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 · 拉图尔：我们已经，我们从未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云也退老师的文章《我们已经，我们从未：纪念布鲁诺·拉图尔》。

我们已经，我们从未

纪念布鲁诺·拉图尔

进餐厅就是为了吃饭的。可是进餐厅的体验并不仅限于碗中物的色香味。在餐厅的桌子上，我会看到“光盘行动 浪费可耻”的标识，想到“光盘”一词源于的词语谐义，想到光盘这种几乎被淘汰了的东西，想到闲置不用的光碟机和旧电脑里缓缓伸出的光盘托架；在“光盘行动”旁是对“公筷公勺”的宣传，“公”字中的那一捺变成了红色，强行表示那是“公用”的一笔。为什么要推行“公筷公勺”呢？于是又联想到环境保护，想到一片片倒下的森林，想到堆在一起焚烧的无边的垃圾场，想到一些人愤怒的表达和另一些人不屑一顾的冷眼。那“公筷公勺”的标贴纸溅了无数次汤汁后几乎看不清了。

在某一时刻，堆积在空间里的不只是事物，还有符号，符号不只有载体，还有和其他事物、其他符号和载体的组合；每一个人对这些对象的接受和无视也都参与了这些组合，他们的参与又被别人看到或无视。人来到一个空间，做他来到这里要做的事情——吃饭、购物、穿行、参观、路过……离开的时候已粘连了无穷无尽的碎屑；他可能出现在了另一个人随手或是有意拍的画面里，他会成为民间社会正常活动的一部分，或是一道证明；当然，那些专事研究和解释肉眼不可见的事物的人会说他携带了怎样的微生物，把它们释放在了那里，又带走了一些别的。

我常常会产生奇怪的失真感——特别当一次，在一个小城的早餐店里，看到墙上挂着的卫生评级是一个红色的哭脸，而店堂内照常众客穿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一切都不是真的。又或者，只要把我的大脑卸除，一切又都会成为真实的。大脑总是情难自已地要尝试把握一切，而每一次尝试都以愤愤作罢结束。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在考虑这一点的时候，我不得不要把“真”和“实”分开看。实是实在，比如说，我们已经把空气、时间、病毒和互联网都看作是实在的东西了，尽管我们往往忽略它们，就好像我们也把政治、社会、物流和新陈代谢看作实在物一样；而“真”者则未必是“实”的。当“实”的东西过多，多到在同一时刻、同一“当下”集体向我的感官施压的时候，我宁可将其看作统统都是不真的，认可它们为真，就相当于陷入自我认知的过载。

布鲁诺·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是本很难评价的书，整本书的立论前提，似乎是不把任何事物轻易视为“不真”。这是一篇发表于1991年的宣言性的长文，那时候，报纸杂志仍然是一个人智识化的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拉图尔揭示了报纸上存在的一个信息的“杂合体”：

科学、论著、文化、宗教和地方事务，报纸的这些版面仍然保持不变，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反常的事情。最微小的艾滋病毒，将你的注意力从性转移到不省人事者，接着又转移到非洲、组织培养、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旧金山，但是分析人士、思想家、记者和决策者将会把病毒所追踪的这一网络切割成很细微的薄片，于是我们就只会发现单独的科学、经济、社会现象、地方新闻、情感和性。按下再无辜不过的喷雾按钮，你可能开始你的南极洲之旅，接着可能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里昂雄伟的山脉、惰性气体的化学反应，紧接着还可能到联合国，但是这一脆弱的线索也可能会被分割为诸多琐碎的片断，就像真的存在着诸多纯粹的学科一样……

拉图尔讲到的是一种无限的分割，无限的细化，谈论每个情况，每种现象，每一事物，都会牵涉到许多专业，许多专门的术语概念，而它们又在报纸上并置，充满了一个个版面，互相争夺读报人的注意力，而读报人则以“浏览”对待之（说起来互联网搜索器Explorer明明是“探索”的意思，将其翻译成“浏览器”大概也是为了减轻人的认知负担）。在这段话的末尾，拉图尔说，读者可能会以为这种“杂合体”将我们的世界编织在一起，而分析家的回应却是“假装它们都不存在吧”。他们已经用一把利剑将戈耳迪之结斩断。

“分析家”是聪明人，建议人们主动忽略之。可是拉图尔说他要把这个“戈耳迪之结”再接回去，从积极意义上讲，这是哲学家的使命感所在，想要挑战最难的智力任务，如同数学家要以生命为耗材去推敲那一个个“猜想”，哲学家一直要及时地分析人的处境和产生的新事物、新体验、新感觉；但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拉图尔是够自负的。他要处理这一大堆混杂的东西，告诉人们该如何认识“杂合体”。在他开始哲学研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网络”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被每个人挂在嘴上、也在观念中默认的实在物，他费了一番力气，从报纸上的“杂合体”推理出了一种网络的存在；他先总结前人或同时代人对这个杂合体的处理（主要是E. O. 威尔逊、布尔迪厄以及雅克·德里达），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自己的论述，几乎与此同时，他又由此快步地迈向对“现代性”和“现代人”的分析。

在这种种主题之间识别拉图尔的思路是一件十分困难、而且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的感受是，这位理论家的理论工具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网络，使用的术语，思维推进的习惯，包括行文特点，都构成了一个令人却步的壁垒。但有一点是可以辨识的，那就是，人类学的视角在他这里很是关键。

人类学擅长陌生化地看待人类社会，把纯人造的事物（及其形成和体现的“文化”）及其貌似脱离的自然等量齐观，认为两者并未分离。早期人类学的著作，在观察西方文明之外的土著人生活方式的时候，往往辨识出一个自然与文化的混合，即是说，土著人的文化是与自然力量和对自然的信仰缠绕在一起的，巫术、祭祀之类的文化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当一场自然灾害比如地震和海啸发生，人们会认为自己对天不够虔诚，或对祖先祭祀不够郑重，于是从这个角度去亡羊补牢；此外，人们也把自己的歌谣、咒语看作自然力之一，他们的喉咙、声带、身体四肢的动作都是自然活动的一部分。拉图尔讲，要建立一种有关现代世界人类学，对过去的人类学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前辈们对我们所指出的、构成了整个世界的网络表现出了惊奇之态”。

可是，只要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定义做出改变，只要我们问一个更加宽泛的、更为经典的问题：“成为一个现代人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前辈们的惊奇之中发现人类学的根基。

人类学家在前现代社会辨别出了杂合体和网络，而拉图尔认为，进入现代性后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和过去并无本质不同：它也在生产杂合体和网络，只是规模要庞大得多。“将雨林和航空公司和议会制立法制度混在要一起——这和一个南太平洋部落的想法是相同的，这个部落把祖先崇拜当成海啸的原因，看起来很愚蠢，可是却又完全是现代性的思路。”

自然与文化的互渗，这看上去是部落文化幼稚的地方，但是现代社会里的人并没有脱离这一幼稚。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拉图尔极力批判的，正是那种认为现代性在任何领域都已同从前的所有东西相割裂了的观念，在他看来，真正发生的不过是“行动者”在网络中的重新调配，而这些网络在没有任何记忆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设法告诉我们，可以对身处其中的“杂合体”采取怎样的看法。

在书中“1989：奇迹之年”这一节里，拉图尔展现了自己既独到又可疑的分析。他把那一年视为一个转折点。柏林墙被推倒，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突然崩溃，伟大的意识形态在那年因为两极之一的衰微而终结……然而，拉图尔强调的是，“全方位、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计划”在那一年破产了，他使用极强烈的措辞，说“西方世界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聪明人，并认为这会使它无限地获得成功”，而前社会主义国家所能做的就是模仿西方社会；但是那时，许多人民被推入赤贫的深渊，同时自然界也张开了反噬的大口——1986年4月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以及1989年3月的阿拉斯加瓦尔迪兹油轮沉船事件。“过去的奴隶成为人类的所有者和支配者，它突然向人类宣称——正是你们招致了生态的灭绝和全球性的饥荒。”

拉图尔试图讨论的内容总是特别驳杂，他还会把种种事实用推论性的话语讲出来，从而制造了很大的理解障碍；有时，他会用一些简明的指涉来对付复杂的现实，以至于略微缓慢的头脑完全跟不上他。关于杂合体和网络，他坚持说，那是早在前现代就存在的东西，关于现代（以及他极力批判的后现代），他则指出这是一个欠缺推敲的傲慢的概念，需要像深入网络那样，去无止境地搜罗它的内涵而呈现它的样子。指出“现代性”并不那么“现代”的思想家大有人在，不过他的表述有着网络化的混杂的特点，仿佛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话语也融入那个“杂合体”的生产之中。

这就是他在哲学上追随的一位前辈——米歇尔·塞尔的影响所致。他引用了塞尔1987年的这一段文字：

以色列人在被拆毁的哭墙前吟诵圣歌，哭墙所属的圣殿早已是断壁残垣。泰勒斯所处的时代距离我们今天和基奥普斯的时代一样远，当聪慧的泰勒斯立于埃及金字塔旁时，他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呢？他为什么在这一堆石头前发明几何学呢？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梦想着可以到麦加朝拜，因为在那里，黑石被保存于天房之中。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科学诞生于对诸如石头落到地面之类的落体运动的研究。耶稣为何会将耶稣教会建立在一位名为彼得的人身上？在这些代表了某种开创性工作的范例中，我有意将宗教与科学混合在一起。

布鲁诺·拉图尔赞许塞尔的这种写作。他说，这种有意的混合，就像一个由多个部件拼凑起来的人工空气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我觉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跟随拉图尔的哲学语言走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当他说这是一种“人类学”的立场的时候，我大概可以以明白他是怎样的意思。将那些被理所当然地分割开来的东西重新看为一体，就是他特别主张的哲学态度。

也许人类学的视角就是为了打灭现代人的自负而存在的。对于“上帝死了”这一“现代性”赖以立身的观念前提，拉图尔看到的是，上帝未必是被“杀死”，而是被从整体的思想图景里被移除了，移除是为了给科学的崛起让位。然后民主政治占据主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浮现出来，在这个秩序里，过去的生活方式都被视为混乱和蒙昧，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都属于非西方。人们丢弃了它们，开始以理性和合理的方式处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的双方都各守各的阵营，自认为不会彼此渗入对方之中。西方现代性把那种混淆自然与文化的做法视为祖先失败的地方，也是自己进步和胜过祖先的地方。除了“我们”之外，世上还有许多“他者”走在祖先的老路上，重复着他们的失败。——这一切都是故事——拉图尔说这个故事不是真的，而是就像那些春风得意的人往往要描述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一样，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道路多么正确而设计的：我们从未真正做到保持自然和文化的区隔和纯洁性，我们从未完全摆脱魔法的诱惑而站在科学的一边。

他举的例子，有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典礼上的一系列的要求构成了现代仪式的巅峰，它脱胎于自由民主和启蒙价值的丰富传统，然而它也同样依赖于文字的神秘力量——这一点是我们在印度仪式中也会发现。还有商业。做生意的人都是拥有经济头脑的“经济人”，是理性思考者，对钱不对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很难把生意和人完全分开。一百年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马塞尔·莫斯在美拉尼西亚的岛民土著中发现的礼物交换的逻辑，在西方的现代性中也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转换成了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

我的感受是，在这本书中的各个地方都撒播着头脑的灵光，但要整体接收拉图尔的推论则非常困难，或许挑取一些结论就足够了。他告诉我们，无论在何处，人们无法观察到一个客体和一个主体，“也不可能观察到一个社会非常原始而另一个社会非常现代”。他始终强调的一点是，不要过多使用基本的区分性概念，比如“自然/社会”“自然/文化”这样的，凭着他对科学知识天马行空——往往可谓“异想天开”——的了解和援用，他对被区分开的领域做了重新的融合，例如，他希望我们根据板块构造理论中对陆地形成的论述，来重新看待“自然”和“社会”之间其实是浑然一体的关系。

这位哲学家在10月逝世，享年75岁。在最近三百年里，从笛卡尔、斯宾诺莎到康德、黑格尔和尼采，哲学家依然在发挥主导人类思想、引领人类命运的作用，然而20世纪尤其是最近五十年以来，哲学不再出现真正的思想巨人，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更高深，面对的听众范围更狭小，形成了越来越固定的一个圈子，在圈外的普通大众的心目中，他们哪怕智力高度发达，也是一些与自己无关的、几乎不可见的人。拉图尔也是其中一员，和近两年去世的斯蒂格勒、让-吕克·南希一样，他们的价值，都只有很少一部分“业内人士”和极少数的深度的智识爱好者才会关注。

拉图尔的价值在哪里呢？他写《我们从未现代过》的时候所讨论的报纸上的“杂合体”，现在似乎转移到了屏幕中。然而，他提出了一个“行动者”的概念，使得我们可以在不联系到“大数据”“监控”之类阴暗事物的情况下，对我们身处的一个网络的真实性有更深度的感知。他说，刨除现代、现代、后现代这类概念，我们应该看到，始终且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的东西，只是一个行动者。行动者并不完全是一个客体，也不完全是一个主体；毋宁说，行动者表现得跟两者都像，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这个“行动者”，包括古往今来所有被言语、想象、文字、肢体和社会生活制造出来的东西，一旦出现，一旦可以指涉，它就具有实在性，在发挥某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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