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导言：异性恋规范之外的爱与怕
▲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崔乐
责编：崔乐
缪斯夫人长期关注情感、婚姻、家庭、生育等性别议题。在这里呈现的大部分相关研究中，隐而不宣的是其中的异性恋假设——异性恋的情感、异性恋的婚姻、异性恋的家庭、异性恋的生育……
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是如此强大而又无孔不入，像空气一样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空气是不可见的，“规范”是被默认而不必说的。譬如，我们的语言表达通常不需要“异性恋的”作为定语，仿佛情感、婚姻、家庭、生育等等性别实践理所应当是异性恋的。
本期的缪斯夫人将打破这一假设，将目光转向性与性别的少数群体，揭示异性恋规范之外的世界。
我的文章《校园里的隐形人：美国同性恋教师的身份管理》呈现同性恋教师的职场经验。同性恋教师有着怎样的恐惧与渴望？他们有哪些关于出柜与否的考量？他们如何在不同情境下进行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文章将介绍美国社会学者Griffin (1991)的一项研究。这些在上世纪90年代揭示的美国同性恋教师的校园经验，对于中国当下的同性恋社群来说也许并不陌生。
我的另一篇文章同样关注教育领域的同志议题：《在广州高校的课堂谈论同志议题：留存在影像里的多元性别教育》。文章介绍同志公益志愿者阿山通过摄影记录的广州高校的多元性别教育，展现出阿山的摄影作品所蕴含的独特的社会价值，以及摄影作品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性别与戏剧教育工作者李博泓的文章《被禁止的LGBT绘本：儿童应该读什么？》关注LGBT（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主题的绘本。文章分别介绍了以同性恋爱情、同性恋家庭、跨性别者为主题的三个绘本，展现出绘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与政治力量博弈。作者提出供我们反思的问题：儿童应该读什么？儿童可以阅读LGBT内容的绘本吗？谁能够决定儿童读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博士宋林的文章《符号性灭绝中，酷儿如何生存？》关注酷儿的阅读与写作。作者倡导酷儿阅读策略 （queer reading strategy），即“抗拒性地、颠覆地、创造性地阅读、解读和误读”。在人们对媒体审查倍感焦虑的当下，这篇文章颇具现实意义，可以引导我们思考：在压抑禁锢的环境下，如何“在异性恋文化中开凿出属于酷儿的天地”？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系博士生孙志鹏的文章《艾滋病为什么仍旧被视为“男同性恋疾病”：一个污名化的解释》回应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流行病学报告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中，异性性传播比例远远高于男性同性性传播，但是只有男同性恋群体被认为是与艾滋病有关的高危群体？为什么异性恋男性的异性恋身份从未进入到公共卫生艾滋病防治的视野之中？作者的研究（孙志鹏，2016）分析了公共卫生部门、媒体、男同性恋个体等不同主体如何共同作用，将艾滋病建构为一种“男同性恋疾病”。
心理咨询师桦桐的文章《“追毒者”：他们为什么想要感染HIV》关注“追毒者”群体，即一些主动想要感染HIV的同性恋者。作者讲述了他作为心理咨询师面向男同社群开展工作时遇到的真实案例——一个“不想活了”、“一意孤行地自毁”的男孩。在这些边缘经验背后，是社会边缘人彻骨的痛苦和绝望。作者介绍了西方的相关研究，试图理解“追毒”行为的原因与动机。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性别研究系博士生惘随的文章《病态，次等，正常：一位精神病学家与同性恋的30年》讲述了美国精神病学家Robert Spitzer的个人故事。他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了同性恋的去病理化，却又在30年后公开为性倾向扭转治疗背书？在他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背后有着怎样一以贯之的逻辑？美国的同性恋去病理化历程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在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同性恋如何被医疗话语所规训，又如何艰难地挣脱控制。
纽约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张帆的文章《健身房真的“十男九Gay”？关于酷儿形体焦虑》聚焦男同性恋社群内部的形体焦虑。研究发现（Walloch, Cerezo & Heide, 2012），男同性恋者会比男异性恋者对于形体有更频繁和严重的不满，并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作者以少数压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和自我物化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并提出值得反思的问题：如果说酷儿身份提供了构建新文化的空间，我们希望创造怎样的酷儿审美？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张慧的文章《异性恋霸权下广州年轻拉拉的情欲探索》介绍作者对中国本土拉拉社群的研究（张慧，2019）。在强大的异性恋主流文化影响下，年轻拉拉如何探索她们的亲密关系？她们遇到怎样的困难，又如何应对？作者揭示出异性恋霸权文化如何束缚她们的亲密关系，她们又如何挣脱异性恋霸权文化的审视，探索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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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篇文章涉及情感、职场、教育、文化、精神健康、公共卫生等不同领域，从不同视角展现出同性爱欲所引发的焦虑、恐惧与反抗——同性恋教师对身份暴露的恐惧、家长对同性恋教师的恐惧、成人对LGBT主题绘本的恐惧、社会大众对艾滋感染者的恐惧、艾滋感染者对活下去的恐惧、同性恋对衰老与晚年的恐惧、男同性恋对形体的焦虑、酷儿对“符号性灭绝”（symbolic annihilation）的焦虑、女同性恋在亲密关系中对异性恋霸权的反抗……这些种种的情感体验与实践可以让我们反思异性恋规范。如果一种社会规范在不断制造不安与恐惧，如果规范本身的维系倚赖对违背规范的惩罚，那么规范本身需要被质疑。
也许你并非置身边缘，但边缘的视角同样重要。异性恋规范之外的生活让我们看到“岁月静好”的另一面，促使我们审视“岁月静好”本身的正当性，从而超越社会规范，追寻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秩序。
参考文献
Griffin, P. (1991). Ident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amongLesbian and Gay Educa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Education, 4(3), 189-202.
Walloch, J. C., Cerezo, A., & Heide, F. (2012).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to Address Eating Disorder Symptomatology inGay Men. Journal of LGBT Issues in Counseling, 6(4), 257–273.
孙志鹏（2016）.制造同意：“公共卫生”对于艾滋病与男同性恋“关联”的污名建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慧 (2019). 广州年轻 “拉拉” 亲密关系研究——超越异性恋霸权. 性学研究, 9(2), 1-30.
崔乐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性别与教育研究博士生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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