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司马南狂怼莫言，连发多个视频，从莫言到莫言粉丝，就连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放过，怼了个遍。与司马南的高调相比较，饱受攻讦的莫言，像他的名字莫言一样，始终保持沉默，不置一词。
因为文字遭遇“围殴”的，莫言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年头，在说话写文时，只要稍微不能让某些“爱国者”满意的，便有可能会被指责为“抹黑中国”“递刀子”。八十多年前，也有一位作家，因为一本书，被讥讽是“卖国卖民”，被当时的人们指责是在抹黑中国，一通“围殴”。
林语堂先生曾经先后四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第一次提名是在1940年，由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同推荐林语堂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燃遍欧洲，瑞典文学院在1940年到1943年暂停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林语堂也很遗憾的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林语堂这本遭遇众人指责的书，书名叫《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于1935年在上海用英文写成《吾国与吾民》一书。
但这本书最初并没有在国内出版，而是在美国出版，引起轰动，四个月内就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也同样受欢迎。很多西方人正是从这本书，才了解到中国文化。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给了这本书非常高的评价：“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美国书评家伯发（Nathaniel Peffer）则称：“《吾国与吾民》是用英文写作的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之作，对中国有真实、灵敏的理解。”在国际上走红以后，出版商决定把《吾国与吾民》翻译成中文出版。最理想的翻译人选是林语堂本人，毕竟中文是他的母语。但林语堂却很害怕将《吾国与吾民》翻译成中文版，他说，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到英文读者，以及国内懂英文的读者。如果要用中文写，“那有的部分要展开，有的部分要修改。这事很麻烦，真的很麻烦！”虽然他在写作时是怀着“爱我的国家”之心，期冀通过《吾国与吾民》一书来促进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他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满怀信心，讴歌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虽然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明白之事实。
但是，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也深刻详尽地剖析了消极的“国民性”，描写了中国人存在着种种落后、保守和愚昧的精神状态，例如，他把中华民族的所谓“德性”概括为十五个方面：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滑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爱好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
然后，林语堂又进一步指出，“上述所谓德性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德，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
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也有林语堂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犀利控诉，比如：可怜的中国人，生活在地球上管治最糟糕的国家，挣扎于他们无法理解的各种漩涡中，以超人的耐心与善良忍受一切，愿这种善良和坚忍不拔最终能战胜一切。他们最后一头牛也被卖掉时，那就让他们去做土匪吧。他们最后一件家当也被抢走时，就让他们去当乞丐吧。
林语堂在写作时的态度，应该说是严肃的，并不是在有意丑化中国人，而是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认识它的实质和弊害，设法克服它，摈弃它。但是这样的文字，如果翻译成中文出版，会让那些“超级爱国者”痛恨，会被“那般中学毕业的‘普罗作家’给碎尸万段了”。在“作者序”里，林语堂也特别声明自己不是那些“超级爱国者”，“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我的爱国主义”，这本书也不是为他们写的。林语堂不以自己国家为耻，不怕指出中国面临的缺陷和不足，因为“中国的胸怀要比那些超级爱国者的大，并不需要他们刻意漂白”。
如林语堂所料，尽管《吾国与吾民》在欧美得到了一致好评，但是在国内，抨击的声浪一波接一波。林语堂被指责“不爱自己的国家”，是在抹黑中国，给敌人“递刀子”。对林语堂攻击最厉害的声音来自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报》及其主编汤良礼。现在的人对汤良礼很陌生了。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汤良礼可是爱国青年的偶像，炙手可热的意见领袖。汤良礼是1901年出生于印尼的华人，祖籍福建，1925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成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员。1929年，汤良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欧通讯主任，1930年回国后，曾任多家报社的通讯员，后又担任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报》主编。
汤良礼编著过很多有关中国的英文著作，包括《反叛的中国》《现代中国之基础》《中国革命内史》 《汪精卫政治传记》《中国的重建：进步与成就实录》等，其中以《反叛的中国》最为出名。在《反叛的中国》一书中，汤良礼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批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干涉，大力褒扬中国反帝爱国的民众运动。这本书获得了社会上的一致好评，蔡元培给该书撰写前言，英国大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素亲自撰写序言。罗素在序言中提醒道：“假若想要了解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他们正越来越多地掌控着自己国家的政策——读汤先生的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质疑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比如胡适就曾评价汤良礼“甚不高明”。《南华早报》也有刊登评论，称《反叛的中国》有将古代中国过度美化的嫌疑，并且对西力东渐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传教活动的作用，评价也不够客观公正。但这样的声音显然十分微弱，汤良礼成为当时扛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一个超级大V。汤良礼发表公开信，用讥讽的语调指责林语堂卖国，“哦哟，著名的小评论家现在可是世界级的畅销书大作家了。真的非常成功，‘卖’了你的国家和人民。”公开信指责林语堂披露国民政府的缺陷与失败来取悦外国人和外国媒体，指责林语堂“吃饭砸锅”，领着国民政府的薪水却把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描绘成一幅黑暗、绝望的图像。又说，西方一惯敌视中国，《吾国与吾民》在外文媒体得到追捧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指控让林语堂深感震惊，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些攻击他的“爱国者”自卑感太过强盛，自我意识极为敏感脆弱。他们就像乡村的学童，被送到大都会洋场教会学堂上中学，却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他的母亲来访。怎样才算为中国作真实而明智的宣传？西人又不是傻瓜，你把中国包装成个大美人，完美无缺，谁信啊？我的态度是实话实说，着重强调中国是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正从多年混战和贫穷中慢慢地走出来。容不得对当下中国作任何批评，这种自卑心理要不得。假如“爱国”朋友担心《吾国与吾民》在海外给中国带来不良形象，可以请他们放心，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我画的中国也是个美人，不过脸上有个黑痣，西人却懂得欣赏，不弃反爱。我写此书不是为了给中国作政治宣传。我要写出中国的真善美丑，这是艺术创作。别老看那个痣，要看整体的美。
林语堂说自己在书中坦诚写出当下(1934年-1935年)中国人的痛苦与悲哀，如果连广大民众要战不能，要活不得的怨愤都感觉不到，还能算是“爱国者”吗？对于这些批评，林语堂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只是为自己的书没有能引起国人好好反思，觉得很可惜。
应书商兼朋友华尔希、赛珍珠夫妇的邀请，林语堂一家于1936年8月到达美国，创作哲学书《生活的艺术》。“七七事变”后，林语堂成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林语堂在国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抗日。1937年8月26日，林语堂在《泰晤士报》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对于那些中国人会被征服的说法，林语堂坚决予以驳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有坚定的抗日意志，拥有辽阔疆土的优势，用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只要战争打成僵局，中国就实际上赢了。”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林语堂计划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但因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与当时差异很大，于是林语堂决定自己全英文写一本小说《京华烟云》。《京华烟云》这本小说七十余万字，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以热情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主线，以中国古都北京为背景，讲述了姚、曾、牛三大家族的故事，形象地描绘了从反抗八国联军入侵，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林语堂说，这本小说是“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抗战爆发后，美国纽约华侨组织中国妇女救济会，林语堂支持妻子廖翠凤积极参与妇女救济会活动，为她出谋划策，还曾捐款4000多法郎抚养6个中国孤儿。到1939年时，林语堂决心回国投入抗战。1940年3月，林语堂携全家一起乘海轮回国。5月到达重庆,在市郊的北涪蔡锷路买下一栋小楼房住下。
林语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左起第三位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
在重庆，林语堂亲眼看到国人同仇敌忾的气魄，很受感动。他给《纽约时报》发快报，揭露日机轰炸的残忍。林语堂说，这些轰炸显示“日本人竭尽全力要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让中国人胆寒”——他们达到了前一个目的，但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日军的轰炸刚刚结束，浓烟未散，林语堂上街就看到有商铺已经在街上摆出瓷器在卖，由此对中国的抗日充满信心。他这样写道：“这儿摆的不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人的胆量。”“战争一定会赢，靠的就是这种中国胆。”林语堂抵达重庆后，蒋介石和宋美龄马上接见了他。蒋宋建议林语堂到美国为为抗战发声，比留在重庆躲炸弹有用得多。于是，林语堂决定再度赴美，他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的身份拿到外交签证，于当年9月抵达美国，作为“民间人士”为中国抗战发声。珍珠港事件前夕，美日之间曾有秘密高层会谈，美国有可能倒向日本。林语堂以“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现在是远东最重要的个体”的身份，向《纽约时报》多次写信。林语堂警告，日本此时的谈判只可能是策略性的，任何出卖行为都会遭到四万万中国人的唾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牺牲。华盛顿的外交家最好清楚了解这一中国民间立场，除非日本完全撤出中国，一切方案都会无效。这些信件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纽约时报》刊载，为争取美国舆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林语堂还批评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在与美国交往时的态度过于软弱，指责他们是“被阉割了的殖民地人，都有白人情结”。因为不满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林语堂多次给蒋介石上书，主旨就是要摆脱被殖民心理，进行“革命外交”。他又积极参与策划宋美龄访美，并且写信敦促宋美龄接受访美邀请。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林语堂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直在为中国抗日的正义斗争做宣传。
再来看激烈批评林语堂给中国抹黑的汤良礼，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卢沟桥事变后，紧跟着是淞沪会战。汤良礼从上海撤离，前往香港。1939年5月，逃离重庆的汪精卫自越南河内抵达上海。汤良礼则紧随其后，于7月返回上海，为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进行舆论宣传。1939年11月，汪精卫集团在上海成立“中华通讯社”。汤良礼更名李子良，出任伪“中华通讯社”英文部主任。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后，汤良礼被任命为汪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汪伪政府宣传部国际宣传局局长。“中央电讯社”被指定为汪伪政府“宣传部”监督指导下的新闻宣传机构，汤良礼是该社理事会成员之一。此时的汤良礼彻底沦为汪伪政权的鼓吹手，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汪伪政权张目。汤良礼的变节令无数青年惊愕和不满，这与他此前发表的著作中宣扬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了巨大反差。有人表示不敢相信，因为汤良礼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严厉批判者，而就在汪精卫叛逃前不久，汤良礼主编的《民众论坛》还曾发表措辞激烈的反日文章。1940年9月7日，有一位读者致信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批判汤良礼立场的骤然转变。这位读者将汤良礼比作犹大，这样写道：“这样的转变只有一个解释：为了日本提供的资金，你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妓女。”从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到汉奸头目，汤良礼的立场转变之快，令人错愕。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与汤良礼有过交往，他认为这种转变，源于汤良礼在政治上的投机心理。1952年3月，陈克文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飞赴印尼考察当地华侨状况。已经在印尼雅加达定居的汤良礼曾接待陈。汤良礼向陈克文炫耀自己的“生意经”，同时向蒋介石示好，试图转投蒋介石政权。而在汤良礼的著作中，蒋介石曾是他激烈批判的对象。陈克文把这段交往写进了日记中，并且说，在汤良礼的政治抉择中，投机牟利心理占有较大成分，而其之前的激进民族主义，与之后的出任伪职，背后其实都有利益考量的成分。
写书抨击国民性中的种种落后、保守和愚昧的林语堂，被指责为取悦西方“抹黑中国”，是在“卖国”。但是，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林语堂成为了坚定的爱国者。而指控他写书抹黑中国的汤良礼，在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后投敌变节，加入汪伪政府担任高官，从一个高调的“爱国者”变成了大汉奸。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动辄给人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只要不是在唱赞歌，就有被骂的风险，“迎合西方抹黑中国”，或者是在“递刀子”。至于是不是真的曾经或者现在有某些不足的地方，则不在考虑之列。即便真的有不足之处，他也可以用“比烂”，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辩护。一些大V，则为了流量和打赏，罔顾真相，迎合网友情绪，为“非黑即白”的舆论场推波助澜。
一个民族，不能奴颜婢膝、妄自菲薄。同样，也不能妄自尊大、漠视自己的不足。我们在阅读一篇文字时，是不是也应该先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冷静的理性的思考一番：那些高调的“爱国者”中，有没有像汤良礼一样的“投机牟利者”呢？他们的“激进”，是不是出于利益考量的投机呢？林语堂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复兴中国文化，但他并不保守。他的观点是，爱国不能只是保留我们原有的东西，而是应当去创建一个可能更好的国家、更好的文明，他觉得这种扬弃的态度是一种进步的爱国。对于文人的德性，林语堂有自己的理解。在一篇《做文与做人》的文章，林语堂这样写道：“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又说，“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在我写公号以来，常以林语堂先生的这段话来告诫自己，在泥沙俱下的舆论场，做一个文人，而不是去做一个文妓，努力做到洁身自好，不做那些连自己也看不起的丑陋之事。关注小号，阅读更多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