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一带一路”研究6年回顾与展望
作者：张耀军
职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研究员
关于当今时代变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各国需要相向而行，破解全球治理的各种难题和全球性挑战，共同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周年。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中国与世界的良好互动中稳健前行，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
梳理总结6年来“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成就和经验，探寻共建“一带一路”火热实践背后蕴含的理论内涵，有助于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
1、研究规模不断壮大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等相继建立，推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通过深入分析现状，探索实践对策，开展理论研究，有力推动“一带一路”研究成果生产和流动的价值链不断延伸。
截至2019年9月底，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一带一路”主题词检索量为56313条，“一带一路”关键词检索量为45167条。就主题文献看，2014年起发文数量逐渐增多，2015年则呈井喷式增长，随后逐年稳步上升。
从研究主题和领域看，社科类文献占比超过90%，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一带一路”对外学术交流加快推进，在“请进来”国外智库专家的同时，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对话能力持续增强，相关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拓展。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对外交流合作现已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国外200多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基金会及政府部门建立交流关系。参与“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已从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迅速扩展到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研究彰显文化自信和行动自觉，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智力支撑。
2、研究内容稳步拓展
“一带一路”研究经历了从介绍性到研究性、从单纯现象描述到基于数据分析的发展历程，提炼出不少具有学理性的新表述和新观点，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创新力稳步提升，为把握“一带一路”基本状况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年至2014年，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感知很多尚停留在古代丝绸之路的传统印象之中，有关研究大多聚焦古丝路历史文化、旅游风光以及“一带一路”历史钩沉、现状描述和意义诠释等直观内容。
2015年至2016年，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时代内涵了解逐渐加深，“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文明互鉴”等成为研究热词，“一带一路”集经济合作与发展、政治外交与安全、文明交流与互鉴为一体的国际倡议特性被日渐认知。
2017年和2019年，我国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丰硕成果，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开始聚焦“构建全球价值链”、“塑造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事关人类和平发展的重大议题。
国外学术界逐渐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战略影响视角转而向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着力，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积极回应世界性难题，为全球治理注入正能量。
3、研究成效持续显现
“一带一路”研究自主意识日益增强，逐步确立了研究视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自觉，正在不断运用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发挥对共建“一带一路”实践的引导功能。
学界紧密结合世界发展格局新调整与新时代中国新变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对“一带一路”的时代特征、发展进程、作用规律、影响要素、总体趋势等深入研究，对共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合作成本分摊机制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型南南合作等议题持续深入思考，形成了一批既有理论支撑又体现不同领域特点的研究成果，为研判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走势、推动相关政策实施、化解建设风险和挑战、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学理支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发展经验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内容，表明“一带一路”研究为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学理借鉴。
“一带一路”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挑战。
总体看：
“一带一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
有话语影响力的思想成果较少
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
对“一带一路”实践引领力亟待加强
理论创新的广度和深度有较大提升空间
深入研究并解决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炼规律性因素，升华到理论高度，形成系统性学说，进而推动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兼具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尚需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如何平衡咨政建言与学理研究的关系
目前有些研究仍属“大而全”“国情式”的情况介绍或现象说明，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碎片化、低水平重复等流弊，研究成果缺乏学者个人独到见解，针对性、前瞻性和特色化不足。
应用型对策性研究多而原创型基础性成果少，针对“一带一路”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成果少，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不匹配，最终影响成果应用的有效性。
与此相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研究的能力不足，一些研究方法创新不够，视野总体上仍然停留在旧有研究路径之上，尚未提出综合性、整体性理论范式，运用大数据等新型工具的研究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
2、如何平衡学科建设与国别研究的关系
国别或区域研究不均衡等问题依然突出，对大国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非洲、中东欧等研究较为薄弱，难以适应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例如中非合作不断加强，人文交流方兴未艾，但中国对非文化深度研究不足，缺乏能够提供政策支撑的理论成果。
当前，“一带一路”研究还零散地分布在多个学科领域，自身专业属性尚不明晰，学科定位有待明确，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缺乏互通、交流与整合，尚未形成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规范术语和内在逻辑，其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理论框架的互联性和基于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协同性急需强化和提高。
3、如何平衡中国话语与国际研究的关系
国外部分“一带一路”研究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突出，多以“投入—产出”视角分析“一带一路”的成效和挑战，务实倾向明显。一些研究对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目标和未来走向存在模糊认识，尚需发挥定向导航作用，促进精准对接，切实解决问题。
我国“一带一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还不够强，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
“一带一路”研究要解决共建进程中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构建一个对现实问题具有解释力、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以期实现研究内容多元化基础上的精深化，研究结构碎片化基础上的融合化，研究指向实践性基础上的理论化，不断提升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理论能力和学术水平。
为此，要在批判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坚持目标导向，发挥理论引领，促进“一带一路”研究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
1、总体规划方面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我国根本利益与参与各国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的科学谋划和总体设计，坚持高点定位，提高理论的指导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增强“一带一路”研究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
进一步整合“一带一路”研究机构，统筹协调“一带一路”研究工作，提炼总结“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核心理念、推进路径、发展动力和内在规律，深入研究“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新型全球化、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系，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研究体系。
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从实践发展到理论建构、再到指导实践的螺旋式上升推进进程，推动有关研究注重现实关怀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现大国格局基础上的全球视野，彰显前沿意识基础上的时代特征，增强“一带一路”理论供给，为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提供思路和方案。
具体议题上：
一是紧紧围绕共建“一带一路”长时段、全局性、基础性和本质性问题，注重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议题，重视规律总结与提炼、理论概括与提升，侧重揭示共建“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手段、以开放为路径、以共享为平台、以共赢为目标、面向未来的深刻内涵；同时注重寻找“一带一路”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做法，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创新提供新的增长点。
二是注重从理论上回应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影响，关注事关国际格局走向的重大前沿热点问题，挖掘具有国际前瞻视野，能够引导或规范“一带一路”理论发展、提升研究质量的议题，推动“一带一路”研究在登高望远中走深走实。
三是注重立足中国经验、深入研究有助于建构中国“一带一路”本土化理论的议题，力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研究范式，推出体现中国风格的研究成果。坚持用中国话语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用国际语言传播“一带一路”和中国故事，探索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规律研究。
加大区域与国别研究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此，“一带一路”研究要强化区域与国别视角，了解每个参与国家的特殊性，尊重每个伙伴国家的差异性，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善于运用当地语言进行实地考察，多做具有国际视野的比较分析，多做跨国跨境的协同研究，在了解有关国家与区域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宗教、文学、外交等方面以及“一带一路”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关系的基础上，力求实现跨领域的整合集成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长期性、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牵涉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区域与国别研究要始终关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多做打通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处理好智库功能和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学术为基石加强智库建设，在中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加快学术成果智库转化；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对“一带一路”研究做出宏观整体的认识，形成专门化的知识体系，也要分门别类地开展国别、区域和次区域研究，具体深入地把握参与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各类问题。
2、研究方法方面
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注重确立研究的理论范式、逻辑结构和整体框架，使研究有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分析框架、新的理论概括。
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内容涉及面广，囊括传统、新兴、前沿、交叉等多种学科的特点，要加快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全方位综合立体的“一带一路”学术研究体系，着重明确其学科定位、主体内容、研究范式、核心范畴、理论工具、评价体系等，努力形成兼具明晰概念、深厚学理、自洽逻辑、完备系统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提升内涵式发展。
重视“一带一路”资料建设和大数据研究方法的应用，注重文献资料和数据的积累，建立资料分享联盟，使得资料收藏更好为研究服务。
3、行动主体方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智力先行，强化智库的支撑引领作用。为此，要以增强理论供给为动力，从思想源头上着力提高“一带一路”智库学者理论创新和战略谋划能力，不断提升政治敏锐性和学术剖析力，筑牢主动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的研究意识。
注重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带一路”重大理论和实践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走在时代前列。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学术共同体，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丝路国际智库网络、“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等研究机构作用，广泛利用高端学术平台与合作机制，加大力度与国外智库协同开展一线考察调研和更有针对性的精准研究。
加强对知识生产的专业化管理，创新科研组织方式、成果评价方式等，培育特色专长明显的“一带一路”研究智库。建议依托高校多学科、多语种、跨文化交流优势，在高校专业目录中增设“一带一路”专业，加强师资建设，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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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责编/曹家宁 审校/赵银平 监制/李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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