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会怀念“文革”？
昨天，老胡发了一条微博，表达了他否定“文革”的态度，称他从来没有在体制内听说过“文革”有可能被重新评价的信息。
这条微博已经有超过1.2万个评论，大量的网友留言表示对老胡微博的不满，甚至是“围攻”。
评论者的语气激情澎湃，不但对那场运动持正面肯定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对那场运动充满向往：
“打倒走资派，打倒潜伏在人民内部的敌人”；
“贪官污吏最怕文革”；
“革的胡肯这种骑墙派”。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疑惑：为什么会有人怀念“文革”，甚至幻想着让时代倒退，再来一场？
老胡微博下的留言，给了我一个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
这些怀念文革幻想重来一场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运动中一定是“革命者”，而别人才会是被打倒的对象，所以他们才会义愤填膺地喊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口号，丝毫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被打倒的那个人。
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人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然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1966年6月中旬，在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召开批斗“牛鬼蛇神”“黑帮”的大会，一声呼啸，时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程贤策（程贤策解放前是地下党，是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女婿）身前身后糊满大字报，被押上主席台，站到一条很窄的高凳上接受批判。他的罪名是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
到8月时，批斗升级，程贤策家被抄，多次被革命小将们毒打。有一次他的衣服被打烂嵌到肉里，粘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回家后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还有一次，他被用席子卷起来毒打。
9月2日，程贤策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走向北京大学西北方向香山的密林深处，以烈酒伴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殁年38岁。
程贤策的死亡是非常悲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绍璗后来回忆道：“我想程贤策后来是真的绝望了，信念上的绝望。”
对于自己会有一天成为被打倒对象，程贤策应该是没有预料到的，他是解放前的老地下党员，1950年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团主席，1951年后担任北大宣传部副部长、北大统战部副部长。1959年后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
在此之前，北大已经经历过多次运动。1957年，北京大学有7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中文系也有多人被划成右派，其中有女学生林昭。
在这一个时期，程贤策一直处在领导岗位，而不是被打倒的对象中。
到1966年1月，程贤策还领导中文系的师生开会并发表讲话，内容是关于批判当时已经被报纸点名的《海瑞罢官》。
程贤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参加革命工作的引路人。在乐黛云老师的著作《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中，讲述了她与程贤策相识的一些往事。
乐黛云对一些运动中的激进做法表示不理解，程贤策这样开导他：“我们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而要依据“剥削量”，只要“剥削量”够数，“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
“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
“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
……
这一席话，说得乐黛云心服口服。
1957年，乐黛云老师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到1966年，程贤策成为被打倒的对象，被揪出来被侮辱被打骂。
乐黛云和程贤策的命运，在那个年代不是个例。
事实上，不仅仅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深受那场运动的影响，普通老百姓也有可能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甚至会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被“批判”……
因此，否定文革，应该是众望所归。而且，中央也是有正式决议和文件的。按理来说，不应该再有沉渣泛起的可能。
但是，在网络上，仍然有不少人对文革充满着感情，甚至渴望着重来一场。也因此，老胡的这条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微博才会招来如此多的攻击。
其实，那场运动如果再来一次，这些渴望者也将难逃劫难。
事实上，在那场运动中，开始时的参与者、观望者，后来纷纷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这并非偶然。
在参与和观望他人被打倒的同时，也为自己将来被打倒铺平了道路。因为这种“打倒”，不只是对一些个人的否定，而是对法治、对程序正义、对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公民权利的根本否定。
法治社会的建设，可能需要很久，而被破坏被抛弃，可能只需短短一瞬。
当法制被破坏，秩序被破坏，必然是国家的劫难。人人自危的社会，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是安全的。
那些渴望那场运动再来一次的人，在知道自己也有可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以后，还会不会想着要亲自感受一下？
部分资料来源：《逃向苍天》雷颐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四院·沙滩·未名湖》乐黛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筒子楼：一代学人的命运变迁》（北大中文系网站https://chinese.pku.edu.cn/xwgg/xwdt/12229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