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乙己到祥子,青年人脱下长衫的唯一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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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脱不脱长衫的话题,热度已经过去。在被网友群怼了之后,央媒也没啥不好意思,继续搜罗出各种各样“活生生的案例”来暴击青年人的小心脏。
不是小伙子种田,就是大姑娘养猪,以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了。对于想留在大城市的青年人,央媒也给你们准备了榜样。
“95后”夫妻范丹丹和赵庆书,在浙江义乌的青口夜市经营小吃摊。夫妻俩边摆摊边直播,因生意火爆,每天500斤土豆和250斤豆腐甚至不够卖。凌晨,人群散去,小两口高兴地盘算销售额:“大概9000块左右,一天就赚到了,好有成就感。”
在“忙田人”、“忙猪人”之后,现在又来了“忙夜人”。看看人家小吃摊,一个晚上的营业额就达到9000元,一年营业额最高可达324万。看看人家央媒,专捡优秀案例怼到你们脸上,一出手就是年薪百万。
再配一句话:青年人,你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当骆驼祥子送外卖!
01
地摊经济与就业市场
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引擎中,房地产绝对占到数一数二。在房地产不好的年景,再叠加三年的疫情,于是地摊经济又被广为宣扬。
地摊经济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二是就业。前者就是,民众是否有权利在街边巷口摆个地摊,小额经营不纳税?后者就是,地摊经济是否足以容纳这么多不得不灵活就业的无业、失业人员?
在过去三年里,各种操作不断,各地政府态度不一,各地城管更是禁止与默许不一,而地摊游击战仍然是某些城市的主流状态。
一条街上,几十号摊位,呼啦啦出摊,一声吆喝,“城管来了”,又呼啦啦收摊,只留下孤独的食客们茫然不知所措,付了钱,自己的菜煎饼还没拿到一根葱呢。
不管抬多高,不管夜壶多必要,地摊经济都不会是青年人就业的主流形式,甚至连副业也算不上。
因为稍微有点脑子就知道,大家都去摆地摊,卖给谁呢?如果每天晚上摆个地摊,就可以轻松月入过万,不要说一夜9000,你觉得,其他人没有脑子,非要去工地搬砖、去餐厅刷盘子嘛?
地摊经济,可以允许,但很难提倡。让民众有权利摆地摊,要远远比解决多少就业人口重要得多。
青口夜市小吃摊的当事人还透露,自己不仅请了两个员工,而且一年摊位费“34万元”。
可以想象,如果营业额打了对折,这对小夫妻可能一年就为个摊位费打工了。能不能问一句,“34万”的摊位费被谁收走了?对于一个小吃摊是不是太贵了?
02
少些爹味,多些理解和共情
针对年轻人,几乎每一代老年人都会指着他们的鼻子教训说,“你们就是不愿意吃苦,想当年,我不也是这样过来的?”
“当年”是个好词,可以掩盖很多东西;“吃苦”也是个好词,可以掩盖更多东西。
尤其是近十年来,传统各行业已经趋近饱和,甚至进入恶性竞争和垄断经营交替的阶段,从最初的亏本补贴到最后的垄断渔利,已经是多个行业的标准操作。
不过,这种操作还只是集中在中低端行业,比如打个车、点个外卖,或者定个机票酒店之类。
最后的结果是,中低端行业厮杀得再激烈,也不会提供多少就业岗位。而其他行业,其他利润更高、垄断更强的行业,如果能够开放准入,也许会提供多一些岗位。
开放才有机会,自由才有发展,在二者的基础上,青年人才会摆脱内耗和内卷,重新怀抱真实的希望。
如果既不能呼吁开放,又不能呼吁自由,而只会一味地爹味说教,被青年人怼就是必然的下场。
不真实,不接地气,是所有说教的软肋。
03
年年就业难,到底谁背锅?
自从大学开始扩招,就业分配被取消,就业难就成了年度话题,好像从没有哪一年就业不难。
大学为了提高就业率,专门设立了“就业指导中心”,还把促成学生就业作为教师年度考核的加分项。
借着二十年经济大发展的东风,大学就业率一直“很好看”,几乎都是95%以上,虽然加了水,充了数,但只要看破不说破,大家也都各生欢喜。
到了疫情来了,就业岗位减少,毕业生增多,大学也顺势找到理由躺平摆烂,就业率直接跌到了30%以下,文科甚至到了12%,而自主就业、灵活就业成为毕业即失业的代名词,而高学历送外卖也成了新常态。
就业难,这几年尤其难。这是一个多因一果的宇宙级难题。
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文科学生太多了,工科理科化了,大学教的知识太陈旧了,大学课程放水太多了,反正一句话,就业难主要是大学的错。
一方面,新生儿数量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却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只能送外卖、摆地摊、回农村,这其中肯定有其他被隐藏起来的问题。
04
谁的长衫?脱下就能致富?
如果国际外贸不方便说,国内垄断不方便说,那么可以说的,可能就只剩下爹味说教了,“你们脱下长衫,抛弃大学所学的知识,勇敢地到农村去、到街边巷口去、到外卖的车轮上去。”
这不是脱不脱下长衫的问题,也不是放下可怜的尊严的问题,而是脱下了也没有就业岗位的问题。你以为中高端岗位内卷,而低端岗位就不内卷吗?
2020年一篇刷屏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已经说明了整个问题。没有中高端岗位可供选择,那么低端岗位的内卷和压榨就只会变得更厉害、更隐蔽和更无人性。
这不是码农996的问题,而是外卖员跑到累死也跑不过算法的问题,是骆驼祥子天天拉车,也拉不出幸福生活的问题。
在过去的时代,“勤劳致富”是一项许诺,到现在已经几乎破产。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勤劳的确是不得不的前提条件,但能否致富就不一定了。
每天晚上处理500斤土豆和250斤豆腐,不管里面加了多少水,但这对小夫妻和两个雇工的确算得上非常勤劳,但是你看几家小吃摊能达到一个晚上9000营业额的?
如果最高者每晚9000营业额,最低者每晚500营业额,可以想象,连外地青年人也会蜂拥而来义乌摆地摊。
“幸存者偏差”之下,捡一个真真假假的案例来证明,脱下长衫就能致富,完全抛弃了统计学和一般常识,这样的爹味说教非蠢既坏。
孔乙己要不要脱下长衫,是青年人的自由选择。而当没有选项,只能脱下长衫的时候,所要反思的不是孔乙己,而是整个社会环境。
为什么没有给孔乙己提供合适的岗位,为什么不能发挥孔乙己的长处,不是让他穿着长衫去教“茴字的四种写法”,反而逼着他不得不脱下长衫去摆地摊?
这不是在大学的人才培养之后,对人才的极大浪费和极大侮辱吗?
而如果培养出来的不是人才,那么排名200以后的大学可以直接取缔,排名50-200的大学可以直接改成送外卖、摆地摊和养猪的技校,只保留排名前50的大学才教“茴字的四种写法”。
这,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