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刁书仁 | 天启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以朝鲜国王李倧“封典”为中心 | 自由微信

刁书仁 2018-05-25

毛文龙以“请封”之功控制与扰害朝鲜

如前所述，朝鲜围绕李倧“请封”之事，两次遣使，费尽周折，明廷最终还是遣使前往朝鲜进行封典，而对于促成封典之事，“毛将之功亦多矣”。然而，毛文龙便乘朝鲜请其帮助尽快封典之机及以“请封”之功控制与扰害朝鲜，给两国关系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

李倧夺取王位后，急欲得到明廷册封。他深知：册封之事，“必须先得毛将之欢，事可易成。盖毛将方见重于中原，而方居我境，其所言极关重，而天朝亦必致信矣”。在即位的第四日，即天启三年三月十五日，李倧就遣问安使南以恭前往椴岛报告此事。临行前，李倧嘱托南以恭云: “卿今当远行，问答之际，善为措辞; 以同心协力之意详谕于毛将，可矣。”李倧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其即位得到毛文龙相助，使明廷尽快予以册封。而毛文龙为了在朝鲜发展自己的势力，进而控制朝鲜，也有意示好于李倧。他随即派差官应时泰前往王京，转达其对李倧即位的态度： “贤王正位之事，即已饱闻，此实天意，非人力也”，并慷慨表态： “从实奏闻于天朝，使天下之人皆知之也。”

同年闰十月，风传明廷准备派诏使前往朝鲜对李倧进行封典，毛文龙便授意朝鲜为其立碑纪功。据接伴使李尚吉奏言： “都督部下将士，皆献轴颂都督功德，其意欲使我国人效而为之，微言于译官，又要立石颂德，姱耀于诏使。”李倧心知肚明，遂于天启四年四月，“立碑于安州，颂毛文龙之德”。碑文云“匪公是任，吾其左衽，长城屹然”。称颂毛文龙在朝鲜的功劳如同长城一样。

天启五年初，朝鲜得知明廷将在三月正式派王敏政、胡良辅两诏使前往朝鲜举行册封典礼的信息后，李倧以毛文龙有“奏天朝之功”，遣问安使柳恒携带揭帖前往椴岛致谢。毛文龙自然十分欣喜，当问安使面吹嘘说：“礼部欲差送四员，而本镇前日，揭帖于各衙门，悉陈尔国荡败之状，故只送二太监，凡支供及所索之物，尔国比前减半可矣。”明廷派遣诏使由礼部拣选，皇帝钦准，岂能由一个小小的总兵官来决定。显然，这是毛文龙借机有意炫耀自己，以此达到进一步控制朝鲜的目的。

五月，两诏使到达朝鲜。时，毛文龙因冒功糜饷事正为朝廷言官所弹劾。为摆脱困境，他便指使朝鲜在诏使面前称颂其功，虚夸其军兵之数。对此，李倧十分反感地对群臣说：“我国兵数，固不可欺诏使，若问都督( 指毛文龙) 兵数，则以未得详知，为答可矣。”知事李廷龟也气愤地云：“都督不修兵器，不练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欺罔之言也。”

毛文龙阴结魏忠贤辈，与王敏政、胡良辅两诏使关系密切。两诏使途经椴岛，文龙为讨好他们，使其归朝“褒张其功，以达天子”，不惜以大量银子相贿赂，每人“给送数万两”。不仅如此，毛文龙还授意两诏使，提拔与之关系亲密的朝鲜官员，以此达到进一步控制朝鲜的目的。六月十日，李倧到南别宫，宴请诏使。两诏使便秉承毛文龙之意，向李倧说：“俺等来时，毛都督以此三人收用之意，使之转达于国王前，幸望采纳如何?”此三人为时任水原府使李景稷、平安道兵使郑忠信、平安道管饷使郑斗源。胡良辅解释道： “俺上来时，毛督府使俺导达此意，其才若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不用，可矣。”李倧虽对毛文龙这种干涉朝鲜内政的行为甚为不满，但知此事不可违，便满口应诺，“此人等，当职则能尽其责者也。今奉盛教，敢不唯命。”两诏使急忙谢道：“闻得督府之言，则督府驻节之初，此人等，尽力接济之，故敢此言及，而今承唯命之教，举手称谢。”

嗣后，毛文龙以封典之功，对朝鲜内政多有干涉，李朝稍有异议便勃然大怒。平安道监司李尚吉做过毛文龙接伴使，“曾有厚恩于毛将”，与毛文龙私交甚密。天启五年九月，因玩忽职守被免官职。文龙得知后，“请于朝廷，愿仍其任，而不许”，文龙为此勃然大怒，据平安道兵使南以兴奏报： “都督自负致力封典之功，而不从李尚吉仍任之请，故发怒于我，至为凶悖之言。”户曹判书沈悦建言：“李尚吉不可不仍任，以解彼( 文龙) 怒之意。”李倧十分为难地说：“事非甚难，而一开此路，后患难防，此甚难处矣。”最后，李倧还是“从毛都督请也”，复李尚吉平安道监司官职。然而，当群臣得知李尚吉官复原职后，舆论大哗，皆以为不可。言官奏云：

李尚吉仍任之事，专由于此云，臣等窃惑焉。……不恤国体，不念后患，屈意示弱，如恐不及，将何以立国乎? 设使毛将之怒，实因不从李尚吉仍任而发，方伯递授，系是一方安危之所在，固非做个人情之地。况彼之含怒，似非一端，必不能以此，结其欢心也明矣。前头难从之事，无厌之欲，奚止一二数哉? 百顺一违，终归忤意。今虽曲副，后将难继，不待智者而知也。李尚吉年当七十，曾在本任，已有物议，尤不可苟且再遣，请还收仍任之命。

李倧为平息群臣舆论，遂改授李尚吉为户曹参判，也算对毛文龙有个交代。即便这样，毛文龙仍然不满意，并借这件事大做文章。曾扬言：“有一种浮谤，谓俺与贵国王，私相亲厚，故力主封典云。俺之请封，岂有一毫私意乎? 寻常痛叹之际，贵国王不听李尚吉仍任之请，故天朝浮谤，以此稍息矣。”言外之意，是说他与国王李倧关系并不亲密，如果“私相亲厚”，李倧怎能不允准他的李尚吉“仍任之请”呢? 以此向世人表白其“力主封典”，是出于公心，无“一毫私意”。后来，李倧为化解毛文龙的不满，索性任李尚吉为毛文龙的问安使。

更有甚者，毛文龙及其部将仗恃“封典之功”扰害朝鲜。天启五年三月，正当明诏使前往朝鲜之际，毛营部将领军到朝鲜义州府，声称“欲探听彼中声息”，窜往各处村落，“侵害万端，少或阻搪，辄加欧打”。据义州府尹李莞驰报: “督府又索五百石之粮，即日督出，不得已以铁山所储五百石应副，而余储无多。且数万军兵，结阵于已种之田，今年农事，无复可望。诏使时需用，百计无策，请令庙堂，别为处置，使残民得以容息，免于崩溃之患。”同年七月，册封诏使刚刚离开朝鲜，毛文龙部将毛有见等以“贺册封庆礼”为名，前往王京。李倧不敢怠慢，欲接见。政院认为，“督府卑微之人，每与之抗礼，则非但有妨体面，渠不识事理，妄生猥亵希望之心，尤为未妥”。礼曹也以为: “专差致贺，与泛然往来，事体有别，一番请宴，未为不可。”均不赞同李倧接见。李倧考虑再三，还是予以接见。翌日，毛有见等有恃无恐，竟然“骑马直到建明门，阍人拦阻，欲使下马”，毛有见等大怒，倒转马头，返还馆所，声称“欲即还本岛”。李倧只好令都监官员前往馆所，“措辞请复来，乃行宴礼”。这些毛将差官自恃“今此大诰之颁，虽是圣天子洪恩，而毛帅之诿为己功者”。因此，在王京期间，他们有恃无恐，需索万端，“既呈礼单，旋责厚报，终有不满之意，发怒径去。上令译官，挽而止之者，至于再三”。

毛文龙对朝鲜的扰害，莫过于接济粮饷事，令朝鲜不堪其苦。时辽民之来投椴岛者，日益增多，接济之事，专责于朝鲜，朝鲜为此加征赋税，称之毛粮。天启四年五月，李倧曾奏请毛文龙云：“小邦连岁凶歉，未能称意周急，苟有余力，何敢责偿?且督府百万之众，仰给于朝廷，而泛海运粮，势有不给。小邦亦且残破，未效输粟之义。今为督府计，莫若只留其丁壮，而尽送老弱于山东，以省转漕之弊。”而毛文龙却多加阻挠，“自称善为赒赈，不许入送。其意在于托以辽民多集，请粮皇朝，以为自奉之计也。登莱巡抚亦忧辽民数十万，一朝猝至，则无以接济”。对此，朝鲜不堪其苦，正如圣节使金尚宪呈明兵部奏文所言，“小邦举国殚财以奉毛镇，尚患不能瞻”。毛文龙对朝鲜的扰害直到崇祯二年(1629) 为袁崇焕所杀，才告结束。

由李倧请求“封典”引发的思考

上文通过以朝鲜国王李倧请求“封典”为中心，围绕李倧继位后两次遣使赴明请封，明诏使借赴朝举行“封典”之机大肆敛财以及毛文龙恃“请封”之功控制与扰害朝鲜等史实的论述，引发笔者作以下思考。

第一，围绕着李倧请求“封典”，深刻地反映出明廷一些官员对辽东政局急速恶化及朝鲜的战略

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明天启朝( 1621—1627) ，虽仅有七年时间，却是明朝政治最为混乱黑暗的时期，也是辽东政局急剧变化的时期。天启元年三月，后金攻占辽东地区后，明辽东政局迅速恶化。天启二年五月，后金攻下广宁，并连陷40余城。辽东局势达到危险的境地。时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对辽东局势曾有如下议论：辽东“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王氏对辽东局势的认识未免过于悲观，但是至少说明天启时明廷对辽东政局已经处于失控状态，辽东政局处于十分严峻的境地。不过，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完全丧失，就明与后金两大势力的力量比较而言，明朝多少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一是明廷仍掌控关内广大地区，为辽东战场提供人力、物力保障; 二是此时明朝尚能控制朝鲜，利用朝鲜和占据椴岛的毛文龙势力，在军事上牵制后金，制止其西进，保住辽西地区，进而徐图恢复全辽。正如兵部上奏所言：“国家两大局，一在关门，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势同，其所关成败之数同，其两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络朝鲜者毛镇也。”然而，从明廷对朝鲜李倧的册封问题上反映出明廷对当时辽东局势的严峻性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上至熹宗皇帝，下至朝臣，盲目自大，都似乎认为恢复辽东是情理之中的当然之举，根本无视后金势力的强大，更无积极进取的忧患意识，这从册封诏使王敏政、胡良辅与朝鲜国王李倧的对话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由于天启朝宦官专政、政治腐败、党争激烈、派系倾轧，致使明朝廷臣对辽东局势的严峻性没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导致部分官员在明朝与后金政治对抗中，对朝鲜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官员在对李倧封典问题上，恪守“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的传统君臣道德理念，认为李倧废光海君自立为王，是“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所当声罪致讨”。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以礼部尚书林尧俞、吏部给事中魏大中等为代表的朝臣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属国李倧的行为大加斥责: “欲以一纸蛮书，便取九重册诏，恐赏奸诲叛，莫此为甚。……堂堂天朝，倘为外夷所欺，不将为万世叹陋耶。”后虽经朝鲜使臣极力活动，大肆贿赂，费尽周折，明廷才准予派使前往朝鲜封典，在这一过程中，表面看是君臣名分之争，其实所反映的是明廷一些官员对朝鲜当时所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

第二，围绕着李倧“封典”，明诏使及毛文龙不仅给朝鲜带来灾难，也严重损害了明朝在朝鲜心目中的形象，给两国关系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前文所述，明廷派往朝鲜进行封典诏使不简派文臣，却任用亲信宦官出使，诏使为填满自己的欲壑，借出使之机大肆敛财。至于毛文龙依仗“请封”之功控制，在朝鲜专横跋扈，肆意妄为，扰害朝鲜，到后来已经失去联络朝鲜，牵制后金的作用。其实朝鲜对盘踞在皮岛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的作用十分清楚，认为： “毛文龙始以孤军，远涉海外，声言灭胡，招抚辽民，数年之间，辽民之归者以万计，虏亦疑其议，后不敢专意西向。其与中原，声势相倚，为掎角之形，其功亦不浅。而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可见，毛文龙入居椴岛最初几年，对后金有一定的牵制作用，而到后来，则“以复辽为名，召集辽左饥民，遍置于淸川以北，而天朝所赐银粮，占为私用，安坐岛中，独享富贵，以此军兵咸怀怨愤”。至其为袁崇焕所杀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 ，“毛都督于岛中，接置客商，一年收税不啻累巨万云。若使都督不尽入己，其补军饷岂浅鲜哉”? 此时的毛文龙对朝廷“伪陈擒馘，欺罔皇上”，对朝鲜“虚辞恐喝，诈瞒本国”，致力于“务结中贵，以为自固之计”，所谓“协助之计归虚”。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