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件看苏秉琦先生与昆明城

去年写《昆明城里的考古学家》时在结尾处说到：“在这仅仅几年中，这些考古学家都在昆明城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身影，他们在这里做出的学术成就，对其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是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石……本文限于作者学力有限，还有许多学者的故事未能写入其中，有待将来更多资料的出现，以便做出更为详细的描述。话音刚落，仅仅半年后，《徐旭生日记》（收入《徐旭生文集》）与《苏秉琦往来书信集》（下文简称“《书信集》”）相继出版，为研究学术史增加了不少新材料，两部书里也或多或少有一些关于徐旭生、苏秉琦两位先生在昆明时的资料。因此，现讨论一下《书信集》中所见苏先生与昆明的故事。

按《苏秉琦年谱》（收入《苏秉琦先生纪念集》，下文简称“《年谱》”）记载，苏先生是1939年1月底到达昆明，1945年10月离开昆明的。遗憾的是，不知道年代久远，还是特殊时期信件寄送困难的原因，在这7年中，《书信集》中仅收录了两封信件，且都是写给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的。好在，这两封信件都属于长信，能透露一些以前未见的信息。

苏恺之先生回忆道，苏先生刚刚参加工作时，到中德学会学习德语，认识结交了傅吾康，并被吸收为会员。他二人年龄相仿（苏先生大3岁），应是很聊得来的好友，否则，苏先生不会刚到昆明不久，就给他写信，二人也不会在建国以后，从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仍然保持着书信来往，在《书信集》收录近三百位（家）学者、单位的1047封信件中，苏、傅两人及其家人的信件就有17封。

第一封信为苏先生于1939年2月22日所写。这封信大致说明刚到昆明的具体情况，并说了一些计划，相当于告知对方自己的近况。信的一开头，苏先生就说自己是上个月29日到的昆明（因此，苏先生到昆明的确切实际为1939年1月29日，此乃第一次知道），并且说清楚了从北平出发后的路线，表示昆明的气候很好，居住还算舒适，还说昆明已经成为中国出入的必经之路，又因为大部分的学术机构迁到了这里，俨然成了今日的文化中心。之后，说了自己在这里跟其他学者的交往，并对傅吾康的帮助表示感谢，以及计划最近到成都一趟。

第二封信为苏先生于半年后的8月3日所写。信中一开头就提到，傅吾康的信4月份寄到昆明时，苏先生在成都，所以信又被寄到成都了，谁知寄到时，苏先生已经返回昆明，所以直到5月底苏先生才拿到信，遗憾的是，这封回信估计是找不到了，因此并未收录到《书信集》。苏先生说，从成都回来后，就搬到了黑龙潭居住，并且整理材料6月份也运到了（这些从北京寄来的材料，在《我的父亲苏秉琦》里有提及）,所以就即刻开始了编辑（整理）工作。随后，苏先生介绍了前段时间出行的情况：于3月23日前往重庆，住了8天后转到成都，一直待到5月17日才回昆明，因为公路费时、麻烦且危险，所以全程都是乘坐飞机。之后，苏先生描述了重庆和成都两地的情况，主要集中于当时社会场景以及学术机构（表示华西大学的人类考古学部分对西南的研究比较有名）。信的最后，苏先生又一次提到了昆明城内的文化机构，表示有众多学校或研究所都迁到这里来了。

苏秉琦在黑龙潭的办公地

总的来说，有关苏先生在昆明的七年生活，从信件里透露出的信息，只有这么多。不过，七八十年代，苏先生与两位在昆明的考古学家的信件，也含有一些资料。

在七十年代时，苏先生曾给云南考古学者汪宁生先生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收进过《汪宁生集》中），汪先生是苏先生五十年代在北大时的学生。信件是1975年8月16日所写，信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回信，应是汪先生寄了一篇文章（按时间推算，应是《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三篇中的某一篇）给苏先生，苏先生现回复文章的情况；第二部分，苏先生表示：“云南考古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有一个想法，供你参考。我觉得，云南的开发，大理一带可能比昆明一带更早，云南地区原始文化的重心，有可能不在东而在西。这想法一句不多，希望在考虑工作、问题时注意一下，看是否有道理？”。写下这段文字时，苏先生对三十年前居住在昆明时的场景一定历历在目，据说，苏先生当年一直想在云南搞考古调查，自费也行，但限于时局，一直未能成行，以至于苏恺之也说，八九十年代时，他（苏先生）得知云南那里发现了不少新器物，感慨道：可惜呀，我当年没得到机会去各地走走。苏先生去世后，汪先生向苏师母发来了电报，至爱的老师终究还是离去了。

到了八十年代，云南另一位考古学者李昆声老师写了至少六封信给苏先生。第一封信写于1986年4月21日，里面简短提到了给苏先生寄的照片，之前已经寄过一次，这次又寄了一张先生在昆明时的照片以及两张合影，另外器物照片已经拍摄，待印出后再即时寄出。这里提到的苏先生在昆明的照片，应是第二封写于1987年1月29日的信里所说的前一年春天召开的“昆明全国考古发掘汇报会”，按《年谱》记载，苏先生于1986年3月30日至4月5日，出席在昆明召开的全国考古发掘与文物普查工作会议，作题为《谈课题》的讲话，强调在普查、配合基本考古和主动发掘中都要明确工作的目的性。这应该是1945年苏先生自离开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回这座他年轻时待了七年的城市，不知道回首往事，先生此时内心有何感慨(1979年时，学生蔡葵给他写信，结尾处提到昆明四季如春，欢迎先生方便时来昆明)。几个月后，苏先生写给朱秉璋的信里，还提到了这次会议。另外，《谈课题》也被收入那本著名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考古寻根记》中了。在第二封信以及随后几封信中，李昆声老师向苏先生汇报了云南考古的最新发现以及相关研究进展。虽没有看到苏先生的回信，但从李老师后面的信中，都可以感受到苏先生对于云南考古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并且给科教片《云南青铜文化》题写了片名，而且，他还给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邵邦湖和张学正写信推荐北京科影制片厂的鲁明，提到了他与云南省博物馆合作拍摄的这部片子，鲁明后来又写信给苏先生，寄剧本及题写片名的片酬。此外，还有两封信提到的聘请苏先生担任云南博物馆学术顾问的事，据说苏先生最后也是答应了的。

苏秉琦1939年到达昆明后的第一张照片

虽然在1047封信件中，只有14封与昆明（云南）有关，但《书信集》的出版，为苏先生在昆明的生活，以及他对云南的情感，又增添了一些不可多得的信息。

附记：写本文的时候，除了新出版的《徐旭生日记》和《苏秉琦往来书信集》，还发现了几份写《昆明城里的考古学家》时未能找到的资料，因内容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所以未加进去，有待《昆明城里的考古学家》更新时，连同之前、之后发现的一些资料，一并补充。另外，在写作时，段自渲兄提供了相关信息，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1】宿白编：《苏秉琦先生纪念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2】苏恺之著：《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0月。

【3】刘瑞编：《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