本的翻译是道德培养，意指一个道德主体对自身的德性与德行的培养、修炼，但是在儒家传统中，“修身”即是指主体对自身的道德修炼，而且与道德培养的区分度更高，所以笔者遵从传统与实际的考虑，将此翻译为修身。Mothering，这个词通常而言可以翻译为“育儿”，是指生养孩子、教育孩子等亲子关系实践，尽管“育儿”是常用词，无论在中英文中，但并没有体现出这是母亲特有的亲子实践。尽管并非所有育儿都是特指母亲是该项工作的唯一实践者，不过这却是本书作者柯爱莲教授想要凸显的核心思想，即母亲不仅生了孩子，而且还抚养、教育、关爱、陪伴孩子，母亲不仅在实践上承担了这些工作，而且还赋予了此项工作以道德意义。况且parenting这个词也指“育儿”，正如柯教授在书中所辨析的，这是指父母双方共同协作的“育儿”。基于此，我把这个词翻译为“母育”，这样更贴合本书作者所强调的母亲在孩子的生育、抚养、道德培养等工作上的核心重要性的维度。Caring for与Caring about是本书第二与第三部分的核心术语。Caring for与Caring about事实上在日常英语的使用中没有严格的分别（若是有，则是译者的错误），但作者所引用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内尔·
诺丁斯对这两个用法有严格的区分，即Caring for指的是由自然情感唤起的关爱，如血亲关系，这样的关爱主要是基于自然情感；而Caring about指的是由道德意识唤起的关怀，如孟子所言“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是一种理性的道德意识，尽管并非与情感无关。因此我的翻译分别是关爱与关怀。且这样的翻译办法与作者在本书中频繁引证的关怀伦理相一致。在翻译中，需要特别考虑的术语远超我在此处交代的这几个，但这几个因为贯穿全书，与作者要表达的核心主题密切相关，因此我在此予以特别说明。还需要与读者以及学界、译界同仁在此沟通交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句转译，因为事实上有大量的字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需要根据作者的意思以及中英文表达的规范创造新的词，赋予其新的含义，这就意味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语言创造。我的翻译主要方法为逐字翻译（word for
word），力求以作者的语言风格表达作者的意思，而不是以自己的风格表达作者的意思；整体视角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方法，即逐字翻译与全书整体的意思相协调，从作者全书想要表达的含义来推敲一些具体细节处的翻译。由于本书作者柯爱莲教授在书中考察引证了大量的西方哲学文献，而其中大部分著作都已有了可信的中译本，因此，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一核对了这些中译本，若是与本书语言风格以及概念使用相一致的，就沿用已有的翻译，并给出规范的脚注；若是译本有明显的错译，或者语言风格、概念使用与本书不统一的，译者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前提下，会做出适当的重译与修改。当然，必须要承认的是，由于语言水平的限制，作者能够核对的原著文本仅为英文本或英译本。柏拉图英译本，我所使用的是John
M.Copper，Plato:
Complete Work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97。《理想国》（Republic）的中译本，我所参考的是张竹明、郭斌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我在引用的同时根据英译本作了校对，没有发现明显的错译与硬伤。由于《法律篇》（Laws）没有可信的中译本，所以译者只能根据英译本自己翻译，翻译不当之处，请读者朋友们指出。亚里士多德英译本我参考的是Jonathan
Barnes,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Vol. 1. 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政治学》我参考的是吴寿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但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尼各马可伦理学》我参考的是廖申白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但做出了相应的修改。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的英译本我参考了Epictetus,Epictetus: Discours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中译本我参考了[古希腊]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奥古斯丁《忏悔录》的英译本我参考了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 Vernon J. Bourke PhD,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53.中译本参考了[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英译本我参考了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Complete in a Single Volume, unabridged
edition, Coyote Canyon Press, 2018.中译本我参考了圣多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周克勤等译，碧岳学社/中华道明会，2008年。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英译本我参考了Thomas Hobbes, Three-Text Edition of Thomas
Hobbes’s Political Theory: The Elements of Law, De Cive and Leviathan, ed.
Deborah Baumgo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中译本我参考了[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两卷本我参考的是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译本我参考的是[英]洛克：《政府论》（上下册），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英译本我参考的是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Or On Education, trans.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中译本我参考的是[法]卢梭：《爱弥儿或论教育》，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译者对译文做了适当的修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英译本我参考的是G. W. F.
Hegel, 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Oxford World's Classics),
Revised edition, Trans. T. M. Knox, Edited. Stephen Houlg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译本我参考的是[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的中译本，我参考的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的中译本，我参考的是姚大志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译文略有修改。努斯鲍姆的《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我参考了徐向东教授和陈玮教授的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任何一件事的完成都需要他者的帮助。本书尽管是我独译，但若是没有师长、朋友以及父母的帮助与支持，我相信我无法在3个月时间里顶住压力准时完成。人生拥有好父母、好老师、好领导、好朋友是幸运的，而我竟然能同时拥有，这不得不说是我生命中的恩典。首先，我要感谢我敬爱的导师吴根友教授。没有吴老师，就没有这本译作以及自己学术生涯的长期规划。在2018年秋季博士刚刚入学的时候，吴老师跟我谈话，教我要学会从长线程看自己的学术生涯，比如博士学习尽管是四到五年，但要从十年着眼，就是说，在博士学习期间就要考虑到以后工作初期五年左右的学术规划。因为我过往的编辑工作经验，在2018年冬季，吴老师计划主编出版一套“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在项目规划的时候，吴老师分配了一本引进书给我翻译，将此作为我博士训练的一部分。吴老师常说，博士学术训练要掉几层皮才可以，我想我可能是吴老师指导的博士生中掉皮最多的学生之一，不过这也变相说明我皮厚。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我翻译这本书的前期，我感到痛苦不已，因为同时要上课、申请出国、博士论文换课题。后来新冠疫情暴发，赴美签证也变得越发困难，所以我索性就把主体部分工作留在来耶鲁之后进行。但没想到的是，来到耶鲁之后，因为要适应这里的生活，加上上课，生活上和学术模式上的转变，让我无所适从。但人的潜力和惰性都是强大的，因为博士学习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在耶鲁只有宝贵的一年时间，加上吴老师的一再嘱咐，所以我趁着寒假期间，硬着头皮强制自己每天翻译3000字，这样加上休息时间，3个月即可完成。在翻译的过程中，只要遇到困难，就找吴老师聊一会儿，抒发自己的痛苦，就这样埋头苦干了3个月，算是准时给吴老师交了作业。其次，我要感谢我亲爱的老领导刘佩英总编。刘总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工作时的领导，还记得2015年刚刚进社时懵懂无知，只有一腔想要做出版、从事文化事业的热血，但每天面对着上海的钢铁森林与车水马龙，自己茫然困顿，不知从哪开始。但后来因为我组织年轻编辑的读书会和刘总结识，刘总和很多我印象中的领导截然不同，她支持、鼓励、帮助年轻人，喜欢和年轻人共事、交流，会从年轻人的角度看待工作，乐意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在此之后，与刘总的接触越来越多，她也开始指导我如何约稿、组稿、编辑、宣传等。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交大社是理工类大学出版社，因此理工类图书才是出版的重头和主流，人文图书只是小众，且对人文书的出版要求很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当我拿到哲学书的选题时，刘总都是毫不犹豫地支持，给予机会，也正是这样，我才逐渐享受工作的乐趣，并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不仅如此，在对待工作以及人生的观念上，我也受到刘总的深刻影响。曾经我认为工作是一件独立于私人生活之外的事情，只需要在工作时间内做好即可，但和刘总长期共事后，我才认识到，如果我们认为这份工作是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那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当然不必是全部时间），因为这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并不独立于自己的生活，而是嵌入在自己的生活中，并反过来会对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我改变了自己对工作以及辞职后对于读博的态度，相信刘总带给我的观念对我以后的人生都会产生持久的影响。我还要感谢蔡文菁老师。在交大出版社工作的后期，我几乎每周从徐汇校区去闵行校区找蔡老师聊自己的学术观点、聊自己对未来的规划，事实上我是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指导，包括自己当时读博的计划；后来进入武大读博后，只要去上海都会和蔡老师见一面聊自己的学习进度，包括出国计划。无论什么样的事情，蔡老师都会一一给出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尽管她的想法通常是非常成熟的，但她从未认为她的想法比我欠缺考虑的计划更实际可行，而只是倾听、交谈，和我分析利弊，不过我事实上都会根据她的想法来修正自己的计划，甚至看待事情的观念。2019年底申请出国联合培养时，我遇到了很多没有想到的困难，当我和蔡老师交流自己的困难时，没想到她已经在帮我考虑其他的出国可能，甚至帮我修改我的Proposal。当然蔡老师对我成长的帮助不限于学术的发展上，我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时，蔡老师都会给予春风化雨般的开导和鼓励。同时，我也要感谢我在耶鲁的导师司马懿（Prof. Chloë Starr）教授。司马老师启迪人心的指导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即已开始培养自己的方法论意识、读文献的视野以及对待学术的严肃态度。她的谈话总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每一次都能启迪我，当然也总是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总感觉自己做得还不足够——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司马老师提到的某一点，为什么我读文献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某些问题的存在，以及为什么我在写作前没有先反思自己的思路，等等。当然，最要感谢司马老师的是，她允许我在２月开学期间跳过一些课，集中时间完成翻译，这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可以每天投入到翻译中。同时，她跟我强调学术口碑和学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敢忽略任何一处有问题的地方。待我如家人的坦皮奥教授（Prof.
Nicholas Tampio）一家是我一直感念在心的。我与坦教授相识于2019年的政治哲学暑期班，来美国后，坦教授每隔几个月就接我去他家过周末。每次去坦教授家中都被他们家充满爱的氛围所感动。坦教授的妻子Gina与四个儿子Giuliano, Luca, Nicola, Giorgio交流的方式总在启迪着我翻译好本书。他们一家人就像是我的家人，不仅是情感上的，也是理念上的。我还要感谢耶鲁的图书馆。神学院图书馆（Divinity
Library）是我最常去的图书馆，因为上课、吃饭都在神学院，所以神学院图书馆反倒像是我的家，而自己的住处只是睡觉的地方。我每天从早九点到晚九点待在里面翻译，图书馆员和学生助理因此都和我非常熟悉，甚至过了晚上八点之后，整个图书馆里陪伴他们的只有我。除了我最常去的神学院图书馆之外，耶鲁的其他两个图书馆斯特林图书馆（Sterling Library）和巴斯图书馆（Bass Library）是我上学期和寒假期间常去的图书馆，斯特林图书馆像是一座古典的教堂，让人走进去便有肃然起敬之感，而建在地下的巴斯图书馆则非常现代，我通常都是中午带一杯咖啡在独立学习室里做翻译，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已是月朗星稀的夜晚。来到耶鲁之后，我深深地感觉到，世界顶尖名校不仅在于可量化的排名之高、影响世界的论著与培养人才之多，更在于催生出杰出成果与人才的有形与无形的条件，如条件优越便利的图书馆、平静而又超然的生活氛围、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以及启迪人心的学者。在耶鲁神学院的好朋友们是我永生难忘的，没有他们的陪伴，我不会如此顺利地适应与融入，更不会有如此快乐而充实的生活。Ian是我在神学院的好友，他本科毕业于享誉世界的哲学名校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他的本科论文导师是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雷舍尔正是当代大哲学家索萨（Ernest Sosa）的博导，我常跟他开玩笑可以称呼索萨为师兄。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相差很大，但我本身对于分析哲学有一些兴趣，并读过一些论著，所以和Ian能够谈论不少哲学问题。天若兄是我在耶鲁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天若兄本科毕业于北大外院，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耶鲁神学院与宗教系中国学生极少，而矢志为学的可能就只有天若兄和我两人，因此我和天若兄时常交流国内外学界的轶闻趣事，一起吃瓜。尽管他的研究方向是与犹太第二圣殿相关的历史文化，与我的研究相距甚远，但我们都对希腊化时期以及宗教文化感兴趣，所以在学术上可以相互交流启发。同时天若兄也是球迷，所以我们的hangout就是一起看球、踢球、打FIFA。寒假后我们几乎每周一起踢球，平时在学院每天一起吃饭，周末也会一起做饭、切磋厨艺，天若兄经常说美国最好的中餐厅应该都是在留学生的家里。除此之外，我和Ian，天若兄寒假还一起去了纽约、费城、华盛顿、波士顿和普林斯顿旅行。Kim把我的游泳技巧提升了好几个台阶，暑假我们还一起踢球，去海边，hiking，看烟花，去研究生酒吧；Tanja让我认识到德国人的典型性格，她对胶卷摄影非常精通，我时常向她请教摄影艺术，这提升不少我的艺术品位；Brooklyne对中国文化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的伦理学很有兴趣，我们总有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可以聊，只要碰面都会交流好一会儿。和大部分美国同学不同，Brooklyne有一个中国胃，从麻婆豆腐到鱼香肉丝，从王老吉到麻辣火锅，她无所不爱，因此我和Brooklyne除了朋霍费尔这个话题之外还会聊中餐。除此之外，Brooklyne还指导我考了美国驾照；Katie老家在意大利西西里，我时常和她开玩笑，能不能介绍我认识几位黑手党；我还要感谢Jordan和Lucy夫妻俩，我和Jordan一见如故，每次见面都会长谈，后来为了让我们的交流更加深入，我们俩决定每周二在神学院餐厅一起吃午饭，边吃饭边聊天，从诗歌到哲学、从电影到音乐，从主体到他者等，每次聊天收获都很大，同时Jordan是神学院足球队Paracleats的B to B中场，在进攻中专职给我送助攻。Lucy是来自纽约的犹太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对他们夫妻俩说，Lucy是我想象中的希腊女性的样子。相比于这些日常的交流，Jordan和Lucy二人的生活对我来说更有启迪的在于，她们俩人不仅是情感上的伴侣，而且也在共同实践一种观念上的生活：如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尽管这些听来都是政治正确的一些说法，但他们精神上的富足确实是我能感受到的。当然，我不能忘记胖子Keith，虽然因为自我毁灭性的追求女生的方式让所有人都为此感到尴尬，但我依然对他心怀感激，因为没有他，我不会认识这么多好朋友。我要感谢我的挚友龚开喻与高冠龙。无论在国内，还是来美国后，我和开喻兄几乎每天都保持交流，从学术到政治，从足球比赛到日常生活，我们几乎无话不谈，特别是在儒学和天主教的对话上，互相交流各自的思考。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这些对立只是让我们的交流更加深入，并且也让友情更加深厚。正如利玛窦在《交友论》中所言“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相须相佑”“彼此胥助”。我和高书记（冠龙）十年前相识于南开园，是读研期间的同学，尽管不在一个学院，但哲学院和马院都在范孙楼，无论是研一在儒西大学生公寓，还是研二搬到老校区的西区公寓，我们的宿舍都在一个单元楼里。虽然十年前是和高书记一起在南开西区球场每日挥汗作战而现在只能转为线上一起熬夜看球，但激情丝毫不减，从切尔西逆转大巴黎，到意大利在巴西世界杯上铩羽而归，再到2021年疫情后那一抹蓝再次征服欧洲，这一个个难得的看球的日子记录了这十年间的变化——高书记已经成家立业，而我还在博士路上蹒跚学步。我亲爱的师兄徐衍总是我前行路上的明灯。自入学武大开始，从住宿到生活、从学术到人生，徐衍都无私地给予我帮助、开导、分享与慰藉。徐衍从各种意义上对我的慷慨都让我铭记在心。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学妹小祝，在读博期间，因为我们宿舍总是离得很近，加上我对生活不太上心，所以不仅日常生活依赖她的帮助，甚至包括搬宿舍这样的体力活儿，而且只要有任何的烦心事，都会找她聊上半天，帮我理清思路。我的师兄吕威与师弟思源是我读博期间的“好基友”。我们无话不谈，甚至同床共枕彻夜交心，这些时光是我在珞珈山的美好回忆。当然，我没有忘记我在耶鲁的室友们，尽管我大部分的翻译工作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完成的，但是安静整洁的住宿环境让我每晚从图书馆回来的时候还可以有放松的心情加班接着翻译。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小皮，她让冷泉谷178号的室友们成为一个整体，也让这个房子成为一个家，小皮每周做一次火锅，大家围坐一起边吃边聊，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是在外的异乡人很难拥有的感受。感谢港湾的兄弟们，小龙、牛哥、冠军、柯列、王凯、阳琛、江波，港湾的生活一直温暖着我，给予我无限的力量与信念。在我各个不同的社交平台与文章中，港湾都是一个关键词，因此我不在此赘述，但却又必须提到，因为港湾对我意味着太多。感谢在番禺路一起革命的兄弟们，熊总、亮亮、强强、相比于武康路、衡复风貌区、外滩、静安寺等上海著名的地标，久经考验的红辣椒餐厅、上海味道的杰出代表牧羊餐厅、上海图书馆下面被关的书店、我们出版的一本本书才是我们精神成长之地，当然在虹桥路上一次次通过实况足球碾压倪博也是我让我感到开心的回忆。感谢珞珈山的猥琐男们，牛尧、曾鸣、宝达、老乐、亚伟、范方春、韩瑞波、徐超，珞珈山的岁月因你们而精彩，虽然你们的球技都很拙劣，但我依然很享受在珞珈山前三年和你们一起在梅园操场挥汗如雨的珍贵时光，等我再回珞珈山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梅园操场也难有往日自由欢快的身影。作为一位“老”编辑，我深知出版一本书的不易，从策划到编辑，从封面设计到发稿排版，再到最后的校对、定稿，每一环节都把控好才能保证一本书的质量。因此，我要感谢春茂兄，他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让我感激不尽。最后，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正是他们对我充满爱的养育，让我意识到家庭道德培养的重要——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因此我将这本译作，也是我的第一本出版物题献给他们。我的父母生我、养我，教育我、陪伴我，他们和天下大部分父母一样，爱自己的孩子，竭尽所能地支持、帮助；但他们也绝对非凡，因为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就一直认为道德准则要重于对自己孩子的宠爱，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让自己的孩子接受道德准则就是爱。他们的无与伦比无法由我来评判，因为他们实现了在各种哲学传统中都堪称标杆的父母的理念。我的父母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也进入30岁，逐渐开始渴望家庭，并在人世间30多年后，开始对父母的心灵世界有了更多的共鸣，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爱”，为何爱很艰难，为何要“孝”且“敬”，对孟子所说的“人之大伦”与阿奎那所言的“崇敬”（reverence）有了以往所没有的体悟。译事艰难，不仅难在需要日复一日地阅读材料、校对文献、咬文嚼字、反复揣摩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意，更难在我在翻译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可以让一切努力“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在翻译每一个字时我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然，正是因为翻译的艰难，每当我发现某处思想在不同传统中有相似的理解时，如“孝”的观念，我都会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不由地感到喜悦，因为这至少能够说明比较哲学、文明对话事业的文化心理基础所在。当然，不同传统之间的差异事实上是更有价值之处，因为这不仅说明了人类的生活丰富而多元，而且也更加彰显了人类心灵的自由与智慧的伟大。编辑：刘旭
校对：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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