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往事：西湖边上的儒释道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袁康、吴平，《越绝书》

很久以前，天上的玉龙和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到一块白玉，他们一起琢磨许多年，将其变为一颗璀璨明珠，这颗宝珠的珠光照到哪里，哪里的树木就常青，百花就盛开。王母娘娘发现后，派天兵天将把宝珠抢走，玉龙和金凤赶去索珠，发生争抢，王母的手一松，明珠降落到人间，变成了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之下凡，变成了玉龙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在旁边。

对于真实情况，西湖最早是一个和钱塘江相连的海湾，南北有吴山和宝石山，形成两岬对峙。受潮汐影响，海湾逐渐形成内湖，到秦末汉初，湖面才形成，并与钱塘江连为一体。西汉末年，为了围塘养鱼，在湖边屯田，修了一处江堤，隔开钱塘江与钱塘湖。自此，西湖的雏形，钱塘湖始成。

东晋时候，著名道士葛洪来到西湖，在宝石山西南的小山上炼丹。葛洪自号抱朴子，在山上建了抱朴庐，旁边有炼丹台、炼丹井。他常为百姓采药治病，还开通山路，以利行人往来，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因此，人们将这座山称为葛岭，并建“葛仙祠”奉祀之，抱朴道院与黄龙、玉皇合称“西湖三大道院”。作为道教丹鼎派最重要的倡导人之一，葛洪开创了中医药中矿石入药的先河，李约瑟将其誉为“道家中最伟大的博学家”，并且认为“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来的。”屠呦呦翻阅葛洪的《抱朴子》等著作，发现了青蒿素，以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抱朴子》一书中，还留有《汲冢竹书》的句子。

经过隋唐对南方的经营，杭州城的地位逐渐重要。中唐时期，白居易来到杭州，修筑钱塘湖堤，用以蓄水、灌溉和防洪。这对西湖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此后，西湖从天然湖泊演变成人工湖泊。824年，白居易写了一篇《钱塘湖石纪》，刻石立在湖边。内容是修治西湖水利以灌田、沦井、通漕的文告，内容精深，计划周密，文风平易，语言清新，是水利史上不可多得的美文。

如几个世纪前的葛洪那样，白居易也炼丹访友，研读老庄。不过，正如“居易”二字源自《中庸》，白居易早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到晚年，他前往洛阳居住（在履道坊西北隅，已做过考古发掘），又笃信佛教，前往龙门石窟，自号香山居士。也就是说，白居易一生的思想，融合了儒、佛、道三家，将它们和谐得融入到一起，形成独特的人生哲学。

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有一处堤坝，为了纪念白居易，杭州人民将堤坝称为“白堤”。白堤面对的，即是宝石山。宝石山的称呼，是五代时期，由吴越国王所取。这时，西湖多年未曾疏浚，已经杂草丛生，满湖淤泥。国王钱镠扩建杭州城，有术士进言：“如在旧基扩建，国祚只有百年；如填西湖，以建府治，国祚可以延长十倍。”钱镠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哪有千年不变的真主？有国百年就心满意足了。”他花大力疏浚西湖，组建“撩湖兵”用来清除杂草，还疏通涌金池，引西湖水通运河，使得西湖秀色再现。

由于崇尚佛教，钱镠改造杭州时，在城内先后建了百余座寺院，使都城杭州有了“东南佛国”之称。他孙子钱俶即位，更是修建了杭州四塔：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和白塔。当然，吴越国王陵和雷峰塔，都做过考古工作。钱镠后人众多，钱穆、钱锺书、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等人，都是他的后代。

其实，钱镠本身就是一个宠妻狂魔，他与王妃吴氏感情极深，两人都是临安人。每年春天，吴氏都会回娘家住一段时间。有一年，吴氏久久未归，钱镠看到田野里的花已经开了，于是写信说道：“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后人对此赞不绝口，传为美谈，苏轼更是因为这个故事写了三首题为《陌上花》的绝句。

钱镠的故居，在功臣山南麓，后来成为净土寺和功臣寺。“鸡鸣发余杭，到寺已亭午”，1072年七月，前一年新到任的杭州通判苏轼从余杭出发，开始视察民情，中午到达临安，参观这两座寺庙。苏轼当晚住在净土寺中，并写了《宿临安净土寺》《自净土寺步至功臣寺》两首诗，缅怀钱镠，感叹世事变迁，说道“废兴何足吊，万古一仰俯”。2018年4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净土寺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莲花纹瓦当、宝相花纹砖、脊兽、筒瓦、板瓦、抄手砚和越窑青瓷残片等器物。

十多年后，苏轼又重返杭州，任知府。期间，遇上大旱，饥荒与瘟疫并发，他赈灾安民、治病救人。苏轼治理西湖的故事，更为人所知，此不多说。身为白居易的迷弟，苏轼身上，也有儒释道的融合。

景祐三年腊月十九，苏东坡出生在眉州眉山。在苏东坡986岁生日（2023年1月10日）这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眉山东坡区坛罐山遗址最新考古成果，该遗址是成都平原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年代距今不低于20万年。道教也是在成都平原上创立的，因此，巴蜀地区的道教风气一直浓厚，眉山至今仍有仁寿坛神岩和丹棱龙鹄山等大型道教造像点。苏轼少年时期，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并喜读《庄子》。

苏轼也曾研习佛教经典，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入影响，他与佛印和尚等人有密切的交往。据说，苏轼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前往当地的寺院问禅。在西湖边，宝石山腰，有一座“十三间楼石佛院”，是由吴越钱氏家族所建。顾名思义，这里面供有一尊石佛，有三寸长。因其居高临下，站在十三间楼，可以将整个西湖尽收眼底，“山外青山楼外楼”正是此楼的写照。苏轼在赈灾救民和治理西湖时，将十三间楼当作办事处。由于他常在这逗留，以至于后世的志书中，都将两者挂上了钩。

作为士大夫，苏轼身上的儒家色彩，更不用说。对天地祭祀，一直是儒家的传统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宋神宗时期，朝堂上曾讨论过天地合祭，还是天地分祭。苏轼建议天地合祭，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也不知晓用琮的细节，更不可能意识到，几百年以后，玉琮要在他熟悉的余杭出现。

在杭州期间，苏轼与周恩来、鲁迅的先祖周焘时常见面，两人交往甚密，亲如兄弟。周焘的父亲，即为宋代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周敦颐最得意的学生，是程颢、程颐。程氏两兄弟的直传弟子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吕大临、杨时、谢良佐和游酢，四人被称为“程门四先生”。程门立雪是广为人知的故事，主人公正是杨时和游酢。杨时有位学生，名叫张九成，为钱塘人，开创了“横浦学派”。张九成的理学思想，受到了大量佛学因素的影响，与许多佛家弟子都有交往。1137年，时任礼部侍郎的张九成，在普慈寺为刚刚圆寂的思净和尚立塔铭文。

思净是杭州城内的一位奇僧，1068年出生在钱塘，家住北关（武林门外），俗姓喻。他生下来就不吃荤，从小喜欢画画，且爱临吴道子的画。等技艺成熟时，就专画阿弥陀佛，将阿弥陀佛画得出神入化，世呼为喻弥陀。思净将夹城巷的住宅出租，免费为来往僧人供饭，此举施行近二十年，共接待了约三百万僧人，人称之为“接待寺”。后来，郡人送“妙行院”匾额，并扩建此居为寺，是为妙行寺。

小时候，思净在宝石山游玩，见到这里面向西湖、特别醒目的“秦始皇缆船石”，就起了“破坏文物”的念头，表示“异日出家，当镌此石为佛。”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上会稽、祭大禹时，正遇上钱塘江狂风恶浪，船队无法行驶，便在宝石山南麓停船避风，将船拴在一块巨石上，“系缆石”即由此得名。宣和年间，思净已在妙行寺为僧，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为完成儿时的心愿，他开始在宝石山镌刻大石佛。

宣和七年（1125年），大石佛雕成，刻的是弥勒佛半身像，佛像庄严殊绝，轰动杭城。几年后，思净在蒲场巷筹建普慈寺，没多久，思净圆寂。因此，张九成在寺内为他立塔铭文。明代时，普慈寺被毁，后重建。大石佛也几经磨难、修缮，清代时，乾隆还前来参观，并留下三块御碑，其中一块碑上有他所写的《游大佛寺作》：“昔图黄龙佛，已谓大无比。今游石佛山，大佛实在是，一面露堂堂，满月光如洗。我闻芥子微，须弥纳其里。炽然无昔今，咄哉那彼此。”

乾隆一生，酷爱提诗和把玩古物。他曾喜爱一类呈筒形的玉器，却不知道是何物，表示：“呼此罄为辋头者，不知起于何时？内府最多，不可屈指数。”并在上面提了一首《咏汉玉辋头》：“所贵玉者以其英，章台白光照连城。辋头曰汉古于汉，入土出土沧桑更。晁采全隐外发色，葆光只穆内蕴精。是谓去情得神独，昔之论画贻佳评。”由于宫内此物众多，乾隆甚至还找到很多新功能，比如有的被放在御桌上当成笔筒使用，有的装上铜胆和盖子用来插花。

在乾隆去世那年，金石学家阮元任浙江巡抚。阮元又一次主持疏浚西湖，费银四千五百两，并用葑泥堆成小岛，即今天的阮公墩。阮元作为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重视科学技术，主持编撰了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天文学史、数学史的巨著，为中外科学史家所瞩目。李约瑟称《畴人传》为“中国前所未有的科学史研究”，并称赞阮元是“精确的科学史家”。在这种背景下，阮元非常重视教育，并倡导实学。

1797年，阮元在孤山南麓构建房舍50间，“选两浙经古之士，分修《经籍诂》”，次年《经籍纂诂》编成。1801年，阮元将昔日修《经籍纂诂》之房舍辟为书院，名之为“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精舍不习帖括，专研经史，以示与课举业之书院分途，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当时大多数书院热衷于八股时艺的环境下显得尤为难得。

阮元将诂经精舍学生优秀的课卷编纂成《诂经精舍文集》，以彰显治学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他在世时，此文集编了两集，后六集则由俞樾续编。俞樾曾任诂经精舍山长，在书院讲学长达三十一年。俞樾曾任教多所书院，有一学生吴大澂，后成为金石学家。吴大澂喜爱玉器，收藏了至少数十件玉琮，并编纂了《古玉图考》一书。在书中，他第一次将自己收藏的实物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玉琮”对照上，纠正了乾隆的错误。吴大澂的表弟汪鸣銮，也曾在训诂精舍主讲。

俞樾在西湖边上的故居，被称为“俞楼”，旁边便是西泠印社。这个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的社团，延续着阮元等人的金石学传统，首任社长吴昌硕也是俞樾在诂经精舍的学生。故居和西泠印社的背后，即思净和尚雕琢大石佛的宝石山。至于思净设立的普慈寺，在西泠印社成立前几年，也引来了一件大事：求是书院在此创建。

恰好是阮元在孤山建造房舍后一个世纪，1897年，在杭州知府林启的建议下，浙江巡抚廖寿丰奏将诂经精舍和其他五所书院酌筹改并，另设专课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求是书院延续了诂经精舍传统，讲授的内容中有化学、算学、测绘、舆图、天文及其他各种西学内容。1914年，几经改名的求是书院停办。13年后，在书院旧址重新成立大学，次年改名为浙江大学。

1929年底，浙江大学有一批陈列品，移交给刚筹备成立的浙江省西湖博物馆，也即后来的浙江省博物馆。1936年，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派人于5月31日对遗址进行发掘。事后，该遗址被初步命名为“古荡遗址”，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编著了《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蔡元培题写了书名，这是江浙地区第一份史前考古报告。

西湖博物馆管理员施昕更也参加了这次发掘，他在整理出土器物中，感到有几件很熟悉，特别是有孔石斧在家乡良渚一带也有发现。他跑回家乡进行调查，找到了良渚遗址。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当即拍板，对其进行发掘，找到了黑陶、玉琮等器物。渐渐地，周边也发现许多同类型遗址。后续的考古工作表明，这些遗址环钱塘江分布，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1959年底，在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工作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正式将这类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

提出“良渚文化”这一称呼的十年前，夏鼐正在杭州。1949年9月2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吴定良先生邀约夏鼐前往学校任教。10月6日，夏鼐到达杭州，开始了他在浙江大学的执教生涯。3天后，吴定良在西湖边上的杏花村宴请夏鼐，随后坐船前往湖滨游玩。面对“湖光山色，风景不殊”的场景，夏鼐想到了二十年前，与光华附中的朋友一同游玩的场景，并表示“今日以匆匆中未能畅游，当俟再度重来”。

10月16日，夏鼐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至西湖葛岭游览……今日天气晴朗，又值星期日，湖上游艇颇多，遥望南北高峰，青翠欲滴。至昭庆寺及大佛寺，上宝石山，至保俶塔侧小坐，下瞰西湖，如画图中。上初阳台（注：也即葛洪炼丹之处），视线更广。”这天早上，夏鼐在看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的前二章，这是在为开课做准备。11月2日，夏鼐开始授课。夏鼐讲课，不仅是课堂上传授知识，而且注重实习课。期间，他带领学生参观西湖博物馆展出的良渚石器，也赶赴良渚遗址进行考察。

1950年，夏鼐接到中国科学院的任命，要到北京工作。7月5日，他试毕阅卷，将学生考试成绩交给学校注册科，几天后前往北京。8月2日，夏鼐回到浙江大学，与同事、学生告别，合影留念，并与苏步青见面。后来，在西湖边上，有一座苏东坡纪念馆，门口上方，悬挂着题有“杭州苏东坡纪念馆”的金字牌匾，就是苏步青题写的。当初，支持良渚发掘的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也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他的好朋友毛路真是数学系教授，与苏步青相熟。毛路真的儿子毛昭晰为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的8名研究生之一，与石兴邦是同学，一同听夏鼐上课。毛昭晰日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任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和良渚博物院名誉院长等职。

2011年6月2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于杭州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传说中，西湖最早就是一块白玉，而良渚遗址，更是以出土玉器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