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朋友：学术、友谊与八卦 | 第六章：文学与考古

第六章：文学与考古

智、仁、勇。

——达德学校校旨

在前面章节中，论述了许多关于文学与考古的互动，这里再单列一章，加以讨论。

1896年，波兰作家显克维支完成长篇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小说反映了古罗马暴君尼禄的覆灭和早期基督教兴起。1905年，显克维支因这本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唯一一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小说。在中国考古学诞生的1921年，徐旭生和乔曾劬将这本小说翻译成中文，这是我国的最早译本。另外，显克维支女儿的初恋，是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徐旭生显然对文学的兴趣也是浓厚的，斯文·赫定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造就到了他国内文明的最高点，普遍地通达他祖国的历史、文学和哲学，此外对于西洋生活和思想也不只是皮毛的认识。”徐旭生在《斯文赫定先生小传》里也提到，斯文·赫定喜爱文学，随身随带的《浮士德》，“未尝一日离侧”。这样看来，斯文·赫定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徐旭生与鲁迅也是交好的，他们写信讨论过文学话题。

1933年春节后，在上海，鲁迅正在思考如何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正是在这篇导言里，鲁迅夸赞了裴文中和蹇先艾，称他们的作品为乡土文学。蹇先艾是贵州人，13岁到北京读书，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也即张光直就读过的两所学校，而且，蹇先艾在师大附小时，邓颖超也在这所学校担任教员，到了师大附中，他与同班同学朱大楠、李健吾共同发起成立了“五四”以后中国最早的青年文学社团之一的“曦社”，并创办了文学刊物《爝火》。

1924年的1月17日，鲁迅到师大附中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未有天才之前》。这次演讲是蹇先艾托徐志摩去邀请的，讲完后，蹇先艾和几个青年纷纷将鲁迅围住，请教问题。几个月后，梁启超、蔡元培邀请泰戈尔访华，泰戈尔的翻译正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一次，在协和礼堂，上演泰戈尔的剧作《齐拉法》，中外人士济济一堂，徐志摩送了一张票给蹇先艾，鲁迅坐在前排，回头恰好发现蹇先艾坐在后排，两人打了招呼。1926年，3月17日，鲁迅邀请蹇先艾到家里，5个月后的11日，又邀请张我军到家里。

抗战时期，蹇先艾、谢六逸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理事，于《贵州晨报》编《每周文艺》副刊，以杂文、诗歌、短评等形式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救亡斗志。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的现状，蹇先艾加入“教授会”，以《新垒》为阵地，巧妙地发表揭露国统区黑暗、争取民主权利内容的作品，公开为革命作家茅盾撰写50寿辰祝贺文章。

与蹇先艾一同办《每周文艺》的谢六逸，也是贵阳人。谢六逸就读于贵阳达德学堂高等部和贵州省立贵阳模范中学，达德学堂由黄干夫创立，后改名“达德学校”，现名为“贵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贵州省立贵阳模范中学则是前面章节提到的“贵阳一中”。黄干夫的弟弟黄齐生后出任达德学校校长，后者将他俩的外甥王若飞带入学校读书。1918年春，王若飞与谢六逸等人由黄齐生率领，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王若飞与周恩来一样，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两人一同到欧洲，在1921年底，与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谢六逸则进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学习，课余他潜心研究西方和日本文学，学习期间即发表了不少研究文学的文章。1921年1月，谢六逸加入了由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与茅盾、郑振铎、许地山等同在读书会小说组中，从此，投身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22年3月30日，谢六逸在早稻田大学得到学士学位，随即回国，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与《综合英汉大辞典》的修订。在张我军日语班学习的成舍我，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报人，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很高声望与影响。成舍我办报过程中，也曾邀请谢六逸一起加入，他俩都是1898年出生的。1929年，谢六逸在上海复旦大学创建了新闻专业，并提出新闻记者须具备“史德、史才、史识”三条件，此举为全国大学设新闻系之嚆矢，他也成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谢六逸与鲁迅也是认识的。1932年，谢六逸在主编《立报·言林》文艺副刊期间，曾编选了一本由鲁迅、茅盾、叶圣陶、冰心、郁达夫五人的小说组成的《模范小说集》。在序言中，谢六逸说：“翻开坊间出版的中国作家辞典一看，我国的作家快要凑足五百罗汉之数了，但我在这本书里只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头皮，准备别的作家来打我骂我。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只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所以我要‘搪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鲁迅看到后，决定和这位厚笃、博学著称的作家开开“玩笑”，立即写了一首“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的”的小诗批评了谢六逸只重名家的做法。但这批评显然是善意的，毕竟，《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出版后，鲁迅还亲笔题字赠送给谢六逸。可以说，谢六逸对鲁迅十分崇敬，他在后者逝世后多次参加纪念活动，1943年，谢六逸还在贵阳准备筹办“鲁迅纪念会”。

几年前，谢六逸回到家乡贵阳，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1年，谢六逸任文通书局编辑所副所长，主持编务，出版各种新书，次年应文通书局负责人华问渠之邀，与马宗荣一同在贵阳创办的“文通书局编辑所”，在京、津、沪、汉相继沦陷，出版机构尽毁的背景下，聘请了苏步青、竺可桢、张奚若、张孝骞、白寿彝等112人为编审委员，汇聚了抗战后方学术界的重要学者；一改文通出版旧貌，计出版各类书籍百余种。不仅为贵州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亦为发展抗战文艺做出了积极贡献。可惜，1945年8月8日，年仅47岁的谢六逸病逝，葬于贵阳黔灵山公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贵州盘县人张道藩发来悼电。谢六逸去世前一个月，7月1日，傅斯年等人开始访问延安，陪同人正是他年少时的朋友王若飞。在延安，傅斯年见到尹达，后者以《中国原始社会》一书相赠。

在谢六逸去世后，知名学者郑振铎写了怀念文章。比起对长辈的敬重与崇拜，谢六逸与郑振铎的交往则更为有趣。他俩是同年生人，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1920年，郑振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等谢六逸毕业后，成为郑振铎同事，他接替郑振铎，为文学研究会主持其会刊《文学旬刊》的编辑工作，郑振铎所著的四大卷《文学大纲》，其中日本文学部分就是谢六逸写的，他自己“从来不曾向人提起过”。郑振铎回忆道“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来做事。我们同事了好几年，也曾一同在一个学校里教过书。我们同住在一处，天天见面，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从来不曾有过芥蒂，也从来不曾有过或轻或重的话语过。彼此皆是二十多岁的人——我们是同庚——过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梦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

据郑振铎所说，那时候来他们那住的朋友很多，比如刚从日本回来的滕固，就经常过来，谢六逸和他们很合得来，大家都不善于处理日常家务，总是谢六逸担任琐屑的事务，毫无怨言，且处理得很有条理。当时，他们刚学会喝酒、抽烟，常常到小酒馆里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谢六逸也总是一块去，但从来滴酒不沾。有一次，郑振铎喝得大醉回来，见到天井里有一张躺椅，便倒了下去，直到被谢六逸、许地山抬上来，代为脱衣盖被。直到郑振铎快结婚时，因为搬家，才与谢六逸分开。

说到郑振铎的婚姻，也与谢六逸有关系。几年前，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学习，遇到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的王世瑛。一次福建籍学生集会上，两人见面，之后经常往来通信，还一起合办了一个文学杂志。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事业，不久后，两人便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可他们的恋情遭到了王世瑛父母的极力反对，原因是两人身份地位悬殊过大：王世瑛出身自福州官宦世家，郑振铎只是小门户出身的寒门学子。他们并没有张我军和罗文淑那样的好运，不得不分开。多年以后，王世瑛嫁给了张君劢，张君劢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二哥。

面对爱情的不顺，郑振铎每日借酒消愁，谢六逸见状心疼不已。为了帮助郑振铎，他决定设法增大好友郑振铎的工作量，以图借此冲淡失恋痛苦。1922年底，谢六逸以生拉硬拽的方式让郑振铎接下了上海神州女校的兼课。第二年初，在上海神州女子学校，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高梦旦的幼女高君箴正在上国文课，教务主任谢六逸引进了一位年轻教师，也即郑振铎。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关系，郑振铎与年龄相差3岁的高君箴本就熟悉，高梦旦对郑振铎也格外看重。4月，高梦旦带高君箴前往莫干山避暑，路经杭州时，与郑振铎不期而遇，两人在路上感情不断升温。事后，高君箴才知道这是高梦旦生特意安排的一次“相亲”，媒人就是谢六逸。回到上海，这门亲事就算订下了，虽然遭到了高氏族人的反对，但高梦旦坚持称：“穷，不怕，我的女儿要嫁的是年轻有为的人，而不是钱！”

1923年10月10日，秋天的上海，一品香饭店高朋满座，郑振铎和高君箴的婚礼在这里隆重举行，瞿秋白、茅盾等人都有参加。婚后，高君箴成为郑振铎的好帮手，她不仅中文好，唐诗宋词无不精通，英文也很不错，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经郑振铎介绍，也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成为会员，文友称她为“才女”。1924年12月，高君箴和郑振铎合作翻译的童话集《天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在序言中热情称赞了他俩献身于儿童文字的精神。后来，郑振铎翻译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这本1930年出版的译著是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世界考古学成就的著作。建国后，郑振铎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并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2年，郑振铎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承担《中国美术史》的讲课任务。

实际上，郑振铎、谢六逸与茅盾的关系都挺好。当初，茅盾在商务商务印书馆工作，郑振铎后来正是他介绍进去的。他们三人，都对神话学有深厚研究。谢六逸由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出版的《神话学ABC》，是中国神话研究领域的第二部专著，也是他神话研究的代表作，本书力图对神话学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理论建构，他还有《北欧神话研究》《海外传说集》等著述；茅盾也于1929年，在世界书局出版《中国神话研究ABC》，他对于神话学的研究，更是为世人所熟知；郑振铎广泛搜集、翻译、整理西方相关著作，花费十余年时间精心编著而成《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有学者说道：“自1903年该学科的‘神话’概念引入中国学界，催生了文学方面的中国神话学热潮和史学方面的神话传说时代研究。文学方面以周作人、茅盾和谢六逸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史学方面则先有顾颉刚、杨宽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后有徐旭生、丁山为代表的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古史考证。”当初，鲁迅在西安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开篇便是讨论神话。

1942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访老朋友谢六逸，当时他已是文通书局的总编辑。恰好谢六逸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可见过得并不容易。第二天，谢六逸去找到茅盾，叹息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谢六逸去世后，茅盾写下回忆文章，说：“……我们给他个尊号‘贵州督军’。尊号何以必称‘督军’，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到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总该可以索解……”有意思的是，1989年，有出版社曾出版了一本《神话三家论》，里面包含了茅盾、谢六逸和林惠祥三位学者对神话学的讨论，茅盾和谢六逸是多年的朋友，林惠祥则是厦门大学考古学家。

和他们一样，闻一多也是研究神话的学者。他所著的《伏羲考》，成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铸就了他在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的杰出地位。闻一多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学者、民盟盟员、民主战士，在很多领域做出贡献。他与陈梦家的交往，不得不提。1927年，16岁的陈梦家与闻一多相识，从此之后，陈梦家无论诗歌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与闻一多的指导密不可分。当时，闻一多受聘担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主任，教授英美诗歌、戏剧、散文，这时候，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入这所学校。约在冬天，他们第一次相遇，很快，陈梦家成为闻一多的得意门生。陈梦家在闻一多的指点下，很快步入诗歌与戏剧创作之路，20岁的陈梦家就选编出版了《新月诗选》。后来，陈梦家又受到了徐志摩的指点。1932年8月，闻一多先生应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陈梦家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并于1934年攻读古文字研究生。这时候，闻一多与陈梦家都痴迷于对甲骨、金文及神话的研究。

1936年，陈梦家爱情、事业双丰收。年初，陈梦家和和赵萝蕤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处兼办公室举行了婚礼，随后顺利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刊于《燕京学报》第19期，这是他决意脱离诗人身份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殷墟开展第十五次发掘，也是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发掘，发现了著名的YH127坑，出土刻有卜辞的甲骨17096片。次年，闻一多带上陈梦家，前往殷墟参观，若干年后，当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出版时，一定会想起老师带他前往殷墟的场景，这也是他第一次参观考古现场。

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联合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2月，闻一多、袁复礼等11位教授带领288名学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从长沙出发，历时68天，徒步跋涉1600公里抵达昆明。旅行团在贵阳停留期间，闻一多特意前往王家巷，准备拜访蹇先艾，但没有遇到，见到了蹇先艾的好友桂百铸，闻一多兴致勃勃与桂百铸谈起了他在沿途收集到的贵州民风、民俗和文物古迹。

后来，陈梦家写信给闻一多，经后者推荐，清华大学聘陈梦家为教员，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文字学与《尚书》通论等课程。在昆明7年，两人不断交流，但因观念上略有差异，往往所交往的人和关注的事有所不同，两人渐行渐远，有一些闻一多不满意陈梦家的传闻。1944年，陈梦家决定前往芝加哥大学访问，谁曾想，这成了两人的永别。两年后，当恩师遇难的消息传来，陈梦家悲痛不已，据说，闻一多在昆明时的照片，一直摆放在陈梦家书房的写字台上。

关于闻一多与陈梦家的传闻，1978年，夏鼐与钱锺书出国访问时，也听后者说过。在日记中，夏鼐写道：“钱（钱锺书）谈起在昆明时，闻一多先生曾对他说起陈梦家在《平民》上发表文章，开头说：‘请教于闻师一多，师曰……，余以为非也。’批判老师，抬高自己，拿老师的未成熟的口头意见，作为靶子来攻，深致不满，此与偷窃老师见解作为己见，为另一种利用老师的方法。”内中曲折，不得而知。钱锺书刚回国时，曾短暂在西南联大任教，认识了也在昆明的滕固，两人相谈甚欢，互为知己。之后，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辗转各地，一直到1949年8月，经吴晗邀请，他才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任外文系教授。

对于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的遇害，引起全国震惊，各地纷纷发来悼念。18日，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和傅斯年联名发出唁电。前一天，郭沫若写下《悼闻一多》一文，无比沉痛怀念这位友人，文章20日载于《民主》周刊第40期。虽然郭沫若与闻一多只见过两次，但两人早已惺惺相惜，闻一多曾在《唐诗杂论诗与批评》对郭沫若的《女神》进行过评论。后来，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和叶圣陶一起编纂了《闻一多全集》，郭沫若惊叹闻一多治理古代文献“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在序言中，郭沫若说道“像这样细密而新颖地发前人所未发的胜义，在全稿中触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

事实上，郭沫若本人就是一位学术天才，在古代史、甲骨学、考古学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皆取得重大成绩，曾翻译过德国学者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发现史》一书。有学者认为：“郭沫若的考古学研究产生于对古代社会进行科学认识的要求，着眼于文字与其物质载体的关系，由此发展出某种考古学式的认识路径。在左翼文化的潮流中，郭沫若基于音乐考古学重新表达了他早年的浪漫主义诗学。通过抗战历史剧的写作与展演，郭沫若在各个方面对考古学进行了戏剧化。”1948年，因考古学领域的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因为政治原因，郭沫若险些没被选上，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

以上提到的部分人物，在建国后，还有一段小插曲。195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邀请郭沫若、茅盾等5人联名上书中央，请求发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但郑振铎和夏鼐加以反对，认为长陵是主陵，应先“试掘”其他规模较小的陵，积累经验。经周恩来同意，最终决定试掘明神宗朱翊鈞的定陵。

当时，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郑振铎是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是副所长。在郭沫若去世前一年，1977年5月7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正式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夏鼐此时已是考古研究所的所长。1982年6月7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说服，文学家钱锺书与考古学家夏鼐同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钱锺书、夏鼐不但同庚，他们本科都就读于清华大学，1935年，都以公费留学生身份，前往英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