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为爱国而戒烟
编者按
作为“博士怎样炼成”专题系列之一，我们本期推送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刘文楠老师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博和写论文的经历；刘老师这篇文章最初完成于2016年。我们感谢作者的授权和对公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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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国而戒烟
文│刘文楠
作者前言：
我的博士论文是一个十分偏门的研究，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那几乎是扫到历史角落里的尘埃，我却想从中找出宝来。从选题到成文，从博士论文到专著，每一步都伴随着自我怀疑，觉得无路可走，却又总是在兜兜转转中找到新路。
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心得其实是坚持，因为不坚持到底，真的不知道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而博士阶段的研究本身就好像是荒野里的探索，原本就没有路，兜兜转转，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但只要一直往前走，还是能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
01
魏斐德教授的反对意见
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最初的选题是新生活运动，因为我很好奇蒋介石版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到底有什么不同，如何实施，又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背后的理论关怀是国家应否介入，并规范民众的日常生活？国家是否有能力这么去做？
当时魏斐德教授不同意这个选题，觉得前人研究已很充分，没必要再研究，他的原话是“It’s done!”。叶文心教授从小在台湾长大，经历过蒋介石在台湾延续的新生活运动，多少和我有点情感上的共鸣，倒是挺支持我。
确定以新生活运动为博士论文题目后，我自信满满离开伯克利回国，去上海、南昌、台北等地搜集史料。我找到的大部分是报纸、杂志上对新生活运动的新闻报道，以及政府内部的各种讲话和学习材料。
我也去了上海和南昌的档案馆以及台北的“国史馆”查看新生活运动实行的档案材料，但基本上都是政府内部传达新生活运动训令的文件，大多是些同质性很高的“假大空”宣传，很少反映实施情况的内容。当时我绝望地想到魏教授当年的话：“It’s done!”，真是没有说错。
02
如何将错就错
2006年秋天，从台北回来后，找导师汇报工作，顺便倒下苦水：“我本来是想做新生活运动在地方实行的情况的，没有材料怎么办？都是千篇一律的废话，这论文没法做啊！”
叶老师听我抱怨完，建议道：“那你就说说迄今为止给你印象最深的三笔史料吧。”我想了一下，就提了三笔史料。我看的材料里，新生活运动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走走形式，党政干部召集个民众集会，念念宣传稿，然后一起做个大扫除，就完事了。只有这三笔材料还略有不同，让我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第一笔是当时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和蒋介石的往来电文，贾德干抱怨新生活运动引起浙江地方抵制英美烟公司的纸烟，甚至有焚烧纸烟、殴打职工的过激行为发生。新生活运动怎么还跟纸烟有关，甚至能惊动英国大使，实在出乎人意料之外。
第二笔是新生活运动如何改造南昌郊外万寿宫进香的活动，记录民众生活改良与旧风俗信仰之间的冲突（这笔材料一直等到2015年才最终写成论文，发表在2016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上）。
第三笔材料是新生活运动中取缔饭店旅馆业的小费，受到上海、南京等地旅馆业的强烈反对和抵抗，反映政府理想化的设计与行业内部自行规范间的冲突。
这三笔材料都不是新生活运动的主流，却以旁支逸出的方式，让我看到新生活运动对民众生活造成实际“反应”，尤其是理念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遗憾的是，这些材料都零零碎碎，不成体系。
叶老师觉得这三笔史料很有意思，围绕这三笔材料深挖，可以写在实施新生活运动的过程中，不同领域遇到的具体问题，每笔材料写成博士论文中的一章，再加上引言和结论，刚好是结构完整的论文。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但当时我因为怀孕生孩子，没法立即回国搜集史料，只能先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找。
很快，我发现杨国安编著的《中国烟业史汇典》中有整整一章的内容关于“三十年代新生活运动中的反吸烟风潮”，包括浙江地方各县在新生活运动的大背景下抵制进口纸烟的一些档案史料。我欣喜若狂，仿佛找到可以深挖的方向。可是，美国的图书馆只有常规史料，其他两笔史料还没找到更多的内容与深入方向。
我大着肚子不能离开美国，就只好利用图书馆里那些关于新生活运动的常规史料，写了一点关于新生活运动顶层设计的初稿，并没有突破既有研究的框架，自己也不是很满意。整整一年多时间，我的博士论文就这么停顿了下来。
03
柳暗花明
2008年初，我重回国内搜集史料，以《中国烟业史汇典》为线索，去了上海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等地，我找到不少1930年代浙江海门、临安等地在新生活运动期间抵制外来纸烟的内容。
引起我注意的是，当时地方官员提出的是抵制“外来”纸烟，不仅包括英美烟公司生产的“洋烟”，也包括华成、南洋兄弟等华商烟草公司生产的纸烟。我能找到的档案材料，大部分是当时上海华商烟业公会向财政部的申诉。浙江地方官员抵制纸烟，虽以新生活运动为名，实际是为拯救浙江地方经济，避免现金外流。随着了解深入，我越来越发现，这已经超出新生活运动的范围，很难在我原有论文设计的框架内解决。
上帝给人关上门的时候，往往会打开窗。正当我觉得新生活运动做不下去时，遇到新契机。那一次回国时间比较长，到处请教师友，希望获得启发和帮助。其中有次刚好去拜访南京大学的陈蕴茜老师。我说起材料散碎很难找，她就告诉我：“用读秀啊！”然后当场演示给我看，一下就搜出来很多内容。通过读秀，我找到第二批重要意义的材料：闵杰编撰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晚清卷，当中收录从当时报纸上辑录的“不吸纸烟运动”史料，这说明不吸纸烟运动早在晚清就已经传入中国，并形成一定舆论影响力。
顺藤摸瓜，我找到美国传教士在《大公报》上刊登的一系列主张不吸纸烟的文章，以及伍廷芳等人在上海组织的慎食卫生会组织的不吸纸烟运动。这批晚清不吸纸烟运动的材料出现，给了我新思路。我可以用不吸纸烟运动为题，研究从晚清到民国，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环境下不吸纸烟运动产生、发展和言论构建的异同，从而观察到更深层面的一些机制和现象。当然，那时候我也不清楚更深层面有啥，就觉得如果没有更深层面这个题目也不像个博士论文。
04
向左还是向右？
在这里，我面临了一个岔路：继续按照原计划做三个个案研究的另类新生活运动？还是改变博士论文的题目专门研究“不吸纸烟运动”？
老实说，那时我看这两条路，都觉得前路茫茫没希望，会把我带到沟里去。如果做新生活运动，单是不吸纸烟这个个案就让我挖了半年多的史料，另外两个更加零零碎碎，也没有任何前人研究，等我做完了，不知道猴年马月了。这三个个案互相之间也是牛头不对马嘴，除了都在新生活运动的大背景下发生，其他时间、地点、人物全无关系，我最后能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吗？
另一边不吸纸烟运动也是难做，从晚清到民国，几次不吸纸烟运动相互之间并没有多少传承或因果关系，几乎是独立发生，而且规模很小。这些貌似偶发事件的背后，真的有更深层的普遍性机制和联系吗，即使有的话，我能找到吗？
最后我选择了做不吸纸烟运动，原因说起来也有点可笑，就是因为我好逸恶劳。如果做新生活运动，难免要再去南昌蹲点一段时间找资料，但是我实在不想再去了。我第一次去南昌的时候，因为省钱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那里的卫生间特别脏，一到晚上各种昆虫出没，尤其是一种巨大的蟑螂，给我造成很深的心理阴影。南昌的菜也太辣，我连续几天以面包为生。江西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脸色也太难看。
与之相比，如果做不吸纸烟运动，我只需要在窗明几净的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出没。偶尔需要就一早坐火车去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的古籍部，看民国老报纸，那地方在孤山边上，中午休息我就坐在西湖边发呆，顺便逛了好多回西泠印社。反正两边都是很难做的题目，至少让自己舒服一点，写的时候心情也可以愉快一点。
05
在碎片中找宝
选择不吸烟运动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有两大难点，一是资料散碎稀少又难找，二是研究的重要性无法彰显。对于第一个难点，幸而我赶上了大量史料电子化的好时代，全文搜索使搜集史料的难度降低。
不过，数字化的资料相当有限，搜索系统也不靠谱，仅能提供初步研究的线索，还需要细心通过已有史料去发掘更多史料。比如，根据闵杰的书提到当年《大公报》和《时报》上有相关文章后，就需要从这几篇文章出发，向前向后浏览整个时段的报纸，寻找其他相关文章。通过《大公报》上传教士丁义华的文章，摸索到派他来中国宣传鸦片之害的万国改良会，然后再与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联系起来。
《时报》上对不吸纸烟运动的报道中仅提到一句“青年会编印的《中国和纸烟》”，我找遍国内外的图书馆，最后终于在耶鲁大学的神学院找到原本，并顺藤摸瓜找到刊登在基督教青年会会刊的英文原文，从而找到了不吸纸烟运动的知识来源，和丁义华的文章一样都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这样就把散碎的材料串联成了线，有故事可讲，论文的观点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个难点是论文选题的重要性，而这个难点直到我把博士论文写完，都没能完全克服。我在国内读本科和硕士，习惯以历史人物和事件对后世影响的大小来判断选题的重要性，就好比梁启超的重要性高于汪康年，而汪康年的重要性又高于汪康年的弟弟。对我而言，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性已经是汪康年级别了，而不吸纸烟运动的重要性差不多就是汪康年弟弟的级别，实在是没有底气大作文章。
然而，在美国受到的历史训练却颠覆我这种“重要性”的判断。我学习到小人物的历史和不起眼的文本都可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受新文化史方法影响，注重日常生活与政治的互动，意图通过分析文本中未明言的预设，考察文本的生成情境，从中寻绎出当时思想观念和权力机制的深层结构。换言之，重要性是需要历史学家通过分析史料去揭示的，尤其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后，历史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重要性。身处这两种学术之间，我时常感到价值观的内在冲突。
（作者提供的图片）
06
“Put Things Together”
如何使不吸纸烟运动研究避免沦为细琐无聊的资料汇编，真正做到“以小见大”，考验了我的学术能力。老实说，我很长时间没完全弄明白我研究的重要性在哪里。尽管导师叶文心教授一直支持我的课题，从她的高度能看到这个研究的重要性，但这种领悟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即使我把她的话都记下来写在论文里，终究还是觉得没有底气。这也导致我最后写论文的时候极为艰难，我几乎是靠意志力和自我怀疑对抗，把论文写完的。最后半年我基本上每天工作三小时，大致是从半夜十二点工作到凌晨三点，可能只有疲惫到极点的时候，自我审查的神经才会放松一下，写点东西出来。
初稿完成时，我觉得那是一堆垃圾，硬着头皮拿给系里两位跟我关系特别好的老师看，一位是英国史老师James Vernon，另一位是中国古代史老师Michael Nylan。他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他们会标出觉得有趣的地方，希望我深入分析的地方。
我自己写到最后已经被史料的细节完全蒙蔽住了，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知道都写出来，自然就是一团乱麻的感觉。这两位对历史学有着相当好“品味”的老师，似乎能“闻”出具有重要性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给我的点拨太重要了，最后两个月我又改出一稿来，那堆垃圾顿时有种脱胎换骨变成宝的感觉。
Vernon教授（他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代替病逝的魏斐德教授）读完修改稿后，拍着我的肩膀说：“I’m glad you finally put things together.(我真高兴你终于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能毕业了。
我的博士论文表面上是在研究不吸烟运动，其实我所思考是一个相当抽象、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能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寻绎出现代国家如何形塑国民观念、国家权力如何渗透规训私人生活的发展历程，也即在从子民到国民的蜕变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如何被灌输“国”的观念，并在行为上作出相应的改变，履行“爱国”的责任。
晚清和民国的不吸纸烟运动，虽然基于不同的理由，有着不同的动员机制和组织模式，但在其追求的目的上相当一致，都是希望民众为“爱国”而不吸烟。怎么把“爱国”这么高大上的事情跟“吸烟”这种个人嗜好联系起来，就是不吸纸烟运动的核心内容。我的任务就是把这几次运动拆开来，把里面的逻辑理清楚，分析在“爱国”言说的背后到底有哪些不能拿出来说的利益纠葛、文化偏好、政治理念。
07
博士后的两次辗转
博士毕业后，我有一年时间在耶鲁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博士后结束后因为家庭原因在耶鲁又待了一年多。从表面上看，这两年无甚成果，但现在回想起来收获颇丰。
由于耶鲁的博士后研究对专门研究没有要求，我可以自由思考和阅读，又有机会旁听了公共卫生史、欧洲政治思想史等领域的名师课程，并结识了几位历史社会学专业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这段经历不仅对我的思维方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启发我开始了好几项新课题的研究。公共卫生史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尤其大，我对不吸纸烟运动中“卫生”和“身体”相关的议题有更深的理解，从而开启一个新的讨论维度，也即社会动员中相关知识的生产、传播、转译和接受，尤其是关于身体的知识如何转化为针对身体的行动，“知”与“行”之间的联系与张力牵扯了大量表面上看不到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机理。
我对不吸纸烟运动的研究是在北美历史学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对很多国内同行而言，这个题目未免太“小”，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内史学界在反思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这样的题目难免被讥为“鸡毛蒜皮”。
起初我也很忐忑，就开始转行做政治史，避而不谈我的博士论文，希望早日融入国内的学术圈。可是，政治史做着做着，我慢慢意识到不吸纸烟运动和政治史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以小见大”，并不是强行给“小事件”赋予“大意义”，而是“小事件”原本就嵌在（embedded）重要的结构性机制中，把“小事件”如何嵌在结构中的关系理清楚了，整个结构性机制也就显现出来了，就好像一片树叶虽小，却也蕴含着整棵大树的DNA。
我研究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提出“纸烟勿吸”的训令，如何落实到实践中，如何被赋予具体的宣传内容，如何被地方实施，就可以看到许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相当有限，政府不同部门之间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以对民众的道德训诫和强力管制代替组织和动员。
08
戒烟中的“国”与“民”
回国以后，我请朋友陈颖把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和补充。为什么一定要请别人翻译呢？因为我从写博士论文的艰难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千万不要面对一个空白文档开始工作。最好有些现成的东西作为写作的起点，或者是史料，或者是以前写的初稿。
有本书提倡一种学术写作的策略，“fast writing, slow editing（快写慢改）”，我觉得很有道理。写作的时候，不妨处于一种毫无自我审查的状态，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只求把手头有的材料和脑子里的想法都写出来。然后以此为基础，一遍遍去修改，去琢磨。就在这样缓慢的修改过程中，我的博士论文慢慢成了一部书稿，还有幸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2015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博士论文出版时，我收入了一篇后来写的论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纸烟业》。此文源起于2011年夏天我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Matthew Kohrman教授的讨论。
我们对纸烟有共同兴趣，我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他研究当代中国在控烟运动兴起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中国卷烟业的应对和转型。我们都同意应该将纸烟社会角色和功能的文化维度，与其经济和政治维度相结合，对中国的卷烟产业做批判性研究。自从我们的讨论后，我一直在思考从民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到当今的控烟运动中，应该有缺失的一环，也即共产党政权对纸烟的态度问题。
2012年3月，我和Kohrman教授等几位学者一起组织并参加了在北大-斯坦福中心举行的“中国现当代卷烟业批判研究”研讨会，我就提交这篇讨论陕甘宁边区如何管治和发展纸烟业的论文，作为我思考的阶段性成果，后来刊登在2014年第1期的《抗日战争研究》上。
把博士论文改写成专著时，我原本打算将这篇论文改写成书的一章，讨论从抗战时期开始到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纸烟业如何成为国家轻工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纸烟如何成为表征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种文化象征物，从而与晚清民国时期的不吸纸烟运动相对比，并引出当代中国控烟政策所遭遇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挑战。后来我发觉这篇文章和原来论文的结构差距过大，我对49年以后的历史又不够熟，只能将其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我比较遗憾的是根据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评审专家的建议，把书名改成了《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原来博士论文的主标题“为爱国而戒烟”没能保留。当然，我理解评审专家意见的合理性，书中呈现的不吸烟运动错综复杂的各个面相，的确已经超出了“为爱国”的范围，因此这个主标题并不能很好地概括书的内容。
但是，如此也就不能直观地通过书名表达我的主要观点。我对不吸纸烟运动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国”与“民”之间关系的思考。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对公权力界限的清晰认识，所以很多时候都在“政府不作为”和“政府管太多”两极之间摇摆。而吸烟行为既是个人嗜好，又是对公共卫生的一大危害，恰好又处于公私领域之间的灰色地带，因此控烟问题以何种方式进入政府权力的视野、成为政府管控的对象，在我看来就是问题的关键。
去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实施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但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吸烟人数和纸烟消费量都在增加，暗示当今中国控烟问题有这一内在张力。在中国，控烟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把吸烟问题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还是公共礼貌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定论。而我对20世纪上半叶不吸纸烟运动的研究，其实也是对这一现实的一种思考吧。
作者简介
刘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2009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曾经在《近代史研究》、《史林》等刊物发表文章，专著《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于201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招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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