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李 硕 | 汉长城西端新发现城址与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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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硕

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现供职于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从事中古军事史、历史地理、边疆民族问题研究。著有《铁马楼船北府兵》《从大漠绿洲到玉石山谷：南新疆探索图文志》等，在《中华文史论丛》《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摘要：斯坦因曾在汉长城最西端终点处发现三座城址，后来再未见著录。笔者结合卫星照片与实地踏勘，发现实际有两座城址，位置与斯坦因所记有一定距离。结合附近烽燧出土的汉简，考证其中一座城址可能是西汉宣帝之后的大煎都侯障治所，即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由此可以对汉长城最西端的防御体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敦煌 玉门关 汉长城 大煎都 斯坦因 亚洲腹地探险

斯坦因于1907和1914年两度考察敦煌汉长城，并在长城最西端发现了三座小城基址：

从T4a所在的黏土台地脚下起，长城线走向相当清楚，就像是一道4英尺高的狭窄的土丘，穿过一片长满芦苇的平地……几乎就在T4a和T4b连线的中点上，长城边上有一处堡垒式的遗迹，长约250码，高出地面近15英尺。它面向正西，隆起线虽然并不直，而且还高低不平，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人工建筑。紧挨着这处遗址的南面，还有一处面向正东、长约400码的遗址。北面还有另一处面向正东、长约280码的遗址。也就是说，后两处遗址是相互平行的。

斯坦因说的这3座遗址在汉长城最西端，位于T4a（D10）和T4b（D11）烽燧之间。但他并未将其绘入考察地图，后来的长城考古和研究也未见提及。2013年底李岩云发表《敦煌河仓城址考》，宣布在汉长城最西端新发现一座城址，并命名为河仓城。此河仓城遗址与斯坦因所记城址比较接近，但非同一遗址。

近年来，笔者也曾对敦煌汉长城进行过一些考察，汉长城最西端是无人区，目前属于西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环境荒凉交通不便，且禁止游客进入。2012年11月，在敦煌湿地管理局及其下属玉门关管护站的帮助下，笔者借助卫星照片进行了三天实地踏勘，发现汉长城尽头确实有两座小型城址（其中一座即李岩云文所谓的河仓城），但未如斯坦所言在D10和D11烽燧之间，而是在D10正南方2千米处，另一座在D10西南方4千米处，均为未著录遗址（见图1）。

先看第1座城址。卫星照片显示，汉长城延伸到榆树泉盆地东侧后，从D10烽燧折向正南方，经2千米后终止于雅丹高台。在斯坦因1907年的考察中，就将宿营地设在这座雅丹高台之上（171.a营地）。李岩云《敦煌河仓城址考》称，在雅丹上新发现了一座烽燧的残迹，笔者在2012年未能见到，但在这座雅丹上曾见到烧过的灰土、切过的羊骨等，可能是斯坦因营地的遗迹。雅丹东南侧约400米处，有一座近似正方形的小城，边长约100米，方位角北偏西约10度。城内亦有两道南北向墙迹，构成了东西两厢布局（图2、3）。湿地管理局工作人员沿用了以前民众对此地的称呼马迷兔，故本文将这座城址称为马迷兔小城。小城东100米处还有一方形附属建筑痕迹，约30米见方。《敦煌河仓城址考》发现的河仓城就是这座城址。笔者踏勘及写作本文初稿时，尚未得见《敦煌河仓城址考》，现亦不赞同将该城址命名为河仓城，原因详见后文。

先看小城所处的环境。在长城尽头、雅丹台地东侧100余米处是一座盐湖，盐湖南偏东100余米处就是卫星地图中的马迷兔小城遗址。这里地下水涌出多且含盐碱量高，造成地面严重板结龟裂和盐碱化，周围是茂盛的芦苇、灌木，车辆难以通行，步行亦多不便。笔者没有GPS，只能请管理局工作人员用GPS记录下了一个经纬度数值：北纬40°16′54.40″，东经93°25′24.1″。《敦煌河仓城址考》记载的则是北纬40°17′23.20″，东经93°23′34.56″，两者相差约2.7千米，远远超出了步行范围的误差，所以怀疑是GPS规格不同所致。

在马迷兔小城西偏南方约2千米处，还有一个更大的疑似城址，卫星照片显示其东西长约200余米，南北宽100余米，方位角也呈北偏西10度。但和前面的近正方形小城比，这个长方形城址的轮廓线较细，形状也不标准，显得不够正式，使用时间应不太长，本文称之为“疑似城寨”（图4）。它的东方、特别是北方，还有很多似非自然形成的痕迹。

巧合的是，“疑似城寨”和斯坦因1907年考察时记载的“一个长方形状，大概有500英尺长，宽则为长的一半左右”的形状非常相似，虽然斯坦因记录的位置与它很不同。《敦煌河仓城址考》则未提及此遗址。从马迷兔小城去往“疑似城寨”颇为艰难，除了茂密的芦苇灌木，还有很多盐水洼和盐壳，如果是夏季将是非常泥泞的。疑似城寨遗址完全淹没在芦苇荡和盐沼中，无法进入，笔者最接近观察点，在其西偏南约300米处的小雅丹上，GPS显示为北纬40°16′07″，东经93°23′16″。

马迷兔小城和疑似城寨，与斯坦因发现的遗址有2—4千米的差距。而在斯坦因所描述的遗址处，今天无论是实地踏勘还是卫星照片，都已看不到任何人工建筑的痕迹。这是何故？笔者曾怀疑是斯坦因的原始记录有误，弄错了几座烽燧的编号。但后来否定了这个怀疑：首先，斯坦因的勘测和记录极为准确，关键地点一般不会混淆。其二，斯坦因第一次考察时（1907年5月初）就宿营于盐湖边雅丹高台上，似不可能把距离雅丹仅400米之遥的马迷兔城址误记到更远处。

如果不是斯坦因的记录错误，今天面临的解释难题更多。首先是斯坦因当初发现的三座城址，今日为何完全无影无踪呢？这个问题尚难解答。第二个问题是，马迷兔城址距离斯坦因宿营地仅400米，他为何未能发现？可能的解释是，在1907年宿营时，斯坦因曾失火点燃了营地周围的草木：

4月30日这天……选择一个好的宿营地……劳工一边坐在地上抽着烟，一边等着拿他们的包裹。不一会儿，他们在丛林中燃起了篝火。他们不注意时，篝火蔓延了开来，把其他的东西给点着了。黑暗之中，忽然刮起了一阵强劲的北风，火势因而越来越猛，而且火借风势蔓延得出奇地快，终于把矮小的灌木丛和芦苇地也卷入了火海。在冬天叶子尽落的宽阔的树林中，火苗到处乱窜，看起来非常壮观……5月1日早上，我出发去寻访附近的遗迹，并勘探这片新地。在这个过程中，有水中着火的奇怪现象，但我并不感到困惑。

第二天（5月1日）斯坦因开始考察时，营地周边的火势还未完全熄灭，即所谓“水中着火的奇怪现象”，这可能妨碍了他对营地附近及西南方的考察。至于营地的东北方、他发现三座城址的地方，则未被大火烧及，所以他描述的城址附近还是“一片长满芦苇的平地”。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考察这里，主要是深化整理第一次考察所见遗址，再未注意新的遗址。

本文所谓马迷兔小城，李岩云《敦煌河仓城址考》根据唐代敦煌文书，认为是《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及《通典》《太平寰宇记》等文献中的河仓城。笔者认为，这些文献中并未记载河仓城的具体方位，马迷兔小城并不临河，与“河”字无涉，“仓”字则指粮仓建筑——斯坦因发现的大方盘城遗址。“马迷兔小城”属西汉长城系统，仅依据唐宋人的地理书不足以揭示其真相，应通过唐人未曾见到的汉简来研究，此城应当是汉简中多次出现的大煎都侯障。下面就根据长城西端诸烽燧已出土的汉简进行分析。

20世纪初，斯坦因对敦煌周边的长城烽燧进行发掘，获得了大量汉代的驻军简牍，他和沙畹通过释读简牍初步认定了一些烽燧名称，发现这些长城最西端的烽燧都属于大煎都管辖。在此基础上，王国维《流沙坠简》又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敦煌西北的长城驻防长官为玉门都尉，下辖大煎都和玉门两个侯官，侯官驻地为侯障；侯官之下各有丞，又有一系列燧长、侯长；大煎都侯官辖区为长城最西端及塞外诸烽燧，向东则是玉门侯障辖区。他还尝试确定了大煎都侯障及大煎都丞的驻地。建国后，敦煌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烽燧和汉简，王国维的结论得到一些增补，但基本未被动摇。

关于大煎都侯障及丞的驻地，王国维曾有过不同说法。起初他表示不易断定：

……次西，则有大煎都之广武、步昌、凌胡、厌胡、广昌五燧，而侯官所治之大煎都燧，与侯丞所治之富昌燧，则不知其在五燧之东西？

可见王国维此时认为大煎都侯障应在大煎都燧，但其地未详；富昌燧的地址也未确定。稍后的《燧名及所出木简表》中，王国维改变了对大煎都侯（官）及侯丞驻地的判断：“敦四乙：富昌燧，大煎都侯丞治所”；至于大煎都侯障，王国维确定在T6b（D3）凌胡燧，并推测凌胡燧和大煎都燧是同燧异名。不过，斯坦因不认可D3（T6b）是大煎都侯障驻地，他认为这个燧只是“受制于”大煎都。当代研究者者则基本沿用王国维之说。

凌胡燧（D3，T6b）所出简牍有六支涉及侯障，显示此燧很可能曾是大煎都侯障治所。但凌胡燧简牍所署时间都是西汉昭、宣帝时期，最晚一件是“五凤二年正月”（《释文》1688，五凤二年为公元前56年）。斯坦因亦说：“T6b发现的大量木简中，没有一枚存有年代晚于公元前56年的证据。”所以，即使大煎都侯障曾经以凌胡燧为治所，很可能也在五凤二年之后迁走了。

需要注意的是，斯坦因在其他烽燧出土的两支有“大煎都”字样的竹简，曾被沙畹误系于D3凌胡燧，分别是：《释文》1561“大煎都燧长尉良持器诣府，七月戊子日下时入关”，此简实出土于D5燧（T5）；《释文》1556“元始三年十二月己未大煎都丞封”（元始三年为公元3年），此简实出土于D11燧（T4b）。所以不能由这两简推断大煎都燧、大煎都侯障与D3凌胡燧的关系，吴礽骧《敦煌汉简释文》在编号著录时已做了辨正。另，《释文》1560简出土于T5（D5），亦被沙畹误系于凌胡燧（D3，T6b），此简日历有“永光五年”（前39）文字，亦与凌胡燧无关。

既然这些五凤二年之后有大煎都字样的简已与D3陵胡燧无关，那么汉宣帝之后，大煎都侯障治所迁移到了何处？学界尚未关注此问题，建国后马圈湾出土的简牍多次出现“大煎都侯障”字样，提供了重要线索（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1.五校吏士妻子议遣乌孙归义侯疌清子女到大煎都侯障（《释文》90）

2.侯障愿降归德陈△窃见大都护崇檄与敦德尹……（《释文》91）

3.……大煎都侯障近于西域（《释文》108）

4.共奴虏可千骑来过敦诸尉吏在者，至障所部深城（《释文》115）

5.得行积九日乃到三节二十三日至泉都立檄府大尹（《释文》143）

6.皇帝陛下始建国天凤四年正月甲戌上敦德大煎都侯障（《释文》181）

7.始建国天凤三年十二月壬辰，敦德玉门行大尉事试守千人辅、试守丞况谓大前都尹西曹聊掾行塞蓬（《释文》193）

8.欲诣张射小吏扞迫仓达因去恨不回决迨何以谨拘在大煎都侯障使君（《释文》493）

9.护意左率诣大煎都侯障欲障为一城（《释文》586）

这些有“大煎都侯障”字样的简牍，都属于西汉末和王莽时期。王莽时敦煌改名为“敦德”，匈奴改为恭奴（或共奴），太守改为大尹，都反应在这些简牍中，大煎都亦有写作大泉都或大前都的，大煎都侯障或称大前都尹。这批简很多还涉及王莽时一次讨伐西域的战争。从这些引文可见，西汉末、王莽时的大煎都侯障是一重要军事基地，过往的军队、使节多在此停留，“障所部”甚至有一座“深城”，且此障在汉军防线的最前沿，动辄受到匈奴骑兵的威胁。

陈梦家在对居延汉简的研究中已指出，汉长城防线上，侯长的治所都称为障，故侯长亦习称障侯。关于障的形制及其与城、坞的区别，陈梦家说：“所谓城者……都作长方形围墙，版筑，其面积皆在130×130米以上……我们称为障者，是指100×100米以内的正方形的围墙，其例如下……大致上是方形厚墙，方向为正南北或大致上南北，门向南。《文选·北征赋》注引《仓颉》曰：‘障，小城也。’其他凡包围于亭障的方形或长方形墙垣，我们统名之为坞；它们的范围小于城而可以大于小障，壁较薄，但也有很厚的。”本文的马迷兔小城址，面积、形制均与陈梦家对障的描述吻合，所以它很可能就是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亦即西汉后期和王莽时的大煎都侯障治所。因为这里正处在汉长城的西尽头，需要驻防较多兵力；小城的规模也和简牍中提到的接近，可以容纳上百名戍卒，并供过往使团和行旅住宿。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汉居延都尉辖区内有较多的城障遗址，可以和马迷兔小城做对比。比如居延都尉所辖的甲渠侯障驻地，坞墙为47.5×45.5米，略小于马迷兔小城。居延的A39障“作正方形（78×78米），版筑，间以芦苇和柴木层，墙高4-5、基厚4米”，形制和马迷兔小城非常接近。汉玉门都尉辖区内（包括大煎都和玉门侯障防区）发现的城址很少。玉门侯障辖区内的所谓小方盘城，形制更接近陈梦家所说的坞，而大方盘城本是一座粮仓。此次发现的马迷兔小城（大煎都侯障）在这方面是一重大突破。

至于马迷兔小城西南2千米处的长方形疑似城寨，和斯坦因曾发现、但现在已不存在的三座城址，则可能是几次大规模驻军的营垒遗迹。如《释文》589提到“护意左率诣大煎都侯障欲障为一城”，即“护意左率”准备依托大煎都侯障建造一座城寨，似应在长城防线以内，可能和斯坦因所见城址有关。而笔者发现的疑似城寨在长城线外（西南侧）2千米左右，可能和贰师将军李广利有关。《史记》载李广利第一次出征大宛败归，被迫留居玉门关外：

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从汉长城形势看，汉使所遮玉门未必是狭义的玉门关，而是整个玉门都尉辖区，包括大煎都侯障防区，所以李广利应是被挡在了最西段的长城线外，疑似城寨便可能是李广利残军的宿营地。《史记》言李广利第一次败归后“留敦煌”，亦未必指留敦煌城内，而是广义的敦煌太守辖区，而疑似城寨也属于敦煌范围。这又牵涉到学界关于玉门关址的一段公案：斯坦因、沙畹和王国维等早期学者过于拘泥司马迁文中的“玉门”、“敦煌”字样，以至认为当时玉门关尚在敦煌城以东，遂酿成了聚讼多年的“玉门关曾迁址”之论，实无必要。

疑似城寨附近水草丰茂，士卒生活尚不至于困难，且紧邻长城线，免于匈奴的直接威胁。罗新也认为李广利所部应驻扎此处，虽然当时尚未发现遗址：“（魏晋之玉门关长吏）当在玉门关外汉代的大煎都侯辖境内，其地即今之榆树泉盆地。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初征大宛失利，回军即屯于此处。这里是西汉以来玉门关外最重要的屯兵之地，魏晋自然也要善加利用。”本文讨论的两座城址，和斯坦因记录的三座城址都在汉长城最西端，虽然方位稍有不同，但地貌特征比较近似，都是沼泽湿地（本文发现的两座城址甚至更加低洼、潮湿），地下涌出的盐碱水已将城墙等建筑物腐蚀掉，难以有简牍等文物保留下来。斯坦因也曾遗憾地写道：“由于地下水位高、土壤呈碱性等因素的作用，我们不能指望在这样的地面上能保存什么建筑物遗迹。”所以他没有把那三座城址绘入考察地图。但在1907年的考察中，斯坦因认为长城最西端才是汉代最早的玉门关：“这些壕沟防护营地的遗迹可能就位于从塔里木盆地延伸过来的古道、经过长城内侧城墙的那一点上吗？这难道不可能就是原先的玉门关的位置吗？在这个高地的底部，原先是存在一些庇护处的，而且在那里开掘泉水也并不困难。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有一个大的兵站是非常有必要的。”在1914年考察之后，斯坦因放弃了这里是玉门关说，但仍强调汉朝在长城最西端设置一座大型兵站的合理性：“把这里以及T4a与T4b之间的长城以南地区的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之后，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我现在面对的是一座早期边防堡垒，而且这里又正好是楼兰道向西走向关外头的地点。这里地理条件优越，它位于一片高地脚下，表面上沙漠植被丰富，因此不缺牧草和柴火，还可以避开猖狂的北风，只要愿挖井，水也不成问题。在这里设立一个大型兵站的必要性在于，长城最西端明显暴露在外的一角必须得到切实的防卫。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于，这里是中央集权控制的范围内最后一个能够长期住人的地方。对于出关前往楼兰和西域的中国军队和使节来说，这是最后的歇脚地，对于那些还能回得来的幸运儿来说，这里是进入关里头的第一站。因此，对于穿越罗布沙漠的艰苦卓绝的长途旅行而言，这个兵站起到了补给站、桥头堡的作用。”

斯坦因提及的城址已经毫无踪迹，但李岩云和笔者发现的两座城址又支持了斯坦因的推论。陈梦家曾指出，居延汉塞上诸侯障的障城，相距多在50公里左右，和出土汉简、汉代文献中的“百里一塞”吻合。玉门侯障驻地今尚未确定，目前看以小方盘城可能性较大，马迷兔小城址距离小方盘城40多公里，和居延汉塞两个侯障驻地间的距离较一致。小方盘城和马迷兔城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紧邻湿地：小方盘城北临疏勒河下游河谷湿地，马迷兔则西临榆树泉湖盆，湿地附近便于打井取水，且芦苇等草木可供马匹食用，并提供建造屋舍、城塞的材料，便于侯障所辖的吏卒生活。

最后说一说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燧，这座烽燧与大煎都侯障驻地相伴，以前一直未能确定方位。D5燧（T5）曾出土一枚简牍，是大煎都燧长向东去往玉门都尉府的过关记录。但D5燧在长城尽头以西，属关外之地，且斯坦因在此燧发掘出了5枚简牍，过关文书仅此一件，所以大煎都燧长不大可能是由此入关的。此简出现在D5燧，当是某种偶然原因，王国维认为D5是广武燧，亦未有直接的简牍证据。

笔者推测，如果马迷兔小城是大煎都侯障，则东面近2千米的D9烽燧（T4c）应就是大煎都燧。此燧不在长城线上，但居高视远，是方圆数十里内最明显的地标建筑。笔者在长城尽头踏勘的数日里，不论在沙海戈壁还是芦苇丛中，D9烽燧都遥遥在视野之内。斯坦因对它的描述是：“从刚刚提到的烽燧T4c来看，我清楚地认识到，当初人们对这里的防御极为重视……烽燧位于高出周围洼地120英尺、侵蚀严重的黏土台地顶部西端……在我看来，建T4c除了拱卫T4a和T4b屏障南面地区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目的……从T5发出的烽火等信号，T4c和T4b都可以同样看得很清楚。因此，T4c建在长城线后面肯定是针对其他什么目标，而且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目标。”

吴礽骧亦说：“此燧不在塞防线上，是附近地势最高的烽燧，当是邮驿道上亭，可起路标的作用。”大煎都侯障处在长城最西端，辖有长城线以西数十里的诸燧驻军，D9烽燧显然是观察周边和发布指令的最便捷之地，它应当就是汉简中的大煎都燧，汉简中的煎都亭也应在这个烽燧之下。马圈湾出土文书曾提及煎都塞旁的一座亭（《释文》1035）：

隧傅天田道里簿一

明隧天田五里其二

里煎都塞三里亭以东皆沙石井深十丈五尺

笔者怀疑，D9烽燧的煎都亭也被汉卒称为三里亭，涉及简文的分行断句问题，尚难成定论，但D9烽燧确实在大煎都侯障城址以东三里，亦即最西段长城内侧三里处，这三里间是湿地沼泽地貌，而自D9燧以东，沿长城线二十多公里都是砂石戈壁，和“煎都塞三里亭以东皆沙石井深十丈五尺”所言若合符契。

综上所述，此次在长城最西端发现的两座城址，与斯坦因描述过但现已无存的三座城址，构成了汉代大煎都侯障治所、驻军营地以及与它们相配合的（大煎都）亭、燧等指挥、通讯体系。如果加强对此地的勘查，也许还能取得一些考古收获。

后记：敦煌西湖湿地管理局批准了笔者这次考察，并提供了车辆、向导、食宿等帮助；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审阅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多项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文章原载于《敦煌研究》2016年第5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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