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大学陈利：在实践中摸索当代人文教学的精神和方法
编者按
本期推送是多伦多大学历史系陈利教授受邀总结在北美教学多年的心得。文章回顾了作者二十多年在不同教育体系和高校以及多个不同学科领域中对各式教学风格，方法和理念的观察和摸索，并总结了自己从教生涯的一些感想。该文有助于读者更多了解相关领域的一些教学方法和理念。
本文将收入由旅美历史学家王希教授和姚平教授二位主编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下半年出版的《在美国教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续集》一书，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关注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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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摸索当代人文教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北美教历史小结
前言
陈利教授: 从入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教学生涯，转眼已经十余年了。应本书编者邀请，谈谈自己在北美高校教历史和中国史的体会，也算是对从教生涯的阶段性回顾和反思。同时，也总结一下自己所感悟到的北美高等教育所秉持的一些核心理念和教学方法。其中在教学上的摸索和教训，对一些年轻学者或许有所帮助；而关于北美高校在课程开发和教师自主性上的观察，对中国国内正进行的“新人文”教育改革的讨论或许也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供参考。无论如何，此文姑且当作引出教育界方家们的金玉良言先抛块非专业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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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教师是怎样炼成的?
当我们回顾教学生涯时，可能才会注意到一个有趣但却少有人讨论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在高校授课的老师似乎在教学方面都属于“自学成才”的。我们做学术研究，包括写论文和出版专著，在读博士期间都多多少少接受过导师和其他学界前辈的指导和针对性培训。但是，在从事对我们同样重要的教学工作之前，却很少接受过系统性培训。和不少同行一样，我授课的方式和理念，也不是通过教学培训，而是通过多年观察、琢磨和亲身实践，逐渐总结出来的，而且现在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反省和继续学习的过程中。所以，在介绍教学感想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笔者的教育背景，以及如何从众多老师那儿学习教学方法的。或许下面这些小结，有助于提醒年轻学者们未雨绸缪，提前意识到从老师那儿不只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学习教书育人的技巧。
说来可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当年在国内高考后填报大学志愿时，唯一没填报的专业领域就是师范类院校。对于尚未出过县城的我，觉得自己性格太内向，很难想象将来会站在讲台上对着大批学生侃侃而谈。但就像美国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扮演的主角在《阿甘正传》中所说的，“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会得到什么”("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只有等到打开巧克力盒子或者包装纸之后，才知道我们人生下一阶段的底色是什么。我从英语系毕业后出国赴美留学，攻读比较政治学博士项目和法律博士双学位、从法学院毕业后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毕业前幸运地找到了教职。结果绕了一大圈之后，当初高考后几乎无法想象的教学工作，竟然成了自己的终生职业。虽然没有系统学过教课的技巧，但在三个国家的四个学校和四个不同专业的十多年学习期间，有机会观摩了很多教授的不同教学风格和方法，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不少技巧。另外，上述跨文化和跨学科学习的知识体系和经历，对我后来设计课程也有极大的帮助和影响，下文会进一步介绍。
为方便起见，有必要先给国内读者介绍一下北美人文和社科类大学课程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讨论型课程（seminar或者colloquium），一般是为研究生或者高年级本科生开设；每堂课布置的阅读量较大，而且内容专业性较高，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下文简称为讨论课。第二类是讲座型课程（lecture)，一般是为低年级本科生开设的基础知识课；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前布置的阅读量会少很多，班上学生人数可以多至成百上千，故而学生参与课堂讨论机会也不多，下文简称为讲座课。第三类是辅导课（tutorial），经常和第二类的讲座型课程配套，由老师或助教在大班讲座课外另行安排时间，带领学生对特定问题或者主题作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讨论。
作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照片由作者授权使用）
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历史系给的奖学金（Richard Hofstadter Fellowship）不要求博士项目前几年做助教(TA)，虽然省了很多时间，但却减少了增长教学经验的机会。仅在毕业前才做了两、三次助教。一次是为中国通史课当助教，观摩了如何给几百个学生上讲座课(lecture)。课后带领两三次每个有二十来个学生的辅导课(tutorials)，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大班讲座课上提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概念，并根据学生的反馈和参与程度，及时调整自己辅导课的形式和内容。还有一次是给当时尚在哥大Bernard学院任职（现在宾州大学工作）的杨国斌教授做助教，除了观察高年级讨论课（seminar）教学方式外，自己还辅导一个十多人的本科毕业班学生，指导ta们如何确定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和发展出可行的论文研究计划和大纲。那个班上的学生来自多种人文和社科专业背景，而自己的跨学科研究兴趣和教育背景，为指导那些涉及不同专业领域的论文题目提供了极大便利。当助教期间收到学生们积极的教学评估（teaching evaluations）和反馈意见，也为自己后来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和增强了信心。
在中美四个高校读书期间，先后上过估计至少有六、七十位教授的课。除了从其中不少教授身上体会到了知识渊博或者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以及学习了ta们课上的专业知识外，对不少课程的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课甚至在近二十年后都还记忆犹新。限于篇幅，只举两个例子，也算是借花献佛，给读者间接地介绍一些我所遇到的名师们的教学方法。一个是在美国读法学院时教侵权法的大卫·恩格尔David Engel教授，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史理论方法研讨课的Eugenia Lean(林郁沁)教授。前者把一个枯燥的法学院必修课，在全年级二、三百学生面前讲得极其清晰透彻，并把重要的侵权法概念融合在生动的案件故事当中，同时还给了学生很多参与讨论和回答问题的机会，所以他的课是把传授知识和学生积极学习(“active learning”)完美结合起来的例子。当时作为刚到美国不久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我也能在这种法学院大课上踊跃回答问题，当时甚至成了班上发言最多的几个学生之一。在法学院竞争激烈的氛围下，能参与发言需要学生很大的积极性并认真备课。而认真备课和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发言，正体现了北美教育中极为重视的active learning的理念（下文有更多讨论）。恩格尔教授在课堂内外都是谦谦君子而且待人真诚，他的教学方式和人品也影响了很多学生，笔者也至今还记忆犹新。
而前文提到林郁沁教授的中国史学理论课，她不仅在史学理论题目和阅读材料选定上下足了功夫，而且在课堂中能做到收发自如，对师生互动的节奏和时间把握得近乎完美。将介绍重点史学知识和学生参与讨论巧妙结合起来，在两个小时内还能高效地把要点问题都讨论完，这堂课组织得井井有条。这种课往往会因为每周讨论不同学术理论问题而容易流于枯燥沉闷，但在她的课上，学生参与度很高而且都感觉收获颇丰。她要求学生在每周上课前就本周的阅读文献提交一个综述性读后感(critical reflection essay)，虽然对学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对于我这种从别的专业直接申请上历史博士项目的学生来说），但却是保证学生认真去读完和尽量读懂那些史学书目的最有效方式。这门课对于我能短时间内熟悉那些最前沿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并能从一个历史门外汉很快适应了北美的历史博士训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极大地影响了我自己后来的研究路径以及开始的中国史学方法论课程。
包括我博士生导师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以及其他如狄百瑞（William de Bary）教师和高彥颐（Dorothy Ko）教授等其他不少知名学者的教学方法和对教书育人这种使命感的践行，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自己的教学理念的工作。当然，这些年也遇到过一些研究能力极强，但教学却显得杂乱无章，让学生课上课后都感觉云里雾里的知名学者，自己从教后也不时引这些负面例子为戒。总而言之，十多年的高校学习的观察，从知识积累到跨学科思维方式、再从课程设计和教学理念到个人修养等方面，都给我后来的教学生涯打下了比较深的烙印和重要的基础，这在下文中也体现出来了。
多伦多大学校园（University College）（图片来自多大digital mediabank)
2.发挥教员专长和能动性是优质教学的前提
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学工作。先谈课程设置和主题，再总结自己的教学方式和心得，然后联系北美历史教学谈点个人的初浅感想。
北美高校的正式教员(一般指可获得终身教职或已有终身教职的教员，即tenure-track或者tenured的及其他有长聘合同的教员)在课程设计和内容选择上，一般具有非常大的自主性和灵活度。虽然有的院系可能会要求部分（尤其是新入职）正式教员负责一、两门基础课，但总体趋势是给教员在教学上很大的权限和灵活度，以便能更好地利用其专业知识和研究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创新。这种做法和那些要求老师必须教大量指定课程的国内外院校的做法有极大的反差。
前几年因为当系主任再加上研休假，我在任教十余年中，前后共有五年没上课，但目前为止也已经开设了两门研究生新课和六门本科生新课。这八门不同的课程几乎全部是自己决定的题目和阅读内容以及教学方式。其中的“全球亚洲入门”（Introduction to Global Asia），是我和一位同事十年前创建的“全球亚洲研究”（Global Asia Studies）专业每年都需要的必修入门课，故而由本专业几个同事轮流上，但课程内容仍然是由每个授课老师自行选定。如果不是因为准备新课需要花大量时间的话，我们每年都可以开设几门新的课程。多数院系对新课程的审批过程也较宽松，只要符合专业大致方向并无需太多额外资源的新课提议，一般都会被批准。
当年申请教职时，我在面试过程还特意问过是否必须教一些指定课程，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这种开课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在北美人文和社科学术界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比如，根据我最近在北美历史学界朋友圈内做的一个小调查，一位历史系副教授任教前6年开设了7门新课；另一位任教7年开设了8门历史新课程；还有一位在7年内开了10门新课；有两位在11年间都各自开设了10门新课；第六位在7年内开设了14门新课；剩余两位10年期间开了8门课。平均每人每年开设了1.2门新课。而且，这些历史系教授开设的新课除了一到两门外，其他都是自己选定题目和设计课程内容。当然，教员自行设计的课并不能保证教学效果就一定是最好的，但这种结合了教员专业背景和研究兴趣的课程，往往更有可能让授课者保持热情并及时更新内容，从而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并让学生学到更多东西。
现在不少教职招聘广告会让申请人描述希望开设的一、两门“梦想课程”(dream courses)，主要是想看后者的专业研究可以怎样丰富招聘院系的课程设置。在介绍这些课程时，如果申请人能将自己研究中令人感兴趣的那部分，同招聘院系的教学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产生的效果可能会最好。我当年在申请教职时也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就是上述那个指导毕业生论文和另外上过两次tutorials的课），所以在研究了一些求职论坛（尤其是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job forum）上的经验分享之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准备了两份完整的课程教学大纲(syllabi)，把每周的具体阅读内容以及相关参考书目都列得清清楚楚。我在给学生谈求职经验时曾提到，这两份仔细准备的syllabi，在面试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招聘方询问关于教学训练或者打算时，我不会因为经验少而显得心虚或者无话可说，也不是空洞地泛泛而谈，而是顺势拿出两份打印得干净整齐的课程大纲，再介绍这些课程如何结合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又能增强招聘院系在比较史和全球史中的课程内容。这对于我作为尚未毕业的博士候选人（ABD）在第一年申请工作时能从最先面试的两个研究大学拿到聘书(job offer)应该起了不小的作用。设计这些新课程的经验和心得，也为我次年正式开始的教学生涯，提前做好了准备并增强了信心。
陈利教授受邀在2017年多伦多大学给部分师生分享自己的研究（照片由作者授权使用）
3.开设的课程以及教学方式
每一门课的设计，包括对整门课和其中每堂课的选题方向、教学目标、考核学生的方式、以及阅读材料（和参考阅读书目）的挑选，都有意无意地反映了教课者在一些核心教学理念和方法上的思考和探索。下面以自己过去十余年间独立设计和教过的课程为例，来具体谈谈这些理念和方法在实践中的尝试和挑战。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内容，然后顺便谈谈教学方式和目标。
（1）“亚洲研究入门” (Introduction to Global Asia)，是为本科一、二年级学生为主设计的一门必修课，在本校的课程制度下称为A级(A-level)课程。这是我十余年前参与创建的“全球亚洲研究”(Global Asia Studies)专业的入门必修课，但也有一些其他专业或者院系的学生选修。由本专业内教员轮流教授，不同教员会相互分享和借鉴经验，但是往往由教员独立设计自己的教学内容。每次修课的学生人数一般为二百人左右，除了全球亚洲研究和历史专业的学生外，还经常吸引了包括语言学、心理系、管理系、政治系、经济系等专业的学生。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即上文所说的讲座型（lecture）课程，但教员也可想法鼓励学生更积极地参与到自己的学习过程中来。我开设这门课时，内容以南亚和东亚历史为主，兼及东南亚和西亚，几乎从上古讲到当代，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在一个全球史和比较史的大框架下，来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些众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的历史演变，以及不同地区或者大陆之间的相互交流及影响。这也是我目前教过的唯一一门通史课。
（2）“近现代中国史”(Modern Chinese History)，算是我们本系中国史相关课程的入门课，一到三年级的本科学生都可以选，偶尔也有其他专业的四年级学生选修，算我们的B级(B-level)课。以老师讲授为主，课上有比上述A类大课稍多一些的学生互动时间和机会。选课人数不限，不过一般是五十人到一百人之间。我过去所选的教科书是Jonathan Spence那本Search for Modern China。虽然对该书的一些史学假设和局部内容有所保留，但该书对明末以来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化的综述性介绍，还是可以基本满足国外中国史本科生入门课的需要；在布置学生阅读时，我也会对该书的内容有所取舍，并不时添加其他学术文章作为补充阅读材料，而且上课时准备的PPT和讲解的内容也并不是完全按教课书上的顺序和观点来讲。自己对这门课设定的教学目标包括（但不限于）：让学生对16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和趋势有个整体初步认识，对其中最关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个最基本的了解，并能对过去一些有失偏颇或者经不起推敲的传统历史论述和观点进行质疑和反思。其他的不限于本门课内容的教学目标可以见下文的讨论。
（3）“世界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World”），是给本科二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开设、兼顾阅读分析和课堂讨论的C级选修课（colloquium）。这门课主要讲述中国在近现代史上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互动，挑选了一系列不同的重要主题来讨论，包括了中西科技交流、宗教关系、华人全球移民史（Chinese diaspora）、中外关系和纠纷、海内外的华人饮食文化、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中美贸易和科技战等议题。阅读内容以相关专著章节和学术文章为主。上课方式是以老师介绍著作背景以及相互关系，然后几名负责讨论的学生（discussion leaders）通过PPT简短地介绍和总结文章要点并提出问题供讨论。然后由老师领导全班择要分析讨论。有时也会将同学分成两三个小组先分头讨论，再集合全班一起听小组代表总结本组观点后进行讨论。这个模式要求选课人数不能过多，我一般限定在40人左右；但这种模式让学生在备课和课堂讨论中都有很多机会积极参与到自己学习过程中。
(4）“东亚法律文化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 Asian Legal Cultures)，是当年求职时设计好的一门梦想课程之一，面对的是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也属于C级的讨论课(colloquium)。该课也是多大现在唯一的，甚至在加拿大大学中也是少有的，比较东亚法律文化史的课程。因为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选取了一些重要的专题，来探讨东亚（主要是中、日、朝三国）法律文化在各自历史变迁轨迹中所体现出来的异同同。每周阅读尽量兼顾和三国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从相关专著章节和期刊文章中抽取组合而成；偶尔也添加来自其他地区或者文化的文章以提供比较的视角。课堂内外同样兼顾了师生和教与学的互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以及在班上做读后感报告。
（5）“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是为本科四年级学生开设的D级研讨课（research seminar)。这种本科高年级研讨课的学生人数，在本校一般自动限定为15人以下，教员可以要求从候选人名单中挑选出几个额外的符合条件(prerequisites)的学生；选课条件一般除了要修够足够的学分（即是高年级学生）之外，还经常要求修过相关基础课程。我这门课的条件除了学分数量，还要求应该至少修过上述三门课中的一到两门。该课程对中国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早期阶段有简单介绍，但重心在于讨论明清及以后的中国法律与社会的发展演变。除了前三周外，其他十周的内容也是按照不同专题来组织的议题和阅读材料。
在正常年份，一般要求学生每人交一篇关于某周阅读材料的读后感(critical reflection essay），负责为本周的课堂讨论提前两天准备好讨论的问题，并在课堂上协助老师带领讨论。另外，学生还需要在课程的不同时间点，提交一个研究论文的问题陈述（thesis statement）,、相关文献的摘要（annotated bibliography) 、论文分析的提纲（outline）以及最后完成一篇研究论文。学生在最后一、两堂课中有机会在同学面前介绍自己完成的论文以及获得研究和写作心得。这种研讨课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非常重要。每年都有数篇论文达到了相当不错的分析和写作水平。更有意思的是，在那些写得最好的论文中，经常有一两篇是此前并没选过中国史的课，经破例批准才进来的学生写的。态度认真和知道如何学习的学生，往往可以克服很多障碍，在全新的领域也照样很快就能脱颖而出。
(6）“明清时期的文化、政治和社会”（Culture, Politics，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另一门我已开设了多次的D-level高年级研讨课。该课主要是给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或者计划申请中国史研究生项目的学生而开设的。覆盖的内容包括了明清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主题。人数同样限定在15人左右，而选课资格和要求、以及对学生的评估方式和培养目标，也基本同上。
（7）“罪与罚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 of Crime and Punishment），是我当初求职时准备的另一门梦想课程，十多年前这种课程应该还相对较少。课程设计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学习全球主要国家的刑事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相互影响，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近现代思想潮流和社会制度变革同全球化运动的关系。该课的教学模式和目标和上面的高年级研讨课类似，但更强调培养学生全球史和比较史分析的视野和能力。
除了上述本科课程外，还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两门已经多次教授的研究生课。关于在北京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以及给多伦多大学法学院还开设了两门其它的研究生课：“中外关系史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和“当代中国法律与社会”（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and Society）,此处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仅就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两门常设研究生课程谈谈。
（1）“明清以降中国史学理论”(Critical Historiography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是为历史系研究生开设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讨课，但选课的学生经常还有来自东亚系、政治系或者其他专业的学生。从最近二、三十年中国史研究领域抽选了十余个重要议题来组织课程内容和讨论，每年会在题目和阅读材料上有所更新。先后讨论过的议题包括：历史研究与理论、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批判、微观史研究、性别史和女性研究、历史与档案转向、书籍史和印刷文化史、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经济史与“大分流”争论、反思中国的现代性、情感史研究的应用等不同专题。学生除了要负责协助带领一到两周的课堂讨论（discussion leaders），还要提交对三到五周阅画读材料的批判性读后感（critical reflection essays）,或者提交三、四篇经老师批准的自选新英文学术专著的书评，或者完成一篇较高水平的研究论文。这些要求想达到至少两个最重要的目的：一是让学生能熟悉中国史领域中最重要的一批学术著作和争论（debates），并能基本把握其总体发展趋势和不同学术理论方法的知识谱系；二是让学生能对知名学者的原著进行较深入的理解和分析，提高自己的批判性吸收和运用史学理论的水平，并同时提升自己的学术写作以及研究和分析能力。
（2）“全球史中的中国”(China in Global History)，是另一门已经在多大开设的研究生研讨课。课程内容主要是通过中国史角度来看全球史，又通过全球史回看中国史；按不同专题划分，包括了丝绸之路和早期国际贸易和文化交往、文化翻译跨语际政治（translingual politics）、中国/中国人（Chineseness）的身份构建、中西十九世纪纷争，近现代中国与国际法演变，中国重返经济大国的全球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战的文化史解读等一系列主题，主要是探讨和中国有关的跨国人物、货物、资金、技术、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如何塑造了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基本要求和教学目标和上面的研究生研讨课类似。
多伦多大学校园（照片由作者授权使用）
4.教学理念和实践中的挑战和收获
上面介绍了结合学校需要和自己研究兴趣而开设的一系列课程以及教学方式，下面谈谈从多年学习和工作中体会到的一些核心教育理念(pedagogical concepts)和教学目标（objectives）。据笔者的观察，包括基于创建和管理学术项目的经验以及当系主任期间对几十个同事的课程内容的审核和了解，这些教学理念和目标在北美高校中，尤其是在人文社科专业领域中，也是被广泛认可的，其内容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1） 积极学习（active learning）和互动式教学（interactive teaching）：积极学习简单地说就是强调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对学习采取积极主动和负责任的态度；互动式教学则是指借助各种教学手段和新技术和多媒体内容等方式，使学生能更有效地参与到自己学习当中；
（2） 核心技能（skill building）培养：强调要加强学生研究、写作、公共场合表达、分析以及实干能力（英文大致可以总结为：research, writing, public speech, analytical, 以及包括leadership在内的practical skills)；
（3） 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核心；而在中国历史课程中，这意味着让学生学会更客观地理解和看待中国历史和文化，不轻易被大众或者主流观点和传统看法所控制；
（4） 多元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全球公民意识 (multiculturalism,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literacy)：引导学生尽力摈弃各种偏见和狭隘立场，学会容忍和理解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传统以及其他社会和性取向差异，并能认识到维护社会正义和具有全球意识的重要性。
上面的课程介绍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到了这些概念和目标，国外授课的同行应该也对它们都很熟悉了。但是因为我们面对的中文读者，所以还是有必要对其中一些概念解释一下，并谈谈它们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如上所述，“积极学习”（active learning）提倡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不应该作为知识的被动受众，而应该对自己求知的过程和结果，有英文中所说的ownership（或可译为“主人翁意识”）。只有学生对学习过程和效果采取了主动的和负责任的积极态度，才可能把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产生最佳的学习效果。我教学十多年来，不时就会遇到一、两个学生，不是彻底忘了或者搞错了期末考试时间，就是以为自己早已退掉了课，结果整学期既没上课也没参加考试，这两种情况都必然导致挂科。只要一门课出现这种状况(得了F), 平均学习成绩（GPA）就会直线下降，即时再发奋学习一、两年都不一定能把平均成绩的损失弥补回来，这自然会极大影响学生就业和申请研究生项目的前景。出现这种情况的学生，往往不会只是偶尔犯糊涂，而是反映了对学习持有非常消极或者说不负责任的态度。
为了培养学生的积极参与，我在课上尽量多采用互动式教学（interactive teaching），通过使用PPT、影视片段和其他新媒体及技术手段，让学生对课程内容和课堂参与更有兴趣。不仅是在本科高年级（即上文提到的C和D-level）课程和研究生讨论课上，即便在本科入门课中，也是如此。比如在“全球亚洲入门”这种一年级讲座型大课上，在用PPT讲解知识要点的同时，还通过增加小知识点考察quizzes、简单问答、图片解释或者小辩论，以及课后鼓励学生在课程网上自发制作相关知识图文进行分享或者有奖竞猜等各种方式，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更多了解和热情。我在课堂上一般比很多同行更多的问题，在讲解知识要点的同时，不是通过提问的方式来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和思考。
培养学生的重要技能(skill building)，尤其是英语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和研究分析能力，也是北美高校在教学中很重视的目标。不少北美高校老师这些年都在感叹大学生学术英语写作经常差得令人意外，指的对象还包括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我们系专门给本科生开设了如何提高研究和学术写作（research and writing）的必修课。我在低年级的课上通过要求学生每周在校内课程网上书面回答和课堂内容有关的问题和写学期小论文（essays） 来一点一点地提高学术写作能力。高年级(C和D-level)的课则要求学生自己选定一个感兴趣的题目、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搜集和分析资料，最后完成一个20来页的研究论文。这整个过程是要让学生领悟到如何从一个模糊感兴趣的想法，逐渐通过研究和反复思考，形成一个具体可行而且有研究价值的题目，然后根据老师的指导，发展出一个研究计划和大纲(outline)，再阅读收集到的文献，并将其相关要点总结成annotated bibliography，经老师批准后，就可以写论文了。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是那些学术写作经验不足的学生最初所提议的论文题目都过于庞大或者空泛。所以，对绝大部分本科和硕士生的论文题目，我最初的建议都是让学生回去进一步把题目细化到比较具体可行的研究问题上去。很多学生都没有意识到，通过研究和反复思考而找到一个可行的题目，是写研究论文的第一步，但却经常是完成整个研究项目中最为艰难和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所以这个过程需要在自己的想法/兴趣和材料以及现有学术研究之间来回反复思索和修改很多轮（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back and forth）是很正常的，也往往是很有必要的。经过指导和反复修改后，不少学生尚能完成像模像样的论文。
在这所有的教学理念和目标中，我个人和不少同行最看重的,莫过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及能力。学生通过认真学习和思考、抵制偏见和成见，才可能对历史或当前社会的现象形成独立的认识，并提出创造性观点或者解决办法，这也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要达到这些目标，就需要引导学生在阅读、课堂讨论、以及论文写作过程中，不断培养和加强这些能力。在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课上，在介绍了当天的主题和阅读之后，我经常从阅读材料提炼出来一系列问题来组织课堂讨论，通过由浅入深地分析问题来启发学生进行深入思考。目的不只是让学生了解阅读材料中的观点，还在于鼓励学生对既有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敢于当众表达自己的看法。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意见交流和思想碰撞，有助于提高思维和认识水平并产生创新的观点。这些做法也得到了在北美教中国史的一些同行的呼应。一位北美中国史学者写到：“历史学习可以培养分析力，创造力和想象力；东亚史和其他国家历史一样也是能培养这些能力的”(ZY)。另一位历史学者也认为自己教中国史的目标是要“培养分析和思辨能力，拓宽学生视野，去除西方中心观”（CS）。
另外，我和同行在教学中也重视让学生去理解和支持多元文化、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全球史知识。我所开设的包括“亚洲研究入门”和“世界中的中国”等在内的一系列课程，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学生通过跨文化比较和学习，意识到文化多元性和一个相互关联（interconnected）的世界对自己和所处的社区都非常重要。在这种背景下来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可以减少学生因为文化或制度差异而产生偏见和歧视。同时，还鼓励学生批判并抵制包括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在内的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不公。这些目标听起来虽然有点抽象，但却是现代高等教育应有之义。要培养这种多元文化意识和全球意识，根据一位北美中国史学者的总结，具体操作起来，在中国史教学中就体现为：“让从未接触中国和东亚历史的学生了解这些地区的大概历史，高年级学生则需要了解更多历史细节；让接触过中国和东亚历史的学生（多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破除既往所学的历史框架，重新建立历史叙事；而且还要让学生具有世界史的眼光，破除国界、地域、民族、文化等隔阂；让学生能够用所学到的历史学眼光去解释当代的问题”（WY）。另外一位在北美教中国史的朋友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让对东亚毫无了解的学生有初步了解，让有初步了解的学生勇于挑战和反思一些固化概念（比如中国闭关锁国论），同时让学生们认识到历史视角是同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很不一样的分析和看待世界的视角”（NS）。
5.在北美/国外教中国历史的挑战和收获
上文提到的这些方法和目标，不只适用于北美中国史教学，可能也适用于历史之外的很多其他领域的教学。作为结语，我最后简单谈谈在北美教中国史的一些挑战和收获以及几位同行分享的经验。
据笔者了解，北美学界朋友普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让受偏见影响较深的外国学生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历史，上面也提到了这是个重要教学目标。要克服或者减轻这种偏见，需要授课者有相当多的耐心和技巧，包括通过上面提到的互动式教学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以及多元文化及全球意识。努力克服挑战的过程中也有不小的收获，包括授课者学会去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其观点的由来，并提醒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保持一种研究者的适度距离，维持客观和理性的立场。当然，在海外教中国史的最大的收获之一，应该是看着不少学生能在课堂发言和论文中显示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人的了解和分析，部分学生受到激励去读上了硕士和博士，有的已经毕业成了专家或者知名大学的教授了。
下面分享一些北美学界朋友的心得体会，既可印证上面的不少看法，也可提供更多不同的视角和同仁们经验之谈。对于在北美大学中教中国有关的课程所遇到的挑战和收获这个问题，一位史学界朋友写到: “最大的挑战是语言。因为包括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生在内的大多数学生都缺乏使用原始资料的能力。需要老师在有限的英文材料以及非文字性材料上下功夫，帮助学生尽可能多地通过一手材料接触到历史。另外，美国本科生的写作能力日益下降，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帮助学生去理解和掌握基本的学术写作要求。最大收获是教学相长。在教学中得到很多反馈，了解学生们看问题的思路并让老师获得更有针对性的想法，这些想法反过来也影响老师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一门课有时能促发老师写一篇论文甚至一本书”（SN）。一位在北美教中国文化的学者有类似的体会，她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和挑战相辅相成的，即从学生交上来的作业里往往看到了自己此前没看到的新奇东西；学生的一些问题好像来自异域的挑战；有助于熟悉本领域的我保持清醒和距离。对我来说，这样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而在北美教学恰好给了我这种机会”（XP）
另一位北美中国史教授则是：“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能够使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历史的学生，较为有效地掌握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大概模样。收获便是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差异，与在国内教授相同课程的体验有很大差别”（WY）。还有一位历史教授也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习惯西方思维的学生能够从中国及亚洲的视角看东亚历史进程，尤其是在一个充满了偏见的社交媒体年代。未来因为中美关系的原因，这个挑战的难度应该会更大一些。工作几年有很多收获，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感觉自己像一个搭建桥梁的人，如果一种建筑材料不行，那么我就要想办法找到新的建筑材料把桥梁搭起来…人类的很多深层哲学历史的思考是有共通之处的”(DZ)。
结语:不要因缺乏信心而自己画地成牢
前文提到过, 当年高考报志愿时唯一没选的就是师范类院校，因为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可能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人去讲课，岂料十多年下来，在不少国际会议和研究机构做了上百场学术报告了，同时在国外大学也用英文从事教学工作十多年了，而且总体上获得的教学评估还算差强人意。这种状况是自己当年上大学前无法想象的。所以，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适度地推着自己克服心中的恐惧和自卑，去尝试和学习新事物和迎接新挑战；否则，那个缺乏信心的自己就变成了自我发展的天花板。总之，千万不要因信心不足而自己画地成牢。
在北美大学工作或者教中国历史也是相同的道理。只要我们始终抱着一个愿意学习的心态、扬长避短、不断吸收新理论方法和新技能，热爱自己的学术研究并将之和教学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即便是在非母语国家教关于中国的课，我们也能很好地胜任自己的工作，充当跨国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友好使者。虽然在这期间，可能会面临各种困难，包括因中外关系紧张带来的困惑或者因不被少数学生理解和肯定而倍感沮丧的时候，但这些都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来充当这种文化桥梁，而在海外教中国课的学界同仁们也就更应该有信心和有使命感来干好这项工作。
仓促之下草就的一点个人教学工作小结，贻笑方家，在所难免，权当给希望管窥北美高校中最基本教学信息的读者们一个肤浅的介绍。
作者陈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博士(J.D.)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Ph.D.)。现任多伦多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历史系副教授，法学院兼任副教授，2016-2019年间任该校历史与文化研究系主任。2014-2017年间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会长，该学会现任董事和编辑。研究集中于明清以来中国和全球史中的法律、文化及政治领域间互动关系。其专著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和跨文化政治》获亚洲研究协会2018年中国领域列文森 (Levenson) 著作奖，其中文版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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