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结构

（一）伽蓝配置

明清时代蒙古地区的西藏佛教寺院，经堂是最重要的设施，样式大体有三种：

（1）西藏样式。分两种：平顶的，金顶的（汉式屋脊，装饰金色法轮、鸟兽等物）。

（2）汉地庙堂建筑样式。

（3）混合样式。一般屋盖部分为汉式，即有屋脊，装饰着金顶和各种屋脊、屋檐装饰动植物，内里空间、窗户是西藏样式的。蒙古地区的经堂一般如此。

（4）上述之外，尚有蒙古包样式，即ger式。因为资料少见，这里不介绍。

寺院经堂以外的建筑物，多数为内地庙堂样式，少数为西藏平顶庙宇样式（如五当召）。

寺院全部建筑物的空间组织（即伽蓝配置）：

 （1）对称。主要建筑物沿着南北中轴线排列。

（2）不对称。有三种情形：各建筑物不形成对称格局；总体不对称，局部（寺院内各建筑群）对称，如瑞应寺（看前引文内平面图）；蒙古küriy-e（圐圙，读作kùluè）样式（以中间一座蒙古包为中心的蒙古包群组成的圆圈子格局），喀尔喀库伦有这样的情形。

总的看，蒙古喇嘛寺院内地样式的、对称布局的居多。尤其寺院屋盖部分装饰丰富的鸟兽图像，颜色鲜艳或者凝重，给人以慰藉（前引惠宁寺）。

蒙古地区的寺院，最早的都是内地样式、对称格局的，后来慢慢出现严格西藏样式的经堂，最晚的例子可能是彰武县的圣经寺，经堂系光绪二十七年（1901）建造，严格西藏样式的经堂。但综合来看，寺院空间组织还是内地样式占大多数。

有如上述，敕建寺院的经堂建筑样式分两种：内地庙堂样式，或者西藏寺院经堂样式。但即使是西藏样式，因为自身高大，并且寺院是对称布局的，比较西藏寺院，经堂显得十分突出、雄伟；样式上又并不完全雷同于西藏的样式，仅存其意而已，热河的三座声称依西藏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桑耶寺经堂建立的敕建寺院，即是证据。进入西藏地区大寺院的人，往往无法辨认哪座殿宇是寺中“大殿”，在敕建寺院则不会这样。

敕建寺院的建筑物都是对称布局的，诸建筑物沿着南北向的中轴线展开。这一点没有例外。

一些非敕建寺院，因为殿堂不多，或者是西藏寺院那样的散乱分布，原先不是对称布局，但经过历次修缮、增建、扩建，而变成内地庙堂的对称格局了。最突出的地方是，后来者往往要增建照壁、牌坊、山门、钟鼓楼、碑亭。通过这样的建设，把一座西藏式散乱布局的寺院改造成对称、秩序简明的样子。像归化城五塔寺是新建（1727年），塔系再现北京明代正觉寺的印度金刚座宝塔（见存，北京白石桥国家图书馆对面），大召、席力图召18—19世纪陆续增加牌楼等建筑物，寺院变成沿中轴线对称展开的南北狭长格局；喀尔喀的库伦寺院也经历这样的改变；内蒙古库伦旗兴源寺、科左后旗的双福寺都是例子。

（二）思想来源

蒙古地区寺院样式及空间组织的形式来源两个地区：西藏（西藏寺院样式），北京（内地庙堂样式，雍和宫、热河、多伦诺尔）。因为工匠、材料的加工等几乎全由山西人担任，所以山西建筑的技术、审美趣味在蒙古地区有深入普遍的影响，那些富有华北民间色彩的蒙古寺院建筑的产生原因正在这里。而明清时代的归化城、绥远城、定远营是西藏、内地文化观念的中间站，从此往喀尔喀、科布多、阿拉善等广远的漠北漠西地区弥漫。山西商人、山西工匠、山西归绥，对蒙古社会施予长远深入的影响。看看如今乌素图召的建筑，比较山西的旧建筑，再观察库伦的寺院和买卖城，即可有所领会。

（三）空间构造的原则

从蒙古地区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空间看到的中华帝国的空间构造原则，是怎样的呢？敕建寺院，最代表皇帝意志与立场。我们看到，所有敕建寺院都是空间上对称的格局。至于蒙古人自行创建的寺院，往往也采用这种格局，尽管作为信徒和喇嘛，他们前往过西藏，知道那里的格局并不如此，且信奉的正是那里的教法。

在经堂样式上，满洲皇帝敕建的寺院多数是内地庙堂样式，少数场合选择西藏的样式，但并不以肖似为原则。

内地寺观宫殿的样式固然代表王朝文明与教化的内涵，必须在边陲充分加以推广。但同时将西藏的样式，再现于热河这个重要的地点，其意味何在？实则这正表现出帝国原则的特点：帝国既坚持自己的普遍性原则，又包涵、容纳不同的价值标准。犹如在宗教上，明清时代既推崇儒学，令八旗与皇族实践之，又在蒙古西藏地区重用、发扬西藏佛教。乾隆皇帝对此曾有解说：

惟大濛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

大濛即蒙古人。虽说如此，但是通过御赐寺院名字（从明代仰华寺、弘慈寺到清代无数的御赐庙名）、御赐匾额、御制碑石在寺院显要地点树立、万岁牌恭陈大殿主尊之前，以及喇嘛年班、皇帝塞外巡幸，仍深刻直率地贯彻帝国的教化。

清朝皇帝认为清朝是“中华”，即“清朝＝中国”，历代御制诗文流露这样的国体感知，斑斑可考。例如乾隆四十五年皇帝香山召庙纪事六韵碑记说，“既建须弥福寿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於香山之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结论

根据藏文和蒙古文撰述的佛教史书，贯穿西藏蒙古的是佛教由圣地（印度）金刚座发源，征服四外边鄙地区的一部神圣的教化流行的历史，而西藏是佛教新的中心和圣地。然而西藏蒙古两地佛教的差别是广泛的，有些差别源自中原王朝的宇宙观、政治权力与文教的持续作用，造成西藏蒙古社会缓慢但深刻的改变。例如神权社会、寺院林立乃是元明清三朝西藏统治的显著后果。对于蒙古地区喇嘛寺院而言，一个问题是：中原王朝的空间原则造成它怎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宇宙论的和政治文化的意义如何？对于近代中国有何意义？本文旨在比较西藏、蒙古和内地（北京、盛京和热河），希望获得总体的了解。明清时代蒙古地区（1570—1910年代）皇帝赐名和敕建的喇嘛寺院，建筑样式多是中原王朝庙堂与民居式样，各建筑物之间一概遵循沿着中轴线左右对称、南北依次展开这样的原则，康熙年间建造的辽宁朝阳佑顺寺是见存典型的建筑群。非敕建的喇嘛寺院，则有蒙古包式、散乱布置；西藏式，散乱布置；内地式，对称布局；以及上述三种方式程度不同的混合。这是明清蒙古地区寺院景观的全般情况。

蒙古地区非敕建寺院，明末西藏佛教传播起始时代多是内地庙堂样式、并且是对称布局。直到清末西藏样式的经堂才增多，但样式和空间组织仍以内地庙堂样式和对称格局为常见。许多非敕建寺院，因为增加牌坊、照壁、山门、钟楼与鼓楼、碑刻等建筑，逐渐变成了对称的格局。

沿南北中轴线对称绝对不是西藏地区寺院空间组织的原则，而是内地帝都和华北庙堂官衙寺观民居的原则。蒙古地区的寺院空间，复制的不再是拉萨而是京城和华北。因此包括盛京的清代敕建寺院建筑样式与空间组织，不仅实现着中原王朝的宇宙原理，而且也实现着中原王朝庙堂建筑构造原理。这是天朝体例、帝国景观的实现，是帝国教化向四外地区的输送，隐隐地进行政教空间的一体化与匀质化——亦即同化、教化的过程。研究中华帝国明朝和清朝的“帝国史学”“帝国艺术”时，应格外注意这类思想观念促成的标志性事物，它使得西藏蒙古“佛教共同体”不具有相同的神圣空间。蒙古地区喇嘛庙彩画与砖雕上西游记、三国志演义、杨家将故事的连环图案，以及汉地的吉祥图案，想必造成熟悉西藏寺院装饰的来访者情感的、时空上的困惑，这个情况包含丰富的文化涵义。

相对的，西藏地区那样非内地样式的存在繁衍，也是中华帝国空间原则的体现。因为对于藩属的教化，中华帝国具有宽广的包容性，“齐其政，不易其俗”，允许鞭长莫及的部落或地区暂且保持“野蛮化的自在的状态”，同时通过封贡年班等等待遇进行诱导。清朝皇帝在热河建立西藏样式的皇家寺院，一入山门却树立着巨大的方柱体御製四体文字石碑，非常触目，但寺院并不对民众开放，只是作为帝国政治文化的示意，犹如元明以来多种文字的诏敕、避暑山庄丽正门和《清文鉴》要使用五体文字，那是“中华帝国”的浩大、综合的文化景观，充分展现“天下一家”的博大状态。所以总体上，中华帝国各地喇嘛寺院的空间，其精神原则包含两种：中华的、非中华的。但通过持续教化，中华特性得到强化和流行，中华文教空间逐渐扩张。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因为东西洋敌人的入寇和民族主义思想情感的出现，这个中华化、一体化的进程被阻断。晚清时期王朝的文化边界后退，蒙古北部、伊犁地区乃至嫩江平原，出现俄罗斯空间和景观——民居、教堂、园林、学校，是新一轮异质的“教化”和政治权力的实现。近年全球化的进程，导致蒙古地区的宗教景观显得更加多样并存。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西部蒙古论坛》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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