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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说|“男孩有小鸡鸡,女孩没有”:儿童的身体-性别认知与文化构建

范譞 缪斯夫人 2020-09-02


撰文:范譞

责编:黄玉琴


 片段1 


“妈妈,是毛毛在尿尿吗?”一个3、4岁的小女孩弯下腰看着正在厕所蹲便器上小便的母亲如是问到。

 

 片段2 


花园里,一个小4、5岁的女孩和一个年龄差不多的男孩正在一起玩耍。小女孩跑到树丛边,蹲下小便,小男孩也跑过去一起小便;女孩先小便完,就笑嘻嘻地学着男孩站起来装着小便。这时,小女孩的爷爷看见了这一幕,非常生气地大声呵斥小女孩:“干什么呢!赶紧提好裤子!”说着冲上去把小女孩拉开。

 

 片段3 


一个5岁的小女孩哭着跑回家找妈妈,因为自己学小男孩尿尿,把裤子弄得很湿。妈妈给小女孩换了裤子之后,小女孩问妈妈,“妈妈,是不是我长大了,我的鸡鸡就长出来了呢?”妈妈无言以对,只是笑笑。

 

 片段4 


在幼儿园进行的一个视频实验中,老师问孩子们“男孩和女孩有什么不一样”,几个5岁左右的男孩和女孩不假思索地回答“男孩有小鸡鸡,女孩没有”。

 

以上这些片段或是笔者在生活中的偶遇,或是在观察研究中的所见,或是笔者妻子的亲口相告。类似的片段罕见吗?常见吗?它们对于儿童个体在认知自己的身体与性别的过程中是否是非常重要的一幕?


社会学和心理学往往把儿童对于性别的认识和体验概念化为“性别社会化” (gender socialization)。然而,社会性别 (gender) 被理解为与代表男女之间身体差异的性别 (sex) 所指不同的文化存在,于是性别社会化研究更为关注儿童在性格、气质、行为、对性别刻板印象的习得和内化,而身体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于性别社会化的意义,似乎并非关注的重点。


恐怕本文开头罗列的几个片段会让某些读者联想到弗洛伊德的“阴茎羡慕 (penis envy) ”与“阉割焦虑”理论。尽管饱受后世学者(尤其是女性主义学者)的各种批判和诟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弗洛伊德依据零星的观察和病例提出的这一理论,开启了儿童如何认识自己与另一性别的身体尤其是性器官与性别身份的建立与性心理之间关系的话题。弗洛伊德认同并改造了一个常识,就是儿童(弗氏似乎更指向男孩)会认为所有人的性器官是一样的,而那个关键时刻被设定在看到另一性别的性器官之时,甚至具有某种神话学的色彩的场面:女孩看到男孩的性器官后认识到自己并没有阴茎,“自然而然”地产生拥有它的欲望,并把自己没有阴茎归咎于母亲,并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产生一种缺陷感的认同;而男孩看到女孩的性器官后,感觉母亲的“阉割威胁”得到了验证,把女孩的性器官形态认作是阉割阴茎之后的状态,由此服从于父亲的律法之下。


在此,笔者并不打算使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作为解释框架,而是希望沿着弗氏的思路,去思考他并未涉及的那些儿童身体-性别认知的经验,并且挖掘这些经验背后的社会因素。回到常识,我们会发现,儿童进行身体-性别的认知要远早于弗洛伊德描述的那个可能的时点,在牙牙学语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场面往往是这样的:孩子的照料者指着孩子的身体,告诉孩子并教会孩子说:“这是小脚丫、这是鼻子、这是小肚子、这是小屁屁……”细而论之,这些告诉孩子的身体称谓既非标准的解剖学名词,也并不完全是成人世界日常生活使用的说法,这些身体称谓基本是中性乃至偏向褒义的,其发音和意义都比较简单而方便孩子理解,同时也能被成人理解,而其中一大部分还带有可爱或者调皮的味道。


然而到了性器官的部分,男孩和女孩所受的待遇就有了差别:对于男孩,绝大多数的照顾者会指着他的性器官告诉他,“这是小鸡鸡(或是某一方言中的称谓,专门指小男孩的性器官)。”同时可能还伴有挤眉弄眼的挑逗。然而,对于女孩,恐怕绝大多数照顾者都不去告诉她,这是什么,名称是什么,乃至不会去指向它。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女性的性器官没有名称吗?并非。但如果简单梳理一下在中文里的名称会发现,除了冷冰冰的解剖学名词(如生殖器官、性器官、女阴等)、就是粗鄙的骂詈语(比如“屄”)、还有书面表达中的委婉/隐晦表达(如私处、下体等),甚至是只有在具体语境下才能理解的方向性代词(那儿、下面)。事实上,并没有一个适合的词,一个中性的乃至偏褒义的、发音和意义简单方便孩子理解的、可以通约的词,可以告诉小女孩,这是她的一部分身体,一部分和自己的性别关系密切的身体。



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其第二部代表作品《身体之重 (Bodies That Matter)》中,沿着法国理论家米歇尔 · 福柯的思路,讨论了话语对于身体的“物质化”作用。Matter一词具有的“物质 (matter)”和“有关系/要紧的”双关意义是物质化理论的核心,“物质的就意味着物质化,物质化的原则恰恰就是对于身体至关重要的——它的可理解性。在此意义上,理解事物的重要性就是去理解它为什么是有关系的/要紧的,此处,‘有关系/要紧’正意味着‘物质化’和‘有意义 (to mean)’”。这种“身体物质化”的过程乃是话语对于身体进行遴选、标定并固化为作为基础的“物质”的过程,只有经过话语的物质化作用,身体才能够作为“物质/重要的”而被理解——获得其社会的可理解性。


这一逻辑对于理解小女孩认识身体 - 性别所处的语境而言非常重要:由于没有(甚至可以表达为不被允许有)一个合适的称谓,小女孩的性器官在话语层面被抹除了存在的意义,变为了不可言说之处。它不仅不可说,而且还不可见或不应被观察,不应被触碰(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在一个小女孩的日常生活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它是不重要的/不作为某种身体的物质性,简言之,“It doesn’t matter!”。然而这一逻辑并不作用于小男孩,他的性器官在日常生活中出场,可以被说,可以被看到(在一定年龄之内,小男孩露他的性器官的行为不会被认为是太严重的问题,甚至被认为是调皮可爱,在某种程度上被允许),乃至可以被触碰。在中国很多地方就有这样的民俗,小男孩的长辈可以以逗孩子的名义去触碰他的性器官并表达喜爱之情,这背后的意义尚需进一步挖掘。


然而,虽然性器官对于小女孩的日常生活是不重要的,但其重要性显露在其他层面,那就是作为隐密、羞耻乃至羞恶之处而应被谨慎地遮盖和掩藏,一旦暴露则会被当成严重的越轨行为,受到制止乃至惩罚。这里的诡异之处在于,一个小女孩不仅不能将性器官指称为身体的一部分,还要将其作为一个“不好的”地方加以掩藏。那么,她理解为什么要更小心地遮掩自己的性器官吗?她得到的答案恐怕往往会是:“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在此,父权社会中的性别文化逻辑已经显露无疑,在这种逻辑的操弄之下,性器官对女孩和男孩而言受到性别话语完全不同的物质化作用,其形成的话语事实,作为性别社会化的基本条件持续地发挥作用,简单说来,女孩的性器官作为一种禁忌存在,而男孩的则不是。


父权制文化逻辑还影响了儿童如何将身体的差别对应于性别。“男孩有小鸡鸡,女孩没有”的说法绝非一个中性的、陈述事实的表达,它至少暗示了某种“充足/缺少”、“健全/不健全”,“标准/未达标准”乃至“应该/不应该”的逻辑。换言之,为什么不告诉男孩子,“你没有子宫”,“你的乳房不会丰满”,“你不能生育小宝宝”,而女孩却被告知“你没有小鸡鸡”呢?当女孩将自己认同为一个“没有小鸡鸡”的个体,这种性别身份的体认似乎已经接近弗洛伊德所谓的“阴茎羡慕”,然而这种“羡慕”可能更多不是发生在心理层面,而是发生于话语层面和文化层面。进一步而言,是一种差异-等级逻辑,而不是差异-平等逻辑支配着儿童对于身体-性别的认知,这种差异-等级逻辑实际就是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阳具中心主义的翻版。比如,洋娃娃作为儿童身体的一个“理想化”复制,它对于儿童性器官的呈现却很不同。模仿男孩的洋娃娃的有性器官的呈现,而模仿女孩的洋娃娃则是“没有性器官”的样子。



朱迪斯·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一书中认为,为了“为性别打开更多可能”,人们有可能冲破话语的禁忌,“在法律内幕、精神病学内部、社会学及文学理论内部为我们生活中的性别复杂性发展出新的合法语汇”。在法律和精神病学内部创造更多的语汇以描述。沿着巴特勒的逻辑,笔者认为,人们也有必要去发展一套称谓去指称小女孩的性器官,它既不是冷僻生涩的解剖学名词,也不是粗鄙的骂詈词,更不是隐晦委曲的书面语或是具体情景中的避讳表达,而是可通约的、中性偏向褒义的、意义简单并且可以和孩子使用的其他身体概念整合的表达,它可以让我们脱口而出而不必担心违反禁忌。当一个女孩或一个男孩可以轻易地说出,“男孩和女孩不一样,女孩的是A,男孩的是B”,他们会理解女孩的性器官不是一个“没有小鸡鸡的部位”,而是一个和身体其他地方一样的部位,只不过女孩和男孩的不一样,它们一样重要。那么,在性别社会化中隐含的影响性别平等的深层次文化逻辑才能被撼动乃至消除。

 


参考文献: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幼儿性欲》和《儿童性理论》,弗洛伊德,2004:《弗洛伊德文集·第五卷》,车文博译,长春:长春出版社

 

Butler, Judith.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New York: Routledge



范譞

中华女子学院

女性学系讲师

从事性别和身体社会学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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