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丨“悲惨而又决绝的反哲学王子”尼采
我开设的许多研讨班都是为某本书做准备，在其中，我的哲学研究进展将得到系统呈现……
尽管尼采最终被归入1992—1996年的反哲学主题系列——同样被纳入这一主题的还有拉康、维特根斯坦和圣保罗——但有关尼采的研讨班源自一个可被视作“纯粹”的决定，由此产生的结果超出了我在总体计划中对书籍的分类。现在，得益于韦罗妮克·皮诺（Véronique Pineau）的勤恳工作，尼采总算回归到其自身的奇怪迷宫中。在这里，尼采甚至与他那些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的反哲学家同伴区分开来。很早以前，拉康的名字便已经在我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维特根斯坦这个特立独行、总是被迫成为凄惨“分析哲学”参考对象的天才，也是我在当代意识形态战场上选中的分析目标。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我已进一步强调其价值。至于圣保罗，我在1998年曾写下《圣保罗：普世主义的根基》一书，该书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此外，自1989年开始，我便已在悲剧《昂蒂奥什事件》中隐晦地提及过他。然而，对于尼采，我从未书写过类似的东西。眼下这个研讨班既不属于某个准备阶段，也不是某个过渡阶段，尼采因此成为位于我整体计划之外的人物。
巴迪欧影像拼贴雅克-路易·大卫的画作《苏格拉底之死》
但事实上，这难道不正是他的命运吗？我越是以研讨班的形式对他进行深入研究，就越是对他的作品、生活乃至他不断从自身和读者那里获取的主体形式更加熟悉，同时也越能够体会他的神圣、绝对孤独以及那让他逐步走向毁灭的社会孤寂。我也越发明白，那个都灵的迷失者，那个当年迈妇人将她们最好的货物卖给他时会感到无比幸福甚至容光焕发的人，与在他崩溃、沉寂、死亡后其作品的喧嚣命运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在这个喧嚣的命运中，人们总是将其作品与生命强力、好战民族、非理性主义、美学王权以及被构思为古代集市上金发田径运动员的超人相关联。
事实上，在我突然起意去深入研读这些文本——尤其是其1887—1888年的晚期作品，我后面会再次谈及——之前，我深受这一误解的影响。对于我这样一个师承萨特，想要透过拉康、革命和数学来重塑当代形而上学的学者而言，尼采毫无疑问被我放到了对立面，被归入了以“生命形式”这一空洞主题为支撑的反哲学阵营中，被纳入了猛烈的反柏拉图主义者之列。当然，尼采晦涩的文风，以及他那既恢宏无比又充满无限温情的笔触，一直都是我所欣赏的。我应该原谅那个宣称“欧洲应该克服柏拉图弊病”的人吗？应该原谅那个认为哲学家是“罪人中的罪人”，那个在我亲爱的圣保罗身上看到了可恨的教士形象范式的人吗？作为忠实的、矢志不渝的瓦格纳追随者，我真的能够进入那个认为瓦格纳不过是一个可鄙的德国青年戕害者的人的视角吗？他认为瓦格纳不过是一个美妙细节的魔术缔造师，只会在最入戏的年轻女性那里引发最蹩脚的歇斯底里。
好吧！在此次研讨班上，我暂且原谅他这些局部的错误。这并不意味着我将原封不动地将其思想并入我的思想。不，绝对不是。你们将看到，我的欣赏之情始终只针对尼采个人。他无比诚挚地将他自己置于其作品中心，以至于后来任何形式的“尼采主义”都不过是某种欺骗。
不过，那些“反尼采主义”的思想同样如此。这就是为何，我突然起意，想要更加近距离地考察这个被如此多谈及的尼采。当然，我很清楚，尼采和晚期的海德格尔一道，是福柯经常参考的哲学家。我也知道，他是德勒兹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我还知道，在1972年极具历史意义的塞利西（Cerisy）研讨会上，当时的哲学界名流，如德勒兹、德里达、克洛索夫斯基、利奥塔、南希等，将尼采追封为当代思想的“国王”（le roi posthume）。不过，即便我对这些伟大的同仁充满钦佩，但这一钦佩之情也并不能让我在阅读被他们奉为“英雄”的尼采的作品时，有超出作品本身的思考。我一直都在阅读尼采，但这个阅读通常都是松散甚至漫不经心的，因为我始终感觉自己与这一哲学盛事的所有论证都非常遥远。
然而，到了1991年，所有那些被法国统称为“反动哲学家”（philosophe réactif）的人们纷纷向尼采及其影响发难。1968年“红五月”事件的复仇主义者、会被真正思想家所羞辱的敌人们，以及曾参与1972年研讨会的激进分子们，所有这些人都被阴森的80年代所奠定的欢欣鼓舞的反动氛围所激励，并将尼采视作他们信念的反面象征……
尼采与衔尾蛇符号
于是，我自问道：“这不可能！所有那些人都在发出矫揉造作的痛苦叫声，高喊‘打倒尼采’？可是，可是啊，尼采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优点！”因此，我要自己去看看。最后，我爱上了尼采，并开始欣赏他，不过依旧让他与构成我思想的独特运作之间保持距离。我喜欢处在孤独中的尼采，这份孤独是所有人，包括那些信徒和诽谤者、跟随者和吼叫者、阐释者和宣扬者都未曾触及的部分。这个尼采只身来到都灵，尽管后来消失在了我们所称作的尼采的“疯癫”中，但哪怕在消失的前一刻，他还在温和地、安静地尝试着“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从他写给一些无神论通信者的既强烈又晦暗的文章看来，这属于他意图的一部分。
我想要仔细考察的正是这个尼采，这个晚年的尼采。他书写了《瞧！这个人》《尼采反瓦格纳》甚至还有《偶像的黄昏》，还留下了那些署名为酒神、耶稣基督甚至阿丽亚娜（Ariane）的晚年札记。最后，这个尼采成了我的朋友。我反复阅读并思考了他之前那些最出名的作品，比如极具诗意、无比晦暗又充满寓意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有那狂热的《超越善与恶》，洞察入微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论道德的谱系》，及其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等等。这些阅读发生在“尼采”这个名称——以及由这一名称引出的其他名称，如“酒神”“耶稣基督”“阿丽亚娜”“瓦格纳”“查拉图斯特拉”等——变成不加引号的尼采的核心人物之后；发生在当一切喧嚣过去，所有变得明朗起来之后；发生在那正迈向疯癫的孤独生命酝酿出谦卑的总体革命之后。发起革命的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可以使人类摆脱宗教毒药，让他们摆脱教士那令人作呕的形象和原罪的悲惨后果，并创建起大写的“是”（Oui）对所有一切生成之物的统治，但他却最终承认，无论如何，他宁愿“成为巴塞尔的教授，而不愿成为上帝”。
你们将会看到，为这深刻同感所支配的我，如何通过细致入微的评价，以及进退有度的欣赏，最终得以以个人之名，授予尼采“悲惨而又决绝的反哲学王子”称号。
阿兰·巴迪欧，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