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论中产阶级
大家好，拜德雅图书工作室近日推出了2023年的第11-13种新书：
《消费图像：当代文化中的风格策略》（斯图亚特·埃文 著，方尚芩 译）
《图题：西方绘画命名的故事》（露丝·伯纳德·伊泽尔 著，黄虹 译）
《批判与超越：反思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赖纳·温特 著，肖伟胜 编，肖伟胜 等译）
前两种属于“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后一种是单本书。这三种新书均已上架拜德雅微店。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前往微店购阅。感恩大家的支持。
“要使有意义的替代选项成为可能，就要克服外表对物质的支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令人愉悦的景象与令人愉悦的经验连接起来，才能保证‘好生活’的迷人景象来源于人类共同体的原则和实践，才能保证自由、满足、社会抵抗的图像与我们世界中可资利用对资源和实质选择有意义地结合起来。”
今天给大家推送《消费图像：当代文化中的风格策略》书摘（注释从略）。
塑造了大众化“中产阶级”生活的19世纪批量生产风格则有所不同。这种风格的主要特征是媚俗（kitsch）：价格低廉、批量生产的仿精英风格制品。埃贡·弗里德尔所说的华丽的小摆件以及1870年代以后越来越容易买到的成衣，都是以劣质著称的对精英风格的苍白模仿。
但是比起在形式上致敬精英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中产阶级”的虚荣更像是一个社会面具，即人们要求获取并不存在的权力，而非真实存在的社会权力。“中产阶级”新生活中的时髦仿品更像具有象征意味的额外福利，一种文化上的报酬，它允许接受者与上层阶级的趣味保持一致，但是他们拥有的权力关系却更近似工人阶级。在与权力的象征性认同中，这种“中产阶级”具有一种持续的政治功能：它的效果是让那些本会相互认同的人产生分歧。
中产阶级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地位迅速与民主流动性关联了起来，也和根深蒂固的精英形象关联了起来。19世纪中叶的社会改革家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言简意赅地写道：“当中产阶级谦卑地关怀在其之上的阶级时，他们常常是质量的坚定拥护者；但当他们趾高气扬地关怀在其之下的阶级时，他们又成了质量的顽固敌人。”
1873年，马萨诸塞州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的领袖、织布工艾拉·斯图尔德（Ira Steward）预见性地描述和分析了这一新兴“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在今天看来，他的言辞尤为犀利。与社会权力关系中根深蒂固的阶级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图尔德描述了一个成长中的人类“阶级”，他们脆弱的身份与商品消费融为一体，他们混乱的意识由外表的薄纱所笼罩。
斯图尔德的《论贫穷》（Poverty）一文被收入1873年马萨诸塞州劳动局的报告，该文意外地绕开了对贫困劳动者的讨论，转而聚焦于那些他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处境和心理。以下章节值得被大段引述：
但是中产阶级就没有他们的穷困了吗？那种穷困会引发他们最深刻的焦虑和最深入的追求［……］
他们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他们的穷困都被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
所有那些勉强撑起自己门面的人，仅仅是在掩饰他们没有更多可取之处这一事实。他们身处中产阶级阵营，他们有能力掩盖其贫穷，证明自己并不穷。
中产阶级绝不会展示和公开抱怨自己的贫穷。将自己的一无所有广而告之，就相当于是在说自己没有信用，这足以像潮水般将许多人从安全地带（即社会地位）冲走，冲向现有资源已然无效的低洼地带。没有了信用，资源便不复存在，只能依靠失业或因病无法就业时的施舍度日；而依靠施舍度日，就相当于宣告此人穷困潦倒，而公众在这方面的记性可是很好的［……］
泄漏或坦白自己穷困潦倒的秘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无能的标志；因为全世界都认为，穷人就是不成功的人。
斯图尔德观察到，为了消除穷困的证据，这些“中产阶级”穷人不懈地努力，试图营造富裕的表象，用时髦的意象主张自己的社会地位，确保“白领”雇员的晋升机会，或者获得信贷资格。斯图尔德注意到，人们为获取地位而疲于奔命，因此获取信用变得越发必要：
贫穷相当于公布或证明了一个人的无能，关闭了许多通往更高收入、更高地位或晋升机会的大门。中产阶级过上这种更奢侈而高档的生活方式的原因，我们应该从投资的角度——他们对开支的风险和可能性作出最明智的考量——或从自我保护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归因于他们想要自我陶醉，或他们实际上并不贫穷。他们中几乎没人存钱，许多人负债累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经年累月赚的钱只是用来抵押还贷——“债务加重了未来的负担，这种负担是现在无法承受的”。
在这些“文质彬彬的”穷人的精致生活伪装下，斯图尔德发现了他们的痛苦所在。在这些忧心忡忡的人看来，不安全感的核心击败了繁华的外表。在成千上万穿着考究、仪表堂堂的聪明人脸上，斯图尔德观察到“一种持续不断的焦虑和努力的确凿迹象，其目的是出人头地，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获取社会地位”。
很难判断斯图尔德对“中产阶级”精神的调查是否准确，但是我们发现类似的焦虑症也是美国医疗机构所关心的。19世纪中叶，这些医疗机构开始观察到倦怠、恐惧和神经衰弱等症状正出现在一些中产阶级患者身上，并开始对其加以治疗。主治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的乔治·M. 比尔德（George M. Beard）医生试图弄清“美国人神经衰弱的原因”。比尔德总结道，社会对制造门面（fronts）的重视导致了“持续压抑”的状态，人们“压抑正常情感，隐瞒、掩饰、约束心灵和肉体的相互作用力”——正是这番话激发了斯图尔德对烦躁不安的“中产阶级”的思考。比尔德认为，这种情感压抑的原因是：越来越多人在拼命攫取社会地位，“以摆脱其出生时的地位［……］追求财富和荣誉的最大可能性”。“为了看看谁能爬到最高处，”他继续写道，“在所有阶级中都存在不断的冲突和不安，所有人都在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
1830年代以来，许多人纷纷表达了类似的关注。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叙述了作为一名《美国的外来者》（Stranger in America）的生平，记录下了美国人“心灵异化的骇人频率”；他说道，这样的后果是产生了“想与富豪一拼高下的病态焦虑，还有许多被对财富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毁掉的聪明人”。在1857年经济危机中，中产阶级的憧憬受到经济不稳定因素的强烈冲击。辛辛那提《公报》（Gazette）证实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焦虑，报纸总结道：“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千方百计地想在穿着、家具、风格和奢侈品方面胜过别人。”
民主和特权曾被视为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如今二者却奇特地、断断续续地扭合为一体。“形象管理艺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语）所带来的“紧张、苦恼和兴奋”在盎格鲁-美利坚的大地上蔓延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关“中产阶级”及其焦虑的讨论至今仍有回响。充斥着批量生产的地位符号的消费社会兴起了，评判一个人的依据不是他在社会里做了什么，而是他拥有什么。这种对阶级的理解远离了植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以收入和信用为基础的概念。“中产阶级”的地位越来越单纯地建立在购买、建构、呈现一个能独立生活的社会自我的能力基础之上。这一现代的阶级思想越来越多地用地位的图像学去解释人的行为，与此同时，这一思想也常常会掩盖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
在19世纪后期，即艾拉·斯图尔德写下那篇文章的年代，有能力拼合出一个“中产阶级”身份的仍限于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白人。工人阶级、大部分白人移民和黑人几乎买不到或没有足够的收入买到那些商品，因而无法在社会里展示这部分自我。到20世纪，随着消费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收入的增长，经济繁荣时期到来了，其标志是越来越多人实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获取和展示时尚物品的过程中，斯图尔德预见性地塑造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典型特征，为美国社会提供了对阶级和抱负的主要定义。中产阶级这个术语，就像消费者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对公民身份的称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12年间，这一发展达到了顶峰，繁荣的经济将大量人口拉入中产阶级行列。在这一过程中，在反共意识形态的助推下，前一种阶级定义在公众那里衰落了。尽管许多人的生活仍然捉襟见肘，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大多数人呈现出的社会生活状况是“中等收入水平的美国人越来越多；职业界线越来越模糊；拥有多元职业背景的家庭越来越多地过上了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到1950年代后期，《财富》（Fortune）杂志声称，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拥有“选择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权利：
税后收入7 500美元的熟练技工可以继续选择“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能为孩子存下一笔大学学费；他也可以选择类似初级主管的生活方式，住在价值17 000美元的郊区别墅里；他还可以选择商务人士和职业精英居住的市内公寓。当美国“大众”有了如此广阔的选择权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迎来了人类自由历史上的里程碑。
《财富》杂志的编辑解释道，我们可以在“地位-象征学派的社会学家”那里找到这一历史转折背后的驱动力的踪迹，这一学派对当代人类行为持以下信念：
（1）人们往往更多地在符号（即特殊习惯、穿着打扮、家居摆设、私人物品）中，而不是在话语中表达自己的个性；（2）大部分人越来越关注别人对自己以及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看法。因此，许多美国人的品味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地位符号中得到体现［……］人们倾向于购买那些象征着自身抱负的东西。
为了响应对地位符号与日俱增的关注，消费行业和广告机构给越来越多的商品披上了体面的外衣。在整个1950年代，几乎所有消费品制造部门都开始给商品表面打上可辨识的地位标记，这催生出托马斯·海因（Thomas Hine）所说的“波普奢华”（populuxe）文化。1958年，广告人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将这一普遍趋势转化为一段简明扼要的商业定理。“给产品一个高级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形象是值得的，并且，”他补充道，“有了它，你还能收获更多。”
对于不计其数的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批量生产的时髦商品成了个人认证的复杂系统，一种“身份的配套”。琼·克朗（Joan Kron）在她的室内设计心理学著作《家-心理》（Home-Psych）中提出，这种“中产阶级”认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与个性越来越模糊的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联系紧密的社群的保护，迈入陌生人的街区。房子既是一种认证，又是一个避难所。正如需要房子庇护的亲密关系一样，我们也需要“家”所提供的尊严——这个家是我们用想象创造出来的。同样，我们必须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如此在意别人的观点并试图影响他人［……］我们都在用物质的东西来代表自己。这就是现在的系统。
在1980年代所谓的雅痞（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员）文化中，我们找到了“中产阶级”理想及其内在焦虑的终极表达。随着许多人生活标准的降低，这些职场年轻人（其中不少人受雇于新兴的“信息产业”）竞相投身于不断变化的“最新款”名牌时装、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一些好生活的商品化符号。他们疯狂追逐着客观世界的符号，扮演着艾拉·斯图尔德在一百多年前为他们设定的角色。生活是一个越缩越紧的信贷圈套；在个人购置物品和展示物品的行为面前，人们宣告放弃一切与社会，或者说与社会责任的关联；压力以及压力引发的问题普遍存在；孤独和空虚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中随处可见。在他们的自我陈述中始终掩藏着内在自我和内在感受。这种姿态在1984年的一则Dry Idea牌止汗剂的电视广告中表露无遗。“永远不要在第一声响铃时接起电话”，一系列忠告就此开始：
永远别说“马上就到”。
别让他们看到你出汗。
焦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让他们知道你在焦虑。
这就是Dry Idea止汗剂可以做到的一切。
这些忠告是20世纪美国生活的共同遗产。1933年，消费行业繁荣了十年之后，批量生产的影响力已经波及许多美国人的生活。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不加渲染地评论了商品自我（commodity self）的兴起。林德指出，内在自我和外在形象之间的张力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固定配置:
成长过程以及成年人的生活就在于对个体压力的调节，通过平衡个人压力与既已接受的社会价值和迫切的个人需要，使他有能力整体呈现出某种社会所容许的商业生活的样子。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这场激动人心的戏码夜以继日重复上演，直至生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