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高福顺 | 跨界民族的认同与异化:读《赫哲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 自由微信

原创：高福顺 201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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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顺

男，汉族，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史、北方民族史的研究。

赫哲族世居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三江流域，追其源流，远祖当为“隋唐时的黑水靺鞨”。17世纪初，随着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繁衍于三江流域的靺鞨系族群，经过迁徙、交融、融合，逐渐形成异化于满族的民族部落，如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17世纪中叶，赫哲人除部分“从龙入关”外，绝大部分留居原地，仍然从事渔猎业，保持原始氏族社会生活形态，是古朴大河流域渔猎文化的典型代表，被人类学家视为人类童年的“活化石”。19世纪中叶中俄划界后，赫哲族被人为地分为两部分，自此又成为跨界民族。俄界的赫哲族初称“果尔特”，后改称“那乃”“乌尔奇”。由于赫哲人深受中俄不同文化的影响，其固有的传统渔猎文化逐渐被异化，导致赫哲族由原始氏族社会直接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全球现代化的视阈下，从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出发，研究赫哲人、那乃人的社会文化变迁，总结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嬗变的经验教训，探讨渔猎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与动力，追寻跨界民族的内在动力与总体趋势，就成为学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郝庆云教授《赫哲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学习出版社2016年3月版，以下简称“郝著”，文中仅注出页码者均出自郝著) 从跨界民族赫哲族的社会文化变迁视角切入，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跨界民族赫哲族由原始氏族社会形态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开拓引领之功。

赫哲族的系统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春夏之际，民族学家凌纯声先生深入三江流域(今依兰至抚远) 对赫哲族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1934年撰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发行。是书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赫哲族的学术著作，不仅具有奠基之功，而且开启了中国学界的赫哲族研究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党与政府高度重视边疆民族的调查与研究，在国家民委统一领导下，对中国境内的赫哲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撰著了《赫哲族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和《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将赫哲族研究推向高潮，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中国知网上以“赫哲族”为关键词搜索显示，有关赫哲族的研究论文，2012年123篇，2013年134篇，2014年159篇，2015年131篇，尽管201年只有75篇，但仍可见“赫哲族”的研究热持续升温。但无论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是俄罗斯、日本学者的研究，“研究内容偏重语言、萨满教、伊玛堪、鱼皮文化等，缺少全面、系统、整体、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偏重于对赫哲人、那乃人、乌尔奇人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研究成果较少”(第21页)。基于此认知，郝著利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19世纪中期《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为分水岭，将跨界民族赫哲族300余年历史分成前后两个段限，对民族生态环境、民族溯源与跨界而居的形成、渔猎经济与氏族政治、生活习俗与文学艺术、社会组织与经济结构的变迁、赫哲人与那乃人生活方式的变迁等诸领域，通过纵向的历史考察与横向对比的综合性研究，揭示出赫哲人、那乃人、乌尔奇人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在外力的冲击和压力下由传统的原始氏族社会经济状态的渔猎经济直接向多种经济并存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具体表现为传统社会文化的弱化或消失与民族异化。这不仅拓展了赫哲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深度与维度，而且丰富了中国东北边疆(跨界)民族史的研究取向。由此可见，郝著在选题和视角上是新颖而富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在赫哲族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详赡地梳理赫哲族之民族源流、跨界而居之形成，细微地阐释赫哲人、那乃人、乌尔奇人的族群流变，是揭示“中国境内的赫哲人和俄罗斯境内的那乃人、乌尔奇人”(第20页)原本为一个民族的关键所在。历史上，赫哲“亦写作赫真、黑斤、黑哲、黑真、黑津、赫斤、赫金、黑吉、赫吉斯、贺齐克哩、盖青，皆同音异译或异写，为‘下游’‘下方’‘东方’之意”(第43页)，足见中原人对赫哲族了解甚少，缺乏官方的权威信息，史料“碎片化”现象严重。郝著通过对赫哲族的族源、族称内涵嬗变以及清朝对赫哲族经略的考察，指出“赫哲诸部，长期以来是一直包含于满语族先民挹娄、黑水靺鞨和女真之中的。大约自辽、金到元、明之时，才逐渐分成两个部族”(第55页)，其“主体部分与满族同源，在其形成过程中又吸收了部分通古斯—满语的民族成分，即鄂伦春、鄂温克、满洲、恰克拉，以及少量的古亚洲人尼夫赫(费雅喀) 成分”(第53页)。同时指出赫哲人与那乃人、乌尔奇人虽被“殊途”“异化”，但他们却是源于同一民族赫哲族，“赫哲人与那乃人同源同宗”(第101页)，“同宗同源性”(第21页)，“同源同种”(第211页)，只不过是赫哲人、那乃人、乌尔奇人的这种“自然凝聚”过程，在沙俄入侵后被外力强势打破，“自中俄分界以来，赫哲半居界内，半居界外”，中国侧的革依克勒、禄耶勒、虎什哈里、乌扎拉、加克索鹿、舒穆禄、董抗、福塔、尤喀敏喀等9个氏族与俄国侧的赫哲、毕尔达、毕尔缅克、阿克坦喀、嘎即喇、绰格乐、阿勒楚喀、涂墨拉勒、乌第堪、霍勉、鄂宁喀、赛马尔、奇津、奇勒尔、多秦、珠格、郭尔哈勒、柴赛拉、珑奇尔、哈勒滚、乌迪尔据等21个氏族(75-81页)，自此由中国边疆民族而被迫变为跨界民族，“即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小民族，以及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第62页)。尽管流寓于沙俄的那乃人、乌尔奇人不认同这种政治上的归属，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反抗，但最终还是“实现了中俄两国划江而治的局面”(第82页)，赫哲人、那乃人、乌尔奇人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认识无疑揭示了繁衍于中国东北边疆的赫哲族的自然凝聚状态被沙俄入侵强行“撕裂”戛然而止，被迫走上“殊途”，造成赫哲族之跨界民族的认同与异化，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一个跨界民族的全方位综合性研究，民族的政治社会结构与经济文化生活是必不可或缺的，欧潮泉先生在讨论民族学研究对象时指出：“由于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处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有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独特性以及独特的文化生活，亦即是构成每一个民族四大要素的独特性。因此研究包含于一个民族四大要素中的经济、政治、婚姻家庭、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等，便构成了民族学研究的整体内容。”郝著当然也遵循着民族学研究要素，对赫哲族的渔猎经济、氏族组织、联姻结亲、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进行了深入挖掘，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在深入剖析赫哲族的渔业、猎业、采集业、农业、饲养业和商业后指出：“赫哲族的社会文化是建立在全体族人信仰萨满教和单一渔猎经济生产模式基础上的原始氏族制社会和以渔业生产为核心的渔猎文化”，提出赫哲族属于“以‘渔业’为核心的渔猎文化类型，也是大河文明中的捕鱼文化类型”(第87页)，这既是赫哲族社会经济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要义所在。在深入解析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赫哲族社会制度后指出：“赫哲人最早的社会组织称作‘哈拉穆昆’”(第107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第110页)，尽管“在18世纪末的赫哲社会中，噶珊(村屯) 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哈拉达—噶珊达成为主要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第112 页) 。在考察赫哲族的传统渔猎生活习俗后指出，“赫哲族的生活习俗充满渔猎韵味和萨满精神”，“清代以来，在服饰、婚丧、礼仪、节庆等方面日益受到满族的影响，而清代满族的习俗又深受汉族礼仪道德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清代以来，赫哲族的习俗深受满、汉习俗的影响”(第164-165页)。有类于此者的客观总结与新见解，在郝著中不胜枚举。换言之，郝著所下的这些判断可谓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比较客观公允又符合历史实际，可以说是对20世纪前赫哲族政治社会结构与经济文化生活的一个准确定位。这不能不说是郝著研究的又一闪光之处。

在我看来，郝著的最为闪光之处就在于是书并未仅仅停留在恒常的民族学研究要素上，而是在此基础上颇有创见性地对跨界民族进行了民族比较学的新尝试，郝著以“社会组织”“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作为衡量之变量，对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赫哲人与那乃人进行横向对比研究，这无疑是跨界民族赫哲族研究的新洞见，体现出郝著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充满深情的学术张力。王健民先生说：“从人类文化学的学科发展上来看，研究跨界民族可以更好地认识民族发展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探讨民族起源、发生、发展、融合与消亡的规律。原来文化特征相同的一个民族在处于不同情境中的情况下，受周围相互差异的人文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在各方面可能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周邻民族的不同文化的影响，会使得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在边界两侧分别受该国主体民族或当地人口较多、经济较为发达的民族的影响而表现出相异的特点。有些边界两侧的跨界民族即使族名、族源、语言相同，但也会逐渐分化，相异性越来越多。跨界民族在边界两侧各自国家的发展，由于原有的民族特点逐渐消失，与周邻民族在各方面的共同性越来越多，有些民族可能会逐渐地融合到其他民族中，或发展为新的民族。”郝著在赫哲族的政治归属发生重大变化后，“赫哲人、那乃人(含乌尔奇人)踏上了不同的民族发展道路，社会文化开始呈现出差异性，以致发生了民族异化现象”，“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踏上民族现代化的历程”(第176页)的研究，下足了功夫，以至于在赫哲人、那乃人横向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提出若干值得学界深度思考的新见解，如“赫哲人、那乃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从传统单一的渔猎经济向多种经济门类并存的现代经济的转型，是在政府的扶持下，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第208页)。“那乃文学与赫哲文学相互辉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第222页)“那乃人、乌尔奇人的现代化程度略高于赫哲人。他们的社会文化变迁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落后民族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209页)“赫哲、那乃人社会文化变迁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种转型，即由以渔猎经济为基础的原始氏族制社会向多种经济门类并存的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由以萨满教精神为核心的渔猎文化向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族文化或以东正教文化为主体的俄罗斯文化的转变。从客观上看，这种转变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少数民族地区或后进民族现代化的一种模式。”(第241-242 页)“中、苏两国政府从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的善意愿望出发，积极扶持赫哲、那乃人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其结果一方面是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提高了民族体魄; 另一方面忽略了传统文化的保留，加速了民族同化的过程，即赫哲族汉化，而那乃人俄罗斯化。”(第229页)赫哲人、那乃人的传统观念“并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彻底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成为赫哲、那乃民族现代化的巨大障碍”(第248页) 。郝著的主张，使我们从赫哲族转型的视角动态地了解了赫哲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和总体趋势，这应该是郝著最为精华之处，也是对赫哲族社会文化转型研究的最重要的史学贡献，尤其是郝著在探讨赫哲人、那乃人的社会转型时所提出的“被动性适应型变迁模式”概念(第244页)更应引起边疆民族学研究的重视与回应。

众所周知，史料“碎片化”是制约赫哲人、那乃人、乌尔奇人研究的“瓶颈”，使之难于向纵深推进，这是研究赫哲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尤其是赫哲人、那乃人、乌尔奇人的横向对比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也是至今未有这方面专门著作问世的症结所在。在文献零散、钩沉重组以及域外俄文资料翻译、整理的情况下，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文献实力、搜罗史料的超强能力，尤其是具备优良的俄文翻译功力与洞察力。在郝著中，诸如搜罗“碎片”史料、翻译俄文资料、剖析解读之能力以及重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治学态度亦是相当突出的，尤其是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与域外俄文资料，利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强力整合，进行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进而做到了全面完整地认知赫哲人、那乃人、乌尔奇人由传统的渔猎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客观效果。同时，郝著还特别注意对中国学者、俄罗斯(苏联) 学者、日本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的利用，这无疑对赫哲族研究的学术利用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体说来，郝著无论是在布局谋篇抑或史料钩沉，都相当成功，既逻辑清晰，又思辨缜密，尤其是对赫哲族民族源流的认知、赫哲族渔猎经济与氏族政治的剖析、赫哲人与那乃人社会组织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赫哲人与那乃人生活方式变迁的比较民族学之考察，不乏真知灼见，故而极大地提升了赫哲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研究的学术地位，同时也增强了中国东北边疆(跨界)民族史研究的厚重。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