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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顺 201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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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顺

男,汉族,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史、北方民族史的研究。

摘要:汉代丝绸之路开辟的初衷,虽是出于联络西域诸国、夹击匈奴的政治愿景,但却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交通,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互补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成为西汉王朝认知西方世界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与途径。

关键词:丝绸之路 理想信念 辐射力 执着精神


早在公元前2世纪,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已经开通,这条商品交汇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展现了人类跨越阻隔、探索未知领域的胆识和毅力,在推动东西方经济交流、文化交融、人类文明多样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起成就了西汉王朝

与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国与西域的交通联系,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山海经》《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逸周书》《穆天子传》等文献记载可知,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便与西域地区有了经济文化交流。从俄国阿勒泰省巴泽雷克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墓葬中所出土的精致的丝织品刺绣、茧绸、漆器以及“山”字纹青铜品也可说明中国古代丝绸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已流通于此地,并经此地西传至西亚、欧洲各地。刘迎胜先生依据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第28号墓的凤鸟刺绣的技法、图案风格推断,春秋战国时代,西北诸部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大规模的丝绸贸易。这为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提供了良好条件。

丝绸之路之名,初见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先生于1877年出版《中国》(第一卷)一书,原德文写作“Seiden  Strassen”,而英文译为“Silk Road”,指称公元前114年至公元前127年中国与西土耳其斯坦、西北印度取得联系,进行丝绸等贸易的中亚交通道路。不过,丝绸之路的真正开辟乃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为了讨伐匈奴人的袭扰,欲联络被匈奴人逐出河西(今甘肃省)而迁徙至妫水(今西亚的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共击匈奴而“募能使者”,汉中郎官张骞便应募出使西域。张骞此次出使西域并非一帆风顺,可谓是曲折险阻,九死一生,历“十三岁”之久才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得归都城长安。为表彰张骞的功绩,武帝特授其太中大夫。此次出使,虽未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政治目的,却获得相当多的有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一带)、康居(哈萨克斯坦乌尔河下游一带)等西域诸国“多奇物”、“颇与中国同俗”、“贵汉财物”等地理风俗信息,为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深入认知起到关键作用。此次对西域诸国的深入认知,激起了汉武帝欲与西域诸国交通的极大兴趣,故此次出使意义非同凡响,为成就汉武帝决意开辟西域交通,打开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派遣霍去病率军由陇西(今甘肃临洮)向河西走廊方向出击,欲斩断匈奴右翼,结果大获全胜。元狩四年(前119年),随着匈奴势力不断被削弱,为达到“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目的,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劝说乌孙东归河西故地,与西汉王朝一起共抗匈奴。汉武帝在急欲认知西域诸国的刺激下,授张骞为中郎将,令偕持节副使多人,携牛羊万头与数千万金帛,向西域进发。从此次出使的结果看,尽管说服乌孙东归河西、共讨匈奴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却促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的呼罗珊一带)、身毒(今印度的印度河流域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等西域诸国相继归附西汉王朝的效果,致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矣”。为了保证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汉武帝于河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四大军事重镇)控制河西交通,横贯欧亚非大陆、沟通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由此开辟。

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开辟的初衷,虽是出于联络西域诸国、夹击匈奴的政治愿景,但无意间却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交通,促进了横贯欧亚非大陆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汉书》曰:“益发使抵安息、奄蔡(哈萨克斯坦的咸海与里海之间一带)、犛靬(即大秦国,罗马帝国)、条支(今伊拉克东南一带)、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可以想见,西汉派往西域诸国的使臣,以及西域诸国遣使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于丝绸之路上的壮观景象。

这些“相望于道”的使者,以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为媒介交流往来,既顺应了当时丝路上的诸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契合了汉武帝与西域诸国加强联系的愿望,故《汉书》曰:“自敦煌(今甘肃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渠犁(今新疆渠犁县西)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对于西汉王朝而言,自张骞开通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后,西汉王廷相当重视,竭力经营,“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物利害”,请求出使西域,以至于“汉发使十余辈至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西诸外国,求奇物”,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

由此观之,缘于政治因素考量而与西域诸国的交通,却无意间开辟出倍受世人赞誉、瞩目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极大地成就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足见汉代丝绸之路的辐射力已全然超出汉武帝的政治预期,因此太史公司马迁撰《史记》时将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功绩称之为“凿空西域”,这彰显出张骞“凿空”之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认知西方世界的窗口

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开辟,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无论如何,汉代丝绸之路所呈现出的政治张力与经济文化辐射力,以及它的兴衰嬗变、经验教训,都在述说着一个名垂青史的千古佳话,故此,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嬗变,对全球化时代的当下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借鉴。

坚持不懈的理想信念追求是汉代丝绸之路成功开辟的主导因素。张骞出使西域可谓是磨难丛生,意想不到的困局,接踵而至,一出陇西便被匈奴人“得之”,受困匈奴“十余岁”,令其娶妻生子,安于游牧生活,但张骞初志不移,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不辱西汉王朝使命,始终“持汉节不失”,等待继续西行的时机。经十有余年的慢长等待,终于天降机缘,趁匈奴看管松驰之缝隙,迅速脱离匈奴人的羁伴,由大宛、康居而至大月氏。由于大月氏所居之地,土壤肥沃,户口繁衍,对与西汉王朝结盟共击匈奴的愿望并不强烈,致使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而不得不还归汉廷。事有不测风云,本欲避开匈奴,绕途经由羌地,却“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趁匈奴汗亡国乱之机,终得归长安。张骞此次出使的政治目的虽化为泡影,却意外地激发出汉武帝与西域诸国交通的浓厚兴趣,“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于是,在匈奴势力不断削弱的态势下,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诸国,成功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西域诸国的交通,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交通网初显规模。可见,丝绸之路的开辟,正是汉武帝、张骞等君臣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信念追求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超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是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因素。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势力坐大,控弦北疆,并联合降匈奴的韩王信引兵南下至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高祖刘邦亲自“将兵往击之”,却为历史留下“白登之围”的汉匈故事。鉴于汉初的政治、经济实力,西汉王朝不得不“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以和亲,以减轻匈奴人的压力与袭扰。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至武帝即位时,已“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于是,武帝不再姑息迁就匈奴人的袭扰,自元光二年(前133年)始至元狩四年(前119年)间,先后派遣卫青、霍去病率军与匈奴展开三次大规模战役,导致匈奴“幕南无王庭”,还彻底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西域诸国的交通,“列亭障至玉门矣”。西汉王朝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凿空西域”后,汉武帝“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奇物流通顺畅,互利贸易发达。自此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可见,凭藉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货物域外之产,交通八方,互通有无,殊方异珍,尽为西汉王廷所拥有,而西汉王朝的丝绸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诸国。

强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外部因素。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后,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始终掌控在西汉王朝的手中,呈现出怀柔远人,羁縻不绝,四海贡献,八方朝觐的盛世景象。张骞出使西域诸国后,乌孙使者“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派遣使者“献马”,朝贡于汉。大宛国思汉威,“遣子入侍,质于汉”,汉武帝也遣使“赂赐镇抚之”,还令西汉王朝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安息国闻西汉王朝使者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安息使者“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而且还带动了大宛以西的欢潜、大益,大宛以东的苏薤(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捍罙、姑师(今新疆吐鲁番)之属,也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在西汉王朝强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感召下,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国,“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接受西汉王朝的管理。可见,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打开了通往西域诸国交通的窗口,遣使奉献,络绎于路,故东汉史家班固评论曰:“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虽然建武指代的时间乃为东汉建国初,但也足见西汉王朝的“威德”之影响已有益于后世千代。

和时兴与战时衰是汉代丝绸之路兴衰嬗变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汉武帝时期所开辟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昭宣时期的经营,商旅、使者穿行其间,处处响起驼铃声,繁荣兴盛,欣欣然,前古未有。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时,命郑吉经营西域,镇抚西域诸国,“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贾使往来,畅通无阻,绵延不息。可是,汉末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遂使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往来一时中断。东汉初,政治、经济实力增强后,班超奉使西域,“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汉武帝所开辟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又勃然而兴,再次呈现出繁忙景象。可见,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与西域的“和战”紧密相连,如影随形。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是打开西汉王朝认知外部世界窗口的必由之路。张骞出使西域后,西汉王朝始对西域诸国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提升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的信心。自此之后,西汉王朝使臣与西域诸国使者相踵于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如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大夏国,“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西汉太史公司马迁、东汉史家班固皆能对西域诸国的地理、山川、风俗、人物等均能作翔实的描述,确实得益于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流往来。可以说,横贯欧亚非大陆的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互补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成为西汉王朝认知西方世界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与途径。

深入挖掘存续2000 多年的丝绸之路的思想内涵,正如陈尚胜先生所云,实际上就是东西方之间、中国与海外诸民族之间传统政治、经济及其文化交往的雅称,起源于不同文明环境下的古人之间的相互吸引,起源于古人对遥远地区文明的好奇与向往。当然,也是古人探索未知世界的“冒险之旅”与“互通之旅”。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人民论坛》2017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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