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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刘莉 |渔权与海权——海南岛沿海渔民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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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莉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海洋人类学、水上居民与岛屿社会、性别研究。长期在海南岛和广东沿海渔村、近海岛屿以及南海诸岛做田野调查。
摘要：以海南渔民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在海南岛沿海港口的实地田野调查，从多个维度聚焦“海南渔民”这一特殊群体。阐明作为世代在南中国海生产生活的群体，海南渔民是中国最早开发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历史见证人，也是现实环境中身体力行保护南海的践行者，他们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与国家的海权问题紧紧维系在一起。
关键词：海南渔民 渔权 海权
南海是我国渔民自古以来的重要渔场，早在汉代以前，我国渔民就发现了南海诸岛。千百年来，这些大海之子在海上航行、捕捞，在南海的岛屿上居住。有关我国渔民在南海的捕捞活动，历代史书都有记载。宋代《太平寰宇记》中记有“珊瑚州，在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描述的即是我国渔民在南海作业的情况。海南岛沿海的潭门、清澜、铺前等港口的渔民，世代在南海捕鱼、捞贝、采珠，正是这些祖祖辈辈漂泊南海、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成为开拓南海的先锋和建设南海诸岛的奠基者。
一、海南渔民：历史的见证人
我国沿海地区的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从海洋获取渔盐之利。当中原人将南海和南海诸岛视为“天末遐荒”时，南海沿岸的居民已经舟楫往来于汪洋之中。
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商代国王汤（于公元前1766——前1754年在位）让大臣们制定“四方献令”，伊尹便建议：“正南……请令以珠玑，玳瑁……为献。”这条史料说明，南海沿海居民，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从事南海水产资源的开发了。国外亦有我国南海渔民在南海从事渔业活动的记载。英国海军部测绘局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一书，记述西沙群岛的赵述岛时说：“岛上常有中国渔人”；记述东岛时说：岛上“有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记述华光礁时说：“琼州艇船咸集此礁围鱼”；记述南沙群岛郑和群礁时说：“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介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也有长居岛礁上的。”1933年，法国在与我国交涉西沙问题之时，又占领南沙之中较大岛屿，当时的法报称：“在安南与菲律宾群岛之间有一群之珊瑚岛，浮沙暗礁错杂期间，航行者视为畏途，不敢亲近。惟其处亦有草林繁生之地，琼崖之中国人有住于该群岛，以从事渔业者。”法人占我国南海九岛后在电文中亦称：“有由琼州渡来之华人居住。每年有帆船载食品来岛供华人食用，而将龟肉与龟蛋转运以去。”“岛中有少数海南渔民居住，海南岛渔船亦有往来。”这些记载中最早在南海岛礁上居住生产的渔民，即可以证明这些岛礁并非无主之岛，按照国际法惯例，“新发现岛屿，其住民系何国，即证明其主权归属于何国。法人已代我证明矣”。
海南渔民“以海为田，以渔为活”，祖祖辈辈远涉鲸波，在南海诸岛搭棚、掘井、修庙、种树，南海及南海诸岛成为他们世代开发生产的渔场，也是他们辛勤耕耘的家园。除了随季风往来者，有一些渔民常住南海的岛礁上，捕鱼、摸螺、拣贝，晒鸟干、鱼干等各种海产品，等待船只运回海南岛。上世纪70年代，当琼海渔民们去南沙时，南沙诸岛上的椰子树已经长了五十多年，是早先闯海的渔民先辈带去树种，亲手种下的。
早期渔民出海，船只装备简单，除了祖辈传下的闯海经验，基本是靠天吃饭。渔民开发南海，遇飓风船倾人亡而葬身大海者无数；南海日色最毒，远在海中岛礁的渔民，因气候原因生病无法救治者，也不在少数。南海岛礁上的一些庙宇，即是为纪念在海上逝去的渔民而修建的。
二、更路簿：世代相传的航海图
“更”原是古汉语中的时间单位，如“三更灯火五更鸡”，“默坐数更鼓”，诗人王维有诗句“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唐代以“更”来标示夜间时刻，一夜五更，一更约两小时。在没有导航系统的帆船航海时代，海南岛沿海的渔民，靠“牵星术”出远海，即以观测星辰、北斗来指引航向。之后结合指南针，凭借古老的航海技术，往来于南海各岛礁，有的甚至远行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海上测定航程和水深的方法在我国很早就有，海上航行，航程以“更”为单位，一般认为，一更约行六十里海路。时间的测算，一天一夜分十更，用燃点香的支数来计算，这种计时方法也叫香漏。时至上个世纪50年代，海南岛沿海港口的渔民依然以焚烧更香的方法估算时间。《更路薄》即是我国古代沿海渔民航海时用来记录时间和里程的航海指南。
《更路簿》以手抄本或口传的形式流传于海南渔民中，它记载了海南渔民从海南岛东部文昌清澜港和琼海潭门港航行至西沙、南沙群岛及东南亚等地的航海针位和更数。海南沿海的清澜港和潭门港的渔民世代有出远海的传统，大海烟波浩渺，要想谋得生路，必要熟悉海况。渔民年复一年探海，对南海海域及南海各岛礁的认识渐渐付诸笔端，这些点、圈、线连接的南海天书，实际是指引世代海南渔民的航海图，也只有在南海航行的渔民才能通晓其意。
现存的《更路簿》都没有具体的作者名，这些流传于民间的航海图，往往从一个渔民传给另一个渔民，经一个港口传至另一港口，从一个原初的抄本几经传抄，根据渔民的航海经验和认识，传抄者对其增减修补，形成了不同收藏者手中的不同抄本。渔民出海，有时单独行动，有的结伴出港，到大海各奔东西。在没有导航装置的漫长的闯远海的生涯中，一只罗盘、一本《更路薄》就是关乎性命的宝贝，每船皆有，为火表、船长必备。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就有“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的记载。传抄的《更路簿》加上航海者各自的经验，就成为他们出入南海各岛礁的独家秘笈。
关于《更路簿》形成的时间，上个世纪70年代，有学者走访海南沿海渔港，根据保存较长的苏德柳抄本，认定其成形的时间上限为清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期）。也有学者根据对老渔民的访谈，认为《更路簿》的成形时间可以追溯至明代。《更路簿》又有《南海水路经》《南海定时经针位》《顺风得利》《注明东、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名称。现存十多个抄本，保存于广东、海南等地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如苏德柳本《更路簿》、彭正楷本《更路簿》现存于广东省博物馆，麦兴铣《东北海更路簿》原本藏于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
图1现藏于海南省博物馆的《更路簿》原件
图2传到日本的中国水罗盘之一部分，周边数字为现代度数，一小格相当于现在的3度。
《更路簿》的丰富和实用性在于其上涉天文、下涉地理，南海诸岛及岛礁的地形、位置、顺序、大小、颜色等都有详细记述。在此基础上，对海域海况、岛礁的形态作了描述和区分，海浪、潮汐、洋流、风向、风暴等天象气候和水文情况亦有详细记录，还记有海南渔民世代总结并口传的航海知识谚语，如“看天作恶风”，“巳亥得见鸟即收船”等。不同的抄本有不同的侧重点，如王国昌本《顺风得利》，长于航向记载，其记录南风、北风、东风针路的不同，转航方向比较明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郁玉清本《定罗经针位》中比较细致地区分了北风和南风针路，重点记载穿越南海各岛礁的航道。
“过去行船靠脑子，靠祖辈传的经验，现在靠机器、靠收音机。”近些年，出海渔船都装配卫星导航系统，增加了出海的安全系数，没有太多航海经验的年轻人也可以驾船出海。但是，对大海的熟悉程度，依然是出远海作业的重要技能。“有时候遇风，机器坏了，浪太大，在远海，等救来不及，还是要有经验。”在渔村渔港，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老船长、老渔民，依然备受尊重。海南岛沿海港口都有关于老船长看风看水看星，靠一只罗盘出远海的传奇故事。
《更路簿》，不仅仅是海南渔民参与开发和建设南海的有力证据，作为中国渔民最早在南海诸岛生产生活的真实记录，它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之一。不同版本抄本的《更路簿》，是关于南海和南海诸岛的首创性研究，是我国渔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海南渔民的重大贡献，它所描绘出的南海风物图景，具有法学、海洋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对今后南海和南海诸 岛的研究和开发，仍有重要的作用。
三、渔行南沙：渔民开辟航线
民国郑资约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讲到：“赴各岛捕鱼之船到东沙者，以潮汕之人居多，赴西沙南沙者多数海南岛人，尤以文昌县籍者为最多，渔舟多系木船用帆……距离关系，赴东沙者最多，且有定居岛上者。渔获亦极丰富，粤人有言‘欲发财赴东沙’。赴西沙各岛者，每年率皆来往两次，春初来者夏初归，秋末来者冬末归……南沙群岛距离更远，人多顺季风之转变，一年来往一次……”海南渔民从不同的港口出发，去往南海海域作业，驾船远航，都有通往南海各渔场生产作业的航线。
渔民一般在冬季乘东北季风南下，在西沙、南沙海域生产作业，到渔获满仓再乘风归来。渔民出海要避开台风季节，海南岛夏秋多飓风，“按琼夏秋间飓风，或一岁累发，或累岁一发。或起东北而转西，或起西北而转东。皆毕对时，回南大作而后息”。风帆航行又要借风，所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正常风力下什么时间到什么海域，走哪条航线，途中有什么标识物，都要心中有数。比如，帆船从潭门出发，乘东北风，三天左右会看到一片横向分布的小岛和沙洲，海南渔民称其为“七连峙”，因为“七连峙”目标大，也就成为渔民航行的一个主要参照点。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二《江海船舰》中有言：“……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全凭南针，稍有差池，即葬鱼腹。”在靠罗盘航行的时代，倘若到了某个时间，还没有到达预定海域，就可能是航向有误，要及时找到熟悉的参照物，才不会在茫茫大海中迷航。
彭正楷版本《更路簿》记载的渔民前往西沙的主要渔业作业路线有两条：
1、三圈（浪花礁）→半路（中建岛）→干豆（北礁）→吧注（永兴岛）→二圈（玉琢礁）。
2、石塘（永乐群岛）→大圈（华光礁）→二圈（玉琢礁）→石塘（永乐群岛）。
该书专门记载了西沙群岛的两个交通枢纽，半路（中建岛）和吧注（永兴岛）。以及回航航路二十多条。
南海岛礁远离大陆，艰苦与风险非常人可以想像，为了在海上谋得生路，渔民摸索并总结出在南海航行的条条航路，并逐步形成了渔业生产的习惯路线，也称“最佳路线”。南沙群岛岛礁多，礁盘分布复杂，渔民累世相继，以双子峙（双子礁）为起点，开辟了东头、西头、南头三条作业线:
1、东头线：
（1）东支：双子礁（双子）—乐斯暗礁（红草线排）—西月岛（红草屿）—马欢岛（罗孔）或扬信沙洲（铜金）—火艾礁—西月岛（红草屿）—马欢岛（罗孔）又分2支：一支经鲎腾礁、仙滨礁至蓬勃暗沙（东头乙辛），一支至五方礁（五风)；
（2）东南支：西月岛（红草屿）—火艾礁—三角礁—美济礁（双门）或太平岛（黄山马）—安达礁（银饼）—三角礁—美济礁（双门），又分2支：一支经仁爱礁至蓬勃暗沙，一支经仙鹅礁分至舰长礁（石龙）和半月礁（海公）。
2、西头线：
太平岛（黄山马）—大现礁（劳力劳）—永曙礁（上域）—毕生礁（石盘）—华阳礁（铜铳仔）—东礁（大铜铳）—中礁（弄鼻仔）—西礁（大弄鼻）—南威岛（鸟仔峙)—日积礁（西头乙辛）。
3、南头线：
九章群礁—六门礁（六门）—南华礁（恶落门）—无乜礁（无乜线）—司令礁（眼镜）—柳亚暗沙（深筐）经簸箕礁（簸箕）、南通礁（丹积）等礁至南屏礁（墨瓜线）。
关于渔民开辟航线、找寻渔场的活动，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地名委员会曾派专人前往清澜港和潭门港实地调查，渔民们对于南海的航线如数家珍：“我们从清澜港起航，从清澜到西沙需行17—18更。从东海（西沙）到北海（南沙）需31更……从南沙到新加坡50—60更……从大佛到外罗12更，从外罗到大洲18更，从大洲到清澜6更。”这是描述海南渔民从文昌清澜港出发到南沙作业后，往新加坡销售，再沿越南东岸返回海南岛的航线。
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间开辟的航道，是几代人经验的结晶，地名方位准确，甚至渔政、渔监、军队都以此为出行参照。因为熟悉南海的航线，也使他们自古至今都扮演指路、带航的角色。
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率15人赴南沙群岛“探险”，在双子岛碰见正生产作业的我国渔民3人，以手势笔谈的方式，渔民们告诉他们附近各岛礁的方位以及之间的距离，小仓卯之助据此绘成一幅草图，与他们自带的航海图基本相符。“1901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三艘军舰巡视南海诸岛时，就曾雇募三亚、万宁、陵水一带渔民兼做水引。”
有老渔民曾称祖辈传下的《更路簿》最初是仿效自郑和的航海图。出生于1884年的海南铺前渔民孟全洲，于1977年接受访问时就说：“传说‘更路簿’是三宝公传下的。”明代《郑和航海图》对南沙群岛等南海诸岛的地理形势和海上航线都有明确记载。郑和自明成祖永乐三年七下西洋，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且在规模最大的一次航行中，船上随员将士有两万多人。当时的南海渔民很有可能在郑和的船只上做水手船工。自明代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顶峰，之后实行海禁，“厚往薄来”的贸易政策终止，这条东西方交流的瓷茶之路由盛转衰，从此没落。开辟各路航线的渔民一直没有放弃在南海的生产活动，代代相继，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海上丝绸之路。
四、踏浪行盘：渔民为岛礁命名
南海海路险远，出海动辄数月，为避风浪及中途取淡水木柴之补给需要，渔民对沿路岛礁位置、潮汐情况要十分熟悉。渔民捕鱼、拣贝各取所需，作业形式不同，对各渔场海产也要了如指掌。为方便记忆，以约定俗成的办法，海南渔民给南海的岛礁命名，这些名称都是以海南方言称谓，被学者称为南海诸岛琼人俗名。
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主要来自于海南渔民所藏十多种抄本的《更路簿》中，以及1973年由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国营南海水产公司和海南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对渔民的访谈及在西沙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著的《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资源调查报告》。《更路簿》中记载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合计114处，其中西沙群岛地名34处，南沙琼岛地名80处。《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资源调查报告》中的地名次之，计有100多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其中有15处为《更路簿》中没有记载的。
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以海南方言命名，主要载于民间所藏航海秘本中，约定俗成也只渔民通晓。海南岛本身为方言岛，不同时期的移民交融互动，尤其是流动性很强的渔民，语言更是借用杂糅，所以，以方言命名的岛礁名称，有的字词生僻，有的为古字，来源久远难考。专家学者几经考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南海岛琼人俗名即渔民地名进行了分类释义。
（1）以地貌类型命名。即根据具体岛礁的形状地貌命名，如双帆，因岛似三级塔形，远望似帆；火埃，为长形环礁，形状似海南岛常用的椰子外壳做成的点火的火种，当地人称“火埃”；梅九，外形似求神卜卦时的专门用具怀夹，海南人称“梅九”；而簸箕礁的命名则是因为其低潮时露出礁盘，一片一片形似簸箕。以岛礁地貌形状为依据的命名占渔民地名中的大多数。
（2）以气候命名。海南渔民所称的“东海”，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我国东海海域，而是西沙群岛海域，同样，他们约定俗成的“北海”，也不是我们理解的北海，而是指南沙群岛海域。这是帆船航海时代的渔民以季风为海域命名的结果。早在唐代，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南海起风的规律，对其气候征候已有了解。唐刘恂《岭表异录》卷上中有言：“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此后，则飓风必发，故为飓母。”，航海者要会观天象而避飓风，又要识季风规律以助航行。
“有风行一天，无风行一年”，季风航海技术的成熟，使渔民借助季风变化规律往来于南海上。每年春季，南海盛行东北季风，渔民乘东北风驶往西沙群岛，在此稍作停留，修补船只，取淡水，之后再驶往更远的南沙群岛。因借东北风而去，取“东北”二字，称先到的西沙群岛为“东海”，后抵达的南沙群岛为“北海”。
（3）有的命名是因为岛礁的特殊位置。西沙永兴岛被南海渔民称为“巴注”“吧注”，方言中“吧注”意为“一定能找到”，是因为渔民去南沙，一般先到西沙，渔船要抛锚在永兴岛避风或者休整。永兴岛也是去南沙航路上的参照物，西沙群岛中，永兴岛最大，最易找到，故名吧注。
（4）以水文命名。如鬼喊线，是因为该礁石附近，海浪呼啸声音似鬼喊。其他还有以生物、海产、数字等命名。
渔民地名所描述的岛礁地形、气候、水文、生物、海产、位置、顺序、数字、大小、物产、颜色、传说等，是渔民在海上观察到的岛礁情况的最直接反映。
1935年，在规范治理南海诸岛过程中，国民政府发现中外图籍中的南海诸岛不少岛礁名称，是外国人擅自命名的，有些是外国人根据我国海南渔民的命名而译成外文的。近代以来，外国航海者往来南海诸岛，目睹中国渔民居住在此，并且将中国渔民给岛礁的命名以拉丁文等文字标注在他们的航海图上，又转译成其他文字。比如，19世纪葡萄牙出版的地图，把永兴岛称作Paxo，就是从海南岛渔民所称呼的吧注音译过去的。当时的内政部方域司决定重新拟订南海诸岛名称。1947年，内政部公布了南海诸岛地名录，遗憾的是地名录并没有采用渔民地名，并因此受到学者批评。
1983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附有129个渔民地名，并且一部分渔民地名被用为标准地名。作为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第四次命名，也是建国后第一次命名，它的显著特点是采用“名从主人”的原则，对渔民地名给予重视。所采用的129个渔民地名中有48个被作为标准地名，有81个渔民地名以“当地渔民习用名称”列出，与标准地名对应。
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或者渔民地名，实际是一套存在于粤、琼渔民中，尤其是海南岛渔民中的民间知识体系。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岛礁的命名，是建立在对南海诸岛的岛屿、沙洲、暗沙、暗礁的地貌物产的认识之上的，这也是海南渔民发现南海诸岛，世代出入南海生产生活的集体体现。老渔民经验丰富，又经过祖辈实践经验的检验，他们的命名科学直观，适用且便于流传，“比拟今地，绝大部分都可靠”。
五、南海传说：渔民自己的故事
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卷15《大荒南经》中记载：“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延胡余。”这被视为是世界上关于南海神的最早记载。远古人类与自然界浑然一体，相信万物有灵，南海神的记载体现当时的人们对于南海的想像，也是远古人类对南海的最早认识。现今留传的南海传说，再现的是南海渔民在自己的家园生产生活的经历和体验，渔民的耕海生涯是南海传说的源泉。
南海创世传说，是对南海岛礁的起源和由来的创造性理解。以七洲的传说为例，七洲洋这一称呼，自宋代就有，不同时期，七洲洋所指范围海域亦不同，有指广东东莞的“七洲洋”，另专指传说中七州陆沉的七洲洋，即西沙群岛及其海面。到清代，七洲洋所指范围已扩至千里石塘，即今南沙海域。《沉七洲的传说》讲述七洲大陆几起几沉的故事。海南沿海各港口渔民对于七洲有不同的指称和说法，遂流传出不同版本的传说。
南海传说中的主人公，多半为渔民的化身，或者是渔民熟悉的海洋生物，此类传说必然以对南海风物的认识为基础，也是渔民日积月累观察创造的结果。
海南渔民出海，以遇见海鸟为喜事，因为其会指引方向。《白鲣鸟和海鸥》，讲述白鲣鸟给渔民带路，指引海南渔民去西沙、南沙捕鱼，渔民从此称白鲣鸟为导航鸟、吉祥鸟的故事。在调查中，据老船长讲述，海鸟清晨飞离岛礁，旁晚飞回，渔民们掌握了海鸟的生活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根据鸟飞的方向辨别航向，这是渔民长期在海上航行观察的结果，并运用在出海作业上，也由此产生了与此有关的故事传说。
渔民出远海，船行海上，极目四望，水天一色，航海者只能靠日月星辰来辨四方，白天观日影，夜间看七星。早期的渔民靠这些经验和知识出海，这也可以说是航海天文学的雏形。《北斗星》，是说南沙北子岛，住着一户渔民，有七个儿子，七个儿子为救渔民，与海底魔鬼搏斗最后变成珊瑚礁。七兄弟的灵魂变成七颗星飞上天，就是现在的北斗七星，给渔民指点航向，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渔民因为感激和怀念七兄弟，日夜仰望天上的七星。
《礁屿孤人》《西沙寻礁哥的传说》《寻礁哥》，从传说的名字，就可以窥其内容，在烟波浩渺的南海深处，有一些渔民经年累月住在南海的岛礁上，面对的是海风、海浪、日月和各种海洋生物。我们的脑海中自然浮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孤寂的渔民，在远离大陆和人群的岛礁上，白天劳动与鱼虾对话，夜晚在星辰中与大海龟为伴，日久天长，就滋生了与此有关的传说故事。礁、孤人、寻礁哥，传说名称不同，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三亚的渔民，在圆峙（西沙群岛甘泉岛）搭建茅屋捕鱼，晒鱼干，等待船只来时运渔获到海南岛的海港，换米换盐换木柴。渔民在作业时捕到大海龟，将其放归大海，后来渔民不幸遭遇海难，大海龟报恩搭救。熟悉的岛礁和海洋动物，在渔民脑海中幻化成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此类故事实际是神化了的渔民的日常生活。
海南本地及在海南生活过的名人，或者是被当地人供奉的神明，前者如黄道婆、邱浚、伏波将军，后者如妈祖等，也往往成为南海传说的主人公。
沿海盛行海神妈祖和土地庙崇拜，渔民将其延伸至南海的岛礁上，每到一岛礁，即先修庙，据说先建庙者，有捕捞采贝的优先权。南海岛礁的庙宇多建于明清时期，多数庙宇就地取材，以珊瑚石堆砌而成，也有专从大陆运来瓷器神像供奉，比如，琛航岛上娘娘庙供奉的观音瓷像，为明代龙泉窑烧制。有渔民留居的南海岛礁都有庙宇，西沙永兴岛的兄弟庙为海南文昌渔民所建，庙门有对联“兄弟感应灵，孤魂得恩深”，横匾为“海不扬波”，往来渔民，上岛必先告庙。
《妖婆娘和风袋》，讲述的即是渔民在西沙、南沙修珊瑚庙，供奉神像的故事。传说清澜港来石塘（南沙群岛）打渔的渔民，每年春汛出发，秋天返航。一位无儿无女的老渔民住在南沙的岛上，捡到一个风袋，为了保护渔民不受风暴侵害，坚决不肯把风放出来，最后被妖婆娘害死。渔民们在北子岛建庙以纪念老渔民。南海岛礁上，有天妃庙、土地庙，亦有纪念遇难渔民的孤魂庙、兄弟公庙。南海岛礁上不同时期修建的庙宇，也是海南渔民最早开发南海诸岛的证据之一。
《涨海图》，是关于南海诸岛航海图的传说。故事说，汉朝时，皇帝为标明我海疆的四至，命水兵黄贵，架大帆船一路向南航行，在龙女的帮助下，绘制南沙岛礁图。龙女帮助黄贵在航海图上标明黄马山峙（太平岛）、罗孔（马欢岛）、铁峙（中业岛）等。传说体现了海南渔民对海疆的认识和所具有的明确的海权意识。
自然界的产物，有其天成的巧妙与特点。浩瀚的南海中，珍珠贝颜色鲜艳、姑婆螺布满皱纹、龙爪贝上似有龙爪的痕迹，渔民们根据它们的特点为其取名，也创造了神话传说解释这些特征的由来。在神话中，渔民常借助熟悉的海洋动物或者神明来克服险境，是因其深谙大海习性，体现的正是渔民所理解的人与海，人与自然的关系。
神话虽源于集体的创造，必然与创造者的人生经验、才能和气质有关。各种主题的南海传说，实际是渔民们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祖辈在南海生活的经历，是以另一种方式讲述海南渔民自己的故事。
结语
中国北方的游牧经济与黄河以南的农耕经济的碰撞与交流，产生了中华民族的陆地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习惯于这样描述中华民族的底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也同样孕育了深厚的海洋文明。
沿海考古发现的“贝丘”“贝冢”遗址，证明我国沿海地区的先民，早在新时期时代就在海边聚居生活，捕鱼捉贝采珠煮盐，他们被称作舟子、渔人、海人沿海先民不仅发明了舟楫，也发明了早期的货币。《说文·贝部》称：“至秦废贝行钱。”贝壳作为交换媒介出现在早期的经济活动中，也因此衍生出贝部的汉字。而海南文昌古称紫贝，是往来南中国海船只的重要补给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贝类作为器具、建筑材料、装饰品进入沿海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人们依托海洋生活的印迹。今天海南岛沿海港口的渔民依然习惯佩戴来自南中国海的贝珠项链，体现的是这些大海之子对这片蓝色国土的依恋之情。
“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世代海南渔民所践行的，也正是百年前中国人提出的“渔权即海权”的思想。1904年，教育家、实业家张謇愤于“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海权”，而创办渔业公司、渔船学校，旨在通过兴渔业而护海权。从古至今，海洋渔业权利都是海洋权利的不可分割部分，渔权是海权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海权争夺的焦点和热点，伴随这些问题的商讨、谈判、解决，不仅仅促成了海洋法的完善，也使各国都积极采取措施以争取海洋捕鱼权，进而扩大渔业管辖权。尤其是在和平发展时期，‘渔权’是实质性的海权，是主权的具体化。我国南海是渔业纷争频发的海域，这也促使我们认清渔权与海权的关系，重视渔业，关注海南渔民这一群体。
“开发南海，渔民先行”，在目前的南海局势下，我们主张在南海的渔权，通过“护渔权而张海权”，是加强和巩固南海权益的有效方式之一。除了积极协助渔民开展生产，加强渔政和海监执法，还应包括海洋资源的开发、旅游业的开展、远洋捕捞、深海养殖等项目的进行，以及海岛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审议。而这都和海南渔民有紧密关系，渔民在维护国家南海权益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保卫海疆的真正排头兵，对海南渔民进行全面研究，因此也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
“大国当为渔民谋”，环南中国海的研究，必定不能忽视这个真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群体。为渔业护航，保护渔民，更要关注渔民面临的现实问题：近海渔业资源接近枯竭的现实面前的生计问题，流动的渔民群体的教育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问题等。即便是现代化的今天，渔民起锚出港，燃香祈福，依然是依着传统的力量前行。以海南渔民为切入点的环南中国海研究，也必将为揭示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文章原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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