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 · 克拉里丨作为组织工具的互联网是怎样失败的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乔纳森·克拉里的文章《作为组织工具的互联网是怎样失败的》（How the internet has failed as an organizing tool）。原文发表于Verso, 14 April 2022,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5326-how-the-internet-has-failed-as-an-organizing-tool。译者：王立秋。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哥伦比亚大学比较媒体中心现代艺术和理论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其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观察者的技术》、《知觉的悬置》等已被译为中文出版。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他用途。
作为组织工具的互联网是怎样失败的
社交媒体上没有革命主体
there are no revolutionary subjects on social media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工作不稳定化、经济不平等激化、公共服务被摧毁、结构性负债出现和其他许多因素要求权力用新的方式来维持人们在政治上的驯顺。无限的数字消遣阻遏了反系统群众运动的兴起。
人们之所以会乐观地接受互联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期待，互联网将成为非主流政治运动必不可少的组织工具，像杠杆一样放大形式较小或边缘的反对的影响力。而事实证明，互联网实际上成了一套起预防和封杀作用的安排，即便是试探性的反系统组织和行动，也被它给压了下去。当然，互联网能起到一些工具性的作用，比如说，向更大的受众传递信息，对短期的、单一议题（经常与认同政治、气候游行和转瞬即逝的愤怒表达相关）的动员形成助力。但我们也应该记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也曾在不把用来组织的物质手段拜物化的情况下，成功地组织过有广泛基础的激进运动和规模大得多得多的群众动员。
在眼下这个阶级对抗一如既往地激烈的历史时刻，互联网账号（作为“公共领域”这样一个平等至上的水平场域）已经删除了一切基于阶级的语言和阶级斗争的主张。的确，在被用来推进反资本主义或反战议程的时候，互联网复合体从未取得过哪怕是小的成功。它把失权者赶进供应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教派和利益的自助餐厅中让他们各取所需、各自为营，反倒是在巩固反动群体的团结上特别有效。
互联网生产的偏狭，又孵化出特殊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就像南希·弗雷泽和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对“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的策略——确保有巨大潜力的多数无法辨认自身，把多数分裂为多个单独的、相互竞争的派系，只允许这些派系的少数代表进入精英政治——来说，认同政治至关重要。互联网使这个强调多样性、鼓励分化的策略的效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社交媒体只能传播最容易包装的观念这个事实又稀释和驯化了潜在的激进或起义计划，尤其是那些没法带来直接结果、或要求长期投入的计划。
传播理论家已经弄清楚了各种形式的媒介是怎样变成“操纵机制”的。这些机制的作用限制、塑造公共讨论，改变公共讨论的方向。互联网已经变成大众媒体史上此类操纵机制中最微妙、最强力的一种了。显而易见，各种日益有效的、改变在线交流的方向并干涉其内容的机制塑造了当前的所有“交谈”。
在体验到各种形式的阻挠、扰乱和监控之后，在真实世界的社群中面对面的参与者越来越不信任彼此，越来越没有同志情谊的情况下，许多活动主义团体也认识到社交媒体的陷阱。例如，在2012年特拉伊冯·马丁遇害后形成的弗洛里达团体“梦想捍卫者”就停用了社交媒体，继而把社交媒体边缘化，因为社交媒体对其组织和目标产生了有害影响。用其组织者之一的话来说：
社交媒体上发生的所有斗争都表明了这个事实，即人们实际上谁也不认识谁。社交媒体造成了“大家交情深”的幻觉。但只要人们互不认识，工作就永远没法推进到那一步。在线上，你会看到，人们张口闭口就是“五毛”、“五十万”，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分歧。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在逼我们玩抓内鬼（COINTELPRO）的游戏。社交媒体就在对我们做这个。现在，从这里面跳出来真的很重要。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可能扼杀运动……关掉社交媒体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真正理解它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和我们的压迫者是怎样用它来操纵我们的。
欧洲一些中左派正当已经试图通过互联网教唆来让人参与。以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地会使那些被教唆参与的人去政治化。“政治”也因此变得千篇一律地持续：以同样的姿势博得同样的按键支持，用各种调查和民调来加强人向消费主义和自我管理常规的整合。结果就是进一步，退三步。除非创造新的合作、公共型生活成为政治的首要目标，否则，各种线上活动主义还会继续无害地发生，而不会带来任何激进的或根本的变革。示威、抗议、游行发生，但同时，人们又重新沉浸在数字生活的原子化分离中。看似在行动中绽放的联系又蒸发了。甚至在游行、占领、解放区和各种动员的真实事件中，大批在别处、牢牢抓住自己的设备和社交媒体的自我宣传资源不放的个体也削弱了群体的团结。
虽然在美国，对社会主义的各种可能性的开放度稍有上升，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还是被引向了关于选举办候选人和独立经济倡议的辩论。人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在治理和经济政策的层面上贯彻社会主义，相反，更重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改变意识和日常的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会实践各种（预示或预表一个更广大的互相支持的世界的）与他人一起生活、与他人关联的方式。
那些年，特别是在欧洲，公社群体和工人组织的蓬勃发展，为去-私有化形式的共存和对资源的共享提供了基础。对德国革命家古斯塔夫·兰道尔来说，“社会主义是人那种共同体的持续生成”；社会主义是把目的纳入自身的行动。他写道，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条件，一种特定的人类之间的关系，一种行为模式；我们通过缔结其他关系，改变行为模式来破坏它。”兰道尔认识到变成新的种类的主体、实现这个艰难过渡（即把对他者的责任摆到个体自主的幻象之上）的必要性。这个过渡永远不会在线上发生：互联网不可抗拒地生产自利的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只能想象私有的、个体的目标或结果，没本事想象其他。而致力于改变社会的少数，也很少会把“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观念置于线上活动的庇护所之上。只要我们还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与他人共享与合作的想法惶恐不安，我们就不可能起来反抗，就会一直依赖现存的制度。这个真相不可辨驳：社交媒体上没有革命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