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直人思维
在1978年举办于纽约的现代语言学会议上，当莫妮卡·威蒂格以一句惊世骇俗的“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结束了她的演讲《直人思维》时，与会者们因为震惊而陷入了沉默。即便时至今日，哪怕在性少数群体中，能接受这种激进观点的人也依旧很少。然而威蒂格的这一句宣言并非哗众取宠。她以独到的视角指出了一个为许多社会活动家们忽视的问题：根深蒂固的“直人思维”并没有消失，它在对性少数人群的意识形态压迫之中依旧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Monique Wittig (1935-2003)
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出生于法国的阿尔萨斯，曾于索邦学院学习东方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她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地参与法国的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她的思想深受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研究等等问题上，她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在立场上明显地靠近西蒙娜·德·波伏瓦（她的另一篇文章《女人并非天生》的标题即来自波伏瓦的《第二性》）。
这里要呈现给大家的，就是威蒂格的演讲《直人思维》。在这里，威蒂格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弗洛伊德（以及接下来的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结构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认为精神分析所预设的一系列结构，实际上都只是特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特定的思维方式，而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却将这种思维方式视为普适的。威蒂格认为，精神分析学说的这种倾向，代表着一种广泛存在的思维方式，她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作“直人思维”。
当然，威蒂格并没有分析直人思维的物质起源，而是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意识形态批判上。她指出：这种直人思维一方面表现为父权思想，如女性相较于男性是第二性的；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异性恋话语的霸权，如认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必定是异性恋性质的。于是，直人思维成了一种粉饰压迫的虚假意识形态。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女人相较于男人是他者，同性恋人群相较于异性恋人群是他者，对他者的压迫以科学化的、合理的面貌出现；直人思维认为，这种压迫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能够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然而威蒂格认为这决不符合现实情况。她认为，女同性恋者的存在本身，即是对直人思维的巨大挑战。在直人思维之下，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而女同性恋者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威蒂格说“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
自然，一篇演讲不可能将这么大的问题完全说清，但是威蒂格提出的观点非常值得仔细研究。它对于同志运动中的人们展开传统价值观批判应当很有参考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为同志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没有哪种社会观念是亘古不变的，社会观念永远根植于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上。自然，这里说的“社会观念”也包含着直人思维。这告诉我们：直人思维并非不可战胜，我们可以去动摇它、改变它。
好了，更多的话也不必多说，一起来感受激进思想的魅力吧。
直人思维
莫妮卡·威蒂格
近年来，在巴黎，语言已经主导了现代的理论体系与社会科学，并进入了女同性恋和女性解放运动的政治讨论，这已成为了一种现象。这是因为，语言牵涉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场域，即由权力主导的政治场域——或进一步说，由权力的网络主导的政治场域，因为语言的多重性不断地在社会现实中起作用。直到近年来，人们才察觉到这样的语言已经造成了重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语言学本身的巨大发展、数量众多的语言学学派、传播学的出现、传播学使用的元语言的专业性，却无不代表了这一重大政治风险的症候。语言学已经入侵了其他科学：例如，它通过列维-斯特劳斯影响人类学；它通过拉康影响精神分析，和所有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学科。
罗兰·巴特早期的符号学几乎摆脱了语言学的统治，而成为了对不同的符号体系的政治分析。这种符号学以此建立了不同的符号体系间的联系，例如小资产阶级神话体系同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前者总是倾向于遮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我们几乎因此得到了拯救，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思想武器（方法）去分析所谓的意识形态，而政治符号学正是这样一种武器。但是这种奇迹并没有持续多久。巴特并没有把外在于符号学的观念引进符号学——在这里指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他反而很快就宣告：符号学仅仅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是它唯一的研究对象。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作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认为是萨特之后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蒙田之后最有才华的散文家。其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影响所至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作品包括《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论拉辛》（On Racine）、《S/Z》等。
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登记簿，各种各样的语言出现在这登记簿上，只不过是添加了一条条记录而已：这里有例如潜意识的语言、时尚的语言、交换女人的语言——在最后这种语言中，人类实际上不过是用来交换的符号罢了。这些语言，或者毋宁说这些话语，会互相适应、互相渗透贯通、互相支持、互相加强、自己产生自己乃至相互产生。语言学产生了符号学和结构语言学，结构语言学产生了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又产生了结构的无意识。所有的这些话语将受压迫者置于一种迷惑性的稳态，让他们看不见他们受压迫的物质原因，使他们陷入一种非历史的真空中。
原因在于，这种话语生产了对于社会现实的自然科学化的解读。在这种解读中，人类被认为是不变的东西，不被历史和阶级冲突影响，每一个个人都因为基因编码而在精神上完全相同。这种精神同样不被历史和阶级冲突影响，它从二十世纪之初便为专家们提供了论述不变性的理论武器：一种象征语言，通过很少的元素来发挥很大的作用。元素的数量之所以少，是因为这种精神所“无意识地”生产的象征并不多，就像基本的数字0到9那样。由此，通过治疗和理论化，专家们很容易将这些象征强加于群体和个人的无意识上。我们被告知：无意识会在隐喻的基础之上无比精妙地建构自己，这些隐喻包括父亲之名、俄狄浦斯情结、阉割、弑父、交换女人，等等。然而，就算潜意识很容易操控，这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就像那神秘的天启一样，精神之中象征的幻影需要多重解读。只有专家才能完成对无意识的破译。只有他们——精神分析师——才被允许（授权？）整理和解读精神的表象，唯有如此，这些象征才能显示其全部意义。尽管象征语言极度贫乏又有重大的缺陷，但语言或者用于解读它的元语言却依旧在不断发展，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都是这样地丰富、这样地富有表现力，以至于只有《圣经》上的神学注释能与之相提并论。
无意识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是个体不曾觉察到的心理活动和过程。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无意识心理包括大量的观念、愿望、想法等，这些观念和愿望因为和社会道德存在冲突而被压抑，不能出现在意识中。一个经典的论述是：若把意识比作冰山，水下的大部分就是无意识的。
是谁给了精神分析师们这些知识？例如，对于拉康来说，不论是他称之为“精神分析话语”的东西还是“分析经验”的东西，“教给”他的都是他已经知道的东西。前者能教给他的东西，后者也能教给他，反之亦然。然而谁能否认拉康通过“分析的体验”（某种实验）科学地发现了无意识的结构？谁又能问心无愧地忽视那些经受着精神分析的人的话语？在我看来，拉康无疑在无意识之中找到了他所说的结构，因为他早已将那些结构预置于那里了。对没有在精神分析的建制中得到权力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看到了那些经受精神分析的话语，那他们一定也会为那些话语展示出来的（被操纵的）压迫而感到极度悲哀。在“分析经验”之中，必有一个受压迫的个人，即被做精神分析的患者。患者与他人交流的需求被分析师所利用，患者除了说出她/他所应当说的话之外（就如同女巫们在折磨之下只能说出审讯者想要听到的话），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如果她/他不想摧毁这满足她/他交流需求的无形契约的话）。据说，这种残酷的契约可以持续一生：这个契约迫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向压迫她/他的压迫者展示自己的痛苦，而正是压迫者对这痛苦负有直接责任；这压迫者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剥削着她/他，还用几句轻描淡写的修辞就打发了她/他的痛苦。
这种契约暗示了一种对交流的需求，但这种需求真的只能通过精神分析、通过治愈或者“试验”来满足吗？假若我们采信一些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和男同性恋最近的说法，那么事情就根本不是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说法全都强调如下事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和男同性恋根本无从与异性恋社会进行交流，除非是与精神分析师交流。一旦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他们既没有患病，也不需要治疗，他们面对的是实在敌人），结果便是受压迫的人打破了这精神分析契约。这就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和男同性恋的说法所揭示的事实，它给我们的教训是：精神分析契约并不是出于同意，而是出于强迫。
石墙骚乱是指发生在纽约的一次同性恋者和警察间的一系列暴力冲突。这次骚乱开始于1969年6月27日星期五，在石墙旅馆外，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住所。这被认为是美国乃至世界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它是第一次有同性恋者拒绝警方的逮捕。在石墙骚乱以前，警方对同性恋酒吧和夜总会的搜捕行动是城市同性恋者生活的一部分。警方通常会登记出席的人的姓名以便用于报纸的刊登，然后把尽量多的同性恋者押上警车。接吻、牵手、甚至在同性恋酒吧出现都是被逮捕的理由。
压迫着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和男同性恋最甚的话语，是那些认定任何社会都建立在异性恋性特质（heterosexuality）基础上的话语。正是这种话语言说着我们，并宣称真相只存在于非政治的场域中——似乎在这个历史时刻，所有重要的事都可以回避政治；又似乎我们关心的东西在政治上并不重要。它们禁止我们发声，除非我们按照它们的方式来发声。这类异性恋式的话语正是用这种办法压迫着我们。它把所有质疑它的问题，都当成是低级幼稚的东西而忽视掉。我们拒绝精神分析话语的普适化阐释，于是理论家们便说我们忽视了象征的维度。这种话语彻底否认我们创造自己的范畴的可能。而这种话语最暴戾的行为，莫过于那种从不停止的、施与我们身体和精神的暴政。
当我们使用“意识形态”这一以偏概全的术语来标示统治者的所有话语之时，我们便已经将这些话语降格到了非真实意识的领域之中了。我们因此忘记了：它们在物质上（身体上）直接对被压迫者施暴，这种暴力是由抽象的、“科学的”话语以及大众媒体的话语所共同产生的。我坚持关注这种针对个体的以话语进行的物质压迫。我将以色情产品为例子，来着重讨论这一压迫的直接影响。
色情图片、色情电影、色情杂志摄影和城市墙壁上的公众海报，都构成了一种话语，而这一话语以其符号覆盖了我们的世界。它传达这样一种意思：女性是受统治的。符号学家们尽可以去解读这个话语系统，并描述它的性质。他们从这一话语中读出的不过是一些符号，这些符号的功能并非指示所指，而除却作为构成某一系统的要素之外，它们也并没有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但这一话语对我们来说并不像对符号学家们那样，与真实处于分立。这一话语不仅同（经济上与政治上）压迫我们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它本身也正是压迫的一个方面，因为它严格地支配着我们。色情的话语是在我们身上实践暴力的一种手段：它嘲讽、亵渎我们，它是施与我们的“人性”的一种罪恶。作为一种羞辱的手段，它还有另一个功能，即作为警示的功能：它命令我们恪守本分，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谁；它引起了恐惧。当我们对色情作品发表反对意见时，也正是刚才提到的那些符号学专家在批评我们，说混淆了这种话语与现实。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一话语对我们来说就是现实，是我们遭受压迫这一现实的一部分。他们坚信我们的分析是错的。
《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由赫夫纳于1953年在芝加哥创办，从一本男性杂志起家，业务逐渐涉足色情杂志、会员俱乐部等。它曾以其前卫的色情图片在世界范围内大赚其钱，并且捧红过像玛丽莲梦露那样的一代影星。第一本《花花公子》以玛丽莲·梦露作为封面。
我选择了色情产品作为例子，因为它的话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能表征话语对我们、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施加的暴力。即便产生出科学和理论的话语是抽象的，科学和理论以物质的方式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权力却并不是抽象的。如同马克思所说，它本身的表达方式即是统治的一种形式。我却会补充一句：它是压迫的一种实践。所有受压迫者都应了解这这种权力，并且必须与之斗争。这种权力会告诉我们说：“你没有说话的权力，因为你的话语并不科学也并不理论化；你的分析是错的；你混淆了话语与现实；你的话语是幼稚的；你误解了这样的或那样的科学……”
如果说现代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对我们施用了权力，那是因为它触及到一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观念。尽管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这些运动的产物也已经挑战了社会科学话语的哲学和政治范畴，他们的新范畴却并未经过当代科学的检验就投入使用了。这些范畴起到的作用，正类似于先在的基本观念在规训、理论和现时理念的总体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将这种基本观念称作直人思维（the straight mind）（参考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这些观念会考虑考虑“女人”、“男人”、“性”、“差异”，以及其它一系列带有这一标记的观念，包括“历史”、“文化”和“现实”。近年来，人们的确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没有自然的事物，一切都是文化塑造的。尽管如此，这里的“文化”之中却还保留着一个拒绝检视的内核。这一内核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它却被理论分析排除在了社会因素之外；这种关系的特征，是强调文化与自然的必然性，而它实际上正是的异性恋特质的关系。我将这种关系称为“男人”和“女人”间强制的社会关系（这里我参考了Ti-Grace Atkinson对性交的分析，这一分析将性交视为社会建构）。直人思维将这种必然性当作一种知识、一种显见的原理和所有科学的预设前提。它由此生发出了一种对历史、社会现实、文化、语言和其它一切主观现象的总体化阐释。我在这里只强调一种压迫的特性，正是它包装了直人思维：这种压迫的特性倾向于将其观念产物立即普适化为一种一般法则，并宣称此一般法则对一切社会、一切时期、一切个体都适用。于是，人们可以谈论交换女人、两性的差异、象征界、无意识、欲望、享乐、文化和历史，并赋予这些概念以绝对的意义——尽管它们不过仅仅是建立在异性恋性特质之上的范畴，或仅仅是将两性差异作为政治与哲学的教条生产出来的思想。
这种普适化倾向的结果，就是直人思维无法设想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异性恋性特质并不像现在这样，得以掌控所有人类的关系，掌控对概念的生产和一切意识之外的社会过程。还有一点：历史地来看，这些无意识过程以专家的说辞为媒介，它们教给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充满强制的意味。于是表达这些无意识过程的修辞（我并不低估它的诱惑力）便将其自身包裹在神话之中，以制造谜团为手段并通过层层累加的隐喻来推进，而它的功能就是将这种“你要么是直人，要么什么也不是”的强制特性诗意化。
电影《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中，一个自称布兰顿·蒂纳的小伙子实为女儿身，她无法接受自身的性别，为此搬离家乡，希望能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但当她的秘密被人发现时，她的两位男性朋友却感到被羞辱了，怒气迅速膨胀为一次血腥的暴力犯罪，他们强奸并残忍地杀死了布兰顿。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案件。
在这种思维之下，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拒绝交媾的义务，也根本不可能拒绝由这些义务衍生出来的、对于维系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拒绝了他者建构的可能，意味着否认“象征界”，意味着让建构意义不再可能——而失去了对意义的建构，便没人能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我们不可以考虑由女同性恋主义、同性恋性特质形成的社会，也不可以言说这样的社会，尽管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因此，直人思维才一再地强调：乱伦而非同性恋才是它所主要反对的事；因此，对于直人思维来说，同性恋性特质和异性恋性特质没什么区别。
是的，直人社会在各个层面上都必定依赖于异类/他者。无论在经济层面、象征层面还是语言层面、政治层面上，它都没办法脱离这一概念而存在。对于科学和规训的总体来说，异类/他者的必要性是本体论层面的，我将这一总体称作直人思维。但异类/他者不是被统治者还能是什么？这个异性恋社会不但是一个压迫着所有同性恋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压迫所有异类/他者的社会，它压迫着所有的女人和大部分的男人——它压迫着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构建异类并且控制异类是权力的行为，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是规范性（normative）的行为。每个人都想证明别人是异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只有在社会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才能做到。
举个例子：两性差异的观念将女性从本体论层面上就建构成了异类。男人不是异类，白人不是异类，主人也不是异类，但黑人、奴仆则成为异类。这种两性差异观念的本体论特征，影响了这同一观念的总体下所有的观念。但对于我们来说，本来并没有什么“成为男人”或“成为女人”。男人和女人是对立的政治观念，而交合在辩证地联结两者的同时，也废除了两者。男女间的阶级斗争会废除“男人”与“女人”的观念。关于差异的观念与本体论没有什么关系，它仅仅是主人解释自己处于统治地位这一历史情景的方式。差异的作用是掩饰各个层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利益冲突。
换而言之，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不应该再存在“男人”与“女人”，作为思维或语言的分类或范畴的“男人”“女人”，必须要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层面上予以消灭。如果作为同性恋的我们还在将我们自己说成是男人或者女人、还在将我们自己理解成男人或者女人，我们就成了维持异性恋性特质的工具。我十分确信：仅有经济和政治的转型，不足以将这些语言范畴祛魅。我们能放走奴隶吗？我们能放走“黑鬼”吗？女人跟这些人又有什么不同？我们是不是依旧要书写“白人”、“主人”、“男人”这些词汇？经济关系的转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产生一项针对这些关键观念的政治变革——针对这些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的观念。因为还存在着另外一重物质性的秩序，即语言的秩序，而这些战略性的观念是从语言内部发挥作用的。这同时又与政治场域紧密相关，因为在政治场域中，与语言、科学和思想有关的一切，都涉及作为主体的个人，也涉及到她/他同社会的关系。我们不能放任这些观念被直人思维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宰割。
在所有直人思维的产物中，我尤其质疑结构主义和结构的无意识。原因在于：在某些历史时刻，由于被统治者的反抗、被统治者对差异的质疑，社会统治者的统治便不再必然地具有合法性；这时，列维-斯特劳斯、拉康以及他们的门徒们，便开始强调意识之外的控制的必要性，而这种控制便因此不需要由统治者个人负责了。
他们声称，无意识过程——例如那些依赖于交换女人的无意识过程——对于每个社会都是必要的条件。据他们的说法，是无意识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权威、什么是象征界，而若没有了象征界，意义、语言和社会便无从存在。但是女人被拿来交换这件事，除了能说明着她们被统治着，还能说明什么呢？这样看来，无意识毫无疑问只有一种，即异性恋式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其实极其有意识地照顾着统治者的利益，这让女人们轻易地就被剥夺了自己的观念。除此以外，连统治关系也被否认了：“不存在对女人的奴役，只存在着男人与女人间的差异。”对于这种说辞，我引用一个罗马尼亚农民在1848年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说的话来回应：“为什么那些绅士们说这不是奴役？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奴役，那是我们都经受过的痛苦。”是的，我们都知道它就是奴役，这种关于压迫的认知是夺不走的。
影片《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讲述一个多世纪前，英国妇女为了争取选举权而不懈斗争的故事。斯特里普在片中饰演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是一位著名的妇女选举权倡导者。她与几位同盟者发起成立了“妇女议会”，在国会开会时，她们也开会，与议会唱对台戏。由于采取了激进的斗争措施，潘克赫斯特同她的同盟者们曾多次入狱，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响。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关于压迫的认知，我们才必须对“不言自明”的异性恋性特质追本溯源，并且（借用罗兰·巴特早年的说法）我们绝不能忍受“在自然和历史的每个环节混淆视听”。我们必须无情而明确地指出：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尤其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已确凿无疑地将它们的观念变成了神话：差异，欲望，父亲之名，等等。他们甚至将神话进一步“神话化”，因为为了将突然出现在历史场域的个人维度系统地异性恋化，这种操作是必要的——这个个人的维度通过每个被统治者的抗争而出现，尤其是通过女人，因为妇女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抗争了。而现在，这种操作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而完成得十分系统，它已经谐和到了极致，以至于异性恋神话可以轻易地从一个体系流传到另一个体系；这在人类学中是如此，在精神分析和其它社会科学中都是如此，就好像可以投资的价值一样。
异性恋神话的全体是一个用修辞搭建起来的符号体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对压迫的认知来从政治上研究它；正是“我们本就知道它是镣铐”驱动着我们将历时分析（diachronism）引进关于永恒本质的固定话语。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事业本来只是一种政治符号学，但通过“我们都经受过的痛苦”，我们也在语言/表象和语言/行动的层面上来践行这一事业，而这才是真正引起改变、创造历史的东西。
这些符号体系看起来是如此地永恒、普适，以至于都可以把它们的规则抽出来放进电脑里自动运行；然而就在这些规则被放进无意识机制的同时，由于我们的行动和语言，改变正在发生在这些符号体系之中。这类模型，比如交换女人的模型，将历史粗暴地拖进深渊；这样一来，我们相信，这曾经被认为是形式化的整个系统就倒向了另一个认知的维度。但这个维度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特定的历史使命；更因为——如同列维-斯特劳斯说的——我们在说话。让我们说：“来砸烂异性恋式的契约吧！“
于是，这就是许多地方的女同性恋们一直在强调的事情。如果没有通过社会的实践找到一些最起码的理论，那她们对直人文化和直人社会的反击现在仍旧不可想象。人类学家可能会说，我们还要再等五十年才能开始反击。没错，如果想让这些社会的运转都普适化、从而暴露出它们不变的内核，那就等着吧。但与此同时，直人思维却正在瓦解。什么是女人？这个词代表着痛苦、惊慌和主动的防御。坦白地说，由于视角的转换，女同性恋们根本没有这种问题。女同性恋们和女人结为伴侣、和女人做爱、和女人一起生活——这些表述都是错误的，因为，“女人”这个词只在异性恋式的思想和经济体系下才有意义。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
文 | DT君
封面 | Chisaac
排版 | Chisa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