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迷失自我，并沉浸其间，不能自拔。
作者：贾也 来源：每日观鉴（meiriguanjian）
香港最近不是很太平，一些激进势力以“反修例”为幌子，进行各种激进的抗争活动，暴力化程度不断升级。人民日报称：“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反对派激进示威者不但袭警、打砸、阻断交通，甚至污损国徽，踩踏国旗，前几天他们先后两次，从香港尖沙咀五支旗杆拆下国旗，扔入大海！
香港到底怎么啦？
有读者强烈要求观鉴君讲讲香港到底怎么回事？为啥这几年好像一直都不大太平。
其实，看完这篇娓娓道来的万字长文，就会明白——不太平只是表象，衰落才是本质：只不过，有些衰落是饶不过大势，有些衰落是他人在做局，而有些衰落则是作茧自缚……
历史是本读不完的教科书，总能教会人们什么。香港长期作为中国的“窗口”，是中西方交汇之地，从来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香港的历史是最近两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而香港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东西方两个文明的问题，是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问题。香港在英国占领前，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岛上零零星星地住着些渔民。岛上生存环境堪忧，一直籍籍无名，存在感极低。直到英国殖民者“坚船利炮”冲到中国的“国门”，他们相中了香港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潜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41年英国就强占了香港岛，事后清政府为试图武力予以收复，但没捍卫领土完整的实力。在1842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香港岛也由此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桥头堡”。
香港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屈辱史的永远的“历史痛点”，成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注脚”。此后，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6月9日签订）两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年12月25日，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相当“弱鸡”，根本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举白旗投降了事。香港就此被日本轻松占领，开始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按照远东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人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受降令，香港是中国去接受日军投降的。而当时蒋委员长是很有意愿收回香港的，他派去的国军已在深圳的宝安地区集结完毕，准备随即进驻香港。然而，鸡贼的英国人在知道日军投降后马上就立即赶赴香港。由于美国态度的突然转变，蒋介石并没有下令这两个军进驻香港。香港就此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回归机会，再次被英国重新管治。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正处于英国的管辖之下，而当时英美法西方军事联盟实力强大，解放军还没有真正的力量跟其叫板、抗衡。更何况，按照条约的规定，1997年，新界及界限街以北地区应该归还给中国，所以，解放军并没有必要打动干戈。为缓解国际关系，在四野兵锋直抵深圳河北岸时，就等一声令下这际，毛泽东表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从1841年香港被清政府割让，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时间里，香港也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虽然经济也有所发展，但也就比渔村稍强点罢了，充其量就是英国众多的殖民地之一。当时之香港，相当于军港，港口旁边是给军港做些补给的渔村，和商贸关系并不大。而当时香港经济，别说是北京、上海，就连广州都比不上。香港在这段长达百年之久的时间不能脱颖而出，原因非常简单，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是完全开放的。外国的人员、货物包括资金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内地，根本没必要绕道英国人控制的香港。这相当于脱了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何必自寻烦恼?然而，到了1951年，国际形势突变，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开始全面对华禁运，中国大陆和西方的经济联系就此被全面切断。
直到此时，香港依然没有多大戏份。既然中国对西方的经济支持没啥期待，那么西方的窗口自然只能打酱油，类似于徒有其表的装饰品罢了。而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切断了经济联系，我们大陆方面觉得也没啥大不了的事，毕竟苏联人是我们的志同道合“好基友”，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苏联为中国经济提供建设亟需的物质、资金、技术和人才——这些都是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红利”。因此，香港从1841年被英国抢占至1951年这110年间里，一直不温不火，并没有太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华彩之章可书写。 然而，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苏交恶，当然是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我们中国这一厢，自从开始搞“大跃进”后，就一味地鼓吹“多快好省”，随意性很大，各行各业的苏联专家们都坚决反对这种“瞎折腾”的做法，和中方相互龃龉不断。后来，苏联专家干脆被搁置到了一边，处于无人理睬的状态。很多苏联专家向国内反映，自己在中国无事可做，希望能够回国。另一面——在他们苏联那一厢，随着“金门炮战”为分水岭，中苏关系从顶点开始急转直下。到了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归途来北京参加10年大庆开始，中苏两党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开始走向彻底分裂。最终导致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援助和专家。中苏关系也由此进入了“冷战”时期。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虽然瞎折腾了一段时间，但发展经济的目标还是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获取继续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中国在这个节点上，自然而然地要向西方投出“橄榄枝”。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慢慢地转向了经济建设这个目标上来。“有钱才能办事”，“有技术才能办好事”。既然与苏联交恶，总不能死皮赖脸去再贴苏联的冷屁股，那么也只有转向西方试试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20年，即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也急需改变自己的形象，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接受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恢复生产，建设“四个现代化”。在这个背景之下，70年代初著名的“四三方案”就应运而生了。这名字来自当时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大规模引进西方的26套大型技术设备。大家熟悉的上海石化、燕山石化、齐鲁石化，武汉钢铁、南京钢铁都是那时引进的。这26个项目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而“四三方案”的实际操盘手，正是后来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完全可以这么说，试水的 “四三方案 ”实为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先声。中国由此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开始重建，这种联系由小及大，最终演变成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最终在1975年的整顿中得到预演，进行先期的试验。然而，虽然中国已试图与西方经济联系“重建”，对西方开放的框架也已初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遇到了诸多问题。毕竟中国与西方自朝鲜战争以来，“失联”已20余年，中方与西方互不熟悉对方的规则，政策法律上中国直接获得来自西方的人员、技术、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这个“中间人”需要熟悉大陆，也需要熟悉西方，确切地说中国需要一个“里通外国”的代理人。而正是此时，香港崛起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毕竟香港人熟悉中国大陆，即使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接近冰冻期的50年代，大陆和香港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经贸人员往来，彼此有信任基础，毕竟是“一奶同胞”，同为中华民族成员。
与此同时，香港人也熟悉西方世界，毕竟在英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对西方的法律、文化和贸易规则都了然于胸。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让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和西方经贸往来最重要的“中转站”。“中转站”的功能能带来巨大转口贸易量使得香港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和自由贸易港。因此，香港经济正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腾飞，基本上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关系也渐渐趋于缓和。香港还充当了大陆和台湾的联系纽带。直到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贸往来，多数都是需要转道香港的。因此，从朝鲜战争到改革开放之间，这近30年的时间，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近20年时间里，香港已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蒸蒸日上，如龙出海。 香港的“黄金时期”是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20年时间——也就是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这段时间。西方国家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契机，来自西方的庞大的资金需要借道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投资。他们需要一个在西方法律体系下便捷的交易中心，由此香港的金融业也同步崛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而又缓慢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作为出入中国大陆的窗口，又在1997年回归中国，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政策红利。而改革开放初创之期，国际资本进出大陆并不那么容易，对大陆的开放程度也抱以观望或迟疑态度的。资金、人员、技术等从香港进出成为最佳的选择，也是避险的最好的办法。因为香港独特的“中转站”位置，加之香港免税港的优势，还有就是大陆旺盛的需求，直到2004年，香港的葵青货柜码头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货柜码头。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香港机会多多，来钱也方便，作为国际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免税港购物中心，与之相生相伴的保险和各种服务业无比繁荣。而香港人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迎接全球投资，用地道的粤语在大陆寻找商机，作为中间商赚差价，赚得钵满盆盈。那时的香港不仅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人的生活水准确实是高，哪怕是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甚至连环卫工人在90年代中期，每个月都能赚1万多港元。而这1万多港元在香港连中等都不算，只能底层了。但只要到了一河之隔的深圳，就能立即体现出资本主义香港的优越性，那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了，绝对的“大款中的战斗机”。因为深圳当时的“上班族”也就赚几百块钱一个月。这些香港人就跑到深圳包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做二奶，在香港上班，来深圳潇洒，人生是何等的快意？这在当时还蔚然成风，以至于一时间，深圳涌现出一些著名的二奶村，比如下沙村、皇岗村、沙嘴村、水围村、黄贝岭村等等。
当时的二奶没啥文化，又不愿吃苦，相当于一个职业，收入很高且非常轻松，一周香港男的来一次，只要陪着逛街、睡觉，而其他时间，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指甲、打打麻将，一个月还能拿上几千乃至上万块的。因此，从改革开放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香港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当时的港片和歌星让大陆人趋之若鹜，追捧有加。 此时的香港风光无二，不禁让大陆人仰视，也是让世界刮目相看。香港“黄金时期”这样的结果，并不是香港真的衰落，而是大陆经济水平提高了，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两边的差距越来越小。主要是大陆离开香港这个“中转站”吸纳世界贸易了。也就是说，香港的“窗口功能”已经消失。“仓廪足而知礼仪”，深圳那边做二奶的人也就少了，而且不再是让人羡慕，转而被鄙视。与此同时呢，很多香港人自己生活也困顿了，主要房价飙升，根本没有钱包二奶了，于是，很多香港人就抛下二奶就不再回来了。到了现在，香港人平均工资还是上万，没啥增长，可大陆一二线城市好多人都已经和他们赚得差不多了。以前的大陆土包子，从来都是看低眼的，现在居然能跑到香港随便就能出手买几个他们香港人都买不起的奢侈品包包。以前香港人叫大陆人“大陆灿”就是类似乡巴佬的意思，现在反过来了，香港人反被大陆人叫“港灿”了。从一个普通清洁工人、货车司机随便回到深圳就能包个年轻漂亮的二奶享受生活到现在去深圳漂亮女人看都不多看一眼，还要被叫“港灿”，心理落差有多大可想而知。香港人高人一等的英国属民的优越感慢慢地消失了。答案很简单——不是香港不行了，而大陆真的发展起来了。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初步建成，以及自贸区功能的发挥，那些本来就奔着大陆市场而来的国际资本就不会选择作为“中转站”的香港。香港已被曾经远东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所取代。更重要的是，上海确实更被看好，首先因为香港的地理优势并不如上海，其次香港的民运导致社会稳定程度越来越差，最后香港已经是一个趋于饱和的市场，不如上海可以辐射周边，更有投资价值。甚至近在咫尺的深圳也可以取代香港，从GDP来看，2018年深圳正式超越香港。更致命的是，香港一方面制造业空心化，房地产严重绑架经济，而另方面一直没把大陆放在眼里，总有一种优越感在作祟，使得香港没有办法在大陆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分工，使得香港一次又一次失去了发展、提质的契机。
正是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之下，香港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弱了。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大趋势，香港只不过是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而香港人恰恰没意识到这一点。内心曾经那么一点点优越感依然在作怪，让他们内心万分抗拒大陆的崛起。因此，自21世纪至今的20年时间里，香港是迷失的20年，但仍然沉浸在因自由而美好的幻境之中，也难怪李嘉诚不惜卖掉自己在香港的立足之地，只是为离开这个是非之所，他不想赚最后一桶金，毕竟香港早已鸡飞蛋打，变成一地鸡毛之乱状。
目前香港乱象横生，从根本上说，香港自有香港自身的问题，主要是香港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其实，大多数香港人根本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真以为自己特别能做生意，真以为香港就是贸易中心，守着香港这个风水宝地，就能日进斗金，优越感爆棚，不思进取。过去，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将来，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那么香港人又是怎么搞经济建设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财富风向标。试问，目前之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是什么？
目前之香港，就两个词比较妥帖，那就是“包租公”和“包租婆”！香港制造业由于贸易业、金融业的发展，开始“空心化”了，而香港赚取第一桶金以后，很多人就去炒地皮了。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房地产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李嘉诚等就开始介入房地产了，完成了从小富豪到超级富豪的转身。现在房地产业是香港发展起来的龙头产业之一，房价之高，放眼全球少有，且已绑架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绑得香港五花大绑，已经充满了死结，到了无法松绑的地步——如果扩大社会福利，提供更多的廉租房，就需要政府的插手；政府如果要插手房地产业，就必须出台新政或修改法律。但是大家别忘了，香港是一个高度自由、民主、法治的城市。住房问题历史是民生问题，但是政府一旦插手，将会对香港房地产业造成巨大冲击，房价大跌成必然。这时拥有广泛社会资源的房地产大亨必定甩袖子不干的，动用各种资源来阻挠政府插手经济事务。不仅如此，略加煽动之后，在高房价下辛苦打拼买下房的人也骂娘不干的。试想房价跌了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资产严重缩水，凭什么呢？就会纷纷上街闹事，这样就危及香港的稳定。所以，港府必然会畏首畏尾，难有作为的。其实，自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历届港府为解决底层人民的住房问题一直在努力，首位特首董建华就试图推出“八万五计划”，为特区政府订下三个目标：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在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把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三年。现在回头看，董建华的施政方案，不可谓“高瞻远瞩”，然而建立在这种视野上的“顶层设计”，被既得利益阶层——地产大亨们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又恰逢“亚洲金融风暴”，有人开始上街了，面对经济和民意的“基本面”，特区港府无法施展，只能一退再退。于是乎，现在香港的房地产业成为头等难题了，几十年来一直都没得到解决，相反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当年的港英政府根本无意于解决这一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是则是现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掣肘了港府的去房地产化。香港经济房地产化，是香港经济增长乏力缺乏创新能力的“罪魁”，也是民众怨声载道社会撕裂的“祸首”。有人说，香港多的是资金，难道不能有其他的产业了吗？早在董建华主政时期，特区港府曾计划填海造陆，发展科技产业，为香港的经济基础开辟新空间，全面升级自己的竞争力，并提供高薪岗位，这样一来，就能让底层的人民靠自己的努力买得起房？在董建华任特首期间，他多次亲赴硅谷以及以色列取经，并邀请美国国家工程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田长霖出任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依然是无解。房地产彻底绑架香港经济 ，眼前利益最这要紧，钱还是落袋为安。李嘉诚的儿子又将这个科技产业搞成了一个地产项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为后起之秀，忋取而代之了。隔壁的深圳，从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禀赋而言，远远不如香港的，却从那时开始踏上“征途”，从此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产生了腾讯、华为等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企业。香港却深陷房地产业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结果当然要自食其果，社会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正是香港长期以来的房地产化，制造了香港大量的无产者。香港房价太高，导致香港居民自有房产率为50%，而大陆的上海为78%，而新加坡是90%。香港的无产者占了多少？可想而知的。而这些无产者恰恰又多为年轻人，而这些年轻哪怕是高学历的精英一族也是望楼兴叹。当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以后，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毕竟只有“恒产者有恒心”。无产者一无所有，如果走上街头开始行动起来，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完全可以这么说，香港的经济可能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是“肉食者鄙，不足远谋”，而是既得利益阶层——房地产资产阶级彻底地控制了香港。而这个资产阶级，恰恰又是香港的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资产阶级是性质最为恶劣的资产阶级，极度地反动。说真的，香港去殖民化还是比较滞后的，毕竟在香港在殖民港英期间，就出一个亲英美人士组成的利益团体，他们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香港目前被买办阶层所控制，其实还要从香港如何崛起中找答案的。香港的崛起是历史偶然的因素居多，就是得益于中国内地市场对外关闭，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开放程度不够充分，香港得以一个国际“中转港”而存在。而香港并没有什么雄厚的工业基础，其经济很大程度上是靠贸易来支撑的，这就很容易产生“买办阶层”。什么是买办阶层？最好的例证就是这几年频频受人诟病的“某想”集团就是典型的代表柳某。但是买办阶层的利益往往跟国外绑定的，港内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好坏与他们关系不大。这好比当年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在“十里洋场”里，巨商富贾们过着纸醉金迷的极奢生活，但是普通老百姓能住进石库门已经算是成功人士了。买办阶层就是里通外国的，时刻准备着捞上一笔后脚底抹油开溜的。一旦港内出现什么波动，他们拥有它国国籍，就开始脚底抹油，溜了溜了，管你香港什么滔天巨浪，管你香港人什么水深火热。大家熟知的李超人——李嘉诚就最杰出的代表。他一嗅到什么了，就立即挥挥手作别香港，离开了，并且带走了全部家当。完全可以这么说，香港乱不乱，有没有未来，对于李嘉诚这样的人而言，没多少毛线关系的，相反不少人还幸灾乐祸，想着趁机捞上一笔，做“火中取栗”的事。有人拿香港跟新加坡来比较，其实，我认为，两者毫无可比度的。
香港经济命脉为买办阶层所控制，跟家长制精英阶层控制的新加坡。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国家，而香港只是一个城市，与此同时，新加坡不是贸易“中转站”，而是扼守国际水道的港口城市，“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有着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加坡并不是“里通外国”的买办阶层主导的社会，而是为民众负责的家长制式精英阶层主导的社会，贯彻的正是新加坡人利益优先，很重视民生福祉的，绝不容许少数渣滓肆无忌惮地破坏新加坡，不能损害新加坡人的安全、秩序、福祉，谁来损坏谁就要面临严刑峻法伺候。香港经济出现问题，买办阶层是始作俑者，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作为无产者的普通老百姓，竟然与这些买办阶层联合了起来。说白了，都是对现状不满，说白了，那个繁华如锦、盛世香江的地方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诉求似乎不一致，买办阶层梦想着昔日的主子归来，而无产者梦想着一个可以有未来的香港。当然，这些无产者希望回到过去，而过去又恰恰是港英政府时期，所以香港人内心是极度比较撕裂的。现在的香港政治气氛十分浓郁，毕竟要展示其民主、自由的程度。只要到香港的大学里看一圈，就能一目了然。政治气氛明显盖过了学术思想，图书馆前的墙上都贴满了政治口号。香港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成也政治，在于香港的特殊位置——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窗口；败也政治，在于香港的政治自大，自以为自由是繁荣之基，却忽视了时代的变迁，看不历史的大势，而是一味地沉浸在过去的辉煌而对眼前的衰落无可奈何，缺乏一种自我检讨的能力。说真的，香港人不懂政治，无论是建制派，还是反对派都是政客罢了。目前香港，重要的决策方向哪怕是被建制派所把持，也是墨守成规、无力改革，而反对派的泛民派侧重于无谓的琐事上，纯粹因反对而反对，导致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民众则被这两派政客围绕着“民主”演戏逗得哭笑不得，不知所措。而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口口声声把自由当饭吃，沉醉于上街和对抗大陆的行为中而不自知。其实，无知的社会并不足惧，可怕的是一个本来就无知的社会，里面的人们却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优越感，且不切实际地沉浸在旧梦中。而香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香港引以为傲的就是民主和自由，但恰恰是两个东西，让香港迷失自我，并沉浸其间，不能自拔。在这个700万人的城市里，民主这个词，已经潜移默化地变成了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陆中央政府已经极大限度地放权了，甚至让香港处于一直放任的状态。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毕竟要贯彻“一国两制”，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法原则。这就导致现在的特警区港府处境十分尴尬——它保持了港英殖民地政府的一切，上面却没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并以为金科玉律，恨不能千年万年都如此，却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回到港英时期，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的，然而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同样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可怕的是，决策权并非在于中央政府，而是通过英国人交出香港之前的政改，转移到了“立法会”这个机构，试图以这机构来实现“港人治港”的五十年不变的治理原则。这就导致现在的特区港府比以入的港英政府更为孱弱。特区港府无论是政治和经济的改良，一致遭到反对派和民众的反对。而且早已形成了习惯性“因反对而反对”，导致香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改良的机会。试想如果首位特首董建华的计划如果能实现，那么现在的香港就不是这般模样了。归根结底，一国两制构制之下，香港有一个代表民主、相对独立的“立法会”，且已经被反对派和利益阶层所把持。从2000年起，所谓的反对派议员发起的居港权风波、反对特区政府依据基本法第23条立法风波、走上街头，到2012年反对国民教材；从2014年的占中运动，再到2016年的议员倒插国旗、宣誓侮辱国家、叫嚣港人自决、无耻请求美国发声、英国介入等，直到现在又借修例风波，直接演化为“反中乱港”的暴乱事件……
与此相随的，就是从董建华到曾荫权，再从梁振英到林郑月娥，几任特首，无论怎么做，全部遭到死缠乱打式的反对和抵制，比如不顾香港非典肆虐的严重疫情危机，无理要求董建华辞职；再到梁振英任特首更是被抵制到束手无策，最后林郑月娥更是变本加厉，虽然修例已经停止，但反对派还是趁胜追击，恨不能她立即下台。那么，“立法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又是怎么诞生的？在港英殖民政府期间，立法会不叫“立法会”，而是叫“立法局”。那时的立法局并没什么实际权力，仅仅是个最高的咨询机构。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两个宪制性文件，港督全权负责，下设行政局、立法局两大咨询机构，其成员均为港督委任，这是一种行政主导的政制。根据《英皇制诰》，英殖香港的立法权归港督，并由总督担任立法局主席。立法局只是协助港督立法，参与法案的辩论和审议事务，并没有法案的动议权，批准权当然也牢牢控制在港督手中。所以，港英政府时期的立法局，说白了，就是港督大人手里的“橡皮图章”。然而，从1984年中英两国发表关于香港回归联合声明以后，英国人就开始逐步改革立法局。从1984年到1997年的13年时间里，英国人做了很多事情。英国人历来是玩弄政治的高手，印巴分治方案将印度一分为三，又故意不明确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一手促成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对香港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也不例外。港英政府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让立法局成为香港权力的中心，从此改变香港政体结构，让港府难以治理香港。这个工作由第28任也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完成的，他上任即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报告提及政改方案，表示将改革立法局选举制度，除了“两局分家”外，取消所有委任议席，并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这时立法局人数激增，从一开始由总督和3名官守议员组成的4席，增加到了60席。从1993年至1995年，英港总督手术性改革后，把立法局委员由“委任制”改成“直选制”或者变相直选，逐步使立法局完全摆脱了之前行政的控制，从原来的港督下属单位，变成一个能够从根本上制衡未来特首的权力中心。至此，香港行政权力中心体制被彻底改变了，也影响未来香港的局势。1997年香港回归，立法局就变成现在的立法会。质而言之，香港的决策中枢由港督或回归后的特首手中，转到了立法会手中，如此，香港的特首要向立法会负责，而不是向中央负责。彭定康的改革，说穿了就是要把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通过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和地位来制约行政机构，并最终把回归中国的香港演变成一个“独立实体”，与中央隔离开来，以利长期维护英国在香港和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当时的港英政府的布使司夏鼎基更毫不掩饰地说，英方的目的就是用“立根于当地社会”的政制，来“减少主权国不时干预的危险”。英国对香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无私”，一切都有政治企图的，当然也有经济利益。就像刚侵占香港后，英国将香港变成输华鸦片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同时，为增加岁入，特许香港政府实行鸦片专卖、自由吸食的政策，致使烟毒泛滥。无非就是想将让香港成为英国的“取款机”。既然迫于世界形势，要交出这个“取款机”，那就是开始从中作梗了。说来说去，现在香港的政治乱源，就是英殖香港时期，英国做的局。正因为如此，立法会被反对派的政客们所把持，而政客自己政客的利益，再加上这些人有双重国籍，更多的是买办阶层的代言人，他们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纯粹因为反对而反对，由于反对而扬名立万。自由当然是美好的东西，自由是香港倡导价值，或者说高举的另一面旗帜。但玩坏的“自由”，就是带香港进入无序之态。特区港府尽量避免对私人经济干预的原则，始终成为特区港府进各项经济立法和行政管理的主要政策依据。香港由此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这样难免在竞争中出现一些垄断，房地产业就被几个家族所控制了。董建华曾推出“八万五计划”就是以为自己可以“救”香港的未来，结果有人说他“杀富济贫”，中产阶级上街头抗议，高喊“董建华滚蛋！”迫于压力，董建华只能宣布无限期搁置“八万五计划”，理由也是经济自由——“违背私人住宅物业市场由主场主导的原则”。把市场还给自由，谁又能把生存的尊严还给蝼蚁——包括那些上街的香港年轻人们？另外，香港堪称全球很自由的地方，为了保护人权和言论自由，连煽动叛乱、搞谍活动都不属于违法行为。香港作为自由港，容易被人选做战场，让香港成为国际情报自由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CIA为首的西方情报机构和台湾间谍组织通过香港“窗口”，不断地加强对中国内地的渗透，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会成和里斯本、卡萨布兰卡三大“间谍之都”。美国相当关心正在崛起的中国，而香港又是一个很好的据点。美国CIA香港站与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在一起办公。而美国CIA香港站至少有两个部门，分别是情报组和行动组，前者收集情报，后者负责侦察、渗透，以及从事各种“脏活”。所以，此次香港的乱局，活动着美国CIA的影子也是情理之中的。
英国作为香港曾经的殖民者，退场的时候也不甘心，习惯性地给香港埋点雷；而美国作为世界的灯塔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又看得百般不顺眼，处处设置障碍。他们正是借着香港这块自由的特区，搞来搞去，说白了就是想搞中国，给中国添堵。也正是最大限度的自由，很容易让一些人借着自由之名，谋取个人利益。今日香港，很多年轻人涌上街头，就是借着“自由”之名的，干起打砸和破坏的勾当。甚至主动勾结起境外反华势力来遏制中国。比如“港独分子”黄之锋在《时代杂志》“恶人先告状”，告的是什么状？就是认为特区港府“打压香港自由”，还要求昔日的主子英国当局向所谓的“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实施“经济制裁”等等。近日又与美国驻港领事交流，内容包括企图制裁香港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美方不向香港警察出品装备等，并扬言策动九月罢课，试图将街头运动扩大化。此种行为就是滥用自由，冲击法治，扰乱社会秩序，以达到其哗众取宠的目的。
香港青年们看似在争取自由的权利，实则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香港几经折腾，且无论是政客和民粹，都明白特区政府拿他们没撤，于是玩得更欢了，开始日常的“政治胡闹”，香港陷入了瞎折腾式的严重自耗状态中——社会动荡经济下滑，游客不来，投资者不来，加剧香港的经济衰落。而经济衰落又反作用于香港政局，香港人更是对现状不满。可以肯定地说：并不习惯过苦日子的香港人，他们的未来并不容乐观。其实，不可避免的趋势，那就是“大陆越开放，香港就越沉沦”，香港的衰落并也不叫沉沦，而是回归常态，成为一个普通的大城市，很可能沦为一个三线城市。香港确实难逃此劫，回归祖国，心态远远没有回到平常心。“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香港有没有未来？很多人觉得没有，但我依然觉得有。殖民太久，暴发一时，香港确实要过两代人的苦日子，才可能慢慢清醒过来，恢复理智，这大概在香港回归50年之后吧！有一种爱，永远值得默默守候。我们最后还是要守护香港的——香港是祖国的香港，香港始终离不开祖国的！香港数据公布，经济遭遇重创
东方之珠还好吗？
香港人的格局
香港局势正在发生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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