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谢宇教授（中）：把科学作为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来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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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上一期，谢宇教授详细描述了什么是大数据（参见：专访谢宇教授（上）：大数据的重要价值不是“大”）。

本期推出谢宇教授专访第二个话题：把科学作为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来提倡。

本期探讨：关于在新媒体时代，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大众的问题。对于公众号这种形式，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不务正业，那么科学工作者是否应该参与到对大众的科普中？

 Q：在您看来科学家是否担负着 

对公众进行科普的责任？

我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参与了《赛先生》公众号的创立，后来又做了《知识分子》。我有很多朋友是自然科学家，所以我先讲讲自然科学。我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非常快也非常好，特别当你在北大清华，可以看到中国自然科学真的走上了国际水平。如今中国有谢晓亮、施一公、饶毅等优秀的学者归来，而且他们几个人不单单是回国，他们也改变了学术生态。自然科学的生态，就是一个高标准的生态，是国际化的生态。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对世界性的科学、前沿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中国的自然科学现在已经非常好了，当自然科学的学术发展好了以后，就会对科普提出更高要求。因为要科普前沿的东西实际上是很难的，中国以前没有很多很好的科学家，民众需求也没那么高，一些记者、学生就自己做科普，这是可以有的，在过去他们可能已经做了很多，但到了介绍最前沿的科学的时候，就需要真正的科学家。因此，有一些科学家直接参与科普和与大众接触，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Q：科学家参与科普

 对普通公众的最大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科学家参与科普是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在这里，我的想法就更广了。中国现在有很多方面实际上都在突飞猛进，进步非常大。比如现在中国电商的很多技术、营销手段和行为已经超过美国。又比如中国中小学教育也做得非常好，除了给学生的压力太大，但至少教育质量还是过得去的，甚至本科教育也不错。

中国的很多行业，实际上也都已经走到了世界比较前沿的地方。但是到底是第一第二第三，这其实不重要，我个人比较反对动不动就讲中国是第一、中国什么了不起的说法，这其实不是很健康的情绪。

但中国现在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不平等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没有一个共同话语体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个理念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提倡科学，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通过科学，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提高自己对自然的理解，可以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规律，形成一种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国际化的、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取向。在科学的事实上，在科学文明的影响下，我们会对科学本身肃然起敬。在中国，有很多现象，比如说迷信、不礼貌、不文明，实际上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敬畏。

科学是很伟大的，当伟大的科学家做出来伟大的研究，你就不能不佩服他们。所以在我看来，强调客观事实、讲客观性、尊重科学性和国际化，在当代中国，都应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进行提倡。那些看起来比较敏感的话题，往往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话语体系能够把不同的人联系起来，所以才会担心误解、担心谣言被轻信。科学的话语是得到国家和政府支持的，至少我至今从未碰到一个干部，说科学不重要，他们都说重要，都是支持的，因为它也是经济基础之一。

科学能影响到经济，实际上对做人的方式也能够有所影响。我为什么觉得科学家重要呢？作为公众人物，科学家可以发挥正能量的作用。在中国需要一些能够产生这种正能量的公众人物，让他们发些声音，给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带来正面的想法，而不是像有些“网红”靠庸俗题材出名。我觉得科学家应该可以站出来，以科学家的形象，提倡科学地考虑问题和科学的生活方式，这对年轻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有帮助。

 Q：在中国现有独特的社会和网络生态下，

科学家或者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参与其中？

中国如今从比较闭塞的农业社会走向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现代化社会，大众对知识的需求迅速增加。中国文化本身就有推崇教育、推崇知识的传统。但是由于这个转型过程太快，个体处于不同的环境、来自不同的背景，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观和情绪的社会分化比较严重。就是这种情绪分化对知识的需求和传播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

比如，转基因的事情在美国也有争论，但不像中国这样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所谓极端，就是觉得我一定对，也不听别人的，而且很情绪化。这对社会实际上不太好，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社会现象需要研究，需要理性探讨。这个社会还是缺乏优良的知识传播生态。我觉得对社会现象的讨论也应该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里面有对应领域的专家，有其他领域的专家，有关心相应议题的社会/公益人士，有退休老干部，有政府的职责执行部门，有志愿者，有赞助商家等等。但不同的人都要理性地参与。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还是有一定缺陷。大众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不信任别人，喜欢小道消息，喜欢和朋友饭桌上讨论。中国大众其实一方面很饥饿，他们很想知道事实，想参与，一方面没有很好的信息。有很多记者发布的东西并不准确，造成了很多人的愤怒和情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能够并且非常需要参与到这个生态里。

对生活中的社会现象来说，如生育的问题、养老的问题，需要有更多严谨的研究，有更多更好的数据来支持，也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这并不是说一个学者做了一个报告，或者在著名杂志发表了就一定是对的。政府也应该了解民众需要什么，应该多支持社会科学研究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是严谨的、好的讨论，民众就不会有那么多怨言，因为你是有证据的、是理性的。 

假如说（政府）支持了比较好的、比较严谨的学术研究，民众就会尊重，就会怀有一种敬意。往理性的方向去讨论，能够说客观的话，就不容易情绪化。而现在我觉得社会环境还是不太重视社会科学，认为它不重要。而缺乏支持就不能有很好的研究，不能好好研究，就只能简化成几句很简单浮躁的口号。

Q：在这种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的环境下，

科学家如何能更好地担当这样的责任？

互联网的产生，实际上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很多良机。除了对学术研究和合作的帮助之外，还有就是使学者跟大众能够有很好的互动，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现在一个微信（文章）可能有500万人读过，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多人都开始知道以前都没法知道的。互联网的产生同时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因为网上的信息很容易广为传播，不是靠报纸编辑控制的。所以我们的学术成果也是可以很快被许多人接触到的。

从这一点来讲，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肩负着相当的社会责任，因为他们的参与有可能改变这个生态，可以改变民众的想法和思维，帮助他们理解很多事情。我们做好了以后，实际上是可以给很多人很好的支持的，比如社会参与和社会创业都是需要知识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中的很多问题，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会帮助国家更好地应对，不能只靠删贴和保持网上舆论基调就能解决问题。大家的素质提高了，他们获得的信息透明了、通畅了，整个生态也就会变好了。

谢宇，社会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Kerstetter '66大学教授、当代中国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微信公号《知识分子》主编之一。

谢宇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代表性学术专著有《回归分析》、《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科学界的女性》、《婚姻与同居》、《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等。近些年，他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实证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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