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吴楚克 | 现时代理性认识的特点与中国边疆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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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主任，国观智库中国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边疆政治学。

徐姗姗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民族教育。

摘要：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过程中，经常听到关于一个新学科被认可的标志是进入学科目录，事实上，学科目录往往是滞后的，是在一个新学科被学界广泛研究、应用和普及的情况下，才被纳入学科目录，而且，学科目录这类类似商标注册，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因此，并不妨碍创建《中国边疆学原理》《中国边疆学通论》或者概论，只有学术研究力量的投入才能说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的成立，才能给类似中国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旅游学、边疆人口学、边疆民族学等提供理论支撑。与传统学科理论构筑不同，现时代人类认识事物和理性建构出现了新特点，本文就以这些新特点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边疆学建构的特殊性。

关键词：现时代  理性认识  中国边疆学  建构

关于学科建设，通常人们认为就是丰富一个传统学科、创造一个新兴学科、完善一个复合交叉学科，但对什么是学科和学科的诞生缺少哲学意义上的认知，这妨碍了人们在创建新兴学科和丰富传统学科时的思路和准备，也妨碍了人们在现时代人类认知改变的情况下对学科建构特征的认识，因而，出现一些背离认识规律和思维规律的学科建构理论。树立正确的认识和思维方法，是任何时代无论何种国家、哪类政府、什么大学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也是任何学科建立的前提。在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有更加科学的认识，才能对症下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学科与学术的区别，学科是学术研究类型与范畴的划分，是一个成熟学术思潮的归纳汇总与命名，本质上是人类科学探索与理性思维对象的分类。学术是学科范围内的科学探索与理性思维活动，学术思潮和学术研究突破学科范围创立新兴学科，就需要学科带头人群体。与学术带头人不同，学科创新更需要复合和交叉知识构成。构筑中国边疆学学科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边疆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前景？学科的学术源流是基于边疆历史还是基于边疆现实？中国边疆学自己的范畴体系应该如何提出？复合交叉学科的含义是否把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概念移植过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需要从根本上把握现代理性认识的特点，才能准确认识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核心问题。

一、当前中国边疆学理论构建形势与问题

1987年，马大正先生提出：“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如今，国内边疆学界正开启新一轮的边疆学构筑热潮，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也纷纷成立专门的机构或者教学单位以推波助澜。提出构筑中国边疆学，说明学术界就边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并不是所有的学科历史越久越好，有些渊源仅仅是思想的间接关系，不能把中国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史的关系混淆，就像不可能把民族学与民族史混淆一样。中国边疆学研究是基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要求提出来的，因此，观照其学术史就是遵循中国边疆学学术史中直接探讨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以观察其阶段性特征。

马大正先生所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是目前对中国边疆学学术脉络梳理最为详尽的研究成果，全书67万字，描绘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过渡到中国边疆学的发展轨迹，为构筑中国边疆学创造了学科史基础。正所谓“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最近三十年实践才有发展”。近百余年以来，共出现了三次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潮：一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二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突破了边疆史地限制，提出中国边疆学。长期以来，马大正先生苦心孤诣地指出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意义、任务、目的，并描绘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史。

第一，开始从边疆历史研究中探讨建设中国边疆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和开拓深化，以中国边疆学为研究主题或以边疆学理论建设为目的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1999年马大正在《光明日报》发表《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完善了他在1987年就提出的关于建设中国边疆学的思想。学界开始注意到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不能仅置于历史学范畴，如果要突出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就需要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有：邢玉林研究员发表的专论构筑中国边疆学的论文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方铁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中国边疆学源起于近代边疆舆地学、边政学及边疆史地研究，这些均属于历史学，因此发文指出，建设中国边疆学亟待厘清学科内涵、研究方法、古代治边理论实践、疆域的形成与巩固、现代边区的稳定与发展等。邢广程研究员提出了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的思考。李国强研究员提出：“有相关学科门类理论和方法的成熟性以及中国边疆学术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实践提供保障，可以说‘中国边疆学’已经呼之欲出。”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国边疆学兼具基础和应用两种性质，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的一门综合、交叉学科。从2008年第5期开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推出“中国边疆学研究”专栏，云南大学周平教授在此先后发表的《中国边疆观的挑战与创新》《中国的崛起与边疆架构创新》是研究中国边疆学很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

第二，开始从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走出来，探讨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两篇典型文章为例：一是马大正先生的论文《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文章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一门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这个定义对初创时期的中国边疆学具有引领作用，把“形成和发展规律”作为学科研究的重点，指出了中国边疆学的社会科学性质。但对中国边疆学的功能确认，文章又认为“文化积累功能和资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具体说，又可分解为描述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这个阐述是针对人文学科的，如果把中国边疆学定义为“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研究，那么，有些功能就不属于中国边疆学。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内容分类，文章认为暂且分为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前者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军事、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缘政治、边界变迁、边疆考古、边疆重大事件与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问题在于，“中国边疆”加“学”和“中国边疆学”是有区别的，中国边疆学是一个拥有内在逻辑的学科体系，这些内容会以材料的方式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服务，而不能单独构成学科内容。如果是中国边疆+名词，就依然是概念问题，而不是范畴问题。二是周伟洲先生的论文《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认为“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它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实用的学科。”显然，这个定义与马大正先生的不同，这是从人文学科角度进行的宽泛定义，如果从社会科学角度定义，那么把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方面就超越中国边疆学存在的意义。如果从范畴角度看，边疆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对象，正是边疆的客观存在为中国边疆学的建构提供了对象性关系，当我们把边疆作为一个概念与边疆存在的各类客观事实相联系时，就得出以上结论，这与马大正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该文难能可贵的是指出“边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1933年《殖边月刊》上，但没有如“边政学”流行起来，半个世纪后，中国边疆学开始萌动发展起来。

以上仅是挂一漏万的描述，事实上，学界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观点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中国边疆学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全新的思路，突破边疆历史的局限，面对客观的边疆存在，尽管不同历史空间范围内边疆的形态是不一样的，但边疆的客观存在证明有一个实体边疆。其次，需要把边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探讨，不能把边疆分割为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分别研究。其三，需要构筑一个全新的研究体系，把研究思路上升为“原理”高度，创造新的中国边疆学的范畴、概念和研究体系。所以，从哲学理性的角度重新研究中国边疆学科构建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和紧迫的。其四，作为一门发展中的新兴交叉学科，仅仅围绕边疆历史而展开理论研究的传统格局已被打破，呈现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研究者分别利用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

当代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正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近代以来的丧权辱国带给国人的自卑感正在逐渐消退，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关系进入一个全新时代，边疆被边缘化的时代已经远去，边疆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社会、语言等诸多关系的聚焦区域，如何提炼更有价值的历史认知，综合的全方位的研究解决“边疆问题”成为极为紧迫的国家治理课题，可以说是时代需要中国边疆学。而中国边疆学的确立就需要一个原理的规范要求，这是中国边疆学能够进行宏观分析与理论概括的学理支持和前提条件，也是中国边疆理论发展和现实需求的反映。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存在一个由零散到整合、由附属到主导、由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国边疆学到了一个需要对其理论和实践进行学科本体研究的阶段，也是其理论日趋成熟，实践意义日趋重大，完成其理论内容深化的关键期。因此，以中国边疆学为方向开展研究的社会意义重大。一方面指导边疆实践，如打击“三股势力”，维护边疆稳定；另一方面提高全民边疆意识，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提供可靠的智力成果，为实现强国梦服务。特别是“一带一路”蓝图日益成为中国走出去、发展与世界各国互利“双赢”关系的路线图，其中居于枢纽地位的“边疆”无疑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为尽快构建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强化边疆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任务。可以预测中国边疆学学科前景是辉煌的。

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必然基于实践对象

重温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会发现马克思在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示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远远脱离的情景，在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状况，“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而当代中国边疆理论状况是丢掉了传统思维的优势，踉踉跄跄跟在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和理论的后面，我们做不到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也没有真实地理解中国现实的本质。从本质上讲，这种状况是偏离党中央的根本指导思想的，正如习近平201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到的：“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必须学习和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正因为一些理论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没有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客观发展需要，甚至是为研究而研究，为课题而课题，搞乱了理论研究必须依据实践对象的原则。

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从实践对象中寻求规律性认识。就是说，第一，实践对象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客体，离开这个前提和客体，任何理论研究都属于“形而上的”。第二，学科产生的前提是实践对象的需求，是实践活动要求把客体对象的认识系统化、分类化、理论化，这是一个学科从具体走向抽象、从局部走向一般、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发展规律。第三，规律性认识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最高境界，把实践对象的开发探索利用达到规律化，就是让人们沿着正确的探索规律达到新的认识。可以说，从哲学到数学、从物理学到生理学、从天文学到宇宙学，再从经济学到管理学、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从传媒学到法学，包括今天所有新兴学科，没有一个不是以实践对象为产生和存在的前提。

当代学科的创新发展，首先发生在学科整合方面，因为，大量实践对象在生产实践中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要求相关学科也相互作用渗透，如分子生物学、电子物理学、地缘政治学、经济法学、国际战略学；很多学科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比如法学细化出商法、国际法、民法、刑法、知识产权法、商标法、海洋法等二级学科。在当代，一个新兴学科的出现往往是新兴产业和探索领域的快速成长而提出的客观要求，引领新兴学科的研究者就是要从新的实践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予理性的分析判断，不断积累和扩大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最终获得学界的承认。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没有在中国边疆学原理方面有突破性创新，主要原因就是围绕中国边疆学展开的研究都依赖边疆历史和边疆治理，少数区域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现实问题上，几乎所有当代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初创者们、研究家们都认为边疆历史研究就是中国边疆学最重要基础。

因此，以往没有提出中国边疆学的原理和范畴体系，就在于边疆研究的客观对象没有被新的知识体系所认知、归纳、提高、抽象，而新的知识体系就是通过跨学科交叉认识以往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这是一个哲学化思维的过程，总体思路上是通过国家与政权、国家与领土、国家与社会、国家制度与地方政权、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等方面建构中国边疆学理论。而研究视角主要从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需求展开。因此，研究中国边疆学的理论路径：一是从学科建设的逻辑思路出发，阐明中国边疆学的范畴体系；二是从内在对象出发即中国边疆区域和人口构成；三是从外在对象出发即周边地缘安全与跨界民族。

三、实践对象的拓展必然基于劳动分工

以上关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原则的观点，为中国边疆学构筑提供一种理论思路。把中国边疆作为研究对象，就必须把中国边疆在中国社会劳动分工的地位和作用摆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的基本面上，才能形成中国边疆“学”。

首先，一切社会的发展最终由这个社会的劳动分工水平决定。哪个民族首先实现了从简单劳动分工到复杂劳动分工，就证明那个民族在认识自身生存环境问题上超越其他民族。工业化分工的结果是生产的组织化和自动化，农业化分工依然是遵循生产的季节性和个体化，结果，“工业的民族”逐步称霸世界；近三百年中，“农业的民族”开始觉醒，开启了走向现代国家的步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构筑了世界民族与国家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民族到国家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先有民族而后建国家，一种形态是一个国家内部哺育了民族并走向国家。无论是哪种形态，到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发展前，人类世界上已经演绎了近两千个民族的兴衰荣枯史，到近代民族国家疆界的逐渐明确，民族的衰亡就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真正从国家意义上谈民族，只能是工业革命后的民族与国家，因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因此，当一个社会的分工达到从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推进时，民族间的矛盾就会因分工差距而凸显。

其次，现代国家的产生和边界的形成是劳动分工的直接结果。因为，当资本主义大工业制造出的商品迅速打垮本国传统制造业以后，这些商品必须占领更多的国外市场才能生存，用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使这些国家的疆界被廉价商品的自由流动需要所冲破。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这个时候，国家疆界保护民族生存的作用才真正体现出来，如果说封建时代征服只是代表着宗主权，那么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征服则意味着失去本民族的所有生产，失去本民族的生活，最终将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半殖民地征服史就是明证。所以，从国家民族的劳动分工分析国家疆界的形成和保护民族分工能力的角度，是深入了解中国边疆学内在本质的必由之路。

其三，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步伐远远超出传统模式，这是中国边疆学面对的最大现实。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跟上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正常步伐，而阻碍近代工业化进程的正是腐朽的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并建立新中国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为中国人民跟上世界工业化文明的步伐创造了“国家条件”。换言之，就是我们拥有了保护民族自身劳动分工发展进程的“疆界”，使我们的劳动产品流通和价值得到保护，经过一段时间，整个国家拥有了竞争力以后，劳动分工水平和民族文化自信才能获得“溢出效应”。应该说，这才是现代疆界的根本作用。

其四，劳动分工的差别是中国边疆学产生的必然因素。如果说国家疆界是保护一国之内劳动分工发展的“国家力量”，那么，国家内部劳动分工的差别也就必然表现在内地与边疆、内陆与沿海、因为，像中国这样广袤的国土和地域分布，发展不均衡是历史自然遗存。同时，中国边疆的主要部分大多由少数民族聚居地构成，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不多，那么，国家内部劳动分工的差别也必然表现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因此，由地缘状况和人口状况构成中国边疆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边疆研究的特殊意义和必要性，这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客观需求。没有这种客观需求，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虚假的、暂时的，从这点出发，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成功就是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思潮的高峰。

四、劳动分工的丰富化必然基于人类探索的需要

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对象性劳动的自然规律，就是说，没有探索就没有人类，正是对劳动对象的不断探索，人类才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划分出来，站到了自然的对面，充分地利用自然万物。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入，人类探索自然界更加丰富多彩，当然，也就促使劳动分工更加精细化。作为劳动分工的一部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必然随着劳动分工的精细化而不断发展，所以，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都是劳动分工丰富化的表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学科的产生是以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为前提，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实事求是。习近平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有机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因此，在思考学科建设时，关键问题是思考这个学科是否符合推进社会化劳动分工的需要，中国边疆学对促进边疆地区和边疆民族劳动分工发展有重大意义。

首先，中国边疆区域的客观存在要求边疆社会与内地同步发展。中国边疆区域一般与少数民族区域重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分工发展与内地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同，在过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时候，劳动分工的区域性特点不仅不是发展不平衡，相反是弥补由于生产类型差别而造成的劳动产品的不均衡，而且地区利益由于自然环境差别而容易平衡。现在，交通和信息的改变，彻底改变了产品的地域差别，自然也就把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劳动分工比较出来，边疆民族地区对社会产品的需求远远超出当地产品生产和分工能力。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边疆民族地区变得更加急迫和意义重大，因而，也是构筑中国边疆学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首要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国边疆学产生的客观现实需要。

其次，边疆民族劳动分工的特殊性要求理性认识和理论指导。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劳动分工是受传统生产方式制约的，而传统生产方式又受自然环境和周边关系影响，并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因此，边疆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首先需要获得科学的理性认识，然后才能准确理解他们的劳动分工水平和特点，进而才能准确认识边疆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特征。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逻辑递进过程，不能颠倒顺序。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理性认识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相反，对边疆民族问题的主观的、教条的、表面化的研究比比皆是。因此，构筑中国边疆学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和现实提出的重大任务。

其三，当代中国“治国必治边”要求构筑中国边疆学科。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从“治国”的高度来认识“治边”体现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曾经不是埋头政治，就是埋头经济，没有抓住“以点带面”，从而获得稳定快速发展。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扩展迅速，边疆地区已经是“走出去”战略的前沿阵地，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佳平台，这就要促进边疆社会全面发展，也就要求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因此中国边疆学理论建构恰逢其时。

五、国家边界的本质必然是保护劳动分工的发展空间

从氏族发展到部落，就已经有地域意识，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在岩画集中的地方，会发现构成岩画群的地域具有相对完整空间，就是集中在一个三面环山，或者背靠一处峰峦，或者主要岩画在山崖面对的开阔处，因为，这些岩画在昭示着部落的“领域”。今天的人看到的只是一种“场域”特征，而在当时就是“领域”概念的萌芽。出现游牧和农业的分工以后，“城郭”代表的农业手工业国家与游牧领主国家之间就产生资源和财富争夺，事实上，由自然环境决定劳动分工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是农业的还是游牧的，都存在一个保护人口和资源平衡发展的问题，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劳动分工和产品打破地域限制，国家疆界才凸现出保护本族本国劳动分工和产品价值的功能，于是，殖民战争时代到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被各国所接受，因为，保护国家疆域的战争和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不可战胜的力量，无论什么民族，无论什么国家都要尊重领土主权和国家平等。于是，边疆的意义被真正提升出来。

第一，先有边界后有边疆。如果现代国家疆界产生的本质是保护本国劳动分工和产品价值，那么边界的划分就要依据历史和民族居住状况，一旦边界被相邻国家所承认，边界后面的领土就会依照形状、大小和居住人群来区分其性质和类型。有的沿边地带是城市，有的是河流，有的是高山，有的是平原，有的根本不存在边疆区域，过了边界就是与内地完全统一的地区和人口，这种情况就只有“边界区域”，而不存在“边疆区域”。只有当沿边地域因环境和居住人群与本国内地明显区别或者广阔到必须建立边疆区来管辖，边疆才具备存在的客观条件。

第二，边疆区域与内地区域的差别是通过“边界线”和“内地线”来划分的。边界是保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指领土安全和本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生存发展的本质就是劳动分工的权利，是不让本国人民的劳动市场和生产产品被别国肆意占领，让本国人民获得安定的生活。然而，被“内地线”划分的边疆区域其人民的生存发展权利不仅要得到国家“边界线”的保护，更要得到“内地线”外的区域的支持和保护。这就是边疆的意义，这就是中国边疆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边疆学的应用基础。

第三，“国际经济一体化”扩大和加重了边疆区域的作用，“边疆区域”生态环境成为内地线的“绿色屏障”。事实上，“国际经济一体化”突出了国家边界的作用，强化了国家在保护本国经济发展方面的力量，表现在国际货币、商品流通、人口移民和投资方面的权利不断加强。中国边疆区域的贸易流通和人口流动作用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显现出来，关键因素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环境，在交通通讯快捷的时代，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因为，文化多样性和环境是未来人类追求的核心内容，而中国的边疆具备这两个先天优势。因此，这就成为中国边疆学产生的内在动力和未来希望。

总之，从学科构建的角度探讨中国边疆学理论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是现代人类理性思维已经突出传统学科分类和学术规范，具备跳跃式的学科整合和跨越式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新的实践领域在不断开拓中促进新兴学科的产生，需要学界迅速把握学术思潮脉络。构建中国边疆学就是其中一个渐趋成熟的代表。

【注】文章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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