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故事：文学、生物与考古的互动 3.0版
1931年，中国考古学已诞生十年。当时，夏鼐转学到清华大学，苏秉琦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冯汉骥赴美留学，张光直刚刚出生，离童恩正出生还有4年。殊不知，也就是这一年，燕京大学里的一场文学讲座，竟能将他们今后的人生，神奇地串连起来。
——题记
文中所提人物关系图
1931年3月19日，一场名为“新诗与旧诗”的讲座在燕京大学里举行，身为这所大学的学生夏鼐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讲座内容，并留下了几百字的评论。但是，这场讲座引起了徐志摩的不满，究其缘由，还是关于新诗和旧诗的争论，据传，徐志摩要为“新诗”作辩护。在那些年，文人们常因为“诗”的问题产生争执，最出名之一莫过于徐志摩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可惜，年底时，徐志摩就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没有留下辩护的文章。飞机失事前两个月，夏鼐也通过考试，转入清华大学学习，徐志摩十多年前在美国时的室友李济就毕业于这所大学，几年后，夏鼐前往殷墟，接触到的老师正好是李济，在其指引下，他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考古发掘。不过，1931年这场讲座的主讲人胡先骕却不是一位诗人或文学家，而是植物学家。
要先说的是，讲座的同一个月，胡先骕校对的《人类学泛论》在上海出版，翻译者张我军，却是一位作家、文艺理论家，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奠基者，与鲁迅相识，是把鲁迅作品引入台湾的第一人。再过一个月，4月15日，张家喜得贵子，张我军将儿子取名为“张光直”，几岁的小光直在父亲书房里翻到这本译著，认真地、一字一句的读完了这本书，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并深深地被考古学吸引住了，使他的注意力真正的转入到了考古学中。《人类学泛论》原书中并没有提到新发现的北京人遗址，胡先啸将裴文中的这一重大发现增补进了译著中。张光直后来提到过，在青年时代，裴文中所著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想必裴氏大名在他很小时候就已看到过。有意思的是，裴文中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在业余时间常进行小说、杂文的创作，1924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戎马声中》，得到了鲁迅的赞许，他还对裴文中的作品，有过总的评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另外，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还将与裴文中同属于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员。
在《人类学泛论》日文版发行的1929年，胡先骕进入北平师范大学兼授植物学。这时，张我军刚刚从这所学校第十七届国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他在家里开了日语补习班，据说每当上课的时候，小院里停满了学生骑来的自行车，教室里一片琅琅的读书声，学生里有未来成为考古学家的苏秉琦与宿白。苏秉琦也正是在这年进入北平师范大学文科预班学习。当然，张光直与苏秉琦、宿白在八九十年代时还有诸多交流。
时间来到两年后的1931年，一位名叫俞德浚的生物系学生在北平师范大学毕业，成为了胡先骕的助教，师徒二人之后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作出巨大贡献（胡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抗战时期，俞德浚及众多学者前往昆明，他在北平认识的学弟苏秉琦也来到了这。俞德浚工作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也即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与苏秉琦工作的北平研究院，地点都在城北的黑龙潭，两家人比邻而居，时常讨论学术，感情进一步加深，成为至交好友。1983年，已经提出“区系类型学说”的苏秉琦还写信给俞德浚，询问“区系”一词在生物学界的用法。正因此，苏凯之认为父亲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一定是从植物分类学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启示。燕京大学的那场讲座十年后，夏鼐从英国留学归来，日后将对中国考古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考古学家，第一次见面也在黑龙潭里。
值得注意的是，静生生物调查所为胡先骕和翟秉志所创，他们一位为植物学家，一位为动物学家，并且关系密切，年少时就已认识。翟秉志也对考古学有着一定影响，李济曾将殷墟所得龟壳给他研究，后秉志写有《河南安阳之龟壳》一文，刊载于《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和《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时间也为1931年。童恩正曾写道：“鲁迅先生遂在此考订中国典籍，引起先生对文物考古之兴趣。先生暇时又常协助生物学教授秉志采集标本，协助研究，以后先生之学习人类学，即发端于此。”这里提到的“在此”是厦门大学，“先生”说的是冯汉骥。
“秉志”即为翟秉志
1926年，鲁迅接受厦门大学的聘请，前去任教前，他写信给张我军，提到自己将要去厦门，希望张我军赶快来见一面，这足以可见鲁迅对年轻人的关心。在厦门大学，他碰到了另一位名叫冯汉骥的青年，两人相交甚密。冯汉骥在图书馆工作，专门为鲁迅安排了一间房间，让他得以在里面做研究。巧合的是，冯汉骥妻子陆秀与鲁迅爱人许广平都是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大学（也即后来的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且都是1917年入校，只不过许广平当时是预科，一年后才转为本科。
正是1931年的夏天，冯汉骥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几年前，李济曾就读于此。五十年后的1981年，冯汉骥的学生童恩正与李济的学生张光直在哈佛大学校园里相见，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此时，张光直在这所学校里任教，他和童恩正的父亲、女儿也都是在这毕业的。张光直与童恩正商议着中美合作考古的计划，两人信心满满，充满期待。同一年，夏鼐也访美，并与他俩见面。只可惜，该计划因夏鼐的反对，被最终取消。
三位考古学家并不知道的是，早在半个世纪前的1931年，就有几位文学家和生物学家，将他们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
注：本文只是站在上帝视角，理清学者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并未做太多推测。考虑到不使文章更杂乱，还有一些关系并未提及，如胡先骕、李济都与胡适关系很好，徐志摩与梁思永也有一定关系，梁思永自然也是哈佛大学毕业，但这样继续谈下去，意义不大，点到为止即可。至于文中提到的考古学家们之间的互动，则更多，所以也没过多说明。另外，关于苏秉琦在日语班学习的事，仅见《张我军、胡先骕、张光直：一本小书在中国的命运》中提到，没有找到更确凿的证据，若有师友知道，烦请告知，谢谢！此次更新的3.0版，在第2.0版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内容，并修订了部分文字，感谢几位师友提供的信息与意见！
参考文献
【1】童恩正：《冯汉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5期。
【2】宿白：《苏秉琦先生纪念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3】张光正：《近观张我军》，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年2月。
【4】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
【5】田建民：《张我军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
【6】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
【7】夏鼐：《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8】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
【9】刘晓：《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11月。
【10】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 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0月。
【11】袁洪权：《徐志摩“反攻”胡先骕了吗？》，《北京青年报》，2015年11月20日。
【12】龙天一：《四十年前的哈佛校园——记两位考古学家的友谊》，“奥玛阿印”公众号，2021年4月19日。
【13】龙天一：《昆明城里的考古学家》，“奥玛阿印”公众号，2021年7月25日。
【14】龙天一：《张光直先生的两本启蒙书》，“奥玛阿印”公众号，2021年11月2日。
【15】刘瑞：《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
【16】徐自豪：《张我军、胡先骕、张光直：一本小书在中国的命运》，“上海书评”公众号，202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