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海年华——我的荷英美负笈时光（一）

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文章属于专辑1“留学生年代的那些事”。作者在文中追忆了自己本科时代在莱顿大学交换，以及硕士阶段在剑桥大学求学的经历，包含学习、生活和人际、文化等多方面的体悟，细节丰富，内容生动，文笔亦十分优美。感谢作者授权本公号首先发表原创文章，文中插图皆为作者提供并授权本号使用。

在美国的求学生活因篇幅所限，会在后续推出，欢迎持续关注。作者简介见文末。

追忆似海年华——我的荷英美负笈时光（一）

文 | 侯美竹

追逐兴趣的青春年代

我母亲家来自上海，所以我童年的很多记忆里都有上海的影子。长辈们在我幼年时就叮嘱我要回上海去，回上海去生活。完成他们这桩未竟的心愿，成了高中时期时刻伴随我的一宗要务。高中的我是个百分百率性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在文科方面学得都不错，但因为不愿放弃最爱的物理而学了略有偏科的理科。高考前的一段时间，我又发现自己更喜欢外语，于是高考后填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英语双学士班并被录取。我的姑姑在电视台工作，儿时读她的早年采访回忆录，觉得做个记者去到处采访有趣的人和事也很有意思。

我上大学那几年，上海东北片高校校际合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各学院年级排名靠前的几名同学可以到其他学校修读一门专业，于是我便跑去复旦修了新闻课。在学习方面，我是那种喜欢追随兴趣且尽量让自己多几分选择的人，感觉在深入了解之后才会清楚自己到底最喜欢的领域是什么。而且知识面越广，对学术和生活本身的视角和观感也会变得更加开阔。就这样，我在求知逐趣的迮迮脚步声中度过了自己人生的前二十年。

莱顿记忆里的碰撞和宁静

大一时，我得知法学院每年会挑选两三名二年级生，在第三年时去荷兰莱顿大学交换。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按: Hugo Grotius,1583-1645)的大名如雷贯耳，学国际法的我们跟风仰慕，18岁的我自然也未能免俗，动了去格老秀斯母校留学的念头。此后，我的大学生活，从清晨到午夜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图书馆和教学楼里度过了，四年里南京路步行街只去过两次。大学生活的一点好就是只要肯努力，付出往往能和回报成正比。两年后，我在几轮筛选面试后有幸被学校选上，得到教育部的公费奖学金去莱顿学习。随着飞机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缓缓降落，我的欧洲新生活就这样在刚满二十岁后不久的那个盛夏开始了。
国际学生报到后，学校就把大家分组，进行为期一周的新生活动。这一周里，活动满得没人顾得上学习，一群年轻人整日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烧烤野炊游船咖啡，过着薄伽丘笔下《十日谈》般毫无忧虑的日子。组里除了我和另一个上外女同学两个国人外，都是西方国家的留学生。那是我第一次将自己完整地暴露在西方环境中，自然也遇到很多适应或是不那么适应的人和事。青春是个好东西， 因为我们还有大把时间去学着改进、规范自己和理解这个纷繁的世界。那个时候也难免有更明显的好恶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加，到如今，许多曾在意识里建立起的条框规矩和刻板印象不再，对人的评估也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更加具体生动起来。Time kills all,时间真的可以消灭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更年轻时头上不自觉顶出来的锋利犄角。

莱顿的夜色温柔 ©Photo by Petr Slováček

正式开学后，课业和考试又把我扯回了似乎久违的图书馆生活。尽管大学期间我还同时学了英语专业，英语四六级考试都考取了极高的分数，但来到莱顿后还是感到有些吃力。几位老师的英语都极为流利，但语音里总夹杂着较之英语偏硬的荷兰语元辅音。除了和几个朋友结伴笨鸟先飞扎进图书馆的劳作方法，我似乎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住在莱顿远郊的我，常常在深夜踩着玫红色的自行车，飞快地穿梭在这座空旷寂静的小城。在我心里，无需多想，只需一直踩，踩上半个小时，踩过那段时有火车穿梭的路口，就能很快抵达我那栋有着暖黄色落地灯的明亮小楼。在他乡异国的逐梦时刻，似乎都是这样为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目标而努力着。

英伦时光里的入乡与问俗

莱顿归来后，我开始着手为申请剑桥大学的法学硕士项目做准备。剑桥的国际法学科常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人的运气有时或许可以持续久点，我有幸被这所学校录取。牛津剑桥还继续沿袭着英国古老的学院制传统，学生和教员除了有一个专业所属的系成员身份以外，还附属在一个掌管生活起居的学院下。缘分把我带到了古朴典雅的圣凯瑟琳学院。圣凯瑟琳是少数几个坐落在剑桥市中心的学院，学院内部小巧精致。每届约招收研究生四五十人、本科生一百人，大家来自不同系的不同专业。在我所就读的法学系里，这届法学硕士新生总数一百七八十有余，各个专业方向加起来一共有七名中国大陆学生，其中还包括了一名在加拿大接受教育的同学。

俯瞰著名的特兰平顿大街©Photo by Kirsten Drew

英国的天气绝对谈不上好，阴雨绵绵的四季状态或许足以让内心敏感的人患上心理疾病。这个碗大的小郡盛满了这所老牌名校的辉煌以及些许残酷竞争下孤悼的叹息。英国是个非常注重仪式与等级的国家。刚进入圣凯瑟琳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发现餐厅被分为两块区域，前半部分归学生，后半部分属教授，虽餐具摆设基本相同，但教授就坐的区域整体被垫高了约十公分。这十公分看似渺不足道，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属地，并牢牢地以高低来划界，大概算是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精髓的英国对照。哪怕是在教员中，想评上教授也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系里十之八九的教员前缀都仅是博士(Dr.)而非教授(Professor.)， 不觉令我舌桥不下。

在英国这样保留了大量西方传统元素的地方求学，对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亲身体验和学习异域风俗和文化的极好机会。剑桥生活中有一点特色就是学院晚宴(formal meal)。一般各学院每隔一到两周就有一次这样的宴会。学院成员要盛装出席——男士一般是较为正式的成套西装、燕尾服或布雷泽，女士则比较多元，可选择传统的晚礼服，也可选择其它较正式的服装，我老早辰光前买的几套旗袍终归还是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而且无论男女，入席前一定还要身披覆盖全身的黑色长袍。晚宴从小宴会厅里的餐前酒开始，入席后一般是五或七道菜，侍从会一道道上餐斟酒，每个人的餐椅前摆满大大小小的刀叉餐具，用于为在不同道数食用不同餐点和饮用不同饮料而备。记得第一次出席这样的晚宴时，餐厅里当时出现了许多刀叉乱用、不懂礼数又面露紧张的年轻人，看来都是新生。几次晚宴下来，大家渐渐学会了在这种正统场合饮食自如谈笑风生了。晚宴通常还是结交学院里其他系不同背景同学的好机会。一学期结束，学院里到处都有着熟悉的面庞。宴会后常常已是接近深夜，意犹未尽的同学会继续去学院酒吧畅谈。这样的场合下，有时你可能还会遇到些意想不到的名字。我在第一次学院晚宴上，旁边坐的是一位东亚历史研究的博士新生，也同是这届圣凯瑟琳学院的新同学，通过后来的几番聊天才了解，他就是华语文坛知名作家李敖先生的独子李戡。那时我在学院里找不到能弹琴的地方，他帮我介绍了学院里的音乐主任，我才得以在图书馆学习的间歇跑去合唱室练琴。

撑桨荡舟于康河 ©Photo by Giacomo Ferroni

当然，这样的场合也可能是了解社会和人生百态的时刻。在另一次晚宴上，我们四个法律系硕士同学同一个法律系的博士恰好比邻而坐，旁边是那届学院里唯一的非裔同学，虽然同系，但因为她学公司法而且没和我选过相同的课，所以彼此不甚了解。那位来自意大利的国际法博士正呶呶不休地讲述自己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圈里的轶闻趣事。他临近毕业，意气风发，而且刚刚幸运地在海牙联合国国际法院谋到一份助理职位。看到非裔同学不说话，我主动和她交谈起来。“我是荷兰和乌干达双国籍”，她说。另外三人听见了也好奇起来，问为何她去了荷兰。她回答:“和我姑姑一起，她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刹那间，大家都仿佛屏住了呼吸，这段对话在凝固了漫长又短暂的半分钟后，我们又一齐举杯把酒言欢。这让我想起在莱顿时认识的一个牛津交换来的英国男孩，他和我说，“许多牛津人进牛津肯定比我这样的乡村男孩容易得多，他们毕业后大概也注定要成功得多。”大概牛剑这两座温暖却又同时冰冷的小城就是这样，孤鹜落霞，秋水长天，霅然濩落，大化和谐。

在古老荣光和精英光环之下，这里的学生生活往往也伴随着过高的期许和巨大的压力。我当时常常在系里、学院里和其它教学楼里发现一张张名片大小的卡片抑或是贴着的海报，上面往往写的是，剑桥大学24/7心理疏导、自杀热线一类的内容，下面罗列了一两个号码。已经到了要24乘7的程度了吗？我暗自思忖。某次我也随手拈了张这样的小卡片放在书包外侧的小口袋里，但有幸的是我并没有用过。毕业时，它随着几本被我用马克笔画记得面目全非的教科书一道，迁进了宿舍小楼后的回收桶里。

剑桥里的人情冷暖

牛津剑桥这样的地方固然有冰冷的一面，但也并不缺乏温情。在剑桥我还认识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有的是我同学，有的从同学变成了极好的朋友。在那儿读书时，二十二岁的我弄不清楚这些人身上究竟是什么特质吸引了我，后来我想，大概是因为一种真罢。真挚是一种高贵而珍稀的美德，尤其在如今这样灯红酒绿的年代。任何美好、深刻的关系和情谊都同它密不可分。引用我们湘西画家黄永玉先生的一句名言，“真挚比技巧重要，所以鸟儿唱歌总比人要好听。”真挚的情谊是宝贵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就教育我，别人对我们好一分，你要记在心里，争取还两分，最少也要还一分，好朋友是非常珍贵的。
在剑桥的中国留学生，顶着学习压力抱团取暖，关系往往极为紧密。尤其是圣凯瑟琳和法学系里的几位中国好友，尽管大家各自的课业压力和担子都很重，彼此在有诸多困惑和压力的时候还是坚定地相互激励、陪伴和支持。这份真挚的情谊，大概只有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在校园里才找得到。我偶尔想起独自感慨，我是何其幸运结交到这些真挚的好友。
许多人都同我讲，与外国朋友打交道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我们跟外国同学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环境等诸多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这份“难”也可以想见。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间尚且会有着许多文化上的异壑，我们又如何能期望不同国家的人们达到自来熟的程度呢？怀揣着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我，从未刻意希冀要融入到哪个异域圈子，但这并不妨碍发展国际友谊，因为文学和历史都告诉我们，无论哪种文化，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悲喜感情本质上是一脉相通的。这就好比做知识研究，思考一道物理题，可能做着做着就和哲学产生了某种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样钻研英语语法、汉语汉字，本是语言学、文学的东西，想着想着就追根溯源到社会学、史学上去了。人类社会的感情也是如此同知识一般同条共贯。

剑桥旖旎一隅©Photo by Devin Kleu

在剑桥学习时，我的好朋友大多是中国同学，但也结交了一些其他国籍和背景的朋友，这些朋友也给予了我莫大的关怀和支持。我曾有一个月身体抱恙，错过了不少每周一次的研讨课。（作者按：在剑桥，教员每节课上所讲内容极多，因此系里为每门课都安排了每周一次的研讨课，一般由年轻教员或博后主讲，旨在温习本周所学要点和回答同学提问。）那段时间，我几名法律系的同学便主动帮我补课。澳大利亚朋友会在国家法史研讨课后把课堂笔记发给我，斯洛文尼亚和加拿大朋友发给我环境法的记录，而荷兰朋友则在武装冲突法研讨课上帮助我。因此，虽然那段日子里我错过了一些课，但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也没有掉队。
毕业那天，到典礼结束要拍单人毕业照和学位相框缴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钱包不在身边。学院里一位交情甚好的外国同学注意到我在摄影房旁踌躇着，便向我走来。我带着几分怯懦和羞愧地问他，是否可以借我一百二十英镑去帮我在POS机那里刷下卡。他听了，一言不发就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银行卡交给我，凑近我耳边低声说“密码是XXXXXX，你拿去拍照吧。”人与人间的信任到了如此程度，让人无法不动容。学校的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圣凯瑟琳参加学院下午茶。下午四时，学院钟声响起，院长在中庭草坪前高声宣布我们这届毕业生正式成为校友。在此起彼伏的掌声中人群如潮水般从学院大门退去，穿着高跟鞋的我却开始疾步逆行奔跑找寻。可能永远再见不到那位朋友了，我想。在人群中没看到他的身影，便沮丧地朝学院图书馆的方向走。抬眼间只见他正急匆匆地大步向中庭走来。在我们看到彼此的刹那，他停下来，向我张开双臂，我也一改对异性的拘礼，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低声对我说，”keep in touch（保持联系）”，我用力点了点头。他的父母大概以为我们是因毕业的开心而激动，在两旁开心地鼓掌高声喝着Congratulations （祝贺）。其实，这不是开心的拥抱，相反，这是极为难过的时刻。因为世间纵有千百种别离，有些别离很可能就是交集的最后一帧了。

人生是一场艰苦的海上航行

在荷兰时，适逢假日，我就会独自背上旅行包，订一张去遥远城市的火车票，逃到一个从未去过的荷兰小城待上两三天再回来。二十岁那年，我独自游历了一遍欧罗巴，在旅途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英国时也是如此——约上一个关系好的女友，打包去另一个城市散心。这是一种类似水手航海时靠岸歇脚般的生存活动。有时去某个海边小城，有时去森林湖边。记得在16年冬天的暮霭时分和朋友在布莱顿海边漫步，她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冬天来海边啊？”“因为很自由，只有我们和他们，没有别的”。我伸出手，指了指那三两只在天边迎着夕阳飞舞着的，孤独而洁白的鸥。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于美国圣路易斯

END

作者简介

侯美竹，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法律科学博士（J.S.D.）候选人，主攻法律史与比较艺术史交叉学科研究。赴美留学前，曾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律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荷兰莱顿法学院、英国剑桥法学院。前任《剑桥国际法杂志》编辑（general editor），现任华盛顿大学《国际法律研究评论》顾问委员。自幼喜阅读爱写字， 先后取得全球华人少年美文现场作文大赛一等奖，炎帝杯书法大赛硬笔组一等奖，新世纪杯作文比赛全国二等奖。业余喜爱弹钢琴、逛美术馆和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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