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格罗伊斯丨论互联网知识分子
大家好，近期拜德雅图书工作室推出了2023年的第4种新书《流动不居》（鲍里斯·格罗伊斯 著，赫塔 译）。
本书现已上架拜德雅微店，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购阅。感恩大家的支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此书书摘（注释从略）。
论互联网知识分子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已习惯以特定身份和特定利益之名进行抗议和反抗。以普遍计划（比如自由主义）为名的反抗似乎属于过去。但是维基解密的诸多行动并非为特定身份或利益服务。维基解密的目标确切而言是广泛的、普遍的：保证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维基解密现象标志着普遍主义在政治中的复归。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让维基解密的出现极具意义。我们从历史上得知，只有具有普遍意义的项目才能引领真正的社会变革。但维基解密不仅标志着普遍主义的回归，也标志着普遍主义的概念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维基解密不是一个政党。它不提供任何旨在“精神上”或“政治上”团结人类的普遍主义社会愿景、政治方案或意识形态。确切地说，维基解密提供的是一系列技术手段，让任何具体的、特殊的内容可以被普遍访问。观念的普遍性在这里被访问的普遍性取代。维基解密提供的不是一个普遍的政治计划而是一项普遍的信息服务。维基解密践行的精神是公民的、行政服务的精神，它是全球化的、普世化的。
在其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1927）中，朱利安·班达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精神与由这种精神界定的一个新的普遍阶级。他称这一阶级的成员为知识分子。“clerk”（知识分子）这个词常被翻译为“intellectual”（智识分子）。但实际上，智识分子在班达看来正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背叛者，因为智识分子偏爱自己观念的普遍性胜于为普遍服务的责任。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致力于任何特定的世界观，哪怕是最普遍的那种；知识分子通过帮助他人实现他人特定的观念和目标而服务他人。在班达看来，知识分子首先是功能性的，是一个开明、民主政体架构下的管理者。但今天，政体的概念已失去班达著书时仍有的普遍性灵晕。哪怕一个政体是以最普遍主义的方式组建的，它仍然是一个国家机构，其知识分子，虽然有自己的普遍主义精神，也必然内嵌于追逐特定国家利益的权力机制中。这种内嵌是班达所描述的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精神颇为可疑的原因之一。
但我认为，今天我们正见证着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精神的重生。互联网知识分子已替代了政体知识分子。最初，互联网被奉为超越和削弱政体官僚权力的机会。从当下视角来看，显而易见的是互联网仅仅是将普遍阶级的精神和作用从政体知识分子转换到互联网知识分子身上。但这种转换并不顺畅。而维基解密是我们当代世界直面新的普遍主义时所遇问题的最佳例证。
这种新普遍主义自视的主要政治和文化任务，是让不同文化身份、性别、阶级区分和个人历史所决定的不同主体，实现他们多重且异质的文化视角的普遍表达。它的计划是不从普遍暴露中排除这些视角中的任何一个。这似乎导向了对普遍性的某些贬低，因为它标志着对普遍主义计划或理念会向全人类开放并团结全人类的可能性缺乏信心。表面上看，新的互联网普遍主义任由人类在精神上、意识形态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分裂——即使它在信息上、技术上让人变得团结。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普遍主义计划均诞生于渴望超越个人视角，达到对所有人开放、与所有人有关的普遍视角的传统哲学和宗教追求。对这种有可能实现超越行为的极度不信任让20世纪抛弃了普遍主义。然而，在不超越自己的特定视角、不打开任何普遍主义视角的情况下，拒绝自己的特定视角仍是可能的。超越行为被一种激进的还原行为替代。这种还原产生了没有任何身份——确切地说是零身份（zero-identity）——的主体性。
我们往往将主体性理解为特定个体原创信息的载体，理解为一个统一世界观的源泉，理解为具体的、私人的、个人意义的生产者。但是，不带任何个人信息或世界观的主体性——一个不生产原创、个人意义与观点的中立的、匿名的主体性——也是可能的。事实上，这样的主体性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甚至更符合今天的现实。不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洞见、欲望，而只是为其他主体表达其想法、观点、世界观和欲望创造可能性与条件，就是这类主体的主体性。我称这类主体为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不仅因为他们超越了自己的特殊观点面向了普遍观点，更是因为他们通过自我还原的乖僻行为，抹除了一切私人、个人和特殊的事物。他们是中立的、匿名的主体——不是古典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元主体（metasubject），而可以说是基础主体（infrasubject），充当着当代生活的基础设施。
他们是班达取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为让其他人满足其特定欲望、实现特定目标而创造普遍的基础设施、关系网络、根茎条件。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当前一代知识分子今日的特权场所。他们经营着微软、谷歌、脸书、维基百科之类的公司。维基解密属于同一模式，因为它并不意在传输它自己的信息，只是传输他人的信息——即使这确实意味着违背信息生产者的意愿，将这些信息进一步四处传开。这种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无法被解构，因为它本就不建构任何意义。它自身是一种媒介而不是信息。它自我免疫于任何观点或意义，将之视为腐化的迹象。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全面包容的，因为他们是全面排外的。他们有纯粹的服务精神和服务道德。他们或许有自己的秘密，但这些秘密等待着被揭秘，作为新的交流途径开放给所有人。实际上他们在建的有点像一个当代的普遍阶级，这个普遍阶级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或目标，甚至连普遍的思想和目标都没有。知识分子不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为他人表达观点创造条件。然而，这种行为绝非单纯。
让我们假定将所有存在的世界观和文化视角纳入普遍暴露的全球媒介网络策略是成功的，从长远来看，确有迹象表明它会成功：互联网和其他当代交流工具提供（至少是潜在提供）了规避审查和排除的可能性，让每个人的特定信息能够普遍可获取。但我们都很清楚，任何主体信息、特定观点或个人想法，一旦通过交流媒介开始流通，就必然会屈服的命运。我们已经从马歇尔·麦克卢汉那里认识到，媒介信息会削弱、颠覆、转变使用这一媒介的每个独立信息。我们从海德格尔那里认识到“语言言说着”——语言比使用这一语言的个人说得更多。这些表述削弱了说话者的主体性，削弱了信息发送者的主体性，甚至是削弱了听众、读者、信息接收者看似相对完整的阐释主体性。然而，德里达的解构和德勒兹的欲望机器，摆脱了主体性最后的化身。对文本或图像的个体解读，沉入了阐释的无限之海，并（或）被非个人的欲望之流带走。对交流的掌握被当代媒介理论揭示为一种主体幻觉。主体通过媒介表述、稳定、交流信息的无能，通常被描述为“主体之死”。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种有些矛盾的情境。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相信将所有主体及其特定信息纳入普遍暴露和交流的网络之必要；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无法保证信息在被纳入之后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信息流动通过将单个信息或多或少地变成浮动能指的偶然集合，消解、转变、颠覆了单个信息。我们相信纳入的政治，也同样相信被纳入主体及其特定信息在同一纳入行为中不可避免的死亡。考虑到互联网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媒介，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潜在的大量匿名的文本和图像，其中特定文本和图像的来源连同其作者的特定意图都已被抹除。“复制—粘贴”操作限定了数字媒介的使用，将任何个人表达变成可被其他互联网用户随时使用的匿名非个人的现成物。普遍性通过互联网将自身呈现为非个人的符号流。“内容提供者”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淹没在符号流动中。在这种意义上，新的普遍性——互联网知识分子的普遍性——最终创造了一个普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并非一个普遍观念、计划或承诺，而是一个普遍事件——符号流在特定时刻选择这种不是那种形式。
朱利安·阿桑奇在近期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的对谈中，雄辩地描述了这一新的、后现代的、后历史的普遍主义愿景：
有一个信息宇宙，我们可以想象为类似柏拉图的理念，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有无限的信息视野。它有点类似巴别塔的概念。想象一下我们面前有一个由存在于世的所有信息组成的场域——里面有政府电脑、人们的信件、已出版的东西、电视转播的信息流，这些关于全世界的全部知识，既有公众可接触到的也有公众无法获取的。我们可以将之作为一项思想实验，观察这片场域并发问：如果我们想要利用信息采取影响这个世界的行动，使世界更加公正，用哪些信息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这一愿景特别异乎寻常，因为它是如此地非柏拉图主义，甚至反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希望在信息流之外找到他的“柏拉图式”理念。他试图在人们的思维中——而不是在人们写下的或存档的东西中——找到这些理念。他寻找能够承受印象与思想流动的稳定、永久之物，同时又是直接明显、灿烂、美丽之物。阿桑奇也假定那些不再流动、保持稳定的信息是最有意思的。但他这样认为的理由是十分非柏拉图主义的。在同一场对谈里，他说：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浩瀚场域中有一些信息在隐隐发亮。在发亮的正是为压制而做的大量工作……那么，如果你找寻压制的信号，你就会找到所有这类信息，这些你应该标记为本应该被释出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顿悟，看到审查的信号永远是一个机会，看到不同的组织或政府试图遏制和压制知识，它们就是在向你发出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信息：如果它被曝光出来，会有些值得看的东西，审查制度传达的是脆弱而非强势。
换句话说，这里的顿悟并非柏拉图式顿悟，不是证据的狂喜。它是消极顿悟，导向将信息从禁锢中解放并让信息自由流动的道德义务。此处“信息流动”的概念显然是规范的、规则的、普遍的理念，哪怕它是非常非柏拉图式的。与此同时，普遍性的标准仍然明显既来自美学也来自道德。人为中断符号流动的审查制度，被理解为一种试图对知识普遍景观的崇高愿景进行扭曲。特殊利益被认定为无关紧要和过时后，就试着破坏普遍主义愿景。
事实上，特殊主体性已经在理论上被解构、在实践中通过互联网被挪用，被人为地重新建构为“私人空间”——一个应该对他人隐藏的私人领域——的所有者。在我们这个受媒介驱动的后解构时代，死去的主体成为秘密。个人在今天是由圈定其访问领域的密码和口令所定义的。这一访问领域被假定是受到保护的，是对他人隐藏的。因此，访问领域在今天代替了个体信息、个人、作者意图、思考和感受的主体行为的统一性。技术保护取代了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主体性在形而上学上不可接近，它可以被解释但是不能直接体验。今天我们不再相信主体性的这种形而上学位置。黑客攻克了个体主体性（特权访问区域）的边界，发现它的秘密、侵占它的信息（而不是解释它），然后将这些信息释放，让媒介网络分解它。
在这种意义上，维基解密活动是德里达式解构的特殊延续。它是一项解放被主体性捕获和控制的符号的实践。唯一的区别在于，在互联网这个例子里，我们对符号的控制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纯粹技术的。由此，我们用的是黑客行为而不是哲学批判。黑客行为通常被批评为对私人领域的非法入侵，但实际上，当代媒介的终极目标就是完全消除私人领域。传统媒介止步于追踪名人以揭秘他们的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维基解密在互联网框架里做的是同样的事情。维基解密与《纽约时报》《明镜周刊》等国际媒体合作并非巧合。消除和征用私人空间（但不是消除私人财产！）将维基解密和传统媒体连接在一起。维基解密可以被视为媒体的前锋。它并非传统媒体的反叛者。相反，通过实现普遍阶级的目标，通过普遍服务的手段实现的新的世界普遍化，维基解密在当代媒体的共同终极目标方向上走得更大胆、更快。
但这里有另一个问题：这种普遍服务在什么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嵌入了当代市场经济，嵌入了当代资本的全球流动，却又假装成实现私人目标与满足个人欲望的一个中立、非意识形态和普遍可用的手段？显而易见的是运营互联网的各类公司是嵌于全球资本市场的。但维基解密如何呢？它主要直接攻击的是国家审查而不是资本流动。关于维基解密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假设：对维基解密而言，资本并不足够普遍，因为资本最终依赖的是民族国家赞助，依靠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工业实力。这就是为什么主流互联网公司与国家审查合作，而用各种保护措施阻断信息的自由流动。通常，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股腐蚀普遍主义民主国家的势力。但维基解密间接地翻转了这一指控。而事实上，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看待这一境况：资本主义没有兑现它的全球许诺，因为它被民族国家及其安全利益永久地腐蚀了。在这里，维基解密提供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普遍性的普遍服务视角，比全球市场更彻底地全球化。
前文提到，维基解密的实践常常因其侵犯、破坏隐私而被讨论和批评。但事实上，维基解密对个人隐私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当然，阿桑奇和其他互联网群英不信版权，或更普遍来说不相信个人有权阻断信息流动。但阿桑奇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我们所谓的国家隐私，因为国家审查似乎与现代国家过去给出、现在仍在给出的普遍主义承诺相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讲，破坏国家隐私只是在修复国家的最初目标，使国家有机会朝着更大的普遍性推进。
因此可以说，维基解密是知识分子反抗民族国家背弃自己精神和普遍使命的一种表现。从维基解密一方来看，这种背叛是由现有国家的无能导致的，它们没有能力从普遍的视角重新定义国家利益，使其变得真正普遍。但现在的问题是，完全的、毫不妥协的普遍性真的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一个条件：普遍性必须与世隔绝，不受持续不断腐蚀它的特殊性世界的影响。
而事实上，为了保持真正的普遍主义性质，任何普遍性项目都应该受到免遭腐蚀的保护，也就是说不受可能侵害其普遍性的私人、特定利益的影响。但如果一个普遍性项目被设计成开放的、公众可接触的，它必然会受到腐蚀，因为这一项目的实现不可避免地牵涉与现有机构和私人利益妥协。避免被腐蚀、保存一个普遍性项目的普遍性并保持其完整的唯一方法，是将这个项目与外部世界尽可能彻底地分离，让公众无法触及这个项目。或换句话说，只有以密谋的形式，只有在完全不可获取、不透明和湮没无名的条件下，普遍性才能在我们的特殊性世界中发挥作用。否则，它将立刻遭到背叛和腐蚀。
普遍性的密谋层面在历史上众所周知。密谋政治是所有主张普遍性的宗教教派与革命团体的特征。而这种密谋政治曾一度受到以开放、民主和普遍公众可得为名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们采取严格的密谋与排斥政治，主要是因为各个宗教教派或革命团体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的狭隘性和排他性。或换句话说，批评者在这些宗教教派和革命团体对普遍真理概念的许诺中找到了这个原因。这些宗派和团体信奉的每一个真理都被定为普遍真理，但与此同时它仍然是特殊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与其他自称为普遍真理的主张相对立。受意识形态鼓动的密谋政治和排斥政治，被认为应对这种普遍真理悖论负责。由此，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拒绝普遍真理本身。普遍真理被多元身份和多元视角替代，多元身份和多元视角被认为不会导致任何激进冲突，因为它们没有提出可能在它们中间挑起真正冲突的普遍主张。这是在普遍可获取和普遍服务取代普遍理念和普遍真理背后的政治原因。
但现在维基解密的实践表明，普遍可获取也只能以普遍密谋的形式提供。在同一场对谈中，阿桑奇说道：
制作和打破这些赛博拓扑密码、以新的方式让人们连结在一起，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挑战。我们的意愿来自独特超凡的权力概念，运用一些聪明的运算，你可以非常轻易——从抽象上看来这很复杂，但在电脑能做到的方面来看很简单——让任何个体都能够对最有权力的国家说不。如果你和我达成一个特定的加密密码，如果它在数据上足够强大，那么任何超级大国对这个密码施压也不能破解它。因此国家可以想要对个体做点什么，不过它就是不可能做到，而在这种意义上，运算和个人比超级强权更强大。
在这段访谈之后，阿桑奇描述了一个URL之名的可能性，它比传统版权规约更能有效地保护其内容。
换句话说，只有在保证这种可获取性的手段本身完全不可获取的情况下，普遍的公众访问才是可能的。透明性基于完全不透明。普遍开放基于最严密的封闭。维基解密是真正的后现代普遍密谋论的第一个例子。它的运作超越了任何（无论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真理主张。同时它表明，只有在普遍密谋之下，普遍可获取才有可能。并非巧合的是，阿桑奇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写作和访谈中提及他的主要灵感是索尔仁尼琴。而事实上，索尔仁尼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说是密谋性与公共性的巧妙结合。索尔仁尼琴发现，国际媒体是一个与苏维埃政权权力相当的资源。他不信奉任何意识形态，他只想要提供一份证言。他想提供一个入口，通往被隐藏的内容。但他必须以高度密谋的形式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现在维基解密的轨迹就可以理解了：它阐释并体现了采取密谋形式的普遍服务，以及普遍服务的密谋策划性质。这种理解让维基解密自身及其成员处于危险之地。早在1930年代，亚历山大·科耶夫就在其关于黑格尔的著名讲座中，宣称普遍愿景的历史已经结束，人类不再是真理的主体，而变成了有特定利益和欲望的复杂动物。对于科耶夫，这意味着后历史时代的存在模式排除了实质性风险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只是主体忠于普遍真理而产生的结果。因此对科耶夫而言，在历史终结之后继续做一个哲学家的唯一途径，是以欧共体的形式投身普遍服务。科耶夫认为普遍服务和管理的路径是安全的。维基解密和阿桑奇本人已证明普遍服务之路也会涉及实质性风险。他们成为普遍服务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以发明了一种新的冒险形式。或者，他们一开始就是以密谋的形式介入普遍服务的，通过这种形式，他们将实质性风险主题化并让风险变得清晰。这是一项真正的历史创新。可以预料的是，这一创新会带来有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