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熊坤新 | 从国际视野看民族问题对“一带一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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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平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创始院长、同济大学智库首席专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法学硕士。
研究专长为亚太安全、海洋安全、核不扩散、极地研究、中国对外战略等。
提要: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全球体系的必要性。全球体系内中美相互依存上升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建立新式战略稳定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条件。中美战略文化的博弈和磨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 美国外交与军事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战略文化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是将共生系统理论放在全球角度来研究和构建的。共生系统理论是在将共生理论和系统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论。本文将从全球共生系统理论角度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主要论点包括: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这种共生状态不仅存在于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而且存在于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一) 全球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三种共存的体系之一
现在世界上实际上有三种体系共存,即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和全球体系,这三种体系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在这些体系内,行为体之间是共生的。
1.国际体系的主体是国家行为体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国际体系指诸多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单位(民族国家)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而组合起的一个整体,作为自助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秩序。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 认为,国际体系模式是国际政治的“宏观模式”。他运用大系统的基本原理提出国际体系的六个模式,包括均势体系、松散的两极体系、紧张的两极体系、等级体系、单元否决系统等。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Jr.) 在他们的代表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相互依赖模式。政府通过创制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institutions)来调节和控制跨国关系、国家间关系。我们称这些安排为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国际体系是国家之间的体系,国家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发展。
2.世界体系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还包括世界中的各种力量板块
这些力量板块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西方国家、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G20国家、“金砖国家”等。力量板块是由国家为主体构成的,但它们不是只代表某个国家的利益,也往往不是一个国家能控制的。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提出了世界秩序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定义要素。他认为,最理想的是均势所造成的稳定体系——温和型体系的最高体现,而最重要的途径是发展国际组织。他还认为,世界秩序是“世界政治深刻的、渐进的,但是有限度的变革过程。
3.全球体系的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
全球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行为体多元化。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迅速发展,虽然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中基本行为主体,但国际关系中新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大量增加,欧洲联盟则是超国家行为体,这些导致国际行为体多元化。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迅速发展,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大大增加,合作紧密度不断加强。许多政府间国际组织已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人资格,已发展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基本行为主体。绝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各种区域合作组织,成为促进国际和区域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合作的积极因素。
但现在世界上还存在少数军事联盟,这些军事联盟是冷战的遗留物,它们中的某些对区域和平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二)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是全球共生系统的高级状态
共生状态(the symbiotic state)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共生状态的初级阶段是相互联系(interrelation) 。这种相互联系有比较松散的、间接的,也有比较紧密的,直接的。“蝴蝶效应”就反映了这种相互联系。
共生状态的中级阶段是相互共存(mutual coexistenc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探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时指出:“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这种共同存在就是相互共存。中国等国家倡议并且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实行相互共存。
共生状态的高级阶段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相互依存可分为三种状态,即水平相互依存,垂直相互依存,共生相互依存。以经济组织为例,当几个组织之间竞争以争夺资源或提供相同的服务时,就形成了水平相互依存;当几个组织处于一个完整生产链中的各不同阶位时,就形成了垂直相互依存;当两个组织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为第三方提供服务时,他们之间是互惠互利的,就产生共生相互依存关系。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 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当前全球体系中的相互依存性在上升。
(三)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全球体系的必要性
全球共生体系应该具有普遍性、交互性和内生性。
全球共生体系的普遍性指该体系是多层次、全方位、全领域的共生。这包括社会内部共生性、国家之间共生性、人与自然共生性。社会内部共生性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内部是共生关系。国家之间共生性表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关系。人与自然共生性表明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与自然界是共生关系。
全球共生体系的交互性指“人类社会并非各种要素的机械集合,而是诸要素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联系和作用关系的有机整体”;人类与自然界也是相互之间存在互动联系和作用关系的有机整体。
全球共生体系的内生性指该体系中的各种共生关系,包括安全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都是各种行为主体在具体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或超国家行为体、各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产生,并随着交往手段、方式和进程而改变。全球共生体系的内生性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该体系的内生性,全球共生体系具有共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全球共生发展应该包括改善共生关系、改革共生秩序和优化共生结构。
改善全球体系的共生关系。由于资源相对于人类需求总是具有稀缺性,围绕资源展开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人类一直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办法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改善各种共生关系中不平等、非正义的因素,寻求合理地交换、分享和竞争各种资源,例如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改革全球体系的共生秩序。现存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因素。同时,世界上出现许多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地球变暖、毒品走私、高致命传染性疾病等,对人类生存的挑战上升。因此有必要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和完善。
优化全球体系的共生结构。在全球体系中,共生关系和共生秩序的关联状态和作用形式决定了共生结构的优劣程度。当前全球体系中相互依存在上升。优化全球体系的共生结构就是通过改进全球各层次和各领域资源交换、分享和流动方式以及结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从而有助于共生关系和共生秩序的生成、改革和完善。长远目标是建立共生性全球体系,即建立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共生体系。
“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适用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一) 三种共生
全球体系中既有互利共生,也有偏利共生,还有偏害共生。互利共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体都因对方的存在(合作或竞争)而相互有利。这只是对共生的侠义理解。从广义上说,偏利共生和偏害共生也都是共生。偏利共生是指一方受益,而对另一方无害。偏害共生是指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害。
总的来讲,全球体系中互利共生的因素在上升,而偏害共生的因素在下降。
(二) 两种相互依存
全球体系中既有正面相互依存,也有负面相互依存。正面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都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中获益,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受损,可能给另一方带来损失。例如,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有很大发展,这对两国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已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尽管两国在经贸关系中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但双方谁也离不开谁,都在努力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和矛盾。中国不希望美国经济陷入危机不能自拔,美国也不愿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如果中美断绝经济往来,双方都会遭受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尽管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损失会比中国稍小一些。
但这种正面相互依存既可能是对称性的,也可能是非对称性的。例如,至2016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是非对称性的。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具有敏感性。美国经济开放程度高,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中美两国,一方经济形势或经济政策的小变化,都会导致另一方经济迅速发生有代价的变化。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是脆弱性与韧性并存。
负面相互依存是指一旦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破裂,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都会遭受重大损失。例如,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形成了战略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一旦两国发生核战争,双方都面临毁灭的危险。因此,双方都尽力避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
(三) 共生责任观与面对的风险
在全球体系中,人类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人类社会必须树立共生责任观,通过合作来消除风险。当前全球体系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安全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技术风险等。风险与责任之间是一对矛盾。
例如,当前人类面临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海盗、贫困、艾滋病等跨国安全风险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合作才能应对这些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在全球体系中的共生责任,树立共生责任观,通过责任共担、风险共御,来妥处这些全球性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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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美国研究》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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