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王玉冲 郑坤芳 | 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机遇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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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冲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边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学和中国边疆史。已发表《历史维度下的现代边海防建设》《论晚清边防观念的转型》等论文。

郑坤芳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文法系讲师，历史学博士。已发表《嘉道时期海防思想的演进》《论李兆洛的教育思想》等论文。

摘要：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安全局势正经历着深层次的调整与变革，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走私问题、毒品问题等问题错综交织，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替升温并趋于常态化，使得安全问题变得难以管控。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导，以利益共享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情怀和担当。安全共同体是符合区域安全实情的中国倡议，它必将扫除各种障碍，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之路，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区域安全 周边国家 非传统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周边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为区域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和猜忌亦随之加深。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与周边各国安全问题彼此交织的新时代，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构筑安全共同体，是达成和解、创造共同繁荣的必要路径。

一、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挑战

当前，中国与周边区域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高地，世界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各国在大小、强弱、发展程度、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历史遗留因素较多。另外，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安全局势也在经历着深层次的调整与变革，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走私问题、毒品问题等问题错综交织，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凝聚共识、构建安全共同体的道路上，依然挑战重重。

（一）大国战略挑拨与遏制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困境。而中国成功应对危机，凸显了“中国模式”的发展优势。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鼓噪“中国威胁论”，在地区事务中孤立中国，不断挤压中国的周边发展空间，加剧了中国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2017年，特朗普执政，其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致使全球化遭遇“逆风”，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周边环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了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夺取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美国部分智库学者和政要认为，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会给美国的影响力带来挑战。

为重塑地区秩序，巩固自身霸权，2017年11月，美国推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意图“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强调，美国的盟友对于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至关重要。美国欢迎印度崛起为全球领先大国和更强大的战略和防务伙伴。美国将寻求扩大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合作。2018年7月和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体现了美国拉拢东盟的用意。8月13日，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充斥冷战思维，渲染中美对抗。此外，美国还无视中美经贸合作的互惠性，无视中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并使之不断升级。“印太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和贸易战等，反映了美国将中国臆想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焦虑，折射出美国冷战思维的回潮之势，给现有的国际安全体系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受美国挑拨和中国崛起的刺激，日本、印度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牵制中国的发展，实现本国狭隘的战略利益。日本力图通过加强同印太地区国家的安保合作，以东海南海联动的方式限制中国。印度借势美国，实行地区霸权主义，阻挠中国参与南亚及印度洋事务，公开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不断发生边境争端甚至对峙，抵制中国产品，防止南亚国家建立所谓的“依附于”中国的经济体系，与域外国家一起牵制中国。2018年10月，印日两国第三次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在“印太战略”逐渐“实心化”背景下，印日防务合作的升级势必会给中国周边区域的安全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重返亚太”和“美国优先”政策，虽然改变不了中国周边地区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但却已构成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共同体建设的重大障碍，必须对其保持警惕并有所准备。

（二）领土与海洋权益问题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周边区域尚存在诸多的领土纠纷。敏感的领土问题极易被域外大国利用，掀起局部冲突，成为中国周边区域的潜在威胁。在域外大国的挑唆下，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国家，不惜歪曲历史、制造事端，对区域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另外，日俄、日韩、印巴等国间的领土冲突也是中国周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2016年7月以来，在中国及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渐趋平稳向好，务实合作趋势持续增强。2017年8月，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2018年8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体现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好南海和平与稳定的智慧、决心和能力。但是，出于牵制、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仍在不断捏造借口、炒作南海问题。2017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上无端指责中国在南海地区岛礁正常建设。2018年8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报“突发新闻”称，该媒体记者当天随同美国军机飞越南海上空时遭中国军机6次警告。但这只是美国军方与CNN联手制作出来的一个“秀”而已。9月30日，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美国罔顾南海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一再寻衅滋事、制造紧张，严重危害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东海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两国关系跌入谷底。日本将中国在钓鱼岛领海内的常规巡航视为挑衅，中国每一次例行巡航，日本都要做出过激反应。2018年7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修订后的高中“学习指导纲要”，要求在高中教育中加入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领土争议等内容。日本2018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妄加评论，肆意歪曲中国海警船巡航钓鱼岛海域等正当行为，称中国“单方面升级”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颠倒事实、炒作周边威胁，其实质是为强军修宪制造借口。日本一再为海外军事行动松绑，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中印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由于边界问题，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并不顺利。印度对中国的发展异常敏感与警惕，以致其疑惧重重。2017年，印军非法越过中印既定边界，侵犯中国主权，粗暴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了中印关系。中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若要妥善管控风险，尚需两国不断加强对话和沟通，增强两国的战略互信。

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等是中国周边潜在的威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于2010、2012和2015年三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引发了日本的强烈抗议。美国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其实质是担心领土问题解决会缓和日俄关系，丧失日本这一战略同盟国。尽管俄日之间就岛屿争端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但由于两国各自立场没有软化，岛屿之争仍将继续，在可预见的未来，俄日关系很难有根本的改善。

自1986年开始，韩国每年举行两次“独岛防御演习”，每年的“独岛防御演习”都会引起日方的愤怒回应。日韩双方在竹岛（独岛）问题互不让步，都持有强硬的原则立场，双方领土争端在短时期内也没有解决的可能性。

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周边区域的领土与海洋问题在冲突与和解之间摇摆，至今仍未探寻出解决之道，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整体安全局势还未得到根本改善。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

中国与周边国家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区域互动的增强也带来了病菌、疫情的快速传播，为暴力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以及各种极端力量、思想、观念在周边区域的勾连提供了通道与平台。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日益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注的重点。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中国与周边区域和平稳定的极大威胁。如：金新月和金三角地区的毒品问题已成为困扰区域稳定的“毒瘤”。毒品问题与武器走私、跨国犯罪等问题又互相作用影响，威胁着区域国家的利益。中亚、南亚等地区恐怖组织与极端宗教组织相互勾结，使区域安全协作水平和能力面临新的挑战。经济的跨国联动发展将中国与周边国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区域国家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同时，也承受着与日俱增的经济联动风险。总之，中国与周边国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联动性更加突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各种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解决起来难度更大。

中国与周边的区域一体化在促进经贸、人文交流的同时，带来了区域交通、经贸与社会互动的提升，也带来了周边区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集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替升温并趋于常态化，使得安全问题变得更加难以管控，这是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必须应对的挑战。

二、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机遇

安全是人类内心深处最基本的渴望。应对安全威胁、满足安全需求、实现共同发展，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求和内在动力。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共同维护了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为消除隔阂，促进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不断探寻合理管控危机的方式与机制。这些探索，为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应对安全困境是构建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的现实需求

在中国与周边区域，有冷战时期军事安全同盟的残留，有领土与海洋争端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错综交织，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交织联动，致使任何国家单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构建安全共同体，合力解决安全问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现实需求。

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韩国执意部署“萨德”，不仅导致了朝鲜半岛南北之间对立情绪的升级，而且使韩国10家企业的市价总值减少了1.405万亿韩元。“朝鲜和美韩，就像两列在同一轨道上相向而驶的火车，都不愿采取妥协、‘变轨’的策略，而是企图‘硬碰硬’，以高压态势迫使对方屈服，其结果将是极其惨重的”。部署“萨德”并未给韩国带来经济安全的双受益，反致韩国经济安全的双受损。对抗不仅未能给区域带来和平与稳定，反而致使区域局势更加紧张。印度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导致中印边界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边界问题时常紧张。与中印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俄之间以有关边界条约为基础，依据国际法准则，本着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精神，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俄两国睦邻友好得以深化发展，不断谱写着合作共赢的新乐章。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区域总体上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局面。但是，中国周边地区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复杂交错，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大国挑拨与地区热点问题相伴而生，安全问题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综合性、叠加性特点。区域安全问题只能以整体思维加以解决，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建设安全共同体，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共同安全威胁的现实需求。

（二）谋求共同发展是构建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内在动力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贸领域深度交融，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促使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机制逐渐形成。中国几乎参与了周边所有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联系的增强为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与保障，共同发展与繁荣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民对未来生活的共同憧憬。

秉持合作共赢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历经5年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连点成线到面，基础设施联通网络初步成型，沿线产业合作形成势头，各国政策协调不断加强，民众开始从合作中得到实惠，彼此距离进一步拉近。”“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但是，一些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从狭隘的“地缘安全”“政治安全”出发，对中国的发展存在矛盾心态，对“一带一路”倡议反映相当消极。例如，印度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有围堵印度之嫌，对“一带一路”持消极抵制的态度。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焦虑和警惕，并采取“有限度对接”政策“多角度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各国人民共同呼声。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在实践中，中国始终把维护安全稳定放在重要位置，为确保区域长治久安和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带着“中国印记”、体现“中国智慧”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上超越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经济上超越了恶性竞争、利益博弈，文化上超越了文明偏见与隔阂，筑牢了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打造了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

右手握手、左手握拳，不会产生真正的友情。右手经济合作、左手军事对抗，不会产生真正的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和解与安全的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谋求共同发展，中国与周边各国需要充分挖掘安全合作的潜力，探索适合地域实情的安全合作模式，不断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与安全协同促进的安全共同体建设。

（三）既往安全合作为构建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经验积累

冷战结束后，中国参与周边安全合作的组织不断增多。在安全合作中，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理念，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中国—东盟安全合作、澜湄合作等组织在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引领周边安全新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对安全合作的既往探索，为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积累。

1996年，中国提出“新安全观”，积极倡导通过合作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1997年以后，中国先后六次参加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朝、韩、中、美四方会谈机制。2003年以来，中国更是投入大量的精力，促成了“三方会谈”及多轮“六方会谈”的召开。中国通过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共同维护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2015年4月24日至2017年10月10日，中俄两国就东北亚安全问题进行了8次磋商，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建设性参与了东北亚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进程。在东北亚局势发展的若干关键节点上，中国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防止了局势失控。

在中国积极推动下，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务实合作不断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密切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逐步形成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是国际安全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山水相连，利益紧密交融，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和紧密的友好邻邦。共同维护和促进地区持续和平和发展稳定是澜湄合作的重要宗旨。“没有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澜湄国家的发展繁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变幻，澜湄流域国家都是分不开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为各国乃至本地区的发展和安全利益多做加法和乘法，培育持久和平、稳定发展的深厚土壤”。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中指出，要“加强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确保粮食、水和能源安全”。澜湄合作“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顺应时代潮流，合乎民心民意”。澜湄合作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展现了勃勃生机与活力，打造了协调发展新格局，擘画了区域一体化新蓝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版。

中国在参与区域安全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安全理念与模式。在实现共同安全方面，中国紧贴区域发展实情，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安全合作，深入促进了区域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的路径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美国、俄罗斯、东盟、日本等国的政府、智库和专家学者多次提出亚太安全构想，但涵盖亚太国家的安全架构至今尚未完全形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阐述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和设想。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为内涵，实现安全与发展齐头并进的互动格局，是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路径。

（一）以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安全共同体建设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前进一大步，行动才能跟进一大步。解决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树立“和则共赢、合则同安”的新思维。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已成为利益叠加的共同体，一国安全遭遇威胁，另一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构建安全共同体，必须从区域整体思考谋划，从共同安全中探寻自身安全，在可持续发展中寻找可持续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世界格局重新调整，国际社会重新洗牌，一些没落大国开始不甘心、不适应，一些发展缓慢的国家开始忧心忡忡，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呈现出五味乏陈的心态。“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等传统论调开始了新一轮热炒，所谓“领土纠纷唯有用武力才能解决”“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中印必有一战”等观点再次甚嚣尘上。针对不合时宜的论调，阐明安全共同体架构建设的理性思路，驳斥威胁和平与稳定的悲观论调，创新处理国际安全问题的方式方法，成为构筑安全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亚洲新安全观”时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同有关国家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支持东盟、南盟、阿盟等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中方将一步一个脚印加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伙伴。”“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愿意支持和帮助亚洲各国人民实现各自的美好梦想，同各方一道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亚洲梦，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充分表明强大起来的中国正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以人类整体安全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不仅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同，而且有利于将中国与周边国家连接为有机整体，推动亚洲安全与发展的稳步前行。

中国提出的促进亚洲安全合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倡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亚洲安全观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思想符合时代潮流和区域实际，是对西方传统安全观的超越。构建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必须充分挖掘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引导周边国家树立新型安全理念，培育有利于促进区域安全合作的“共同价值观”。

（二）以命运共同体理念整合推进安全合作机制建设

为应对共同安全威胁，中国与周边国家已建立了双边或多边战略关系、区域合作组织等安全合作机制。但是，中国周边区域的各类安全机制在成员主体、覆盖区域和功能主题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叠，碎片化的安全合作降低了安全合作效能。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整合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符合区域实际情况，涵盖区域整体利益的综合性安全架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需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面临着诸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灾害、区域污染、跨界洪灾、粮食短缺、移民难民问题等），以和合共赢的模式，构建安全治理机制，是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所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命运共同体是“多元多边主义”安全合作的探索。这些合作组织以整体视角来考虑安全问题，合作手段具有综合性，合作制度具有多边性，为构建安全共同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关系，是安全共同体建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边安全合作越多，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内容就更丰富，意义就更重大，基础就更牢固。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东盟成员中的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和阿富汗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邻国”，只有“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同步推进，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

在整合周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可以从具体的安全合作机制入手，统筹谋划，择机推进。如：上合组织搭建了地区国家良性互动的平台，解决了成员国的安全互信问题与和平相处问题。上合组织和平、合作的理念结出了惠及区域的硕果，加入上合组织，能够享受地区和平与合作带来的溢价。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增多，合作外延不断拓展。澜湄合作已从“培育期”顺利迈向“成长期”，进入了全面实施新阶段。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澜湄合作还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东盟愿景2025》《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和其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愿景。澜湄合作秉持开放包容精神，可以同东盟、湄公河次区域等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补充，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中国与周边国家以现有安全合作机制为基础上，谨慎持续推进双边与多边结合、“小机制”与“大框架”结合、安全机制扩容等方式，密切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推动包括“大国协调”或“大国协治”在内的区域综合安全治理，促成各种合作机制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的的历史性突破。

（三）以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引领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需要不断提高区域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能力。如果安全合作机制无法提供优质的公共安全产品，不能为区域国家带来安定的发展环境，安全合作的倡议将无人问津。反之，如果安全合作机制能够搭建区域良性互动平台，增进区域战略互信水平，创建区域安全环境，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就能产生吸引力与辐射力，助推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

中国周边区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边界摩擦、领土纠纷、民族宗教冲突等各类安全矛盾错综复杂。近年来，国家安全问题的外溢效应日益突出，中国与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内生需求不断上升。随着区域力量结构的调整，旧有的霸权治理体系结构被打破，新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尚未形成。在新旧矛盾多发的国际体系转型期，中国在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下，创造性介入参与了区域安全建设。中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同有关国家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支持东盟、南盟、阿盟等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同俄罗斯共同提出亚太安全与合作倡议，为巩固和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为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而不懈努力。中国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应有贡献”。

博施众利、兼济天下，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传承的理念。中国总是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主动为周边地区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中国倡导的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关注区域整体利益，向世界许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也以实际行动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积极承担着责任。中国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13亿多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还积极探索安全信任机制为基础，多层次安全合作机制为内涵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维护世界整体和平与繁荣、促进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福祉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拉动全球增长的引擎、国际反恐事业的盟友、斡旋热点问题的伙伴、守护国际秩序的支柱。事实证明，安全共同体建设与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打造安全共同体，才能加强各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有效提高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只有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不断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使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受益，才能增进区域国家对安全合作的信心，不断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共同体建设。

当今世界，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国内与国外威胁勾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与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导，以利益共享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情怀和担当。安全共同体是符合区域安全实情的中国倡议，它必将扫除各种障碍，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之路，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注】文章原载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责编：杨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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