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瑟楼与哈佛往事
梵瑟楼与哈佛往事
文 |潘玮琳, 章可
今日的梵瑟楼
如果要向读者形容梵瑟楼的外貌，它是一座黄褐色的南北向三层板房，与神学街2号古朴典雅的红砖建筑大不相同。梵瑟楼有南北两个主要入口，北门正对着哈佛神学院宏伟的安多弗堂，后者也是哈佛校园内唯一一座学院哥特式建筑。南门则通过生物实验室楼旁的一条小道与神学街相连。学社的一部分办公室与东亚语言教学中心教室相邻，共用梵瑟楼的顶层。学社公共活动室的窗户，则正对着底楼托儿所的活动场，时有孩童们的嬉戏玩闹声传来，给学者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平添了几分生趣。
负笈哈佛的中国学者们，给此地建筑物取的中文译名，往往典雅隽永，使人读来不禁产生虽未至而心向往之的遐思。比如说，1939年受学社资助来哈佛留学的周一良，便把当时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所在的Boylston Hall译为“博义思同楼”。“博义思同”四个字，足以道尽在西方做中国学问的全部意义。虽然周先生说“那里中日文藏书之富可以比之美国会图书馆”，但实际上，按张凤女士在《哈佛燕京学社七十五年星霜》一文中的描述，当时的图书馆只占据了博义思同楼地下室“一处冷落无人闻问的封尘失修死角”，“以铁质旋转楼梯连接落差极大的阅览室和书库”。
八十年倏忽而过，学社早就今非昔比，楼舍空间业已转换许多。去年秋天，我俩作为访问学者入驻后，在领略哈佛充沛的学术资源和丰富多彩的公共活动之同时，也不禁产生好奇，何以学社的一部分办公室会安置于“梵瑟楼”内？而这个名字的背后，是否藏着些许值得回味的往事？
说到梵瑟楼的初建，还要追溯至二战时期。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爆发，顷刻间把整个美国带入了浓重的战争氛围之中，大学也不能置身其外。1943年2月，战时设立的美国军事科学研究领导机构——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简称OSRD），在与哈佛大学同属剑桥镇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建立一个雷达实验室（简称RRL），主要研究反雷达无线干扰器。该实验室扩张极快，仅数月时间就发展到八百余名雇员的规模。由于空间吃紧，它先迁到本地奶制品公司Hood在马萨诸塞大道上的厂房，旋即又搬至哈佛校园东北角的生物实验楼北楼。不久，又在生物实验楼顶加盖了两层临时用房。尽管如此，仍无法满足需求，最终雷达实验室在生物楼东边、弗朗西斯街旁的空地上修建了一座三层建筑物，这就是今日的梵瑟楼。
梵瑟楼的“出世”，其实来头不小。它的设计和承建方是波士顿著名的舍佩莱－布尔芬奇（Coolidge Shepley Bulfinch and Abbott）建筑公司。该公司是美国最早创立、且至今仍在运作的建筑公司之一。公司创始合伙人、知名建筑师查尔斯·布尔芬奇（Charles Bulfinch）、查尔斯·科立芝（Charles Coolidge），都是哈佛大学校友。今日哈佛园（Harvard Yard）内游客聚集、排队拍照的地标——约翰·哈佛像背后的大学楼（University Hall，1815年建），就是布尔芬奇的设计作品。
此外，哈佛的诸多代表性建筑，如英国乔治时代风格的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1925年建，现改造扩建为三馆合一的哈佛艺术博物馆）和纪念教堂（The Memorial Church，1931年建），新乔治时代风格的查尔斯河畔学生宿舍区（1930年代建），以及罗斯福新政时期盛行的简约经典主义（stripped classicism）风格的生物实验楼，均出自该公司建筑师的手笔。
尽管梵瑟楼与上述建筑同出一门，但风格迥然不同。在1943年，它的建造周期只有短短一个月，最初是一栋木结构的三层平房，稍后又在其东侧扩建了一栋专供测试用的辅楼。这两栋临时增添的雷达实验楼，与哈佛建筑的常春藤古典主义氛围格格不入，倒和其他战时新造楼宇一般，颇有军营之风貌。
两年后，二战结束。该雷达实验室随其负责人、日后著名的“硅谷之父”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整个搬迁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今天很多人将其视为斯坦福和硅谷崛起的关键事件。至于哈佛生物实验楼上加盖的两层临时用房，则被拆除。不过当时建造的电梯房并未一并改造，以至于现在六层高的生物楼仍然使用一个八层的电梯，也算是哈佛校园里的奇景之一。
同样保留下来的还有梵瑟楼。1946年，哈佛从联邦政府手中买下其产权。不过，它在战争年代建造时的“临时属性”并未随之消失。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栋楼的建造许可证还是每两年更新一次，以确认其仍被使用。
今天在哈佛校内已鲜有人知，Vanserg这个名称并非某位捐资人的姓名，而是一个拼凑出来的代称： “VA”是“退伍军人管理办公室”（Veterans Administration），“NS”是“海军科学研究”（Naval Science），“ER”是“电子研究”（Electronic Research），“G”是“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的学生餐厅——它们是1946年后曾在此楼中办公的各部门名称的首字母组合。此外，由于梵瑟楼及其辅楼“香农楼”（Shannon Hall）在战后也是哈佛“预备军官训练团”（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ROTC）的总部所在地，因此一些学生更习惯称它们为“ROTC楼”。
什么是“预备军官训练团”？这是美国军方的一种特别体制，其设立目的是在专业军事院校之外，由民间的公、私立高校开设军事相关的科目和课程，帮助部队培养军官。1916年夏天，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美国参战也有箭在弦上之势。为应对军官人才不足的问题，威尔逊政府通过了《国防法案》，其中决定开设“预备军官训练团”，法案实行迄今百余年来，包括哈佛、耶鲁在内的几百所美国大学“训练团”为海、陆、空三军培养输送的军官人数，远远超出西点军校、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等著名军校。当下在美国许多大学校园中，仍能见到“训练团”学生的身影。
在1916年法案颁布前几个月，哈佛大学校内已经出现了学生志愿加入的军事训练组织，被称为“哈佛团”（Harvard Regiment），这使得哈佛后来成为全美第一家设立“训练团”项目的大学。在一次大战余下的两年里，共有一千两百人在这里接受训练后入伍。而香农楼的命名，正是为了纪念在一次大战中牺牲的“哈佛团”首任指挥官詹姆士·安德鲁·香农少校（James Andrew Shannon, 1879-1918）。1926年，“预备军官训练团”的海军项目正式建立，哈佛也是最早参与的六所大学之一。
如今在哈佛大学档案馆中，还藏有大量二战时期“训练团”军人的照片，大多为学校新闻办公室职员所摄。透过这些泛黄的黑白影像，我们看到年轻的学员们在哈佛园中集合、在查尔斯河南岸的士兵运动场（Soldiers Field）操练、列队整齐走过有着漂亮尖顶的大纪念堂（Memorial Hall）。七十多年前，这些建筑与今日模样丝毫不差，但照片中那种肃穆而严峻的气氛，想来是今日学子很难体会的。
尽管战后时期梵瑟楼和香农楼作为哈佛“训练团”项目总部所在地，并未留下多少历史影像，但它们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全美学生反战运动中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越南战争后期，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训练团”项目在全美各高校引起学生的强烈抵制。1969年4月9日，五百名抗议学生占领了位于哈佛园中心的大学楼，将文理学部的院长们都赶出了办公室。学生们提出了包括立即废除“训练团”项目、“训练团”奖学金并入大学奖学金在内的六项要求。当时有四、五百名剑桥镇警察冲入校园，驱散、逮捕抗议学生。这在哈佛建校三百多年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同月10日至12日，一千五百名学生继而发起罢课，并包围了校长宅邸。14日，八千名学生在校足球场发起投票活动，决定继续罢课。
面对学生的不断施压，经过哈佛文理学部全体成员投票，校方决定不再将“训练团”项目计入学分，项目教员不再视为学校员工。实质上，这便意味着大学教学活动与军官培训项目分离了。然而，学生的抗议活动并未因此停止。两周后，哈佛“训练团”总部收到学生威胁信，声称要烧掉ROTC楼（梵瑟楼）。5月5日，一些学生焚烧了楼内的部分文件和家具，而另一些反对校园暴力的学生出面阻止，火情最终被扑灭。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校园骚乱与失序调查组认定，这是一次纵火事件。5月9日，海军“训练团”项目决定正式终止与哈佛校方的合作。
但哈佛与“训练团”的关系并未到此结束，不少有着军队情结的校友和学校管理层人士，仍然低调地支持本校学生参加该项目。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哈佛学生可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1993年，克林顿总统针对美国军队中的同性恋问题，定下一条著名的“勿问、勿言”（Don’t Ask Don’t Tell）规定，这与哈佛秉持的包容、多元的价值观相抵触，哈佛才彻底切断与“训练团”的联系。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废除此项规定，美国同性恋者才可正式以公开身份入军中服役。此后，2011年3月，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家福斯特（Drew Faust）才正式宣布，这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重开“训练团”海军项目，哈佛与美国军队的这段延续了百年的分分合合，才开始续写新的篇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哈佛“训练团”项目移师麻省理工学院后，梵瑟楼一时被称为哈佛建筑中的“无主之地”（waif），许多在其附近办公机构中安排不下的部门被迁到其中。
1982年，哈佛校报记者专程探访了这座号称校内“最疯狂的建筑”，惊呼这个常常让学生迷路的神秘所在，挤满了各种彼此毫无干系的机构，“仿佛雷区里炸得七零八落的弹片”。这些今日依然还在楼里的机构，包括地下和一楼的大学附属托儿所、音乐实验室、文保与考古中心实验室、犹太研究中心希伯来语研究室、视觉与环境研究部，以及顶楼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语言教室。不过这些相对晚到的机构，没能在楼名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1997年10月，哈佛燕京学社前社长杜维明教授上任之初，因学社访问学者数量增多，而东亚系亦需新的教授办公室，即与校方协调，将神学街2号楼原属学社的若干间办公室让给东亚系，而校方另分给学社梵瑟楼顶楼半层的空间。自此，它与远道而来的中国学人们开始有了交集。
也许是因为梵瑟楼与美国战时科技研究的特殊联系、以及战后校园规划中的特别地位，后来者不容易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在中文世界流传颇广的一种说法，出自前述张凤女士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梵瑟楼作为“1943年美军特殊（语言）训练计划使用”。经过以上一番追索，可知她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过这种误会，却也关系着一段真实的历史背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对高素质军官和士兵的需求陡然增加，原有“训练团”培训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规划。1942年5月，美国陆军战略服务处与大学合作，开设 “陆军特别训练班”（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培训科目主要包括工程、医疗和外语教学三大类。哈佛大学为支持这一训练班，专门成立了一个海外行政管理学院（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担任学院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德裔政治学家卡尔·弗里德利希（Carl Friedrich）。
哈佛的“陆军特训班”仅外语项目就有十几种之多，其中包括了中文班和日文班。自1943年8月开始，中、日文特训班均开两期，每班每期招收50人，向这些即将踏上战场的学员们教授对象国语言和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知识。日文班主讲教师是哈佛燕京学社的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中文班主讲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此外，胡适、费孝通等中国学者，都曾到中文特训班举办讲座。
当时即将结束哈佛学业的周一良是日文班的助教，而中文班的讲师和助教除了杨联陞、邓懿（周一良夫人）之外，还包括赵元任的两个女儿赵如兰和赵新那，另有两名助教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男生卞学鐄和黄培云，因缘际会，后来都成了赵元任的女婿，亦为美谈。中、日文特训班的学员中，在战争结束后也有多人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其中就包括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的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ade Mote）和日本学专家詹森（Marius Jansen）。
说来也巧，今日梵瑟楼顶楼的南首是2017年刚重新装修、崭新明亮的东亚语言教室，而近年来梵瑟楼在许多哈佛学子回忆中正是语言课程所在地，或许历史的误会也缘于此。二战美军中文特训班并不在梵瑟楼，根据哈佛档案馆收藏的二战ASTP外语项目的课程资料，当时中、日文班的教室设在立德楼（Little Hall）和霍利约克楼（Holyoke House）。这两栋楼相邻，位于哈佛园南门外的马萨诸塞大道南侧，在60年代被拆除，原址建起“霍利约克中心”（Holyoke Center），而今日又被改建为崭新的哈佛史密斯校园中心（Smith Campus Center），不仅是行政人员的办公场所，更是深受学生欢迎的休憩聚会之地。在史密斯中心东侧霍利约克街上，现在还保留着一块水泥基座，上有“霍利约克楼”的字样。
梵瑟楼这个“学术大杂院”里办公室不少，而较早入驻此处的中国研究学者中，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美国知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Stuart Reynolds Schram, 1924–2012）和他的项目团队。
施拉姆在二战时进入大学，最初的专业是化学、数学和物理。1944年，他大学毕业后入伍后，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团队。二十多岁的年纪，他已在核物理学界崭露头角。战后，他对政治行为研究发生了浓厚兴趣，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1951年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德国和法国获得教职，一面从事欧洲问题研究，一面为媒体撰写时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还因为发表了一些对美国选举和东德问题的看法而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一度被美国大使馆没收护照。
1960年至1967年，施拉姆出任巴黎政治学院苏联与中国研究部联合主任。已精通德、法、俄、意四种欧洲语言的他，开始学习日语和汉语，并逐步将研究兴趣从苏联研究转向中国研究，特别是毛泽东研究。凭借惊人的语言天赋和刻苦努力，他很快便将若干毛泽东早期文章翻译成法语和英语，并在1963年出版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这部英语学界毛泽东研究的开创性著作。1966年，企鹅出版社邀请他撰写《毛泽东传》，这本书被译成十国语言，影响广泛。
哈佛当代中国研究名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后来评价道，施拉姆“好像一颗照亮英美中国研究者天空的彗星”，得益于他的翻译和研究，英语学界“终于不再需要像沙畹、马伯乐、伯希和时代的学者那样仰赖法语了。”1968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设立当代中国研究所，施拉姆成为首任所长。他在亚非学院培养的很多研究生，后来成为英美当代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他所倡导的对中国国家组织的研究，也影响了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
1989年，已在英国荣休的施拉姆接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邀请，主持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的英文翻译项目。当时费正清中心刚好有若干办公室在梵瑟楼内，其中一间就分配给了该项目。梵瑟楼的“杂”，丝毫没有影响施拉姆工作的“专”。参与该项目的助手们往往在家工作，把办公室空间完全留给了施拉姆和他的藏书。他只有在午餐时，特别是午餐演讲会时，去见一见费正清中心的同事。
根据施拉姆的第二任项目助手南希·霍兹（Nancy Hodes）的回忆，从项目开始直至2012年施拉姆去世前，他始终保持着严格的工作时间表：“一周五天，每天从家步行到办公室，约十七八分钟，早上九点到办公室，晚上六点离开，像时钟一样准确。除了午餐的一小时外，你无法让他放下手头的工作。”
英译本初稿经过助手对照原文校正后，再交由施拉姆逐一推敲细节。施拉姆主持的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在梳理中国大陆、港台、日本多地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毛泽东早年经历和历史观的深入理解和阐释。因此霍兹曾这样赞叹：“他让我们感觉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毛泽东用几近完美的英文写出来的。”
施拉姆在梵瑟楼的工作状态，堪为后来学者楷模。而他主持的毛泽东著作翻译，也可以说是这个特别空间里中国研究的代表。1997年哈佛燕京学社的加入，为梵瑟楼带来了更多的东方学人，使它真正成为中美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我们不禁想到，几十年来，燕京学社学人们最朴实而奢侈的愿望，正是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一寸一寸接近自己研究主题的真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哈佛校园里的这座小楼，已成为来自遥远中国问学者们最好的安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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