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李晓标解程姬 | 在中外互动中演变的清末恰克图边城——以西方游记为中心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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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李晓标解程姬 201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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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标

蒙古族，博士，内蒙古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解程姬

女，汉族，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摘要：恰克图原是清代中俄陆路边境的商埠，因清末时局变化，其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国家边界空间的涵义；中俄两国间的口岸，变为现代全球网络的一个节点；当地社会亦作为全球市场网络中的一个地方而发生改变。到过此地的西方游历者更感受到此地中、俄、西方三种文化的差异和混同。

关键词：恰克图西方人游记地方社会

恰克图，即今天蒙古国色楞格省的阿拉坦布拉格（altan bulaγ, 金泉），其名来自蒙古语kiyaγtu，意为“长有kiyaγ草的地方”（Kiyaγ，碱草），因中俄《恰克图条约》而为世人所熟知。恰克图位于色楞格河东岸，清代属于漠北土谢图汗中左翼末旗，距大库伦（Yeke Küriy-e, 大圐圙，今蒙古国乌兰巴托）800里，是清代中俄边境上的重镇。当时俄国人来中国，如果从西伯利亚色楞格河流域来的话，则这里是入口。

晚清时期，一些西方人曾游历恰克图并留下不少游记，对于这些游记，至今尚没有研究者专门注意过。因此，笔者结合汉文史料和西方人游记，探讨晚清北疆边城恰克图的演变及西方人对其的认识，这对于从一个角度认识晚清中国由帝制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变颇有裨益。

西方游历者对恰克图的记录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美等西方国家处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竞相向外扩张。美国试图建立经黑龙江联通亚欧的交通及电报线路，英国则尝试寻找从北冰洋穿越西伯利亚至中国的新商路。中国与欧洲陆路间的关山险阻，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西方人探索商路、建立往来交通和商贸扩张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 19世纪中叶，两位美国旅行者游历了恰克图，并留下了他们的游记。

1856-1857年间,美国律师兼商人、政客柯林斯，以“美国赴阿穆尔河商务代表”的身份考察了黑龙江。他根据沿途所做的笔记和递交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于1860年出版了《黑龙江纪游：穿越西伯利亚的陆地之旅，以及满洲（东三省）、堪察加和日本游记》。全书共70章，其中第十到十三章记述了恰克图当地的风貌、蒙古新年和晚宴，可视为有关当时恰克图的一手资料。此书在1864年再版，书名变更为《西伯利亚、北亚及伟大的黑龙江地区陆上探险记，并附满洲（东北）、蒙古、堪察加及日本旅行随记，以及关于兴建自白令海峡和亚俄至欧洲的环球陆上电报线的地图与设计图》，虽然文字更加冗长，但从史料角度看则更为具体和鲜明。书中所提“俄美电报远征”(Russian-American Telegraph Expedition)一事，在英美俄三国政府的协调下于1865年开始实施，被称为“柯林斯线”。为配合这一国际通讯系统的运营，美国记者、作家和旅行家诺克斯参与了俄美电报公司组织的1866年黑龙江探险，他由堪察加半岛上岸，经西伯利亚地区，由恰克图进入中国境内，最终到达北京。其游记《陆路穿越亚洲：西伯利亚、中国及鞑靼（蒙古）的全景生活》于1870年出版，书中对黑龙江、蒙古地区及北京的见闻记叙生动，对亚洲地缘局势也表达了看法。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也一直试图开辟抵达中国的新商路。1853年，英国人宓吉来华经商，他曾任《泰晤士报》记者、天津英文《时报》（The Chinese Time）编辑，并一度担任李鸿章顾问。1864年他出版《从北京到彼得堡的西伯利亚路：穿越鞑靼、蒙古的戈壁草原》，这是他1863年由上海途经恰克图至圣彼得堡的旅行记录，附有地图和手绘图。书中第五至十三章是他对恰克图商业的观察、中俄两国商人及商业模式的比较、对两国商业环境及文化差异的思考。这些内容虽带有作者个人色彩，但也客观反映了当时的真实商业情况，可作为研究恰克图商业历史的参考资料。

1890年，为打开英格兰到西伯利亚的商路，英国记者兼画家、旅行者普莱斯开始了他经西伯利亚、蒙古到达华北的探险之举。其游记《北冰洋到黄海：穿越西伯利亚、蒙古、戈壁和华北纪行，1890至1891年》于1892年出版，该书后八章记述了其从恰克图穿越蒙古地区的经历、恰克图城市布局以及他对当地社会的深入观察及思考，是研究近代蒙古社会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法国作家维克多·梅尼昂（Victor Meignan 1846-？）曾宣称：“要在最能体现一个国度特色的季节去环游世界” 。1873年，他从巴黎出发，途经西伯利亚，由恰克图进入中国境内。1876年他在巴黎出版旅行记《穿越西伯利亚的雪地，从巴黎到北京》，英译本1885年在伦敦问世，书名为《穿越西伯利亚的雪地，从巴黎到北京。乘雪橇穿越欧洲俄国与西伯利亚地区，乘大篷车穿越蒙古、戈壁与长城，乘驴轿进入中国北京》。书中后七章记述了由恰克图穿越戈壁至北京的旅程，对恰克图茶叶贸易、城市生活着墨较多。

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罗伯茨与意大利《晚邮报》记者巴尔基尼先后游历恰克图。罗伯茨的行纪《死里逃生间内窥蒙古》于1903年在波士顿出版，书中记述了他于1900年穿越戈壁，经恰克图入俄的经历，而全书绝大部分内容是介绍恰克图和他的观察和感受。意大利记者巴尔基尼，曾在1900年来华报道义和团，后来又报道1904-1905 年日俄战争。1907年，他陪同博盖塞亲王（Scipione Borghese）在著名的“北京至巴黎”汽车拉力赛中获得冠军。其著述《北京至巴黎——博盖塞亲王驾车穿越欧亚的报道》于1908年以十一国文字同时出版，书中的第四至第十章记述了当时恰克图城市景观及作者的见闻等。

上述游历恰克图的七位旅行者主要来自英、美等资本主义强国，是彼时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他们拥有作家、记者等显赫社会身份，以文字为业，为西方的殖民扩张和近代文明背书。其行为和著述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各国的殖民战略及政治商业诉求，其关注焦点折射了西方发现、征服世界的价值取向与判断，而中国成了受害者。但他们的旅行游记中对恰克图历史的记录，在客观上成为研究恰克图历史值得重视的材料之一，亦是了解晚清蒙古地方社会的重要史料，更是理解近代西方对北部边疆中国认知的重要管道。这批游记不仅能够反映清末西方人是如何跨越多重边界造访边疆中国的，而且还能从多维角度再现恰克图的边界城市空间及地方社会生活。

作为国家边界空间和文化边界的恰克图

恰克图位于色楞格河支流恰克河旁，最初这里为茫茫荒地，至康熙初年稍成聚落，至雍正年间已略具规模。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时，认为恰克图是交通要道，位置适宜，最终被定为两国贸易地点。该条约第四条规定：“在尼布楚及色楞格之恰克图附近选择合适地点，为边境零星交易者酌情建盖房舍，修造墙垣围栅。情愿至该地贸易者，均指令由直道前往。”从条文分析，恰克图具体“市圈”地点（有围栅的集市）是立约以后确定的。恰克图街市包括跨境的两部分：不知何时归沙俄的旧街区，中国新建的另一座街市。清朝官方称中方市街为“恰克图”，汉商则称其为“买卖城”，西方人沿袭此名，记作Mia-mat-tschin、Maimachin、Maimatchin。俄罗斯一侧的恰克图(Kyakhta)街市，徐继畲《瀛环志略》写作“甲他城”。何秋涛《朔方备乘》记载：“恰克图乃中国地，恰克图之北一里许有俄人所建市圈，设头目管持，当即所谓甲他城也”。甲他即蒙古口语或俄语音译，俄文作Кяхта，法文作Kiactha，英文初作Kiakhta，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写成Kyakhta。中国商人还有更细的区分，把买卖城叫做“前营子”、恰克图叫做“后营子”，营子（qoriy-a, ayil）是指一个小的聚落，周围空旷。

雍正七年（1729），清廷派遣理藩院司员驻扎恰克图，监理中俄互市。乾隆二十七年（1762）置库伦办事大臣，专理俄罗斯贸易。其后，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以致失和绝市。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重新通市。鸦片战争以前，恰克图作为中俄边境贸易市场，商业繁华。史家对恰克图商业之繁华有“百货云集，市肆暄”，乃“朔漠之间一都会”的赞誉；西文史料称其为“西伯利亚汉堡”、“沙漠威尼斯”，也都是溢美之词。鸦片战争后，随着清帝国逐渐向近代国家转变，帝国“藩部”慢慢转变为近代国家的边疆地区，而贸易边城恰克图也演变为国家间的边界空间。

西方人由俄国进入买卖城，从买卖城进入清朝的外藩蒙古地区，恰克图不仅是贸易集市，也成了国家间边界交汇地点。西方游记中反复出现“买卖城”（Mia-mat-tschin、Maimachin、Maimatchin），恰克图的这一名称来自于中国内地商人。在西方游历者眼中，这是一座为中俄贸易而存在的城市，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其余商品种类也特别多，琳琅满目。买卖城城市布局、护照的查核、彼此交往全是围绕着贸易而进行的。买卖城商业规模和利润非常可观，商品不仅满足俄商的需要，也提供喀尔喀地区上到蒙古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牧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买卖城地处北疆，其围绕着商业的日常生活却饶有滋味，西方人通过买卖城，对清代中国边疆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春节是中俄双方共庆的节日，西方人受邀游览买卖城，参与官衙内的宴会及娱乐活动，体验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感知了中国特有的风俗，“买卖城的住户们是含蓄的，中国人有发财不夸富的规矩”, “买卖城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城市，因为城内只有男子” 。

买卖城呈现的文化景观，是俄、蒙、汉三种文化的交融，这从城市布局方面可以一窥端倪。买卖城以木栅栏围建矩形城墙，城市布局强调对称，官衙、寺庙坐落在城市北部，看起来雕梁画栋，高墙深院，非常讲究，可以说是华北城市与民居在漠北地区的移植。因长期与俄国的商贸人员交流，使买卖城的建筑、公共卫生设施等也受到俄国影响，“寄居买卖城的中国人，住房样式比中国内陆的房子更好、更时髦” ，西方旅人眼里恰克图这个边境小镇“是中国最干净最有秩序的城市，与俄国人的接触使得居民改善了自己的居住环境” 。

西方旅行者对恰克图的观察和认识

西方游历者对恰克图的观察、感受和认识、评论往往不尽一致，呈现多个方面。

（一）恰克图是国家与文化间的关隘

西方游历者在恰克图跨越中俄两国之间的国家边界，由于西方人对国别意识和政治边界观念十分敏锐，因此将恰克图看作国家间的关隘和政治边界。柯林斯“在中俄边境上对天朝的买卖城匆匆一瞥”，在他看来，买卖城首要意义在于其是“天朝”（Celestial Empire）疆域止境，是政治性的地点。这种政治边界的实地景观标志，在买卖城与恰克图南北间隔有一缓冲的中立带，其中树立两根木柱子，一根刻俄文，一根刻满文，高约一丈，表示这里是两国领土的分界所在。宓吉记述由买卖城进入俄国时说：“中俄两国的中立区域是开阔的空地。俄国一侧的大门上，挂着俄国鹰徽”。诺克斯记录从俄国穿过边界进入买卖城，“我们通过装饰有双头鹰徽的关卡，离开了俄国边境，穿过宽约200码的中间区域，面前是一堵墙头有红球装饰的砖墙，经过窄窄的小路到达买卖城这中国最北部的城市”。维克多·梅尼昂则“从恰克图山顶望见远处两个黄牌子，标着这是中国边界，买卖城是入口”。

19世纪末中国政府对恰克图疏于管理，边界脏乱，界柱损毁。这在西方游历者笔下也有反映。俄国探险家皮谢茨基1874年途经此地时，“两根木质的、污浊的、没有任何标志和字迹的柱子，竖立在荒芜的250码宽的中俄边境，标志着这是边境的范围”。普莱斯从买卖城入境，柱子上的字已经风化消失，所看到的是“没有标志，能标明两个帝国的边界；通道狭窄，中间区域脏乱”。巴尔基尼1907年来到买卖城时，中立区只剩下一根界柱，“恰克图由两个小城组成。不是很宽的中立区域，一根高柱子标着边界的标记。一侧是最典型的中国生活，一侧是典型的俄罗斯生活”。这些对两国边界标志的描绘，揭示了清廷疏于管理、疏于记载的情况。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美等国居民可以申请到中国游历，程序是由外国驻华公使或驻地方领事官颁发护照，再由中国地方官审核签盖印章，然后生效。如果是在北京，则“由该国驻京公使函请总署给照，盖用顺天府印信”，宓吉、巴尔吉尼即是在北京获得由驻华公使签发的护照；如果是在各个通商口岸，则“由领事具执照送由关道盖印或函由关道印给单衔护照”。清代西方人赴蒙古地区游历的护照，有别于游历内地的普通护照，是应外国使领要求由理藩院制作的蒙古文护照。西方游历者对其在恰克图过境的护照申领审验情况也有记述。如维克多·梅尼昂记述途经买卖城时，守城官（该作者记为扎尔固齐，实为理藩院郎中，不是守城官）告诉他，“为了便于你在中国内陆旅行，不受我国政府责难，你可向M. Pfaffius（当时恰克图俄国领事的名字）申请茶商护照。我可以合法的禁止你入境，因为只有俄国人才被允许进入天朝陆地边境。”。在恰克图过境的西方人都需要核验护照，如无护照则不能顺利过关。罗伯茨在恰克图出境时，“买卖城官员想阻止过境，因我们没有中国政府颁发的蒙古护照”。

西方游历者也将恰克图视为文化间关隘，不仅有跨越中西文化边界的尝试，而且还有跨越西欧与俄国文化边界的比较。柯林斯记录进入买卖城时，“当我们经过时，汉人和蒙古人争先拥挤围观，为了一睹外夷（out-side barbarians）”。工业革命以降，西方人一直拥有文明优越感，但在这里被当成野蛮人（barbarian），不知其作何感想。宓吉记述由买卖城进入俄国，“接近俄境时，我们想到会在俄国境内野蛮的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感到忧虑，那个地方已经被基督遗忘”。俄国人在他的眼中是不文明的、野蛮的，“俄罗斯人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只是半个文明人，他们知道欧洲人也这么看，于是煞费苦心追随文明社会，但那只是外表的，尚缺乏内在的本质”。在恰克图的游历使宓吉认为中国文明要优于俄国文明,因为中国文明不同于基督教文明，其原理是“顺应自然”，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俄国人的文明毕竟是从西方邻居那里借鉴而来的，在本质里仍然有野蛮人的影子。但若同欧洲相比，中俄两者都不行，“俄国人与中国人都有着低级趣味”，这反映出他的欧洲优越感。

（二）恰克图地方社会生活

1.城市布局

恰克图是互市之地，中俄文献中都有关于其布局的记载。松筠《绥服纪略》载：“贸易商民建立木城，起盖房屋费力无多，颇为坚固”。俄文文献载：“买卖城筑于恰克图城正南一百四十码，城为矩形，以木建垣，城宽约四百码，长七百码；四周各设一门，置兵看守。主要街道有二，宽约八码，十字贯穿城中。”。

宓吉对买卖城的建筑布局，也有细致观察和详细描绘，“四周围着有些旧的木栅栏，街道洁净整齐，房屋坚固，有漂亮的装饰，有庭院，门前有照壁”。柯林斯记载买卖城街道窄，只有15步宽，但是很干净，人行道也很好。诺克斯在记述由“狭窄通道进到中国最北的城市买卖城”以后，勾勒了这座城的梗概，市圈“面积不到半英里，街道不长，两条路交叉口有一座二或三层的塔（引者按应该是钟鼓楼）鸟瞰全城，可能用于治安。都是平房，墙上涂着很厚的黑泥或水泥。房子一般没有临街的门，都有院落和能过一辆牛车的院门”。这些亲历者的记述，成为今天研究清代恰克图边城的重要资料。

2.院落、衙门与寺庙

诺克斯与维克多·梅尼昂详细记述了买卖城内院落、衙门与寺庙的格局。诺克斯笔下的院落立体生动，他说“除了公共建筑物，民居都很像，院子内有住房、厨房和仓库，房子的窗户朝向院内，装饰有小玻璃或油纸。每个屋子的里间都有炕，这是供人们休息睡觉的，炕边有一个烧木炭小炉子；仓库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收藏珍贵的稀罕物品，主人邀请才能入内观看。”。维克多·梅尼昂对此也有观察和记述，“买卖城的房间以内分两个区域，前部是铺褥子的火炕，后面是炉子。房门对着祖先神龛。客厅墙壁一般涂着黑色或红色，富有的人家和品位高雅的人家则以华丽的丝绸装饰着墙壁，屋外飞檐则有美丽木雕”。

诺克斯介绍了衙门的布局，“衙门在买卖城的尽头，有一位蒙古官员”。他们走了二百码，来到院子，院子里竖着两个光光的旗杆（没有旗帜）。衙门里堆放不少刑具，有用于鞭刑的藤条，有精心设计的颈圈、脚镣等等，“我们看见一个不幸的人在院子角落里受惩罚，颈部戴着一个直径三尺四英寸的木板，使他手够不到自己的头。一群人围着看，他表情一派漠然”。衙门近处有一座寺庙，三进院，木雕彩色回廊环绕其外，在买卖城北端。墙上有壁画，题材是中国的，但使用透视法，“寺庙中供奉着中国人信仰的神，神像比实际的人身材高大，穿着繁复绚丽的装饰”，“中国人花费巨资装饰自己的寺庙，殿里有华丽的帷帐和幕布”。按照当时蒙古地区城市分布格局一般情况，这无疑是关帝庙。

3.商铺和商业

诺克斯描述了恰克图商铺的格局，在买卖城商店里，物品不摆出来，都放在衣柜、橱柜和架子里，顾客要什么再拿出什么。很多东西都放在仓库，有需要的或是店主认为时机到了，才拿出来。

宓吉则对中俄的商业文化进行了比较。宓吉指出，中俄两国商人在商谈业务时的习惯是尽可能绕开本来意图，不直奔主题，寒暄应酬间互相摸底，旁敲侧击。他认为“中俄双方在商业与外交上都很有默契，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但与欧洲人在文化交往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如非商业上的必要，欧洲人一般不跟中国人来往，这是“巨大的文化鸿沟，彼此思想观念和生活目标都存在分歧”。因为“中国政府并不干涉商业贸易”，宓吉认为中国商人及商业环境优于俄国，而俄国人做生意则受到政府很多不合理限制，即使在市场开一间商铺，也必须向行业公会申请执照、缴纳费用，准许以后才能营业。行业公会被赋予权利和义务，驱除市场上不合法的小贩。而在中国一侧，这些小贩正是城市的生命及灵魂，给城市带来繁荣。他感慨说中国商人到遥远的边外追求财富，是得不偿失；俄国商人富有但没有文化素养。

结语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接连败于西欧列强，由此被动或主动地开始了从帝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化以图自强的艰难历程。由于国家衰败，导致了外藩官民渐生蔑视本国的离心倾向；日本、俄国等邻国对中国充满领土野心。这样的情势，使原本作为中俄两国间单纯互市的边界商埠恰克图，具备了领土、政治、军事诸方面边界和前沿的新涵义，尽管一切变化在当地社会都是逐渐和缓慢的。而以游历并著述以传播自己见解为宗旨的近代西方人，专门通过此地往来中国与俄国之间，客观记录了当时恰克图的社会人文状况。

尽管外国游历者留下的资料零碎且有主观色彩，却也揭示了晚清恰克图的演变。清末的恰克图仍是中俄极北互市的边境城市，商业活动一直进行。恰克图作为政治边界的功能增强了，西方人在恰克图过境需使用护照。西方人带着各种动机频频来到恰克图，进行跨越中俄边境的游历，使这个原本仅是中俄两国间的边贸小城，成为连接中外的一个空间节点和西方人观察、审视清朝内陆边疆的焦点之一。西方游历者描述了恰克图的商业生活、政府机关、寺庙、官员、商人等社会状态，指出中、俄、欧美三种文化并存乃至混同的恰克图作为国家分界和文化边界的政治与文化特性。借助西方人游记，恰克图被成功纳入世界知识谱系中，成为全球市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影响了西方人眼中的边疆中国形象。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1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