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往事：从塞纳河畔的咖啡馆到泥河湾研究院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海明威，《流动的盛宴》

1748年，庞贝古城开始发掘，出土了一幅《花神芙罗拉》的壁画。所谓花神，是古罗马人代表春天与鲜花的女神，他们把每年4月28日至5月3日定为花神节。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172号房前，有一尊花神芙罗拉的雕像，1887年，一家咖啡馆在这诞生，因雕像而得名。

这一年，巴黎城里热闹非凡。为迎接两年后的世博会，法国政府下了大功夫，先是1月开始兴建埃菲尔铁塔，超过保持数千年历史记录的埃及金字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3月，外交部正式照会各国政府，邀请他们到巴黎参展；并且通过法律保护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与此同时诞生的花神咖啡馆也保留至今，萨特、波伏娃等法国知识分子在这里的故事早已路人皆知，甚至于，徐志摩、周恩来等人也常去这家咖啡馆（可见《咖啡往事：周总理、旧石器和云南有什么关系？》一文）。

与花神咖啡馆一样，它所在的圣日耳曼大街也是传奇。如果说，塞纳河畔左岸是整个巴黎的文化中心（塞纳河的故事可见《暴雨、巴黎与金字塔》一文），那么，这条大街就是左岸的核心：由洪堡、商博良等人创建的世界最古老的地理学会总部设立在这；兴建巴拿马运河的决定也在此作出；许多青年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都曾住在这一块；等等。这条街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一座修道院。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可以追溯到公元558年，比巴黎圣母院还早，算是巴黎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修道院里，安葬着笛卡尔，这位著名哲学家所建立的坐标系，日后对考古学将产生重要帮助（可见《考古学研究中的时空概念及其辩证关系》一文）。

牛顿站在笛卡尔的肩膀上做出成绩（牛顿与考古学的关系可见《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朋友：学术、友谊与八卦 | 序章：开封与牛津》一文），在他的葬礼上，法国年轻人伏尔泰在现场受到深深震撼。伏尔泰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领导了启蒙运动，随之带来的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近代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可见《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一文）。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情人沙特莱侯爵夫人是数学家，翻译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法文版，为帮助她学习历史，伏尔泰特意编写了大部头的《风俗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文明做了详细介绍，有学者认为这本书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伏尔泰去世100周年纪念日时，雨果发表演说热情颂扬他，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法国大革命期间，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受到损害，在雨果的支持下，得以重建，它的钟楼曾被雨果形容为“餐桌上的佐料瓶架”。

正是在宗教与科学都兴盛的情况下，许多法国人即是学者，也是神父，如同修道院与巴黎大学都在塞纳河左岸一样。天主教著名的分支耶稣会就是创立在巴黎。17世纪，法国修道士梅森便是一位知名数学家，也是当时欧洲科学界一位独特的中心人物，他与笛卡尔、伽利略和费马等人都有交往。最重要的是，梅森与远在东方的利玛窦保持联系，利玛窦就是通过他，将中国的信息传到欧洲。由于信息太多，梅森一人看不明白，干脆号召许多欧洲学者来一同讨论，这成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雏形。

利玛窦在中国，与徐光启交好（他们的故事可见《畴人传密码》序言系列）。徐光启是上海人，他后人汇集的地方被称为徐家汇，这里日后也将成为一大学术中心，有学者认为就如同巴黎左岸一样。徐光启晚年的助手汤若望，是法国神父金尼阁带到中国的，徐光启去世十多年后，法国另外一位神父南格禄在他故乡的区域活动，决定作为耶稣会，并在墓地北侧创立耶稣会神学院，以及建设了徐家汇老天主堂，这是中国第一座西方建筑式样的教堂，附带了一座藏书楼。

1868年，法国神父韩伯禄来到中国，他也是一位动物学家，始终致力于江南地区生物学的研究和标本搜集，找到无数鱼类、龟类和甲壳类标本。还有许多哺乳类、鸟类、蛇类的标本以及关于植物及地质的标本。为保管这些标本，韩伯禄在徐家汇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上海自然博物馆。韩伯禄与发现大熊猫的阿尔芒·戴维德神父（他的故事可见《考古学家不挖恐龙，但研究大熊猫》一文）交好，戴维德曾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短暂的“百鸟堂”。受他俩影响，法国另一位神父桑志华来到中国，设立了北疆博物院（他们的故事可见《法国仨神甫，博物京津沪》一文）。

桑志华在38岁那年，取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后，以耶稣会神父的身份来到中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长达25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5万多公里，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达几十万件。桑志华的调查工作也是由耶稣会资助，首先法国传教士与学者众多的天津，开展调查与研究，他的兴趣广泛，工作中并不囿于动物学，在植物、地质、岩矿、古生物、古人类、史前考古、人种、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均有所涉猎，尤其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是由于采集的标本众多，他在天津成立了北疆博物院，现在叫天津自然博物馆。

最重要的是，桑志华开启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1920年6月4日，他在甘肃庆阳幸家沟，发现了一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英岩石核，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件有确切地层记录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1922年夏，他在萨拉乌苏考察时采集到一批羚羊牙齿化石和鸵鸟蛋片，次年刚到中国的德日进在整理这批标本时，发现一颗门齿化石，这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后被裴文中称为“河套人”；1923年，他和德日进前往西北考察，再一次发掘萨拉乌苏遗址，并发现首次发现水洞沟遗址……桑志华和德日进从萨拉乌苏遗址回来后，前往泥河湾考察。

说来也巧，泥河湾的发现，也跟法国神父有关系。1900年庚子之乱，教民受损严重，义和团事件时，法国教徒被困于西什库教堂56天。主教樊国樑与副主教林懋德致信李鸿章等人，要求索赔。后来，林懋德成为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利用赔款一部分，在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村建了一座教堂。1921年3月，桑志华发出《向传教士呼吁》，号召华北的外国传教士收集古生物化石，为即将建立的北疆博物院提供实物标本。泥河湾教堂的神父文森特告诉桑志华，村子附近的土坡发现了一些古动物化石，引起了桑志华的兴趣。就此，泥河湾遗址群被发现。

当然，德日进也是一位神父，他的高曾舅祖父是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也有血缘关系。1922年，德日进获得巴黎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后，前来中国协助桑志华的工作。德日进在中国期间，对旧石器考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身为神父与学者，所著的《人的现象》一书秉持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引起了教会的极大反对（德日进的故事可见《考古群星闪耀时》系列），汤因比曾评价他“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

德日进长时间在周口店发掘，培养了裴文中、贾兰坡等中国第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他早些年曾跟随步日耶一块考察岩画（步日耶有位学生阿纳蒂成为著名岩画学家），步日耶和前文提到的几位学者一样，早年也是神父，后成为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权威。1928年，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联名出版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第一本专著。1931年，步日耶来到周口店，对这里的工作进行指导，并作了《石器时代之艺术》的演讲。裴文中受演讲影响，也对旧石器时代艺术产生兴趣，并参考步日耶的有关著作，写出了《旧石器时代之艺术》一书，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出版的这一年，3月，步日耶第二次到中国，看到泥河湾采集到的石制品，推测这一带可能有比北京人更古老的人类，后来这里的工作证明了这一判断。同时，步日耶也邀请裴文中前往法国跟自己读博。暑假，裴文中前往早些年徐旭生、德日进就读的巴黎大学，开始学习。巴黎大学离花神咖啡馆不远，也不知道裴文中有没有去过，毕竟，读博时间太紧张。刚到时，他住在步日耶家，在专门老师的指导下，每天学习8个小时的法文，用了一个月学会；在此后，广泛收集材料，撰写博士论文《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并考察相关遗址；最后，1937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

裴文中到燕京大学任教，第一次在国内高校开设《史前考古学》课程（燕京大学的故事可见《从周口店到未名湖》一文）。在这期间，裴文中对年轻人安志敏的影响巨大，安志敏后来写了《早立程门雪，忝列门下——追怀60年前与裴文中先生的遇合》一文回忆自己的老师，说到自己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书目》一书就是在裴文中的指导下完成的（这书的故事可见《考古、目录与天一阁》系列），随后也提到《甘肃史前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关系》一文被收入《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裴文中所著的这本书，对张光直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张光直先生的两本启蒙书》一文）。张光直读博期间，最开始跟随提出“莫维斯线”的莫维斯学习旧石器考古，实习也是到法国发掘旧石器遗址。

裴文中早年对泥河湾也做过研究，之后也没忘记相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半年多，1950年6月，便到泥河湾考察；二十多年后，1973年，裴文中带着安志敏前往泥河湾盆地考察；第二年，又一次到这里考察；1981年，经过裴文中的努力与组织，泥河湾考古调查队成立……关于裴文中与泥河湾的故事，可见《裴文中与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一文。

2013年1月15日，以河北师范大学考古学科为依托，泥河湾考古研究院成立，开启了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