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人类学家】黄树民 | 我的人类学生涯：跨领域研究的可能性 【转】
顽童小逗豆按：
对我，The Spiral Road 一书就像卡尔维诺说的，“我爱简·奥斯丁，因为我从未读过她，却只因为她存在而满足。” 当然，我是读过的，还不止一遍。每次读，都觉得不怎么样嘛，放一边，写文章时，还是会想起，再翻翻。对有些学者的书，读一本就够了，但它会一直跟着，这是我钦佩黄老师的地方。这本书是我在人类学中的一位朋友。
博尔赫斯说 “《堂吉诃德》是古往今来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因为书中人物阿隆索·吉哈诺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为将来一代代人塑造一位朋友的渴望很难实现，而塞万提斯实现了。” 我想，人类学家的著作，至少先给其他人类学家当个朋友，再给现时代的其他人当朋友，至于过去未来的人，我暂时不想了，理论根本穿透不了时空。伟大的文学创造一种穿越时空的意象，我还没搞懂伟大的人类学创造什么？ 理解这问题，应该是我人类学生涯的一个前提，一个归宿。
文章来源：台湾《社会科学论丛》 2016 年 4 月第十卷第一期。
庄院长很早以前就跟我讲说，应该到政大来参加这个论坛，来和老师、同学聊聊，谈一下我的学术研究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希望从这里可以谈一下，我们在现在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或者知识分子，要怎么样能够把一些狭窄的研究题目扩大，做出跨领域、跨学门的研究工作。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同学、各位老师谈谈的话呢，也应该是对于我的一个肯定。我大概从几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是从我自己的学术生涯开始，我为什么会对于一些研究议题有兴趣、或是对事情的看法，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态度；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所经过的一些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经历，怎么样型塑到我后来的一些学术的兴趣和发展。
1984年（民国73年），我到厦门郊区一个小村子去做田野调查，后来这个研究结果出了一本书叫《林村的故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调查是一个比较传统民族志式的调查。那一年我是在厦门大学访问，一个礼拜上三、四天的课，另外四天就跑到林村住在村子里，在村子里租了个房子，是传统的人类学参与观察法。人类学做研究的话，最强调的就是说你要研究一个文化、社会，就应住到当地去，不但学习当地的语言，对我来说当地的语言不是问题。因为在闽南讲的差不多等于是我的母语；然后参与他们的生活，在生活上跟他们打成一片，把你自己放在当地当地村民的角落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当有一天你能够像当地土著 ─ 人类学叫 native，当你能够像土著一样看问题、想问题、解释问题的时候，那你就是个成功的人类学者。
那时的田野调查还有四个厦门大学的研究生一起去，因为那时候「人类学」对厦门大学来讲是很新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而且中国大陆那时候对于境外人士还是有很多管控。所以那时有两个台湾研究所以及两个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跟我到村子里去，一起住在村子的书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四位同学都用很大的碗、吃个两三碗饭，看得我们都吓了一跳。而且一般而言，田野行程早上会去访问、调查、座谈，中午吃完饭后继续工作。但这几个研究生还要睡午觉休息。我说：不要睡吧，他们的反应是说：不行不行，一定要睡。后来那四个研究生就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在美国、在台湾生活一定非常好，所以精神、体力特别好，能吃少少的饭、中午不休息就继续工作做研究，不像我们这里生活很苦，精神也不好。他们一直跟我说：你们一定是生活太好了，过惯好日子的，做研究才能做得好。我想这是个很大的误会。大概民国42、43年的时候，我正在嘉义的朴子念小学。那时候其实台湾是非常穷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同学都没穿鞋子，我是唯一有穿鞋子的，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嘉义东石中学教书，我算是公教人员子弟，所以好一点。但也不是穿好的鞋子，是缝过、补过的。民国40几年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一直都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生活的，可能以前确实是营养不好，冬天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冷，穿再多的衣服都不够，这跟当时的环境是有关的。台湾一直是到民国60年代后才走出这个贫困的年代，开始发展得非常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很多新的东西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并不是一直都有的，在我记忆中，从小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为什么我会走上人类学这条路？这其实是有点凑巧的。我父亲是广东潮州人。潮州在民国20年左右大概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他后来又跑到上海去读法学院，基本上他是当时我们所谓五四运动后的进步青年，有着要改变社会、为国家贡献这样的想法。在某个程度来讲，他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产物，是非常自由主义导向的，所以他并不会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或一定要好好读书，而是以比较诱导的方式让我们去发展。像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对理工的东西就比较有兴趣，看到手表就把它给拆了，看里面是怎么回事。他们后来都去读机械、土木这方面，也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父亲则认为我是比较会走向文学的路。刚来台湾时我才小学二年级，我父亲晚上就会讲三国的故事给我们听。有天晚上我就问我父亲关公后来是怎么死的？隔天他买了一本很厚的三国演义回来，翻到关云长败走麦城那一段，叫我自己看。但当时的我年纪还小根本也看不懂，父亲就叫我下次再来，让我有种被羞辱的感觉，所以开始努力念书。小学三年级时就把整本三国演义给看完。在这种状况下培养出我自学的兴趣，尤其是与史学有关的，找到书就拿来看，我父亲也从来不会阻止我看闲书。
我初中、高中都是念嘉义中学，当时算是比较自由放任的学校。我和一些同学很强调：读书是为自己，不是为考试，也不是为联考。当然我们那时候的学生也比较叛逆，早上到学校就躲在后面几排先吃便当，中午溜出去打篮球、下午溜出去看电影，好像这样才比较有个性。在嘉义中学六年，我在老师心中是坏学生、不务正业。好像这样才能证明我们不是为了考试而读书，有几个同学还会故意在大考前溜去看电影，很强调说唸书是为了自己知识的满足，不是为了应付大专联考或什么东西。
后来中学要分组，我们几个同学还写了联名信去抗议：我们来念书又不只是为了要应付大专联考的，把我们分组是为了什么？当然学校也不理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就继续去看电影。当时有个刊物叫《自由中国》，我们几个同学就很喜欢看，对于威权政治、对于不讲理的压制，我们都非常强烈反对。后来《自由中国》被禁掉了，接着有《文星》，我们也是接着看，觉得有一脉相承的感觉。现在如果可以去看嘉义中学的纪录，高三毕业时我们班上55个同学，我是第51名。我们班55个人只有5个人考上台大，其中一个是我。我一直认为说，去追求学问一直是对我自己的回答、满足我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工作或考试或其他的什么。这是我一直的坚持和原则，一直到后来都没有改变过。
为什么会考上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呢？这又是个巧合。我父亲是念法律的，他一直以为我会去念法律。但后来填志愿时，我跟他说我对法律真的没兴趣，只对历史和考古有兴趣。父亲也没阻挡我，只要我考虑未来找工作的问题。到考古人类学系上课后才发现比读历史还有兴趣，因为他接触的是实际上的，不管是做考古去接触标本、遗址、遗物，或做文化人类学去接触到活生生的人。这比从书本上、从字面上来了解人跟社会更有意义。我到台大之后，一个班有10个同学，第一年之后我们班上就转走了5个，可能把考古人类学当作跳板，剩下5个人就坚持下来继续读下去。
当时很碰巧地进到台大这个环境。那时的台大还是一个自由主义风气相当盛的地方，老师们也都教导我们，不要向威权低头、不要向不合理的东西低头，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主见、对别人的尊重，这样的想法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时任考古人类系系主任是芮逸夫先生，很仙风道骨，和同学们又很亲近。我是很调皮捣蛋的人，上课就左问右问、挑他的毛病问。下了课老师会找我一起走、带我去吃饭、去家里看他的藏书；还有卫惠林老师也是，对学生非常亲切，学生有问题他就非常高兴。他们很鼓励你自己去思考，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普遍，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同学最大的功夫还是很会抄笔记。有时候仔细看，他们会连老师上课讲的笑话都抄了下来。
台湾学术界好像常有这样的状况，老师们希望同学可以更独立一点，能够发掘问题、能够思考、能向外走。但一般的同学都还是比较保守。像我们这种比较调皮的，就去参加一些社团，像大学新闻社、大学论坛社，尽量把一些跟大家相关的议题提出来，像学生的权益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在当时台湾的威权体制下还是不能谈的。但我们还是会在学校里面办活动，象是音乐会或邀请人来演讲，介绍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可是这样的活动有时候就会触到校方的红线。像有一次我们办演讲谈民族音乐，邀请许常惠老师来演讲，但后来被禁止不准办，因为民族在当时的台湾是个敏感的议题。当时我们透过活动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看法，强调我们有独立的人格跟我们自己的尊严。这样的思想不是一个政权可以压制和管辖的，这精神是我们一直想强调的。我们这群人也是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并不相信有任何一种教条、教义可以支配人。我们排斥任何不合理的威权，这种东西也一直作为我们立身处事的标准。
民国50几年时，台湾工作的机会很少，因为经济还没有发展。那时候我们有一位教国际现势的黄大授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叫〈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那时的台大就象是美国大学的先修班，美国需要什么专业或那些专业有比较多奖学金，大家就都学那些去了。像有一阵子物理学红得一蹋糊涂，考进台大物理系的分数比医学系还高；还有美国缺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台大的图书资料管理系也是很红，因为读完之后就可以到美国继续读书然后变成图书馆管理员。
那时我也打算顺着这条路走，因为大家都这样，要准备出国留考、托福。我大学毕业时是民国56年，因为母亲去世得早，想多陪陪父亲一下，所以我就先到台大人类学研究所去读。硕二的时候有个密西根州的葛伯纳教授在鹿港的一个村子做人类学研究，同时也在台北做中央市场的研究需要助理。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园老师就找我，要我跟着葛伯纳在中央市场做田野调查。做了一年之后，葛伯纳教授就跟我说：你不要在台湾读了吧，就去美国念，在台湾读个硕士没有什么意义，美国有些好一点的学程，你课修完了、资格考考过之后，就可以进博士班并且直接获得硕士学位，硕士在美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对有些人来讲，这也许是个好的办法。比如说先在排湾族部落做个田野调查、写个简单的民族志，到国外去读书时再翻译成英文，就很容易拿博士学位。但是葛伯纳教授跟我说不要浪费时间，直接到美国去。一边帮葛伯纳教授跑田野时一边申请学校、一边考托福。后来申请到四间学校可以给我奖学金。我本来很想去 UBC，因为那边风景很美丽。可是葛伯纳教授还是跟我说不要去，那里的人没什么斗志，还是跟我去密西根州，冰天雪地的地方比较好做学问。
在美国念书时，发现美国教育跟台湾真的很不一样。在台湾的话，上课时老师上台把大纲写下来、拿起笔记本开始唸，把以前课程内容讲一讲，时间到了就完了；在美国研究所，一学期四门课，每门课每个礼拜都要写个报告。
老师会给你指定阅读还有题目，第一年的时候真不知道怎么过的，每天都在念书念书，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我想在美国教育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是以「问题」导向：你怎么看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问题在哪里？比如说你要做排湾族的研究，他就会问你，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只要你想不出来你的问题是什么，老师就会问你：那你做这个研究干什么？换句话说，你要先找到你想回答什么问题，你对某个东西有好奇心、没办法找到答案，所以你才要去做研究，这是最基本的对一个研究者的要求。这种训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震撼。
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读研究所时，我们班很大，30几个研究生。但第一年过后资格考就被刷掉一半。被刷掉的那一半就再去修些课，准备拿个硕士学位。另外一半就继续读下去。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做自己所谓的研究，完全根据你想要回答什么问题。当时我的指导教授葛伯纳，也给我一个想法：我们美国的人类学者都是到别的地方去看异文化、少数民族。而你是来自台湾的，可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社会，为什么不来研究我们美国人呢？所以我就从美国经济史、社区研究开始上课，也选了一个在密西根州北部的半岛作为将来的田野地点，那是个芬兰移民聚居的社区，可以做的题目就是来自北欧的芬兰人如何适应美国社会。
博士班第三年的时候，我要开始申请田野调查经费。一开始申请时就发现不对，我写的研究计划寄到几个基金会，对方就问这怎么会是你一个人类学家做的事呢？你不是该去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化吗？研究美国社会不是社会学家该做的事吗？后来过了快一年都找不到经费，我的指导老师就说：那就算了吧，我们实验失败，这些基金会眼界太小就是不肯给人类学家研究美国社会，你就回台湾做研究吧。后来他打电话到哈佛大学燕京学会申请，后来申请到经费，就回台湾来做田野调查。
我在1973年（民国62年）回来台湾做田野调查，在台中大甲的一个农村，在那边住了15个月，用这些资料写我的博士论文。当时回到台湾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觉得满敏感的。我是民国62年暑假回到台湾，民国62年1月的时候，台湾有个刊物叫《新闻天地》，1月的时候登了一篇文章，说台湾有一些叛逆分子，包括台大的陈鼓应、王晓波等人。这些叛逆分子有海外的联系，就是黄某人。其实台大哲学系事件是在两年前发生的。台大八个教员从系主任到助教都被开除了。其实那时也有想为什么我一回来就又要把这事情挖出来，有点担心是不是又会碰到什么麻烦。那时被开除的几个台大哲学系的朋友就跟我说应该没事，台湾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的台湾经济发展已经开始了，那时的哲学系系主任被开除后跑去当了一间出版社的总编，收入比系主任还高。其他人基本上也都找到别的出路。在一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党、一个政府不能控制，中产阶级已经出现的时候，极权政权已经控管不了这些了。
人类学系学生四年修什么课：以爱荷华州大为例我在台湾做完研究在1974年（民国63年）回美国。1975年时我的博士论文写了大概三分之一，爱荷华州立大学打电话和葛伯纳教授联系，说缺一个讲师。我的指导老师就要我过去边教书边写论文。那时美国很多大学还是用「学季」制，一个学季是10个星期，节奏非常快。第一年我去的时候就象是个短期受聘的不固定职员，所有老师不想教的课都丢给我。第一年3个学年就教了8门不同的课，有些课我自己以前都没上过。因为你要站在台上，学生都看着你，只能硬着头皮准备。第二年除了原本的8门课又多了5门不同的课。两年教过不同的13门课后，也增加了自己的自信，不同的状况都应付得来，同时也把博士论文写完，觉得自己要做什么还是做得到的。后来爱荷华州大也把我留下来，给了我一个长聘的工作，从1975年开始在那里教了30年，一直到2005年才回台湾。
在那里的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以「问题」做导向。那什么是问题？我引用一个经济史学家 Karl Popper 的讲法：“A problem is a breach in thehorizon of expectations based on our current stock of knowledge.” 我们都根据平常累积的知识，建立我们的 horizon of expectations，也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期望。比如说我们开车，经过十字路口看到绿灯我们就知道可以直行过去，根据我们的知识让我们知道穿过十字路口时不会被其他的车子撞到，不会期望那时候有车从两边窜出；或是我们进到教室里，看到空位置就坐下，这是我们知道那是可以支撑住我们体重的。这都是根据我们对于一般的知识，帮我们建构出一个期待；当我们的期待破灭、断裂，问题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因为和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同。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质问说，是不是我们的知识是错的？或是我们的理解是有误的？我们都知道，牛顿是躺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到头，才提出问题，进而找到万有引力定律。同样的，对统计学者来说，我们可以提出另外的问题是，下一次苹果什么时候会再掉下来呢砸到头呢？
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假使没有问题意识的话，就很难做研究。我在爱荷华州大时，同时也担任大学部的导师。在这过程中让我发现，其实美国大学部不强调精，而是强调全面。真正像人类学主修的，124学分里只有32学分是人类学专业，其他都不是。不管是统计、计算机、艺术史等等，我们期望人类学毕业的学生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有全面的知识，对于一些自然现象、人文思维、哲学问题都要有些涉猎，这样才是个很全面的教育。
像台湾小学生很常参加一些奥林匹克或其他的比赛，表现好像都不错，但越上去越不行。是不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太强调要给一个大学生专门知识、想让一个学生成为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如果有机会可以和美国企业家谈的话，像IBM、Google，他们并不期待聘用一个大学生进入企业之后立刻就知道所有的专业知识。他们会给他一段受训的期间，他们认为真正的大学教育，是让一个学生培养出多元能力，让他有很广的面可以接触不同的东西，然后才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像台湾、日本、香港、中国大概都有这样的问题，太强调所谓的专业训练，这一点把学生的潜力、可能发挥的能力还有走出自己研究范围的机会给抹煞掉了。变成每个人都只会当个螺丝钉，往后的提升和发展就很困难。拿诺贝尔奖的华人都不是在台湾或中国培养的，都是到外面去才有机会出现。我们太强调专业性，反而让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 out of the box，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从我自己的研究来讲，我1984、85年在福建林村作的田野调查，然后也出版了 The Spiral Road: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Village Leader 这本书。这在美国大学里算是比较畅销的，教中国社会或当代中国政治都会用到这本书，第一版是1989年，后来1996年我又再去林村在住了一个月，把他们的改变增加了两章，出了第二版，另一个新的出版社今年年底要再一次出版。
1987年的时候，美中学术交流会，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底下的一个机构，他们要到邹平去做一个计划。因为大陆那时不开放外国学者到中国大陆做田野，所以美国科学院去跟大陆交涉，交涉结果是大陆社科院开放一个县给他们做研究，就是山东的邹平县。那个县还满大的，有60几个乡镇，要挑田野点的话还算容易挑。那时有个美国政治学者 Michael Oxenburg 在推动这个计划，他和我的协议是，他做邹平镇、我做农村，一人做一半。我那时对营养和儿童成长很有兴趣，这就很不传统人类学了。那时我找了几个合作伙伴，像北卡大学的医疗人类学者 Judith Farquahr 还有另外一位研究中国医院的学者 Gail Henderson参加我的计划。我自己是研究学龄以前的儿童，他们吃的是什么？营养成分是什么？还有传统人类学家比较会做的身体测量部分。那时为了做这个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比如说公共卫生学界里怎么做 community study，象是营养的评估，还有儿童成长发育他们用什么工具去测量等等，这部分我花了很多时间，还找了两个研究生跟我一起做。
这种研究和医学还有公共卫生就很接近。我去邹平三个暑假，第一次最久，住了两个半月，第三年和第五年都各去两个月。除了搜集基本材料之外，也使用营养学还有公共卫生的一些工具，像24小时的「食品回忆」（24-hour-dietary recall），因为小孩对自己吃了什么东西没什么印象，所以要去问他的监护人象是父母或祖父母，关于小孩过去24小时内吃了什么东西，精确的纪录下来。再来记录小孩的身体测量象是胸围、头围等。那时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两岁的小孩他的头围和胸围是完全一样的，各位如果是学公共卫生或儿童教养的话可以观察看看，我们的观察是完全一致。后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也发表在期刊上。
1997年时，我还在爱荷华州立大学教书，那时农学院开始推动一个新的研究生课程，叫永续农业。他们来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当然有兴趣啊，我一直都是对农村研究比较有兴趣。那时主要的研究生都在农学院，我们也一起开课，由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主要教师还包括农学院的老师。为什么会有永续科学的出现？主要是美国的农学界到了80年代以后，对当时的农业发展开始有了怀疑。一个小农家平均是四百英亩的农地，大概是一千公顷，大量使用大牵引机、小飞机洒农药、GPS 定位等，都是由科技导向的农业发展。这固然使得美国成为数一数二的食品输出国，但很多农学家也开始觉得有问题，因为这样的产业需要大量的石油资源，象是化肥、农药、除虫剂等，石油资源总有一天会用完，这是不永续的农作方式；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农业生产对于环境的污染，下雨的时候会把化学产品冲到水里，然后沿着密西西比河流到墨西哥湾，使得墨西哥湾大量产生红海藻，加上饲养猪、牛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以一些农学家就开始挑战以科学导向为主的农业制度，开始思考怎么推动永续农业。
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筹备课程、开课，最有意思的一门课，就是利用计算机网路将爱荷华州大、北卡、比利时的大学、印度南部的一个大学，四个学校连线一起上课，但最大的问题是时差的问题。然后还设了 chat room，让学生们可以上去聊天。这种东西就非常有意思，跟不同学门的老师一起上课，可以看出他们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想法。
我后来在2002-2008年，做了一个泰北永续农业与文化复制的研究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在泰国北部的金三角地区，在那里有很多1949年以后跑到那里的云南人，在那里建立了社区。他们早年是贩毒、种鸦片、提炼海洛因。
1980以后金三角的云南人改变了，他们拿到泰国国籍后就不种鸦片、不做海洛英。那时我想去研究他们这种转变到底怎么转变过来的。那时有几个研究伙伴，清迈大学有个地理学者，同时也是清迈大学的副校长，和我合作提供了GIS 的信息。另外也有个清迈大学的农学教授也一起参与计划。她是研究土壤的，因为我是要做永续农业的发展，必须很精准的量出来哪一种作物可以生长而不侵蚀土地，或是哪一种农药不会造成污染。所以我们在那几年的时间设了很多监控站，定时取水和土壤来做化学分析，这个经验可以了解从不同学科怎么做研究的。
2006年我回到台湾时，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远哲，邀请我领导一个很大的计划，评估台湾原住民社会的发展。中央研究院把这个定位为主题计划，我就和社会学研究所的章英华教授合作，组织了一个很大的团队，有14位教授，包括台大、清华、东华、东吴等，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原住民对社会福利的反应、职业的需求来做评估。这个计划延续了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第四年就把论文出版了。这个之后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个计划是藏彝走廊的生态环境与文化变迁。所谓藏彝走廊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北部这些地区，就是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江流域并流的区域。在那边的计划也包括了不同学门，象是地理学、医药人类学等，大概有7、8位研究人员参加。
最后一个研究计划是我去年提出来的，针对台湾原住民社区脆弱性与健康，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台湾原住民会面临这么多的灾害，在灾害之后他们的复健是在哪里？为什么又能恢复？这计划又更大了，当中有四位医生参与，主要是针对某些社区研究自杀倾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自杀？要怎么追踪还有防治自杀？因为在台湾原住民当中自杀是十大死因之一，怎么样防治这个问题？还有社区发展怎么找到新的出路？他们怎么样面临灾害？一共也是有十多位研究人员参加。最后几个都是还在进行中的研究计划，我们会定期聚会，从不同的研究人员去了解面临的不同问题是什么，怎么去帮他们解决问题，大家可以建立、促进彼此的互相了解。
我大概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因为您一开始提到如何去做研究，然后刚刚讲到的是跨领域研究，我很好奇的是，在进入跨领域研究的时候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在哪里？要如何去培养跨领域研究的能力？
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开始推动台湾原住民社区健康的研究时，一开始是先找了1、2位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同仁。莫拉克台风之后，台湾政府有意强制搬迁50几个原住民部落，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你不能强迫人家去做，但反对不是办法，我们要怎么提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这个状况下我先去问了中央研究院生医所的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是长期做台湾原住民自杀的研究。台湾原住民现在面临天然以及政策的灾害，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想一个东西帮他们解套？我们就开始发武林帖，邀请对这个议题可能有兴趣的同仁，每个人谈自己的角度，从他自己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别人再来批评看是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谈了一年，每个月聚会一次。有些人来了几次就离开，有些人来了我们觉得要离他远一点，一来就想当总指挥，我们就觉得不能再邀请这样的人。后来我才写了一份研究计划，把差不多12位有兴趣的人写入子计划，这是很难的，你要走入别人的领域，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需要很长一段磨合。
第一个就您看今后要怎么让台湾社会有意义的、有系统的做到人类学知识的普及化？中国大陆近来大国崛起的过程里面，对台湾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就您很丰富的行政经验来看，台湾还可以做出哪些在大陆发展下有优势的可能性？
人类学的普及化是必然的现象，尤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怎么样培养出不同文化的敏感度、能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感受。我想台湾确实是有这个基础，因为台湾很小，从三毛的时候就跑到非洲去了。在这种状况下人类学的课程确实是一直在膨胀，现在像很多师范学校或者一些私立大学都已经在开设人类学的课，所以就人类学民族学的需求来讲是增加的。不只是台湾如此，在大陆也是一样，因为大陆现在正在大国崛起，到处跑、到处发生冲突，这是会有问题的。他们没有跨文化或是欣赏不同文化的心胸，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人类学是必然普及的。至于人类学要传达的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最好的做法是在大学的共同科目里，设人类学的课，不管你是学国际贸易或电机，都去上一下人类学的课，就可以慢慢培养、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共存及互相尊重，这样确实是应该做到的。
但人类学是不需要太多博士的，因为人类学是个很小的学门，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很多人类学者，算是一个偏冷的学门。大陆现在也是发展之中，有人类学的大学，其实现在只剩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两个。云南大学本来有现在裁掉了，变成民族学院。大陆人类学最大的问题呢，第一是人类学是二级学科，民族学是一级学科。但大陆民族学有个先天的致命伤。民族学是国家民委管的，国家民委是个政治机构，这样的话是政策导向。你要做研究，他们第一个要问对于提升我们的国策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学问做不好。大陆现在很多大学也开始在谈要设立人类学学门或是研究单位，到处在招人，现在台湾有好多人跑过去。这种倾向是越来越明显，因为台湾吸收不了这么多博士，而且大陆给的薪水越来越好。像重庆大学有个人类学研究室，里面10个缺，开的条件很好，他们现在抢人抢得很凶。但是问题也在这里，第一个学术界现在和外界接触比较封闭，参加国际组织不多，尤其人类学这个学门。第二个受政治影响很深、限制太多，像我这样总是爱讲反话的人过去就很麻烦。我是估计他们还有十年的好光景，十年之后就要慢慢和国际接轨、走出来。台湾民族学、人类学毕业生过去那边应该还算机会很多的。
从永续农业学程到泰北研究计划的过程，从学程到计划、再从计划到和当地合作的过程，几个学校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如何反馈到研究地点？
这个问题也是人类学界讨论很多的，人类学家跑到人家家里住了几年，把当地知识写了出来然后回到自己国家写了书。像 Margaret Mead 她的书就是畅销书。像我的还不算，后来美国的版税都捐给学校，他们就设了一个奖学金。有人要到亚洲做研究的可以去申请。有些人类学者写的书是可以赚钱的，那要如何反馈？有些学者是坚决反对的，觉得塞钱这样就象是买知识，这是完全不符合伦理规范的。有些学者认为我们是从发达国家过去的，财经地位占了优势，我们得到一些东西后是应该要反馈给他们的。
这种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的解决方式，而是跟个人有关的。像我去厦门的农村，是以村内书记为主轴来写的。我就有跟报导人说，到时候版税我会分一部分给他。但后来我才发现，他应该要给我钱的，他比我还有钱，所以我想我给他钱也没意思，所以后来我就没再给他。回报的话，我想我们是用各种形式来做，象是提供各种信息，或是帮他们照相，之后再寄给他们，尤其是早年没有彩色照片，有些农村老人就会很高兴。另外是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 Myron Cohen 教授，几乎变成美浓驻美办事处主任，美浓人要去美国都会找他。这些都是我们会去做的，利用我们的人际网络或关系，替我们研究对象提供某种服务，或是为他们培养下一代，下一代小孩子出去读书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意见等等，做为帮助他们的方法。
从我在温州做访问的经验来看，我发现身处的环境对我有很大的敌意，但因为我是社会学者，和人类学家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这种环境下要怎么处理周遭环境对我的很大的敌意？
这种问题在中国大陆是特别麻烦。那时大陆开放让外国学者进去研究，1984年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说你要做农村研究很好，但国务院规定一个人在一个村子只能待两个礼拜，每两个礼拜就要换一个村子住。我说这不是我要的方法，我1981年进去时，我就和厦门大学说我可以去访问，但我不能这样蹲点。后来校方把我的申请案送到厦门市外事办、省外事办，都没有下落。后来主持文教业务的省委副书记正生病住在医院，下面的人拿了一叠公文给他签，听说他在昏迷中就签了，我就这样蒙混过去。不过后来他们就比较开放了，1987年我们去邹平就没有这个问题。
您觉得台湾的博雅教育做法到底怎样？能不能做点评估？
我想教育的问题，不只是学校制度的问题，还有社会环境的问题。博雅教育在美国能成功，在欧洲不一定会成功的。中央研究院李远哲当院长时，他从美国拉一大票人回来当各个所、中心的主管，包括我在内。他认为把美国那一套制度搬回来，学术就可以搞好。但不是这样，社会环境不一样。在美国最后五年，我是系主任，有同事表现好，我可以帮他加薪、让他升等，但在台湾这是我做不到的。这是文化的问题还有社会的问题。我们所里有两个副所长、三个主任。我假使要把一个年轻的、表现很好的拉上来当副所长，哇，这个天下大乱啦，前面还有很多资历比他深的。在美国的制度都是透明公开的。我在美国当系主任时解聘了三个教员，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的表现就放在那里。不同社会里不同药方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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