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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疆域史、边疆理论。

摘要：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社会话语体系中的边疆开发运动，以“建立国家生命线”、“实现边疆现代化”为目标，具体过程中则以推进边疆“内地化”为旨趣，执着地探讨边疆移民与边疆垦殖的可行性，并在具体的边疆开发运动中予以践行。然而，就边疆移垦这一举措来说，似乎与边疆现代化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种带有传统农耕社会典型形态的垦殖，与异质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生态不太可能处于同一地理景观之下。尽管边疆开发收效甚微，但它引发了国人对于边疆地位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一些内地精英在具体的边疆政治实践过程中，开始检讨以往“利用边疆”之观念，进而提出了“改善边疆”、“服务边疆”的目标，并且在实践中予以推展；另一方面，抗战以来边疆作为“国家生命线”的地位得以彰显，由此也激发了边疆本土精英的自豪感，越来越多的边疆本土研究者开始以本地区为中心，重新审视边疆社会。

关键词：边疆开发  国民政府 边疆现代化  话语体系

引 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中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边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就边疆地位而言，不论在国防上，外交上，以至于在中国民族的历史上都具有极重大意义，是以开发边疆可谓今后中华民族一条最光明的出路。稍后，伴随着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正面战场的节节退却，并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地处西南边陲之重庆，时人进一步认识到了边疆地区价值之所在。基于此，培养边疆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在谋求边疆民族社会和汉族社会之融合的同时，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边疆开发运动，成为战时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议题。

以往有关民国时期边疆开发问题的先行研究，或关注此期边疆开发的成绩、局限及其经验，对其加以总结和评价；或聚焦边疆研究者群体像，探讨围绕边疆开发问题而展开的政治与学术关系之互动；或着眼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考察边疆开发过程中国民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权力渗透；又抑或关注边疆开发的主体，即向边疆迁移的社会群体，探究战时围绕边疆展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过往研究大多基于中心视角，站在中央政府立场，阐述边疆开发对边疆地方与边疆民族带来了何种影响，而对边疆开发运动所面对的受体亦即边疆地方人们之观感，未见专门考察。为此，本文拟超越前述那种单一的“中原中心主义”叙事体系，不惟展现中央视角下的边疆开发图景，还将以边疆为本位，探讨边疆省区在边疆开发运动助力下所展现的“去边疆化”认知与实践。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建立一个研究框架，就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希冀揭示民国时期边疆开发运动的多重图景：（1）将1930年代的两个时代主题即现代化问题与边疆开发问题结合起来予以考察，呈现时人对于边疆开发与边疆现代化具体实践路径的思考；（2）基于民族—国家的视角，梳理此间社会精英在“到边疆去”的时代召唤中对于边疆地位及功能的探索与认知，最大限度还原这一时期边疆问题研究者有关边疆知识的构建理路；（3）从边缘、中心的两个维度，探讨此期边疆地方精英在参与边疆开发运动过程之际，是如何对本地区地位与中国国家前途之关系进行思考的。

现代化视野下的边疆开发

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在社会舆论界成为一个弥久常新的时代主题。1933年7月的《申报月刊》发布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专辑，内中收录26篇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化之道路。根据时人观察，“现代化”之所以日唱日高，乃是缘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予中国国人之刺戟，然后自身从痛苦的经验中体味出来的一种觉悟。那么，在此，一个问题不得不予提出：何谓现代化？在一些社会知识精英的心目中，所谓“现代化”，实际上即是以西洋文化为模型的一种文化形态。以至于有论者指出，“清末民初，社会精英关于文化问题有‘全盘西化’和‘中西调和’论之争，但至少不能不部分地采取西洋文化的优点，以补救中国旧文化的缺点，殆成为一致承认之事实，是以现代化就是现代西洋的文化，这句话似乎不为过分”。具体而言，在时人观之，现代化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机械的发明和使用”、“科学精神和方法的进步”、“组织管理方法的改进”与“国民教育的普及”。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天然的侵略性，它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率先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或自保，亦会纷纷效尤。回到历史的现场，现代化作为一种理性化和效率化的产物，往往能够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力与物力。尤其对于一个既定国家和民族的精英阶层来说，他们往往会最先观察到这一点，坚持认为任何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在现代化面前无法抗拒，故而唯有迎头赶上才是正途，惟其如此，才能解救当前的国难，树立国族复兴的基础。对于193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精英而言，现代化的概念不仅仅具有将中国国家引入强国之林的功用；此间他们深刻感受到了国内不同主义之间的政治竞争乃至武力对抗，同时亦认识到此诸竞争与对抗实难遽然消解，作为应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现代化”问题予以提出，希冀将此概念树为彼时中国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识”，正所谓“不论主义，惟以现代化为主义以外之主义，而后可也”。

除了“现代化”问题，193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时代主题亦应值得关注，这就是彼时颇为流行的“边疆开发”问题。此论兴起的背景性因素，同样亦是基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边疆地区的沦丧。避免其它边疆地区遭遇“东北第二”之变，成为时人倡议边疆开发的现实关怀。另一个吸引中国社会舆论关注边疆地区的原因，即1930 年代早期灾难性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以后，时人多将幅员辽阔的内陆边疆视作中华民族得以存续的重要基地。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26日发表“社论”文章，内中指出，鉴于东北边疆沦陷，中国内地之安全已无法保全，因此，开发西北为“面临战争之中国唯一出路”。此间亦有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之所以重视边疆开发，乃因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必有一战，考虑到中日开战以后辽阔的边疆地区可作为战略纵深，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必然成为中国的最后生命线，故将边疆开发提上议程。

彼时，国民政府亦十分关注边疆地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已经考虑到要将西北作为国民政府的第二根据地，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南京沦陷之际，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应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1932年日军进犯上海之际，国民政府即宣布将首都从比邻上海之南京暂迁至河南洛阳；稍后因双方缔结停火协议，政府的活动又回到了南京，不过为未雨绸缪，国民政府议决将西安定为“西京”，设若东南沿海战事再起，则将首都再迁移至西安。诚如前述国内外媒体所判断的那样，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为此，蒋介石已经在谋划于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1934年，国民政府要员宋子文于考察西北边疆诸省之际亦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宋氏在兰州欢迎会的演讲中即提出，土耳其曾于极度危险之时,将国都由繁华的康斯坦丁堡迁至土耳其民族发源地的安格拉；鉴于此，未来当中国处危亡之秋的时刻，亦应同样注重将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边疆建设为“中国的生命线”。此间中央要员还频频就边疆开发问题发表公论，其中尤以戴季陶之演讲颇为引人注目，以至于一段时期以来，凡论及边疆开发问题者，必对戴氏之高论予以援引，用作证明边疆开发的紧迫性和正当性。作为因应，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开发西北计划大纲”，旨在动用中央之政治及经济力量，推进西北边疆的开发运动。此举颇受社会关注和推崇，在时人看来，“开发西北案”彰显了国民政府希冀将西北边疆地区建设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之重要基地的决心。

毫无疑问，1930年代初期从政府到社会对“边疆开发”一途充满了热忱与期待，其初衷乃是源于日本入寇中国的现实政治图景，然就其实现路径而言，则又以边疆地区现代化改造的实现为任务与目标。在他们看来，边疆地区既要完成历史上孜孜以求的经济现代化之任务，以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之标准完成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改造，又要捍卫中国国家之利益，抵御外侮，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惟有经由边疆开发的渐次深入与中国现代化之实现，完成中国国家内部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新安排，以及“中心—边缘”区域发展的动态平衡，进而推动国际关系之重构，才能避免国家领土主权瓜分豆剖的悲剧。其结果，正是就此意义而言，现代化问题与边疆开发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央政府、社会精英、边疆地方共同关注的时代主题。

边疆开发与边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1930年代，前述社会精英对于边疆开发的期待，引发了一波关注边疆开发的舆论高潮。此间各种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学识背景的人士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一些有识见的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在推行边疆开发的过程中，倘要真正实现边疆现代化，至少应当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物的现代化；二是人的现代化。

1.物的现代化

所谓“物的现代化”，即是边疆开发过程中具体实施的技术性手段。从当时的实际情形观察，多数社会精英将招民垦荒、移民实边视为边疆开发与边疆现代化的不二法门。究其根本，一方面缘于边疆地区面临的严重领土主权危机，另一方面乃是为了化解内地“人满土乏”的压力。于是，他们从传统中国王朝国家的治边理念中获得了灵感，将移民屯垦视作“化边疆为内地”的重要手段。移民垦荒的边疆开发理念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逻辑相符：大体而言，在土地面积一定的前提下，农业产出率大大高于畜牧业。研究表明，使用农耕方式维持一个人一年的营养约需1～1.5亩的土地，而在畜牧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养活一个人至少需要10倍以上的土地。或正基于此种因内地农耕文明而发的经验，有论者指出：“内蒙（地）各省，有面积小于蒙古十倍，而人口之数目竟十倍于蒙古者，其所以然者，盖由于地之未尽其利也。据精确之农业统计，以同一地质与同一面积之土地，一事畜牧，一事农垦，其纯益之计算，恒数倍于畜牧。况其影响所及，复能使社会日趋进化，国家日益巩固，农垦给予蒙人之利益实多。”

依照上述生产逻辑，国人大多主张在边疆地区实行移民屯垦。曾出任中央政府驻扎库伦办事大员的陈箓根据自身对外蒙古地区的观察，认为“凡人群进化之公例，必由行国进而为居国，必由渔猎而牧畜，由牧畜而耕桑”。正是基于此种观念，在陈箓看来，蒙人不知耕种、不事工作、不营商业，犹如处于牧畜时代，“其进化迟滞如此，几与人群之公例相背”；为此，陈氏专作《蒙古进化扞格之原因》一文，深入探讨外蒙“进化迟滞”原因之所在。陈箓所论在当时并非鲜见，著名的边疆问题专家马鹤天在内外蒙古的考察观感，亦可视作前述实施边疆垦殖的一个注脚。彼时，马鹤天途经额济纳河一带，发现这里土地肥沃而不事垦殖，不由感叹：“惜乎蒙人只知畜牧，不尽地力，将来移民垦荒，试行公耕，此流域最为适宜。现有森林，据说：属额济纳蒙人公有，不能开辟，不知利用，亦实可惜。”在此，马鹤天纯以一个内地人的视角看待蒙古人的游牧与汉人的垦殖，且基于“中原中心主义”的先天性优越感，认为农耕较之畜牧更为先进。事实上，很多时候，边疆与内地关系的认知源于视角的选择性不同，因而难以在某些观念上形成共识。1937年蒙古族青年卜文瑞于《边事研究》杂志发表《畜牧蒙古的检讨》一文，直指移民草原垦荒乃是中央政府的失策。针对卜氏所言“开垦失策”一节，该杂志在“编者按”中回应称，畜牧经济为一种原始或半开化时代经济，不惟东西文明各国早已越过此经济阶段，且今日中国早已放弃以农立国之主张而趋向工业化，故作者谓开垦失策，是有昧于今日世界之经济趋势，“似主张将蒙古永远停顿在畜牧经济时代，颇属错误”；该杂志编者进而希冀作者纠正错误，拥护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开垦蒙疆政策。

上述移民垦荒的边疆开发主张看似持之有据，但在实践层面遭到了一些专业研究领域学者的质疑。持异见者多认为，该主张完全忽视了边疆与内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天然差异性，对于边疆实际情形的认识存在诸多隔阂。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从生态平衡、经济分工、人地协同的专业视角，批评了“移民、开垦”的观点。翁氏撰文指出：“如果我们承认发展农业是开发西北根本之计，我们便不能不感觉西北农田的缺乏，像某机关的移民九千万的计划未免幼稚得可怜。”原来，西北面积虽广，但有种种天然限制：一则雨量太少；二则大部分地区为山脉、高原及沙漠，不适耕种。至于移民问题，根据翁的估算，西北的人口承载规模约在一千九百万左右，而原有的人口已经在一千万以上，从宽再加一千万人已经是西北移民之最高限度。事实上，早在1929年全国垦务会议召开期间，即有一份由内蒙古地区呈交的提案对边疆与内地环境、气候之差异做了细致阐述：“察绥两区之地质实况，除绥远之后套水田、土默特、准格尔等处及察区之接近长城之少数地域而外，无论已垦未垦，无一处非细沙横飞，气候寒冷。春则开冻甚晚，开冻之后，如无春雨，则细沙填满田陇，不能播种，既得春雨之后，如播种稍早，则为春霜所害。秋季又见霜过早，加之夏季雨量无多，以最短之日期，希望农物之丰收，势必有所不能。”正是基于此种差异，该提案明言：“绝非蒙人不愿庭院生活，甘心主持幕帐之居，固其地势之关系，实有不得不然之势在焉。故主张西北未垦区域，先以调查入手，查其地质气候、雨量种种，切实准备，可垦者垦之，不适垦者仍作牧地，免使细沙横飞，牧农两废。”

曾经踏察中国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欧文·拉铁摩尔对草原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差异性有过详细阐述。根据他的观察，草原经济是一种移动的、粗放经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而农耕经济则是一种高度精细化耕作的定居经济形态。历史时期的长城边疆两端，曾经有无数的民族与国家以其超凡的勇气，试图调和两者的界限：来自内地的民人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草原时，总有一种将其垦辟为万顷良田的渴望；同样，草原上的主人面对中原沃土之际，亦有将其圈成牧场的冲动。如此，双方均有将对方纳入自身熟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抱负，但在现实面前，由于客观的环境与气候原因，以及固有的经济生产方式之制约，这种抱负往往化为徒劳。回到现实层面，无论是国民政府对边疆开发的政策实践，还是一些内地社会精英对此问题的认识，他们均以内地的知识与经验来认知边疆，故而将边疆开发的过程简单视作屯垦，而所谓屯垦，即其目标在于在边疆辟出更多的农田，引入更多的内地民人，以实现边疆“内地化”之目标。对于此诸理念与实践，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曾做如下论述：假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是农耕、是游牧，还是畜牧，只是个选择的问题；然而在游牧民生活的土地上，特别是占有其相当面积的纯草原上的农耕，只能说是一种负选择；造成这种“负选择”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乃是基于“中原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农耕为优，以游牧为劣的程式化观念。 

就当时情形而言，有关边疆开发的社会舆论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扣动了社会大众的心弦，一些留心时事者对此问题多有关注，同时也吸引了一批内地人员热切地奔赴边疆。时人已经注意到，这一人群奔赴边疆的动机是多元、芜杂的，这其中既有满腔热情、献身边疆者，亦有在内地生活困苦、试图改变现状者，还有在内地找不到工作、认为边疆更容易获得机会者。既有研究成果大多对内地民人赴边疆垦荒做正面、积极的评价，但诸多史实表明，这一政策举措的最终效果依然有进一步探讨之余地。据1946年追随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入疆行使监察之责的随行人员庐前之记载，期间他曾多次陪同于右任接待由内地赴新疆从事垦殖的百姓，这一人群在新疆的生活并未如其所期待的那样美好，反而因在异乡生活凄惨，然则作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对此既抱同情之心，但又颇有爱莫能助之感。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垦荒与移民只是实施边疆开发的初级手段，其成效一般不彰；惟有伴随着铁路交通的开辟、大机械的引入，方可实现边疆之现代化，以及边疆开发之目标。欧文·拉铁摩尔发出的一番议论颇为引人深思。在他看来，“19世纪美国移民运动与西部大开发是工业革命的成绩，而不是某一个移民风潮的结果” 。不言而喻，边疆开发从来不是建立在激情澎湃的社会政治动员之上，而是立基于坚定踏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之上。以此观照民国时期的边疆开发风潮，可以发现，那种仅仅基于社会舆论动员与政府政策感召，但没有切实的产业资本驱动的运动式开发，其成效自然难彰。

2.人的现代化

探索人的现代化问题，乃因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历史传统，幅员辽阔的疆域范围内生活着多样的族群并拥有多元的文化，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然并非易事。于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将边疆民族地区统合到统一的中国国家框架之内，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对此问题，时人多认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较“物的现代化”显得更为迫切，“如不言现代化则已，言现代化则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至少要同时并进” 。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何谓边疆地区“人的现代化”？其内涵几何？根据此间社会精英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观点，兹述如下。

其一，边疆地区“人的现代化”，应当是以汉文化“同化”边疆民族。1939年2月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对于教育报告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今后办理边疆学校及边疆教育应特别注意“以内地固有之语文文化渐次陶冶边疆青年及儿童，力求语文与意志之统一”，“阐发国族精神，泯除其地域与狭义的民族观念所产生的隔阂”。其最终目标，“在使各个民族在血统上融为一体，在文化上采取一个中心民族的语言文字，社会化制度风俗习惯道德标准，使各个民族汇合于中心民族的巨流中，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此种问题意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预设，即“边疆地区的文化是落后的，边疆民族也是落后的”，惟有对此加以改造，是为新国民的一条基本之路。隐藏在忧虑边疆民族文化多样性背后的潜台词，则是认为此种状况必将导致一些边疆民族精英萌生一些不必要的政治诉求乃至分离主义的幻想。鉴于此，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教条之驱动，一些主体精英无论是在学术理论上，或者在政治实践中均主张通过对边疆民族实行“汉化”，以造就文化上无差别的“国民”。

其二，边疆地区“人的现代化”，不宜等同于“汉化”，而应以“国族化”为目标。抱这种立场的论者坚持认为，同化本身带有强制性，亦即“以优代劣”的意味；然则在文化领域中，语言、文字、习俗、信仰等方面本无所谓优劣之分，“所谓国族化者，并非旧式方法的汉化，更非消灭边疆文化而代以中原文化之意，乃对边疆民族予以国家教育，使边民接受现代的文化，同时又能保存其固有的文化” 。有论者从三个层面阐述了“国族化”的基本内涵：首先，国族化不是中原民族独创的文化，而是国内各民族文化混融的结晶，现在正在积极地向现代化努力；其次，国族化不是汉化，而是国族的现代化，旨在发扬边疆固有的优良文化，提高边疆文化生活水准，以推进国族文化现代化；再者，边疆民族的国族化，并不否认边疆民族之自治权利。不言而喻，持此立场者认为，边疆地区“人的现代化”，其要图在于让边疆民族拥有“中国的”这一共同特性，但这不等于说，边疆地区的现代化目标，必然要创造一种覆盖了全部中国人的单一的、如同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文化，无论它是以汉文化或者中国某一个其他民族文化为基础。

其三，边疆地区“人的现代化”之具体路径，务必超越“民族文化”与“国族文化”，而以现代化为标准。具体而言，边疆文化不是孤立发展，也不是同化、汉化，而应该是现代化，在现代化的标准下，民族文化需要选优去劣，发扬光大；边疆人民既然是国家的一份子，边疆土地既然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吸收和继承国家的文化以与民族文化交流双辉，应是“现代化”的自然趋势。彼时，亦有论者主张将边疆民族的汉化作为一个过渡，在此基础上实现终极意义上的现代化。西康行政军事长官刘文辉的一席话大致可以作为此种观点的注脚。他说：“因为现代化之知识，无论属于科学方面或哲学方面，都是用文字记载的，我们要使康、倮各族接受现代之知识，进化而为现代化之聪慧人物，而不先行把这种记载现代化的知识之国语国文教他，他绝不能由愚昧进于聪慧，所以进化之前，非接受同化不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述三种观点无论主张汉化者，抑或是持国族化、现代化者，其终极目标均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即努力将边疆民族统合到中国国家认同的框架内，服务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征程。时人认为，抗战时期的边疆开发不仅是解决战时物质需求的重要途径，事关抗战之胜负；这其中还包含了“人的现代化”的现实追求，俾利于国族之构建的崇高目标。为此，相关论者的诸种倡议直接参照了西方国家经验，试图以教育国民、提升素质与增强民族国家认同为主旨，体现了时人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宏大叙事层面下对于边疆开发问题本身之价值与意义的探讨。如果试图对民国时期边疆开发过程中“铸造国民”的效果做一评价，我们当然能够找到足够多的正面或反面的案例作为我们论点的注脚，但从实践的、经验的感观层面来说，正如王明柯所言，“造民族易，造国民难”，尽管边疆研究者与政府方面汲汲于同质化地处边缘的边疆民族，但这绝非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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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人文杂志》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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