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朋友：学术、友谊与八卦 | 第二章：年少的留学生

第二章：年少的留学生

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所必须有的。

——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

在夏鼐到达伦敦大学读博同时，曾昭燏也来到这所学校，开始自己的硕士生活。曾昭燏的曾祖父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藩是近代促成政府公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第一人。

1871年8月19日，曾国藩联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请求朝廷以官方的名义，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清廷批准了奏折，随后，曾国藩、李鸿章反复讨论细节问题。一年后，8月11日，第一批留学生从上海出发，乘坐渡轮，抵达旧金山，开始留学生涯。

考古作为西方学问，20世纪初，也有许多年轻人，前往国外进行学习，回国后，为中国考古学的开创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第一个出国留学的考古学家，应是徐旭生。1913年，25岁的徐旭生背着行囊，远奔西欧，前往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的博士学位，当时，他已经学会了法文、拉丁文等外语。在巴黎期间，徐旭生常去法兰西学院，听当时杰出的法国学者讲授他们领域中正在形成的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这为徐旭生接下来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徐旭生在法国期间，关注边疆考古，这来自于他早年的兴趣，陈寅恪曾写信鼓励他去伦敦考察敦煌石室内古物。1927年4月，已是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徐旭生，作为中方团长，与外国团长斯文·赫定一起，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科考，内容涉及气象、地质、古生物、地理、民俗、考古等，前一年与李济一同发掘西阴村的袁复礼也有参加。这次考察被后来的学者评价为“这是中国学术金石访古的传统与西方多学科学术考察的首度合作”，徐旭生在其中也积累了大量经验，为他数十年后对夏墟的调查提供帮助。考察中，徐旭生写下了丰富的日记，回来后，应鲁迅邀请，出版为《徐旭生西游日记》，成为西北考察的经典之作。恰好是考察开始那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议，拟推举鲁迅出来，作为中国地区作家候选人，参与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但被鲁迅拒绝了。

也是1927年，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在求学期间，为了补贴生活，他常给报刊写稿，诗、散文、小说，什么都写，还去听鲁迅的课，受到不少启发。他的作品逐渐为文艺界瞩目，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在《晨报》上发表的《戎马声中》，被鲁迅称赞为“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多年后，鲁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还记着他，选入这篇小说。后来，裴文中从事考古工作，参与并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也因此，不得不基本中断文学创作，鲁迅颇为感慨，称他为“文学界留不住的人”。另外，鲁迅还对裴文中的作品，有过总的评论，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和徐旭生一样，裴文中也将前往巴黎大学留学。1935年，裴文中到达法国，在这里进修史前考古学，师从步日耶。步日耶是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史前学教授，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多次担任法国史前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对旧石器考古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世纪20年代，到中国，参与萨拉乌苏遗址和水洞沟遗址的工作。30年代，又两度来中国，对周口店出土的遗物进行研究，并将裴文中带到巴黎学习。1937年，裴文中获得巴黎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

裴文中毕业前一年，冯汉骥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冯汉骥是1931年出国的，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在此期间，他受到了Roland Dixon很大影响，Roland Dixon曾是李济和梁思永的导师，后来夏鼐出国时，最初也想前往哈佛大学，不想Roland Dixon突然逝世，在梁思永的建议下，才到了英国。冯汉骥毕业后，接受李济的邀请，回国工作。

大约是冯汉骥读博期间，上海举办了一场婚礼，证婚人是胡适，主角则是他的同事童凯。童凯是中国第一代无线电工程技术人员，他于1924年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28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担任沈阳东北大学教授（校长张学良）、上海中国公学教授（校长胡适）。结婚后，他前往湖南大学任教，他与同事曾昭权都是湖南人，曾昭权是曾国藩的曾孙，与曾昭燏同辈。

湖南宁乡，在1938年出土了著名的四羊方尊，3年前，童凯的儿子也在这座城市出生，也即童恩正。后来，童恩正成为冯汉骥的学生，两人为四川大学的考古专业做出巨大贡献。冯汉骥去世后，童恩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老师对考古的兴趣是由鲁迅引发的。早些年，鲁迅在厦门大学考订中国典籍，冯汉骥在图书馆工作，两人相交甚密，冯汉骥专门为鲁迅安排了一间房间，让他得以在里面做研究。

某种程度上，鲁迅对这些考古学家都有一定影响。应该说，鲁迅对于这门新兴的学问是十分看重的。鲁迅自幼涉猎金石，青年时代开始搜集整理乡邦文献，所藏历代碑碣、造像、墓志等拓本5100多种、6000余张，尤其对汉代画像石有深入研究。对于相关学者，鲁迅最佩服王国维，读过王国维多部著作。他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对日本、德国的相关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自己购置了许多两国考古资料，包括考古报告、考古学原理和相关出土文献等内容。1924年，罗素的学生、梅贻琦的连襟傅铜联合陕西省教育厅举办“暑期学校”，邀请鲁迅、李济等知名学者，到西安授课，鲁迅讲授的，正是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李济所讲内容大致为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和人类进化史等。这次西安之行虽然短暂，但两人同行、同宿、同游、同讲学，彼此增进了不少的了解，因为李济属猴，鲁迅还送了一个瓷猴头给他。之后的岁月里，两人曾多次通信，李济主编的《安阳发掘报告》出版后，鲁迅也有收藏。总之，有学者评价鲁迅“他对于考古技术并不熟悉，但考古带来的思想史的变化，他是清楚的。”

江南水乡，人才辈出，鲁迅能有这么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不奇怪。他出生在绍兴，周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数百年间，出了不少人物。最为人知的莫过于鲁迅与周恩来，据说，周恩来还专门考证过两人的关系，最后发现确实同宗同族：鲁迅属于周氏鱼化桥支履盆桥分支，他属于周氏鱼化桥支保佑桥分支，都是周敦颐的后代。1952年，周恩来邀请许广平到家中做客时，还曾说道：“广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不过，鲁迅与周恩来却没见过面，倒是陈寅恪与他俩都有交往。

1902年，鲁迅东赴日本留学，先在巢鸭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与他同住一舍的是陈家两兄弟，年长的为陈衡恪，年幼的为陈寅恪，三人同学两载，于1904年毕业。大概是陈寅恪太年幼，鲁迅与陈衡恪成为终身好友，在他们眼中，陈寅恪还只是一个小弟弟。没多久，陈寅恪因故离开日本，提前回国，但后来他与鲁迅同在北京工作，两人时有来往。

鲁迅留学回来后，与他同族的周恩来也前往日本求学。正是在日本，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且三年后前往欧洲。按记载，周恩来于1922年3月到1923年夏天期间在柏林，此时，陈寅恪正在柏林大学学习各种古老语言（十年后，滕固也将在这所大学读博）。

本来没交集的两人，却因一场机缘巧合，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见面了。岳南在《陈寅恪与傅斯年》里写道：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住房。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那时，他俩大概不会想到，远在东方的知名文人鲁迅竟与对方有这样的关系。

当然，冯汉骥与鲁迅、陈寅恪、周恩来，还有另外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