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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 | 郭晟豪、文博、王慧敏:北京的“吹哨报到”如何赋能基层治理?

公共管理研究 公共管理研究 202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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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晟豪,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博,香港城市大学助理教授

王慧敏,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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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寄语

    很高兴能够和各位同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论文以北京市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制度改善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缓解城市公共治理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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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超大城市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但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当地的公共服务供给难以为继。以过去的北京为例,由于缺乏自由裁量权、部门间职责同构,基层干部不但无法直接处理发生在一线的问题,而且群众的反馈也往往遭遇部门间的推诿卸责,产生的问题难以妥善解决。

    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出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政策赋予基层干部评价上级部门的权力,并清晰划分各个部门的职责,让他们得以协作。具体而言,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涉及问题出现、问题诊断、问题解决和结果评估等过程的一系列配套机制建设(见图1)。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whistle gathering”

   

     第一,当问题出现时,居民可以直接向所在街道的街道干部反馈情况,或是12345热线电话等方式向地方政府申诉,地方政府再将相关问题下派给街道干部。最终由街道干部负责发起为居民解决问题的动议,将其推进到问题诊断阶段。

    第二,在问题诊断阶段,街道干部需要判断该问题是否由本街道内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处理。如果该问题可以由街道干部处理,则街道干部直接解决问题,不需“吹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需要其他多个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则由街道、居民和可能相关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一共判定解决问题涉及的地方政府部门,明确“吹哨”召集的对象。

    第三,在问题解决阶段,地方政府成立了工作协调委员会,并由辖区内的负责人(即党委书记)担任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街道干部、居民担任委员,从而聚集来自各个部门的管理人员,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当街道干部需要进行“吹哨”时,他们将请求提交给工作协调委员会,由工作协调委员会出面,向涉及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吹哨”。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派员“报到”后,组建包括街道干部、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外派人员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共同解决问题。

    最后,在问题评估阶段,需要对参与的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评。工作协调委员会、街道干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监督管理哨”,考评全部“报到”参与解决问题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以此确保“报到”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街道干部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具体事项完成情况向工作协调委员会通报,工作协调委员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集体讨论后形成评价,并向地方政府反馈评价结果,反思可以改进的领域。这样的评估结果将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本文通过梳理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制度建设过程,总结了能够使该制度有效的条件。

    首先,政府必须赋予基层干部足够的行政权力,让他们既能够直接处理眼前存在的简单问题,又能够联合其他政府部门解决复杂的“棘手问题”。

    其次,以地方政治精英为首的任务导向型协调组织在促进政府部门沟通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能够把正确的人分配给正确的任务,避免效率损失。

    最后,政府能够赋予基层干部评估政府部门绩效的权力,从而防止常见的部门推诿卸责行为。

    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能否仿照该制度并从中获益?本文也总结了借鉴该制度所需要的三个前提条件。

    首先,政府必须能够在基层设立办事处,处理地方事务,如中国的“街道办”。

    其次,政府必须赋予基层干部足够的权力,让他们得以评估上级部门的绩效。

    最后,政府机构和群众都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社交媒体或已有的城市信息系统,不但群众能够反馈当前存在的问题、政府最终的解决效果,而且政府也能够及时通报问题解决进程,与群众及时沟通。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北京市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制度尽善尽美。一方面,政府需要警惕基层干部过度使用或误用他们的“吹哨”权力。否则,这一制度反而可能成为基层干部逃避责任的工具。他们很可能对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吹哨”,导致无意义的资源浪费。因此,政府应明确在哪些情况下才需要“吹哨”。

    另一方面,为降低制度成本,北京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试运行综合政务中心。综合政务中心由公安、交通、工商、食药、消防、城管、市政等与居民生活关联较大的部门派出人员组成。街道干部可以将提出的问题信息告知综合政务中心,如果综合政务中心内的政府职能部门派出人员已经可以解决,则即时办理,不需“吹哨”;如果未能涵盖解决问题所需,需要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协助,再提交工作协调委员会“吹哨”。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的今日,政府也可以运用部分互联网科技消除公众参与和监督的障碍,从而让他们深度参与。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与当地群众交流。社区群众将被邀请加入一个由政府联络员管理的在线聊天组,他们不但可以反馈遭遇的问题,还可以就某些政策预约政府官员进行咨询。

    最后,政府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12345热线系统,进一步提高效率。群众可以通过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更快地进行反馈。而政府官员也知道他们的表现将得到及时评估,因此更有可能积极解决问题。




文章来源与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Guo, S., Wen, B.*, & Wong, N. W. M. (2022). Handling in the frontline: A case study of “whistle gathering” in Beij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42(2), 1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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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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