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陈思丞、Tom、马亮：组织声誉管理与中央政府机构改革（附论文数据和计算代码）

01作者简介

陈思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Tom，挪威奥斯陆大学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访问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杰出访问教授

马亮，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02论文摘要

公共组织改革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媒体影响力对行政重组的重要性。但是，还需要理解不同媒体声誉维度如何影响政府终结行政机构的决策。本研究融合官僚声誉和机构终结理论，来确定媒体声誉维度（绩效、道德、程序和技术）是否会增加机构生存概率。基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495384篇文章，本研究使用高级机器学习方法，对449个中国中央机构1949-2019年的媒体声誉维度进行了编码。事件史分析和分段常数指数模型表明，媒体影响力显著负向影响机构终结概率。程序维度始终降低机构终结风险，而道德和绩效维度只在某些时期降低机构终结风险。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在媒体曝光并展现特定声誉维度，对机构生存至关重要。此外，机构应该策略性地管理其媒体声誉，迎合不同受众的期望并降低机构终结风险。

关键词：机构终结理论、声誉管理理论、机器学习、媒体影响、中国

03文章介绍

（1）引言

中央政府部门终结（agency termination）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公共行政和组织理论研究长期关注的问题。许多因素会影响政府机构的存废，例如部门的组织特性（成立时间、职能、规模、法定依据）、政治因素（领导批示、政策注意力、政府换届）、外部环境因素(中央政府财政状况、战争)等。

过往研究已经揭示，增加在主流大众媒体的曝光度，将提高部委在机构改革中生存的概率。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在媒体上呈现不同维度的组织声誉，会对政府机构改革产生何种不同影响。这篇文章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研究方法，探究部委在主流大众媒体上不同维度的组织声誉建构，会对其在机构改革中的存废产生何种影响。

（2）不同维度的组织声誉

组织声誉理论自2010年被应用于公共部门以来，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公共管理学界解释公共组织行为的主流理论。组织声誉的经典定义为， “一组关于一个组织的独特性或可分离的能力、角色和责任的象征性信念，而这些信念嵌入在多重受众网络中”。公共部门的组织声誉被认为是内外部受众形成的有关组织的多重印象，政府机构建立良好的组织声誉，需要力争满足上级主管部门、管理服务对象和民众等不同受众主体的多重期待。

根据经典分类，公共部门组织声誉可以分为绩效（Performative）、道德（Moral）、程序（Procedural）和技术（Technical）四个维度。

其中，绩效声誉代表着一个组织通过有效行动完成其核心目标和价值使命的能力，受众关注点是工作完成情况、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道德声誉反映组织能否在其运行中符合政府组织合法性要求和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在中国场景下，道德声誉既包括对上级主管部门各项重大部署的响应和执行情况，也包括对管理服务对象和普通民众的关心、体恤和同情。

程序声誉指机构在行政和决策中是否遵循适当的程序、标准和法律要求；在中国场景还包括在程序性和仪式性的行政事务中的参与程度。

技术声誉反映一个组织在事务处理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力和知识，强调其科学能力、方法能力、分析能力和制定专业标准的能力。

 （3）研究发现

本文将组织声誉理论与机构终结理论进行链接，基于1949年到2019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495384篇提及中央政府机构的全样本媒体报道，运用决策提升树（GBDT），朴素贝叶斯（NB）和随机森林（RF）等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对建国七十年来449个中央政府机构组织声誉维度进行编码。

基于事件史分析和分段常数指数模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研究发现在主流媒体报道数量将显著降低政府机构被终结的概率。其中程序维度在1949-2019年间始终能够降低机构终结风险；道德维度除了在1967-1976年间不显著外，其他时间段均能够显著降低机构终结风险；绩效维度除了在1949-1966年间不显著外，其他时间段均能够显著降低机构终结风险；而技术维度在1949-2019年间均不显著，并不能够影响机构终结概率。

研究发现，对于政府机构而言，不仅在主流媒体上发声很重要，而且从何种维度发声同样重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政府组织与社会和民众的关系被重新建构，政府机构的组织声誉管理变得更加重要。政府机构如何策略性地管理其组织声誉，以迎合不同受众的期望并降低机构撤并的风险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4）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贡献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发展了经典的机构终结理论。机构终结理论自从1976年被提出以来，有许多新的发展。但是，本研究首次将组织声誉理论与机构终结理论进行链接，提出部委的不同组织声誉维度将影响机构终结的理论命题，并且利用中国场景下的数据进行实证。未来期待更多学者基于媒体化更加深入的欧洲和美国等国家的数据，重新对本文的理论命题进行检验。

第二，本研究也拓展了近期国际热门的组织声誉理论。当前组织声誉理论关注战略沟通、舆情应对、官僚自主性和民主体系问责等传统议题，而本研究扩大了组织声誉理论的解释范围。这篇文章也代表了组织声誉领域的最新研究趋势，即一方面将组织声誉理论与各类经典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链接，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基于海量文本数据对组织声誉相关议题进行实证分析。

第三，本研究将组织声誉理论运用到中国场景。西方组织声誉理论源于西方媒体“非正式的问责论坛”这一功能。在中国的独特媒体环境下，本研究则理清了组织声誉理论应用的边界条件。本文还重新定义了中国场景下四个组织声誉维度的概念与内涵，并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声誉关键词和测量方法。

第四，研究方法创新。本研究结合现代文本挖掘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对组织声誉概念进行清晰、可量化的测量，并且运用多种大数据分析算法作为稳健性检验。对于国际上关于组织声誉测量的争论，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解决方案。文章附录中公开的机器学习过程和代码，以及符合中国国情的组织声誉量表，能够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基础。

（5）研究启示

目前国内的机构改革研究更多采取统合的视角和自上而下的视角，往往更关注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政策取向、理论逻辑和实践创新。相关研究能够对历次机构改革提供宏观的视角，但是往往更偏向于实践性介绍，对部委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关注较少。

国际上关于机构改革的主流研究，以每个部委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事件史研究方法和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更多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组织声誉理论脱胎于官僚机构自主性的概念，将其置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实际上在于发现部委在历次机构改革中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访谈和调研，本文发现部委能够自主地掌握对外发布的网站信息、政策文本和媒体报道。这篇文章则揭示，政府机构能够通过营造特定维度的组织声誉（绩效、道德、程序和技术），降低机构被终结的概率。

实际上，每个部委因为自身的职能、级别、领导特征不同，有着不同的组织声誉维度偏好。但是，当政府机构意识到不同组织声誉维度有着不同影响时，领导者们可以更加策略性地改变组织声誉维度组合，以达到多样化的政策目标。

例如，在特定时期降低过于展现技术维度的新闻报道，更多地发布营造道德维度的新闻报道。在新兴的组织声誉研究文献中，上述行为被称为战略沟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数字时代彻底地改变了政府机构与民众、社会进行互动的方式。在数字时代，政府机构究竟该如何营造自己的组织声誉以降低在机构改革中被撤并的风险，值得后续系列研究的深入探讨。

04原文链接

Chen, Sicheng, Christensen, Tom and Ma, Liang, 2022. Reputation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Reorganization: How Different Media Reputation Dimensions Matter for Agency Termin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muac028,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ac028

论文全文免费下载链接（或点击“阅读原文”）：https://academic.oup.com/jpart/advance-article/doi/10.1093/jopart/muac028/6597481?guestAccessKey=1253379e-61f9-44df-ba0e-d5dc003ce709

论文数据和计算代码：Harvard Dataverse，

https://doi.org/10.7910/DVN/M13J01

05相关研究论文链接

马亮‖ 近七十年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实现了什么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0742

马亮‖ 部门合并后如何实现“同舟共济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0525

马亮|| 领导重视如何影响政府部门存废

https://mp.weixin.qq.com/s/hlWcf1NFMY_9KQQzfANo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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