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崔明德 |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迁徙方向及特点 | 自由微信

【边疆时空】崔明德 |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迁徙方向及特点

From: 崔明德边疆时空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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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明德

烟台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国文化史及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迁徙历史中，“出东北”、“入中亚”和“进欧洲”，都对中外历史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流动迁徙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由东向西迁徙，二是由北向南迁徙。北方少数民族的流动迁徙具有跨度大、阶段性、多向性、艰难性和影响大等特点。尽管学术界已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流动迁徙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进行专题研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相信会实现新突破，逐步达成共识。

关键词：中国北方民族迁徙方向迁徙特点

只要一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人们总会想到“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这些主要是汉族人口迁徙的重要方式。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人口迁徙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速度更快，特点更明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出东北”、“入中亚”和“进欧洲”，都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大都是游牧民族，有的被称为“行国”，有的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的特点是逐水草而迁徙，牧场一年四季随着季节变化而转场，始终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如匈奴“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西域诸国中的蒲犁、依耐、无雷国等“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柔然“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康国“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突厥“随逐水草，不恒厥处”。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铁勒和回纥都是“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可见流动迁徙是北方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常态。

一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流动迁徙，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由东向西迁徙，二是由北向南迁徙。

中国古代由东向西方向流动迁徙的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柔然、嚈哒、突厥、回纥、蒙古等族，他们或举族由东向西流动迁徙，或部分由东向西流动迁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迁到了国外。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由东向西流动迁徙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东北地区由大小兴安岭北部溯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或从大兴安岭中部沿着海拉尔河，或从大兴安岭南端以及西辽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进入蒙古高原。而蒙古高原的民族一般沿杭爱山南北麓，越过阿尔泰山进入西域；或者越过阴山沿着黄河从贺兰山东麓进入河西和青海。二是祁连山南北麓。北麓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南麓沿湟水、青海湖西行，经阿尔金山东端，越过当金山口或索尔库里山口西行。经河西走廊西迁的有月氏、乌孙，经祁连山南麓西行的有羌等族。

中国古代由北向南方向流动迁徙的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蒙古等族。尽管这一方向的流动比较频繁，但只是一个民族的局部流动或部分流动，并非全部流动，而且由北向南流动迁徙的路程都比较短，有的得到了当时政权的许可，有的则得到了当时政权的大力支持，最后大都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由北向南流动迁徙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辽燕道，主要是东北与内地的通道，即从今大兴安岭东西两麓，沿河流南下到今之河北等地的通道。二是云中道，主要是蒙古高原与内地的通道，即从蒙古高原进入晋北、陕北等地的通道。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回鹘的一部分就从这两条通道迁移到内地，这也是中原汉族进入东北和蒙古高原的主要通道。如东汉政府曾允许一部分匈奴人进入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郡。三国时的乌桓大部也流动到这一地区，晋代鲜卑先进入这一带，然后南下进入中原建立北魏。唐朝初期，也曾允许突厥部落进入上述各地。北方少数民族由北向南流动迁徙的第三条路线，主要是经河套，沿黄河南下进入青海以及沿弱水、黑水(额纳河)南下经河西走廊进入青海的通道。这条通道直接与今西藏地区相连，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联在一起。晋代的鲜卑、明代的蒙古都经这里进入青海、甘肃等地。

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东向西方向流动迁徙的典型代表是大月氏、北匈奴、吐谷浑、蒙古土尔扈特部及锡伯族的西迁。

月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叶，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两支。秦汉之际，月氏人分布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月氏是游牧民族，司马迁称其为“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月氏与匈奴矛盾较深，因受匈奴侵扰，不断西迁。约在西汉高帝元年(前206)，匈奴冒顿单于西击月氏，大部分月氏人从今甘肃省西部西迁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西汉前元四年(前176)，月氏在匈奴胁迫下，继续向西迁徙，抵达准噶尔盆地。前元六年(前174)，匈奴老上单于又攻破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酒之器。月氏大多数部众继续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十余年后，即匈奴老上单于去世(前161)之前，乌孙王猎骄靡率部西进，击败大月氏，留居伊犁河流域。大月氏遂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南下击败大夏(即位于阿姆河上游一带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西迁至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在阿姆河北建立王庭。月氏从此离开中国，立国于中亚。大月氏大部分西迁之后，仍有一部分留在了伊犁河流域。约在1世纪上半叶，大月氏的贵霜翕侯创立了贵霜王国。3世纪，贵霜王国分裂，5世纪亡于嚈哒。在大月氏逐步西迁后，小月氏还继续留在今甘肃省河西地区与青海省湟中地区一带。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战国时期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统治大漠南北地区。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二部，南下附汉的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东汉和帝时，北匈奴被东汉和南匈奴联军击败，向西迁徙，最终迁到欧洲。

北匈奴西迁欧洲经过较长时间，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留居三个地区。

北匈奴西迁的第一站是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游牧地区，留居时间约为91—160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北匈奴被东汉右校尉耿虁所破，向西遁逃，越过金微山即阿尔泰山到达乌孙地区。匈奴人占据乌孙后，约在东汉桓帝延熹三年(160)继续西迁，其中一部分留在乌孙西北的匈奴人建立了悦般国。对此，中国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北史·西域传》记载，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后在鲜卑的威逼下，向西北继续迁徙，进入中亚地区。

北匈奴西迁的第二站是中亚的康居地区，留居时间约为160—260年。康居是当时人口较多、势力较强的中亚国家，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平原是其疆域的中心地带。汉代后期匈奴郅支单于已经率领一部分匈奴部落进入康居，曾一度控制过康居地区。汉元帝时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出兵诛杀郅支单于。一百多年后，北匈奴又占据了康居。

北匈奴西迁的第三站是阿兰或奄蔡地区，留居时间约为260—373年。阿兰原名奄蔡，其名最早出现于《史记·大宛列传》：“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后汉书·西域传》亦载：“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章。民俗衣服与康居同。”《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也有明确记载：“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即罗马帝国——引者。下同)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奄蔡在今顿河以东、里海以北一带，大致从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及南至高加索山脉之地，均为阿兰人的领土。

北匈奴可能在大月氏贵霜王国的驱赶和康居人的抵抗下，被迫由康居西北上，进入阿兰，与阿兰人战于顿河。阿兰人兵败，国王被杀，北匈奴征服了阿兰，占有其国。此时，北匈奴进入了欧洲东部地区。

匈奴击灭阿兰后，继续西进，约在374年攻入居住在黑海北岸的东哥德人的领地，东哥德人首领亥耳曼兵败自杀。375年，东哥德人投降匈奴。不久，匈奴人又渡过德涅斯特河，侵袭居住在罗马尼亚一带的西哥德人。西哥德人不战而溃，一部分向南逃至多瑙河北部的森林地带，另一部分则渡过多瑙河，逃入罗马帝国境内。由于匈奴侵入欧洲并在巴诺尼亚(今匈牙利河西一带)建立政权，驱使不少蛮族人进入罗马帝国，结果东哥德人进入意大利，西哥德人进入希腊等地，而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等地也被其他蛮族所占领。这样，匈奴人实际上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在“蛮族”的入侵下，罗马帝国于395年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匈奴人征服了东、西哥德人之后，又征服了北部的日耳曼人的部落，于是便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建立了东欧的强大国家。434年，匈奴人领袖阿提拉及其兄弟布列达继位为王。这时匈奴人的领土东起咸海，西至莱茵河，南到阿尔卑斯山，北到波罗的海，不少邻国向其称臣。

欧洲的匈奴王国与东罗马帝国多次交锋，东罗马帝国接连败北，被迫签订了屈辱性条约，承担向匈奴帝国交纳岁币等义务。451年，匈奴首领阿提拉因欲娶西罗马皇帝之妹荷诺利亚公主并以西罗马帝国领土之半作为嫁妆而遭到拒绝，遂亲率50万大军，攻打西罗马，遭到了西罗马帝国和西哥德人的联合抵抗，双方伤亡惨重，匈奴无意恋战，只好退回匈牙利境内。452年，匈奴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再次入侵罗马，但正值意大利流行瘟疫，匈奴军队被迫撤回多瑙河以东匈奴王国的首都。

453年，阿提拉因酒色过度突然死亡，匈奴人发生内讧，互相争斗，实力大减，匈奴王国开始瓦解。阿提拉一位弟弟在多瑙河下游、匈牙利地区定居下来，西迁的匈奴人就逐渐融入欧洲各民族之中。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西迁的匈奴人最终融于匈牙利人中”。其实，西迁的匈奴人未必完全都融入匈牙利人之中，有的会融入欧洲其他族之中，相对而言，融入匈牙利人之中的匈奴人总数会多一些。所以，在19世纪之前，匈牙利史学界普遍认为自己的民族与匈奴人是亲戚。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匈牙利学者克勒什·乔莫·山多尔曾前往中亚和中国寻根。现在还有一些匈牙利人自称是“匈奴后裔”，他们要求官方承认其少数民族地位。

当然，也有中外专家学者并不完全认同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后裔的说法。比如早在1937年，何震亚在《匈奴和匈牙利》一文中指出，匈奴与匈牙利其实没有关系。余太山也认为，“虽然匈人在名称上借用了匈奴的名称(可能是他们自称匈奴，也可能被别人称为匈奴)，但到底是不是匈奴，则没有充分的证据”。外国有学者很早就认为匈牙利人和匈奴人并没有关系，如英国学者伯利就明确指出，法国学者德·揆尼所认为的匈人即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的说法“是凭借幻想，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奥地利曼辰·海尔芬在《匈人与匈奴》(1945 年)一文中分析了匈奴和匈人在人种、文化上的差异，认为以往匈人即匈奴的假设缺乏文献和考古学的支持。美国丹尼斯·西诺尔在《内陆亚洲——历史、文明、语言概览》(1969 年)中称德·揆尼的观点是“被广泛接受而未被证实的理论”。英国学者汤普生认为：“匈人的来源，和对于四世纪的罗马人来说，是同样模糊的，无法知道的。至少从十八世纪以来，这个问题曾进行过不停的辩论，但毫无结果。”《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1990 年)进一步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匈人社会的主体成分与匈奴有历史渊源关系”。

中外学者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没有达成共识，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但如下几点尤为重要：一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本身就不一致，容易产生不同的解读。由于北匈奴被汉军彻底击溃，漠北处于混乱状态，加之信息不畅通，汉朝当时并不太清楚北匈奴单于所统领的部分人众究竟逃至何方，所以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就前后矛盾。如《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记载，“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但是，《后汉书·袁安传》则记载：“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后汉书·南匈奴传》“论曰”：“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以上记载的差异甚至矛盾，容易使后世产生不同的解读，对匈奴人是否在匈牙利建立政权产生怀疑，对匈牙利人是否为匈奴后裔产生疑问，更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分歧。二是从北匈奴西迁到活跃在欧洲舞台上，经历很长时间，其间曾征服过乌孙、康居、阿兰等政权，其中有的就加入了匈奴队伍，如阿兰人就曾加入过匈奴军队，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对此就有简略记载：“匈奴人蹂躏了……阿兰人的领土。匈奴人大肆屠杀以后，就和残余的阿兰人缔结同盟条约，迫使他们参加自己的队伍。匈奴人和阿兰人联合之后，他们的声势更加壮大了。”再如北匈奴在与鲜卑交战过程中，就有部分鲜卑人成了北匈奴的士兵。既然到了欧洲的匈奴队伍中有鲜卑人、乌孙人、康居人和阿兰人等其他民族，所以欧洲人就有可能对突然出现的称作匈人的骑兵队伍做出不同判断和界定。三是北匈奴从西迁到进入欧洲的较长时间内，在不同地域生活，有些匈奴人会与当地的其他民族通婚，所以最终生活在匈牙利的匈奴人未必就是纯种的匈奴人。四是在北匈奴攻占欧洲之前，欧洲人与匈奴人并没有直接联系，对匈奴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所以会对新出现在欧洲的这些人来源的认知产生模糊印象。当时匈奴人入侵的消息“传到哥德人其他部落那里，他们听到说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骤然来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完全弄清这些人的真正来历，也很难把已在中国史书中消失的北匈奴和后在欧洲兴盛的骑兵队伍紧密联系起来。总之，在未得到更确切的证据之前，不宜轻易否定匈人与北匈奴之间的联系。

吐谷浑亦作吐浑、退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其先祖游牧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省义县境内)。西晋末年，鲜卑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因与嫡弟慕容廆不和，便率领所部西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西晋永嘉七年(313)前后，又从阴山南下，经过河套南部，度过陇山，到达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自为君长”。吐谷浑死，其子吐延继位。吐延被羌酋姜聪所刺，临终前嘱咐其长子叶延速保白兰(今青海省柴达木盆地都兰县一带)。叶延在沙州设立总部，并以其祖父之名吐谷浑作为姓氏， “亦为国号”。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和国名。到5世纪中叶，吐谷浑成为西陲的一股强大势力。隋朝建立后，吐谷浑既与隋朝和亲，又与隋朝交战，其领地一度被隋朝军队攻占。唐朝初期，吐谷浑与唐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吐谷浑可汗伏允被唐将李靖击败，在西逃中被部下所杀，吐谷浑分成东西两部，西部以鄯善为中心，后归附吐蕃；东部居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共和县铁卜卡古城)，归附唐朝，与唐结成舅甥之国。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出兵灭吐谷浑，吐谷浑首领诺曷钵率领残部逃到凉州。唐肃宗时，吐谷浑在吐蕃的威逼下，再迁到朔方(治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白城子)及河东(治今山西省蒲县)。12世纪后，部分河东吐谷浑人重返甘、青故地，大都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

蒙古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西北的雅尔(今新疆塔城西北及俄罗斯境内的乌拉尔扎地区)，1628年，其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不合，遂率其所部及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越过哈萨克草原，于17世纪30年代，向西迁至当时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后因受到沙俄的侵扰和欺凌，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初，率领33000多户，169000多人，离开伏尔加河流域，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了祖国。当土尔扈特部最后到达伊犁时，只剩下15000多户，7万多人。其中一部分人继续留在伏尔加河流域，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一部分。

锡伯族是鲜卑的后裔。东汉时期，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4—5世纪，南迁至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政权，统一了北部中国。另有一部分鲜卑人依然留在大兴安岭地区，过着渔猎生活，逐步繁衍，成了今天的锡伯族人。在锡伯族历史上，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流动迁徙。17世纪，锡伯族归属清朝，被编入八旗。清朝统治者担心锡伯人众难以控制，便采取分化政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到康熙四十年(1701)之间，将三城锡伯族兵丁及其家眷迁到北京、盛京及其所属之开原、锦州、辽阳、熊岳、金州和凤城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的第一次大迁徙。为了加强新疆防务，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又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的锡伯族官兵中，抽调1016名年富力强者，连同家眷3275人，一起迁到新疆伊犁，屯田戍边。这是锡伯族的第二次大迁徙。现在新疆各地的锡伯族人，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三

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由北向南方向流动迁徙的典型代表是乌桓的内迁。

乌桓，亦作“乌丸”、“古丸”、“乌延”等，是中国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秦汉之际，乌桓活动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西汉高帝元年(前206)，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乌桓余部退保乌桓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因以为号”。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将匈奴逐出漠南，将乌桓迁移到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渔阳(治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右北平(治今辽宁省凌源西南)、辽西(治今辽宁省义县西)、辽东(治今辽阳市城区)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乌桓乘“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之机，又从五郡塞外南迁至塞内的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代、雁门、太原及朔方等郡，在今东北的大凌河下游、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和中部以及内蒙古河套一带驻牧。东汉末期，乌桓参与了中原地区的争斗，成了汉族武装集团争相拉拢的对象。建安十一年(206)，曹操亲自出征，攻破乌桓，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迁至邺城附近诸郡或蓟县(今北京市西南)、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一带。按照《后汉书·乌桓传》的记载，曹操“首虏二十余万人”。袁尚与楼班、乌延等逃到辽东后，“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在迁徙过程中，乌桓逐步由游牧经济转向农业定居生活。

四

从以上一些实例和史书记载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流动迁徙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跨度大。北匈奴迁徙跨度最大，从亚洲迁到欧洲，从蒙古高原经过伊犁河流域、锡尔河流域、顿河流域，最终落脚到多瑙河流域。吐谷浑由东北流动到西北，由今辽宁省迁到今青海省。西突厥别部突骑施虽主要活动在西域，但其可汗娑葛也曾有“移居千里”的举动。沙陀的迁徙跨度也比较大。沙陀又称朱邪，为西突厥处月部，其居地在金娑山(今新疆尼赤金山)以南，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以东。贞观年间(627—649)，不断有沙陀首领率部众归附唐朝。安史之乱后，沙陀依附回纥，贞元六年(790)又降吐蕃。元和三年(808)，其酋长朱邪尽忠率领其部众三方余落沿乌德鞬山(祁连山)东进。在与吐蕃交战中，朱邪尽忠战死，其子朱邪执宜率余部近万人、骑三千到灵州(今宁夏灵武)降唐。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亲自率众迎于塞上，将他们安置于盐州(今陕西定边)，并“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不久，尽忠弟葛勒阿波也率其残部700人到振武降唐。元和四年(809)六月，“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又部落众多，恐长谷价”，于是便令沙陀举军前往河东。河东节度使范希朝“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使以统之，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今山西忻县一带)。由此可见，沙陀迁徙跨度较大，由今之新疆，经甘肃，过宁夏，转陕西，最后抵达山西。位于北欧的萨米人与中古时代在中国北方历史上显赫一时的突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是阶段性。北方少数民族无论是往哪个方向迁徙，都并非一次性完成迁移过程，而是分阶段多次迁移。如乌孙先从今甘肃河西走廊迁到伊犁河流域，后又西迁到今吉尔吉斯斯坦国境内的伊塞克湖。南北朝时，乌孙在东部柔然的攻击下，再次西迁到葱岭山中。再如北匈奴迁到欧洲就经历了入乌孙、占康居、进阿兰等多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留居较长时间。大月氏西迁中亚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先由甘肃迁到新疆，然后迁到中亚阿姆河流域。拓跋鲜卑迁徙也经历过不同阶段，先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迁到大泽(达赉湖)，再迁到匈奴故地(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一带)，再从河套北部迁到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乌桓迁徙也具有阶段性特点，先南迁退保乌桓山，然后迁至五郡塞外，后又入居塞内。

三是多向性。从总体来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主要顺着由东向西或由北向南两大方向而迁徙，但就具体少数民族而言，往往是多向流动。比如匈奴分裂后，南匈奴和北匈奴就沿着两个方向迁徙，南匈奴由北向南迁移，北匈奴由东向西迁徙。再如东突厥在贞观四年(630)被唐朝彻底击败后，“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 唐) 降者甚众”。据史书记载，突厥向唐“降者几至十万”，仅迁居长安者就“近且万家”。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回纥在内乱、外患和天灾重压下，诸部溃败，“散奔诸蕃”，其相职与庞特勒(勤)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另有近可汗牙十三部南下归附唐朝。由此可见，回纥迁徙呈多向性，有的西迁到今新疆境内(天山南北地区均有回纥迁入)和今甘肃境内(主要是河西)，有的向西南迁徙到吐蕃，有的南下迁徙到云州(今山西大同一带)、朔州(今山西朔县一带)西到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加河东岸)区域。西域诸国因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人们大都“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利之所在，无所不到”。这就决定了这些少数民族会向不同方向流动。

四是艰难性。北方少数民族大都是在发生内乱、遭受自然灾害及外敌入侵情况下迫不得已而迁徙，因此，在迁徙过程中都非常艰难。如拓跋鲜卑的迁徙，就经历了“九难八阻”。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就是在乙毗射匮可汗“遣兵追逐”、“不常厥居”的情况下，“率其部落内属”。武则天垂拱(685—688)以后，西突厥十姓部落屡遭后突厥默啜可汗的侵略， “死散殆尽”，余下的六七万人随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徙居内地”。沙陀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沿着祁连山东进时，与吐蕃“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其迁徙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土尔扈特东归更是历尽千难万险。前有哥萨克拦截，后有沙俄政府军追击，在哈萨克大草原，一次就有9000名骑兵牺牲。在与哈萨克—巴什基尔人联军交战中，伤亡甚多，血流成河。东归途中，还要遭受严寒、饥饿、疾病之苦，据署伊犁将军舒赫德奏称：“此辈投出之时，正值严寒，隆冬时节从原地起行，至夏季始抵于此，途中又遭兵事，其蒙古包、帐篷等悉被遗弃，风餐露宿，行抵大瀚海数日不得水，故见水则不管其好坏即饮，食倒毙牲畜之肉，腹涨而死。又因汗病死亡者甚多。即便未受穷困饥馑之苦者，亦俱勉强到达。”

五是影响大。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都会对途经之地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不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北匈奴西迁欧洲的影响最为典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把东方与西方连在一起，把亚洲史与欧洲史连接在一起。其二是推动了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加快了罗马帝国分裂的进程。374年，匈奴渡过顿河，攻入东哥德，东哥德人被迫退至德涅斯特河以西的西哥德人境内。西哥德人在抵抗失败之后，其中的一部分约20余万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的国境。由于罗马帝国地方官吏政策失误，激起了一场叛乱，后来匈奴人和阿兰人的前锋也参加了这里的骚乱。378年，罗马皇帝法伦斯亲自率领军队镇压哥德人的骚乱，结果罗马军队大败，法伦斯被杀。罗马帝国与哥德人的交战，动摇了罗马帝国的基础。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在匈奴人迫使阿兰人和哥德人向西迁移后，一群原居于今匈牙利东部的新的哥德人，在其首领雷大盖斯的率领下，向西进入罗马帝国的巴诺尼亚省。由于哥德人的进入以及匈奴人在后面的追击，迫使居住在该区域已久的凡达尔人、过去来自匈牙利东北部的瑞维人以及前因被匈奴人驱逐而来自俄罗斯东南部的阿兰那人(即阿兰人)，从401年开始向西迁移。他们最先迁至雷希亚和诺里康两省(约即今之瑞士之地)，不久又继续西移，公元406年，他们又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今法兰西之地)。公元409 年，这三股势力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半岛，建立了三个王国，即瑞维人在半岛西北部建立的瑞维王国、阿兰那人在今葡萄牙之地建立的阿兰那王国、凡达尔人在半岛的其余地区建立的凡达尔王国，其后凡达尔王国更把势力扩张至非洲。其三是匈奴对东西罗马的进攻，加速了东西罗马的衰落和灭亡，“对欧洲古典奴隶制的瓦解，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其四是推动了民族交融。北匈奴由蒙古高原西迁欧洲，经过数百年时间，其间征服过一些民族和政权，队伍中吸收了其他民族，而且还与其他民族通婚，这些都势必会促进不同民族的交融。其五是把匈奴文化艺术带到了欧洲，对欧洲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的学者就认为，西迁的匈奴人把民歌带到了匈牙利，“如果把流行在讲西部裕固语地区的民歌和匈牙利一些古老的民歌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匈牙利民歌歌词和用西部裕固语演唱的民歌在结构(每节句数、每句音节数、押韵方式)上很相似，有一些曲调也是很相似的。匈牙利民歌中摇篮曲的专用字beil(呗哩)和西部裕固语催眠歌的专用beli发音几乎完全一样。这些共同因素很可能是由公元一世纪从我国北方草原西迁的匈奴人带到匈牙利去的”；“匈牙利古代民歌和裕固族西部的共同因素，结合史料考察，应是匈奴人直接或间接地从我国北方草原带到匈牙利平原去的”。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与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此外，匈奴的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也会对欧洲产生影响，当然北匈奴也会受到西迁途中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

尽管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迁徙问题比较关注，也已取得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进行专题研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比如少数民族迁徙除了自然灾害、环境变化、战争等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少数民族迁徙大都是被迫的，是否存在主动迁徙的现象，如有这种情况，主动迁徙原因何在？再如少数民族在长时段的迁徙过程中，民族文化会发生哪些变异？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如何转型？又如少数民族在迁徙过程中，与其他民族通婚情况如何，他们与其他民族交流交融情况如何，他们融入其他民族的模式及路径是什么，少数民族对迁入地是否适应？另如，少数民族迁徙后，其原居住地被其他少数民族所占有，如北匈奴西迁后，其地为鲜卑所占有，“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都自称鲜卑。那么，已迁徙的少数民族与后来占有其地的少数民族之间是否还有交流互动，如有交流互动，互动方式是什么？如何互动？还有汉唐时期入主蒙古草原的一些游牧民族，往往经蒙古高原越过阿尔泰山脉或准噶尔盆地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哪些部族或部落由此通道进入了欧亚腹地？他们通往欧亚腹地时曾在何处停留？等等。这些问题都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也有继续深化细化的空间。只要学者不懈努力，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实现新突破，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也会逐步达成共识。

【注】文章刊登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03期

责编：李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